5、论旁观同类的死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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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在十七世纪的英国，Hanging Day对于平民而言会成为节日。人们聚集在绞架周围喝酒、跳舞、狂欢，富人甚至会出钱去换得一个视野优良的观赏位置（注1）。不知我的窗口在那个时代能卖出怎样的价钱，想必是一笔会令我这样的无产阶级食指大动的数目。而今美国人居然将这绝佳的位置慷慨地赠予一个德国人，这是怎样的一种伟大而无私的国际主义精神。
我猜想十七世纪的英国人在绞架下狂欢的理由是“罪人已死，天下太平”，看起来三百年之后的今天，作为大不列颠支裔的美利坚人民也有着相似的乐观主义心境。冷酷凶残的纳粹分子从绞架的活板上坠入死亡，万恶的纳粹主义便也同时窒息、枯萎、腐烂——我不知道丘吉尔、罗斯福或者杜鲁门是不是真的对这种观点深信不疑，但可以肯定的是，包括围观的美国士兵在内的绝大多数“世界人民”都是这么想的。
至于斯大林，我向来不惮以最险恶的用心去揣测他的想法。一个能够用出各种手段残杀本国人民的领袖，又有什么能阻止他试图把所有的德国人都送上绞架呢？——噢不，苏联人向来认为枪毙更有效率。卡廷足够说明一切（注2）。
那么现在让我先给上次的事件记录一个结尾——我是说那半个火腿罐头和一碗奶油汤。在这顿堪称丰盛的晚餐消化殆尽的次日清晨，一位牧师打扮的法国人被带到我的房间。我的法语在大学时就常是拖后腿的科目，甚至影响到我的奖学金和生计；不幸这位牧师的德语也同样抱歉，我们不得不在巴别塔的两侧苦笑着相互摊手。
不过最为有趣的是他携带的《圣经》是第三帝国出版的薄薄的德文版，也就是删去了大量犹太教相关内容的版本——“他们告诉我要去见一个德国人，这里只有这个版本的德文《圣经》。”他这样解释道。
我并非一个天主教徒，也不信奉新教，一定要作忏悔和祈祷的话，我宁愿把手按在《资本论》上。但这个薄本德文《圣经》具备某种特殊的纪念意义，它在未来的两三年或者更短的时间里就会销声匿迹，在大多数人的眼里它会变成代表罪恶的禁忌。或许德国人会大批地烧掉它，就像中世纪的人们成批地烧死女巫——为了逃避令他们深感恐怖而又无能为力的瘟疫和灾祸。
这种预想令我觉得悲怆，于是我顺从地把手放到它的封面上，一边用手掌感受着它实用主义风格的平滑简约的封面，一边听这位法国人用催眠一般柔和的语言念着我听不懂的词句。
这个过程并没有持续太久，我的那位总是不那么友善的看守不耐烦地用手指关节敲打着铁门催促着我们，我猜想他迫不及待地想要看到又一个恶贯满盈的纳粹分子得到应有的惩罚了。处死罪犯总是善良的民众所乐见的。他和另外一个美国士兵走进来把我的手腕反绑在身后，然后押着我下楼并穿过一楼长长的甬道。两侧的铁门里都关押着我的同胞——这个说法听上去很煽情——从集中营的刽子手到刚刚成年的武装党卫队的年轻士兵。他们在这里的共同名字是穷凶极恶的纳粹战犯。
我们绕过房子走到我的窗户面对的墙角，一个美国军官正站在绞架前大声地点名。我被莫名的冷静所操纵，求生的本能和微末的尊严激烈地冲撞，而前者败得体无完肤。这真是一种可悲的傲慢，我想。同样可悲的还有忠实而不倦地运作的理性，我认真地思考着如果被给予留下遗言的机会，我该说什么呢？“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这句符合我作为（梦想成为大资产者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可惜这里是兰斯贝格，而不是拉雪兹神甫公墓（注3）。
不过这个忧虑是多余的，点名的军官很快注意到我，因为我没有像其他人一样穿着红色的上衣（注4）。“你的名字！”他粗声粗气地问道。在听到我的回答后脸色凝重地翻看手里的名册。大概三十秒后他把我的那位看守先生叫过去大声训斥了一顿，他的语速很快，并且大半是些粗俗的俚语，我的英语水平仅止于听得出他是在强调后者的蠢笨不可救药。
我猜想他们弄错了人，因为很快就有另一个穿着红色上衣的年轻的德国人被从建筑里带出来，而我被带到远离红衣队伍的另一侧的墙边去。我的那位看守先生看起来像被阉割的公鸡一样垂头丧气，他用力拉扯我的手臂并且低声咒骂着什么。
我在理当如蒙大赦的时刻却两腿发软，刚才的冷静像火炉上的冰块一样被蒸发得涓滴不剩。我盗取了另一个人的最后的晚餐，而他正在代替我被绞死。这令我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罪犯。我靠在墙上，呼吸困难，前额和发根的凉意让我知道那里满是虚汗。简直难以忍受，这感受一定比死亡本身糟糕多了。
一个多小时之后我被两个美国士兵押回了原本的屋子，重新走过甬道时我听到一楼的人们在齐声高唱SS的军歌。我以一种不太光彩的姿态被扔到床上。看守先生看来十分满意我的表现，“这个德国佬被吓坏了！”他一边锁门一边用夸张的语气对他的同伴说。然后他拉开铁门上的小窗，用他所能想到的最具恐吓性的语气向我喊道：“下一次就轮到你了！”
作者有话说
第5章 论旁观同类的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