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论英雄和罪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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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过后的第一周，我和楼下的一些人一起被带到监狱的医务室去体检。在那群人当中我意外地——不，或许该说是意料之中地——见到了派普。我之前与他有过数面之缘，加上他的脸不但随时可以在第三帝国的各种媒体上见到，而且令人印象颇为深刻，所以我一眼就认出了他。
我和他打招呼，这一行为立刻就被美国人呵斥了。但我们仍然得以交换简单的问候。他看起来有些憔悴，但眼神仍然清澈而锐利，这让我想起1940年在柏林的威廉大街第一次见到他的情形。那时在场的所有人都是25岁，而如今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已经不会再变老了。
派普在兰斯贝格很出名，我想那不仅得益于被我的美国同行们炒作得妇孺皆知的马尔梅迪屠杀案，同时也得益于他那张漂亮的脸。美国人不太能理解双剑骑士橡叶十字勋章的分量，当然它也不被允许在监狱里佩戴。更重要的原因是，第三帝国颁发的勋章此刻已经成为罪行的铁证，勋章的等级越高，只能证明你越该死。
一名荣耀的军人转变为一个耻辱的囚徒，这种事在和平年代或许需要一段漫长的腐化堕落的历程，而在战争年代，只需要签署一张投降书的时间。我对马尔梅迪案并不熟知，不过有幸出席了两次关于此案的审判。虽然纽伦堡审判已经充满了形形色色的笑料，让我从身体到精神都对闹剧习以为常，但“一岁婴儿的枪击”还是让我在拜倒在美国人惊人的想象力和同样惊人的脸皮厚度之下。更让我叹服的是派普回答这个问题时严肃的脸——来自各种媒体影像的记忆告诉我他曾经是个多么爱笑的人。
另一些有关派普的流言来自我的看守先生，它们大都断断续续、缺乏逻辑并且充满偏见。但我由此得以窥见派普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中有着怎样的遭遇，而现在我从他的红色上衣和缺乏血色的消瘦的脸上得到了证据。当我们隔着数个美国士兵用母语互相问候时，我产生了一种在他的身上看到了我的祖国的错觉——他昔日的力量与荣耀，他如今的屈辱与怆然。德意志在她的孩子身上具象化了，化为一张年轻而沧桑的脸，我在那里读到了高傲、苦难、绝望与不屈。
这些词在英语当中似乎有着另外的替代品——狂妄、冷酷、自作自受以及执迷不悟（注1）。我的看守先生热衷于用这样的词去描画他心目中的德国地图，更热衷于将之表达给德国人听。他参加过阿登战役，直接吃过派普的苦头，而据他所说，他还有几个战友死于马尔梅迪——我想正是因此他才会被派驻二楼看管我这样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的，美国人大约也不想见到监狱里频发暴力事件。
我们一起在医务室中被数个美国军医以各种名目折腾了半天，我甚至怀疑美国人是真的关心反犹和屠杀是否会令人患上龋齿。不过鉴于他们的大学会开设“神经经济学”之类不知所云的专业，那么多一个“反犹病理学”也是丝毫不足为怪的。美国学者想必乐于用“科学”的方法来证明，反犹者会更容易患上脚气或者梅毒，而美国人的朋友可以凭借多吃油炸鸡块（注2）而治愈癌症。
当然，最终会被认真记录的数据只有身高和体重——即使如美国人那样笃信事物是普遍联系（注3）的人，也认定计算绞索的长度是用不到蛀牙的数量这种参数的。
现在让我回到最初的论题上来，英雄与罪犯。与其说绝大多数人介于二者之间，不如说所有人的体内都融合了二者的血液。自特洛伊城的陷落开始，英雄和罪犯就被熔铸在一起难以拆分了。阿开亚人的英雄是伊利昂的罪犯，反之亦然。当赫克托耳剥下帕特洛克罗斯的铠甲，或者阿喀琉斯纵马拖着前者的尸体飞驰时，他们同样受到敌人的诅咒和自己的人民排山倒海般的欢呼。
不过看起来派普更愿意以北欧神话自况，“我真正的团队在瓦尔哈拉”——我无法忘记他说这句话时的表情，但我不敢肯定的是，熟知瓦格纳的日耳曼人是否还记得瓦尔哈拉建造与毁灭的真正原因。
作者有话说
第10章 论英雄和罪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