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民国教育 泰戈尔此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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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戈尔此行前往上海讲学，大抵全上海滩有头有脸的文人墨客、豪门贵户都将前往码头接风。而今年父亲严子均又刚刚当选上海总商会会董，必然不能缺席，而到时候严幼韵作为家属，定然是要前往。而民国时期，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对外通商口岸，相当西化（资本主义），有“东方巴黎”之称，接待贵客的方式主要就是舞会文化沙龙。而这对一个21世纪的完全没有参加过此类活动的普通女孩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还好前世为了应付一些社团和公司年会学过一点儿交谊舞，只是这一堆又一堆曾经只在历史书本上看到黑白照片的人，到时候“色彩缤纷”地站在站在面前不知道还能不能认识了，想想就头疼，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看完报纸，去中西女中上课。又称中西女塾，是由美国基督教创办的面向上海上流阶层的贵族女子教会学校，是近代最著名的女子学校，除了中文外其余诸如音乐、算术、家政等课程均以英文授课，培养了一大批通晓中西文化的中国名媛，如中国第一位女银行家严顺贞、第一位女律师及第一个驻联合国女大使程修龄等。宋氏三姐妹、张爱玲等都曾就读于中西女校。总的来说，如今几乎市全上海滩最顶级的豪门女孩都有在中西女中念书的经历。
1905年清末“新政”废除科举制之后，中国顿时失去了传承千年的人才选拔机制，教育体制也陷入一片混乱。仍然混乱的中华民国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新式教育体制正处于起步阶段，如同雏鸟一般稚嫩，不足以完全支撑起一个泱泱大国的人才培养重担。更不说内忧外患，让他们无暇顾及政权以外的其他诸多事务。
相较于新中国形成的以政府为主导的高考招生制度，此时的大学招生则拥有非常强大的自主权限，就招生方面来说，在1933年国民政府教育改革之前，民国大学是完全不受政府管理影响的。从大学的成立到出题、考试、录取等各个环节，都是自主决定的。
民国时期的大学主要分为公立、私立、外国势力三类。
我们如今比较熟悉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等都是由清政府成立的，而像武汉大学则是民国政府主导成立的，这几所大学都有着深厚的政府背景，是典型的公立学校。
而像由中国近代教育家张伯苓先生创办的南开大学、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筹建的厦门大学、中国近现代政治家书法家于右任脱离震旦公学创办设立的复旦大学等，这些学校都是由民间个人筹建自主创办的，是民国时期典型的私立高校。
另外的就是外国势力牵头成立的大学，这里的外国势力主要又分为两种，其一是教会学校，比如前面提到的震旦大学就是天主教耶稣会资助的，由马相博神父创建的。其二便是外国驻华大使或者商人筹建的学校，如燕京大学，它的首任校长便是著名的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除此之外，比较出名的还有协和医学院，湘雅医学院等。
由于学校构成的复杂，以及民国时期动乱的政局，导致民国时期的大学很难施行统一的招生制度，于是在刚开始的时候，这些学校都是采用自主招生的模式招录学生。正是由于这样的时代背景，才会出现后世看起来匪夷所思的考低分，甚至零分仍然能上顶尖学府的案例。如数学考了15分仍然考入清华大学的著名作家钱钟书先生，又如数学考零分的著名诗人臧克家先生等。他们均是由于作文（国文）考了最高分（满分），才被顺利录取的。当然这也和民国时期重文轻理的思想有很大关系啦。
因为中国自古以来便是重文轻理，这种思想伴随着封建制度传承千年，由来已久，深入人心。
自洋务运动之后，中国的先进人士才慢慢发觉发展理科教学的重要性。1904年，癸卯学制诞生并在全国推行，其宗旨为：“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文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知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才，各适实用。”由此可见，中国的理科教学由此才逐步发展起来。
但清末行政很快破灭，中华民国的政局又相对动乱，故而教育的发展只能说微乎其微。更可况，对于民国时期的绝大部分的普通人来说，教育是个奢侈品，有统计显示，民国时期4亿多的人口，识字的国人仅仅三至五千万，文盲率高达百分之九十，结合这样的时代背景，能够学习数学、物理的人更是凤毛麟角。
