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绪随风》原是寄尘

8、连城诀 《连城诀》

　　《连城诀》的主题不是“侠义”，而是“贪欲”。
　　贪婪
　　小说两位主角：狄云和丁典所有的苦难，很大一部分来自“连城诀”——隐秘的大宝藏。这个宝藏有点像《雪山飞狐》里的“闯王宝藏”，是众人争夺的目标，成为故事一切事端的肇因。不过，《雪山飞狐》主题还是侠义和恩仇，而《连城诀》重点表现的则是“人性的丑陋”，书中参与争夺宝藏的竞争者比《雪》更多，使的手段、玩的花样更无所不用、无奇不有，更卑鄙恶劣、龌龊下流。《雪》中还有几个真正的“侠士”：胡一刀、苗人凤、胡斐；而《连》中却一个侠士也没有。丁典勉强算一个，但总的来说，并没见他干过多少“行侠仗义”的事，至于主角狄云，只是学了非凡武功的乡巴佬，更不是“侠士”。
　　金庸用江陵城的宝藏作为一个切入点，试图揭露人性的贪婪，所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书中，戚长发兄弟三人为争夺宝藏欺师灭祖、相互争斗二十余年，江陵知府凌退思为了宝藏不惜害死女儿及女儿的情人，其他人，也各有各的表现。小说最后写狄云发现，当年藏宝的皇帝拍人抢劫，因此在珠宝上涂了毒药，所以来争夺宝藏的人“个个都发了疯，红了眼，乱打、打咬、乱嘶”。
　　学院派认为金庸在这里使用了象征手法：所有的财宝，本来就具有“毒”，让人丧心病狂，机关算尽，去抢、去夺、去咬、去撕。

　　有时读现代人写的国情书，提到古代，大部分都说中国“是个富庶的国度”，我一直对这种说法执保留意见。拿古代中国不同时期的国家财富状况，与同期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比较，得出不太完备的结论：中国一直是比较穷的。历来如此。举例来说，拿十七世纪的中国明王朝与英国作比较，当时中国的国土面积和人口大概都是英国的30倍，但两者的税收居然大致相等，可见中国有多穷（当然明朝不是中国最富裕的年代，但因为我碰巧只拿得到这个具体数字，所以马马虎虎就用了）。
　　中国文化，一直是“鄙视财富”的，孟子说：“上下交争利而国危矣”，老子说“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盗”“不见可欲，使心不乱”。《史记》里还有个著名的例子：纣王一开始做了双象牙筷子，箕子见了悲叹：“他现在制作象牙箸，将来就一定还要制作玉杯；制作玉杯，就一定想把远方的稀世珍宝占为已有。车马宫室的奢侈豪华也必将从这里开始，国家肯定无法振兴了。”
　　换了我是纣王，也要干掉这批唠唠叨叨，整天只会批评这个批评那个却一点没有建设性意见的臣子，老子都贵为天子了，连一双象牙筷，连一点奢侈一点的享受都不能拥有吗？
　　中国文化视对财富的渴望、视贪欲为万恶之源、争病、败德、乃至亡国之由。
　　不过西方却不这么看的，西方认为，追求财富是正当的，是一切进步的动力。最有名的例子：哥伦布因为追求东方的财富，最后发现了美洲新大陆。好莱坞电影《华尔街》里面，有段对“贪婪”最西方最经典的定义：
　　“问题的关键是，女士们先生们，贪婪——因为找不到一个更好的词——是有益的，贪婪是正当的。贪婪在发挥作用。贪婪澄清了、并且抓住了进化论精神的实质。贪婪，不管什么样的贪婪，贪恋生活、贪图钱财、贪图爱、知识，等等，都标志着人类的进步。贪婪——你们可以给这个词划个记号——不仅会拯救Teldar纸业公司，也会拯救那个出了故障的超级公司，也即美利坚合众国。”
　　西方追求财富，所以正在享受富裕；东方卑鄙财富，所以正在忍受贫穷。
　　我不知道文化价值的追求与现实之间，是不是存在因果关系。

　　《连城诀》中昭示的“人性丑恶”，起因不仅是因为“人性的贪婪”，而是“制度的缺失”。比如当这个社会具有一个完备的司法制度，丁典和狄云是否会被少数几个人陷害，而蒙冤入狱？如果有一个完备的社会规范，那么这些人性的贪婪是否能如此无所不为，是否具有如此大的破坏力？
　　多一句嘴。
　　接触西方文明后，再回过头看中国传统文化，总觉得破绽荒谬之处太多。中国古代社会、包括现代，尤其武侠小说所代表的“理想社会”，总认为“道德人心”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关键，理想社会就是人人都变成守礼谦让的“君子”，或者有一个有本事又有道义的大侠担当匡扶世道人心的重任，一切是非争端将不存在。理想是好的，可惜没有“可行性”。我承认对“人心”的教化是很重要的，但光喊两句口号没用，指望一个圣人也不切实际。有用的，仍是强硬完备而有时刻存在的制度，每个人去执行这个制度，又被这个制度又规范。制度定好了，人心也跟着会变好。制度制定错了，人心会一代一代地变坏。就算天生是好的，在坏的制度下，也会变得邪恶。
　　我近些年来不再喜欢武侠小说、不再看武侠小说的原因，也是因为于此。武侠小说代表的是一种中国文化的“理想国度”，可这个国度不仅是虚构是来的，而且这个虚幻的国度建立在一个错误的观念上，因而也就没那么美好了。

