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明棠尽》月月胡

78、未亡人

　　时间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不断倒带、穿插。老人瘦弱的身躯在回忆的寒风中微微颤抖。“冀明棠”这个名字，像一枚穿透了半个多世纪惊涛与尘埃的铆钉，将她牢牢钉在这段被大历史席卷又遗忘的缝隙里。
　　这一生，遗憾太长，孤独太深。自一九四九年那最后一声炮响、最后一场覆盖了血与离别的冬雪后，她再未见过盛世宣——那个以他的方式，护了她一生，也困了她一生的男人。
　　我将老人搀扶进里屋。她的双眼因常年流泪与岁月侵蚀，早已浑浊不清，却仍执拗地望向虚空中的某一点。困意终于将她拖入浅眠，可那只枯瘦的手却紧紧攥着我的手腕，力道大得惊人，仿佛我是她与这个世界最后的联结。
　　“他是个好人……” 梦呓般的低语从她干瘪的唇间溢出，断续却清晰，“他没做过劳民伤财、祸害百姓的事……我知道，他的‘党’和我们的‘党’不同……可他早年，也曾为这个国家流过血、打过仗……求求你，若有机会，为他说句公道话……莫让他只剩一个‘敌人’的名头……”
　　我轻轻点了点头，喉头哽咽，发不出声音。目光扫过屋内陈旧的五斗橱，忽然想起什么。我小心挣开她的手，走到隔壁储藏间，从一堆故纸中翻出一张边缘脆裂、纸面泛黄的旧报纸。
　　回到床前，我指着报上一幅虽已模糊、却仍可见人物挺拔风姿的配图，低声问：“奶奶，您看，一九二七年，宣城□□，当局抓了很多人。是当时的城防司令顶住压力，力保学生无恙。这事还上了报纸……这上面这位军官，就是……盛先生吧？”
　　她浑身一震，仿佛被电流击中。颤抖的、布满老人斑的手急切地伸过来，几乎是用“夺”的力气接过报纸。指尖抚过那张小小的、网纹印刷的面容，一遍，又一遍。泪水毫无预兆地汹涌而出，大颗大颗地砸在陈旧的新闻纸上，晕开一片更深的水渍。
　　她不住地点头，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声响，目光却透过了纸张，望向了遥远的过往。半个多世纪前的风，似乎瞬间灌满了这间小屋。她看见一身靛蓝学生裙、齐耳短发的自己，怀着忐忑与决绝，踏入那家西餐厅的包厢。那是她第一次真正面对他，那个传闻中手腕强硬的城防司令。也不知当时哪来的孤勇，她竟直视着他，提出了那个近乎天方夜谭的请求——释放所有被捕同学。而他，只是深深看了她一眼，没有半分迟疑，便应下了。
　　“后来……他去了那边，你们就再也没能联系上吗？” 我问。
　　她沉默了很久，久到窗外的光线都移了位置，才缓缓开口，声音像锈住了的门轴：“不……有过一次。是在一九六七年。”
　　她顿了顿，吸入一口悠长而沉重的气，仿佛要将那段最黑暗的岁月重新压入肺腑。
　　“那年，运动已经起来了。我因为……因为他曾经的身份，被人从梅林小院里拖了出来。‘国民党反动派军官的臭老婆’、‘潜伏的女特务’……牌子挂在我脖子上，很沉，很脏。”她的手指无意识地绞着被角，“那一年，天好像从来没亮过。批斗，关押，审问……我在县里的看守所，待了整整半年。那地方，冬天冷得骨头缝都结冰。”
　　“半年后，忽然有一天，我被带了出去。不是去批斗场，而是一间办公室。一位穿着旧军装、面容严肃的长官坐在那里。他让我坐下，给我倒了杯热水，然后告诉我，我可以走了。”
　　“我懵了，不敢相信。后来，我去拜访他，想道谢。他屏退了旁人，才对我低声说，救我，是为了还一份救命的恩情。”她的眼神飘向远处，嘴角却浮现出一丝近乎虚幻的笑意，“他说，很多年前，他还是地下党时，身份暴露，被叛徒出卖，险些被捕。是当时在敌营的盛世宣，冒险递出消息，又设计除掉了那个叛徒，才让他和一条重要交通线上的同志得以脱身。”
　　“他说，盛世宣不知从什么渠道，辗转得知我在大陆遭难，竟千方百计，将求救的信送到了他手里。他凭着当年的信物和只有他们两人才知的暗语，确认了消息的真实。他说，盛世宣在信里没求别的，只求他看在那点过往的情分上，无论如何，保我一条生路。”
　　“您是说……盛先生人在台湾，却设法联系到了这边的高级干部，救了您？” 我感到难以置信。
　　“是。” 她肯定地点头，那笑容真实了些，带着泪光，却也闪着光，“你看，他就是这样。哪怕隔着一道海峡，哪怕过去了那么多年，哪怕他自己也……他总能想到办法，把手伸过来，护着我。”
　　“后来呢？您的生活……”
　　“后来，运动还没完全结束，但那位长官暗中给了我一些庇护。我又回到了梅林。大概过了几年，一个傍晚，那位长官亲自来了，还带着一个密封的铁盒和一份文件。”
　　“他对我说：‘冀明棠同志，’——他第一次这样正式地称呼我——‘我们收到一份来自特殊渠道的材料，经过核实，证实当年正是你，冒着生命危险，获取并传递了敌特潜伏名单，为革命事业消除了重大隐患。经研究，你的历史问题予以澄清，特务嫌疑排除。’”
　　“我接过那份盖着红印的文件，手抖得几乎拿不住。然后，他又把那个沉甸甸的铁盒推到我面前。‘这个，’他的语气复杂，有感慨，也有唏嘘，‘是盛先生，托了无数层关系，历经波折，才送到我手上的，这是他早年在大陆时，以他人名义秘密购置的一点产业凭证。如今，物归原主。’”
　　“我打开盒子，里面是厚厚一叠泛黄的地契、房契、股单，都是宣城和附近城镇的产业，有些我甚至从未听他提起过。那位长官看着我震惊的样子，叹了口气：‘冀同志，盛先生对你，当真是……倾其所有，计之深远。他嘱托我，用这些，保你余生衣食无忧，平静安宁。我既答应过他，必会做到。’”
　　“我……” 她的声音哽住了，好一会儿才问出那个盘旋在心头、却不敢深想的问题，“那他……他把自己所有的傍身之物都给了我，他在那边……过得好不好？”
　　面前的长官沉默了下去，目光垂下，落在斑驳的桌面上，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茶杯粗糙的杯壁。那沉默像不断上涨的潮水，淹没了斗室。
　　良久，他才抬起头，眼中是沉重的不忍与歉意。
　　“这件事，盛先生曾再三叮嘱我勿要向你提及。” 他的声音干涩，“但我想，你有权利知道。盛先生他……已于去年冬天，在台湾……病故了。”
　　最后一个字，轻如叹息，却像一把沉重的铁锤，砸碎了空气中最后一丝虚妄的暖意。
　　窗外的暮色，彻底沉了下来。老人讲述的声音早已停歇，只余下悠长而空洞的寂静，萦绕在这间充满回忆的旧屋之中。她的手不知何时已松开了我，无力地垂在褪色的床单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