1931年时，全国高中学生中，文科学生占比高达74.5%。同时，民国时期的大学专业科目设置也是文科居多，甚至有的高校只有文科商科专业。这种情况直到《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法》问世才渐渐改善，由于其规定了“大学及专门教育，必须注重实用科学”。而且根据配套法律，想创建大学，必须包含三个以上的学院，而这三个学院之中，就必须包含理学院以及工、农、医学院之一。这条规定当时也很大程度上引起了民国高校合并的潮流，因为当时大学的理科专业太少了。
故而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高校偏心文科人才，无可厚非。更可况，事实证明，他们确实是万里挑一的大师。
此外，民国时期，教育制度大部分实行的是十年学制。也就是初等小学、高等小学，四年制中学，最后阶段是大学或专门学院。以北京大学当时的招生政策为例，需要持有高中毕业证的学生需要参加国文、外语、历史和化学的考试。当然也并非全是如此，因为由于学校的自主权限非常大，所以考试内容其实是很灵活的，比如1929年北京大学的国文题干脆只有一篇作文。
当然，想要考取这些大学的前提是首先你的有高中文凭。这也就是为什么虽然严家有请专门的家庭教师教学，但严幼韵仍然需要去中西女中念书，主要就是获取高中文凭进而申请大学。当然此时的中西女中也是上海滩典型的名媛学堂之一，有豪门太太摇篮的戏称。
当时的很多女校，尤其是教会女校，某种程度上起着一个平台的作用，因为来往同学几乎都是上海滩有门有户的人家，故而进入女校，就变相进入了一些显赫家族的社交圈，加上又都是适婚的年纪，故而其实上海很多女校都有这样的说法，如由美国圣工会创办的圣玛丽亚女中、法国天主教创办的启明女中、基督教浸信会汤杰卿牧师崇德女中、美国基督教浸礼会创办的宴摩氏女中等，都是同期上海有名的“太太摇篮”。
这类名媛学堂对生源要求严格，学生人数设有限制。中西女中六个年级只收400名学生，全部住校。以圣玛利亚女中为例，其一年学费：一般学生是84块大洋，若要专学西文，一年学费则要150块大洋。
找个参考系，更为明显。民国时期的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大概十块大洋左右，也就是说这些教会女中一年的学费是一个普通工人家庭一年的收入。更可况，当时的工人阶级是极少大，绝大多数普通人是守着几亩地的农民，甚至是连土地都没有的佃农。
尽管开销巨大，名流显贵依然热衷将家中女子送入名媛学堂，希望她们在这些校规严正的西式女校里，学习如何去做一个拥有高尚品味与安宁意趣的淑女。在此风气下，许多好事者衡量一位上流士绅是否够标准时，不但要看他的衣着、汽车、经常光顾的餐厅和臂弯里依偎着的舞女，同时还要看他的千金是否就读于名媛学堂。
同时名媛学堂的女生也是富家公子和青年俊杰们竞相追逐的目标，均以娶到她们为荣，所以许多中产家庭也倾其所有将女儿送入名媛学堂，期待一跃龙门，身价十倍。这也就是民国时期著名演员阮玲玉的母亲何阿英即使做女佣挣着微薄的收入也要砸锅卖铁送女儿进崇德女中念书的重要原因。
其实不仅是教会女中如此，总的来说，民国时期的教育，对绝大部分普通民众而言，当真是奢侈品了。
大学更是如此，举个例子，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这类公立学校，学费相较于另外两类，算是很很很实惠的了，通常一年学费只需要三十块大洋左右，而且这30快左右的大洋里还包含政府补贴，也就是个人只需要缴20至25大洋即可。
而私立大学则没有这么好的补贴福利了，同期的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和南开大学等私立学校，一年的学费需要一百块大洋，还不提供食宿。
而国外势力创办的高校，尤其是教会大学，收费更是高出天际，不但学费高达200块大洋甚至300大洋，平时还要收取20块大洋的校服费以及三十块大洋的书本费等学杂费。相比之下，清北这类公立高校的30块大洋显得无比的亲民良心。
除却学费，还因为没有一个整体统一的升学体系，各大高校的“自主招生”政策，没有统一的卷面，没有一致的课程教学，没有往年真题，没有各地统一组织的考试等等因素，想要进入一所大学，对大部分普通人来说，都是不小的挑战。尤其那些基础教育设施落后、地处偏远县市的学生而言，得到消息、复习整备、赶到学校所在地参加考试，这背后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难以估计，故而对绝大部分的普通百姓而言，民国的大学是只可以仰望而很难“高攀”的高山。
总的来说，民国时期的中国高等教育，不但每年培养的人才十分有限，其贫民阶层的占比也非常之低，很大程度上甚至可以称为贵族教育。
作者有话说
第2章 民国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