　　除了贪欲，《连城诀》还有一个副题：质疑侠义的存在
　　我觉得金庸写《连》书时，心情一定很灰暗，在这个故事里，他有意不把任何人写作好人（我在《笑傲》里也说过这本书里没一个好人，但那是我的感觉，不是金庸有意为之。而在《连》中，就连主角狄云，金庸也没把他写作一位“代表理想”的侠士，至于其他人，更是等而下之。）
　　对于宝藏的争夺，构成小说头尾部分的情节。小说中段，很大一部分写的是江南四奇与血刀老祖之间的争斗较量，在这场争斗较量中，邪固然是邪，正也并不见得是正。帮助南四奇的那帮“名门正派”中，背地里不无幸灾乐祸的，这些表现人心阴暗龌龊的小细节就不提了，金庸把重点放在对南四奇之一，大侠花铁杆身上。
　　花铁杆本是江湖大名鼎鼎的侠士，平生为善肯定多于作恶，可说是正人君子。可是在雪山却碰到了超越人性所能承担的残酷考验，先是在打斗中误杀了结义兄弟，后来又败在血刀僧手下，并表示了投降。这一降，花铁杆身上所有的侠义正直都消失了，数十年压制在心底的卑鄙龌龊的念头，突然间都冒了出来，短短几个时辰，竟如变了一个人一般。以致后来去吃义兄弟的尸体，又在众人面前冤枉忠贞的水笙以维持自己“大侠”形象。
　　学院派认为金庸写这一人物之时，对人性揭露得很深，惊心动魄、而入木三分。
　　我却并不觉得有特别的感触。不管是读小说还是看电影，尤其是中国古代故事，碰到所谓“揭示人性黑暗”，总让我不以为然，觉得这种事理所当然，不足为怪，人的本性自然是如此，有什么好奇怪、好批评的呢？我有点奇怪，这种感情是我个人独有的，还是一种时代的感情，现代人对“人性丑恶”的包容性正逐渐加强。
　　对花铁杆这一人物，我并不觉得他有什么坏。读者如果觉得他面临生死时刻投降血刀僧、之后又说了那些马屁话太过肉麻，不符合他的“侠义”身份。假如换作韦小宝，大概读者不仅不会觉得“恶心厌恶”，还会觉得颇有“有趣”，见风使舵、好汉不吃眼前亏，正是韦小宝的本色作风。
　　那么，既然可以宽容韦小宝，为什么要苛责花铁杆？还是我们对“侠士”普遍要求过高？
　　这种过高期望——期望别人的“高尚”“理想”——在我看来，本身就是不对的。所谓高尚，所谓道德，只能是对自己作出要求，而不能是对别人作出要求。铁齿钢牙、吐沫横飞指责别人总是容易的，不过到了自己去做就难了。而且，这种严于待人、宽于律己的作风，除了让世间口水官司、各种争斗更多更卑鄙外，对纠正世道人心并无太多益处。
　　关于吃人。
　　我把吃人单独拿出来说。因为最近看了一些关于“吃人”的文章，读到那些道貌岸然、义正辞严的字句，心内颇有感触。这里的吃人不是李大嘴慢条斯礼讲究味道的吃，而是荒年乱世，面临饿死，迫于无奈的吃，就像花铁杆被困雪山，草根树皮都没有吃的情况下，去吃义兄弟尸体的情形。
　　小说在这一段，我不太理解金庸的本意是什么。因为到了《笑傲江湖》里，他写向问天找不到食物，想去吃被他打死的敌人尸体，似乎也不是太批评，只是当作“奇人奇事”“放肆妄为”来写。不过一来向问天最后没真的去吃，二来，他要吃的对象又是敌人，所以“过错感”不如花铁杆。
　　不过，我始终不觉得花铁杆吃义兄弟有什么太不对的地方。
　　中国文化似乎并不这样认为，而觉得这人居然吃“父母”“兄弟”，真禽兽也。
　　我把因饥饿吃人——不管死人活人——的情况列为一种“极端情况”，在这种情形下，任何人类社会的伦理规范都不能去干预或讨论。我觉得，人之所以为“人”，还是得有一些基本的必要的条件，如温饱、尊严之类。脱离这个范围去要求人像“人”，那是唱高调，是苛求，是饱汉不知饿汉饥。
　　而饱汉不知饿汉饥式的唱高调，正是中国文化最讨人嫌之处，就像程颐先生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如果程颐先生也是个快饿死的寡妇，说这句话，我倒没什么意见，不过程先生又不是，他是看着别人饿死的旁观者，这样一来，他说这句话，就十足的肉麻恶心。
　　现代人对“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贞操观已经是不以为然并嗤之以鼻了，那花铁杆吃义兄弟尸体也并没什么了不起，因为他面临的也同样是这个问题，是饿死呢还是守贞，不过这个“贞”，在他来说，是“侠义”的道德观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