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绪随风》原是寄尘

11、笑傲江湖

　　初读《笑傲江湖》，请了一个礼拜的假，装病在家，躺在床上读书，笑得一头栽到床下。
　　《笑傲》和《倚天》是同一时期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喜欢《笑傲》胜过《倚天》好多。直到成人后，忽然一天开了窍，读懂了《笑傲》的真正意义，就不再喜欢它了，也不再读了。因为受不了其中的残酷。
　　《笑傲江湖》是部政治寓言。
　　用表面的插科打诨、胡闹玩笑包装内里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金庸所有小说中，我个人认为《笑傲》是最残酷的一部，大概因为它是写于60年代中后期的关系吧！
　　政治寓言与政治洁癖
　　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三家思想并存。我个人觉得，从古典文学中体味到的，道家无为和循世思想，似乎尤为深刻。也许“文章憎命达”吧，儒家“入世”，而仕途得意的读书人，不会有什么闲情写书；留下千古文章的文人，大多仕途失意，或多或少沾染上“避世逃循”的道家思想。林语堂在《中国人》里谈及“人生的归宿”问题，认为中国文化中，一个人不管在世俗取得多么辉煌的成就，实则内心深处都明白荣华富贵都不过是过眼烟云，所以几乎所有人内心深处，都向往“出世”的安宁与超逸，虽大奸大恶之辈，也至少要在表面上装出这种“风雅”。
　　照学院派归纳，《笑傲江湖》的本意，应该是“笑傲江湖而不可得”，每个人都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干干净净脱身，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天真幻想。
　　在《笑傲江湖》中，权力、政治斗争被描写得九曲十转、血腥狰狞、阴森恐怖，如同一个人心的鬼蜮，前一刻还是对你最好身边最亲的人，说不准什么时候，那人突然变脸，成了一个要活撕了你的恶鬼。
　　前面我说成人后就不再喜欢《笑傲》，因为受不了其中的残酷，这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在于，接触西方政治观后，回过头来再看东方政治，那么《笑傲》的“政治寓言”毛病很多，不堪深究。
　　令狐冲是一位天生的具有政治洁癖的隐士。他对政治斗争的厌恶和惧怕是由内心发出的真实感情。金庸利用这一人物，表达了对“政治”“争权”的鄙视和厌恶，向往那种“清洁而自由”的人生。做为令狐冲的对立面，岳不群、左冷禅、林平之等当然是绝对的反派，十恶不赦；乃至只想保全自己的莫大先生、定闲师太、方证大师、冲虚道长等人，也无不沾惹上一丝“功利”的阴森气息，逃不过眉精眼利又比较刻薄的读者的批判。
　　我国学不是太行，读过的中国历史也不多，但就了解的那部分来说，留下这样一个总体印象：虚伪，彻头彻尾、深入骨髓的虚伪。令狐冲就是由这种虚伪推上前台所标榜的“偶像”。从另一方面来说，写出令狐冲这一形象的金庸，在其政治感情方面，中国式的虚伪也溶入血液。（这段骂得也许太恶毒，但我对金庸没恶意，这里文章所有的批判，都不是针对金庸个人的人身攻击，而是针对中国文化的。我强调这一点。）
　　既然把话说绝了，总得回过头再解释完全才好，否则就有“疯狗乱咬人”的嫌疑。
　　听我细细道来。
　　令狐冲，并不是金庸任空编出来的一个“政治洁士”，他有很多前辈，有名的一个叫“许由”。《史记》记：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耻之逃隐。这是最早的隐士，后来者当然还有更多，有兴趣的自己可以去找，这里就不再一一举例（我查资料也查得头大了）。
　　中国千年的政治舆论，有两种幼稚、古怪而相辅相乘的观点：一是极力赞颂“许由”式的坚决不碰政治、视政治为狗屎般不洁的隐士，奉他们为“世外高人”，一是一个人一旦掌权，不管那个人实际本质是什么，是枭雄，是暴君，是祸国秧民的恶贼，在这些人倒台之前，一律俯首贴耳表示驯服，一律称他为“尧舜禹汤”“盖世名主”（如东方不败未倒台前的情景）。
　　这两种观点造成的后果：聪明的好人、看得透政治阴谋的人都跑了，政治落在了最坏、最卑鄙的人手中。我说，一个人不想卷入肮脏的政治纷争也行，但在一旁监督监督总可以吧！
　　中国文化从来不缺乏“崇高的理想”，中国文化缺乏的是对真实，尤其是不那么理想和美好的真实的认知与承受能力，以及解释实际问题的能力。
　　人类学家认为，“追求权力”并不是人类独有的，它是一种“生物本能”，任何生物都有张扬自身“生存权”的本能，比如争夺地盘、食物、配偶等等，到了比较高级阶段，具体而微的“生存权竞争”就会抽像化，变成一个群体“领导权”的争斗。因此，“权力斗争”是伴随生命进程始终的，无法将之从生命过程中完全剔除出去。
　　中国文化的毛病在于：对待“权力”，像对待“性”的态度一样，是假模假式的，是道学的，爱瞪着眼睛说瞎话，根本不承认这是“人之本性”，不承认，因而也不愿讨论，即使遇到问题，也采用一种掩耳盗铃的方法，通常用纯粹虚伪的“高尚”来掩盖真实的丑恶，对问题视而不见。可是，本来存在的问题却难以因此连根拔除，捂得越严、压抑得越深，越得不到正常发展，它走上歧途的可能越大，变态的可能越大。
　　想想古代政治的阴谋诡计、暗杀谋害多，还是现代西方政治阴暗花样多，这是同一个道理。
　　我一直想不通的是，中国文化，为什么不直接承认“人性本恶”，直接承认“权力使人腐化”“权力必须得到监控”。岳不群、左冷禅、林平之之流的“恶”，并不在于他们追逐权力，也不在于他们追逐权力过程中“不择手段”“机关算尽”，而在于他们追逐权力的过程“不公平”“不平开”。摆上台面的都是冠冕堂皇的“象征性理由”，比如什么“对抗魔教”啊，“支持正义”啊之类，而普通的人，也为他们这层好看的遮羞布所蒙蔽。
　　为什么不直接公开游戏规则，直接承认，政治的确是卑鄙的、藏污纳垢，但又是必需的罪恶之一，与其在背地里捣鬼，让当权者有更大的机会欺蒙世人，不如直接摆他们上台，要做就做在光天化日之下，强过台底下交易，做个真小人，强过做伪君子。
　　如果上面说得不够清楚，再强调一句，东方政治缺乏的不是“高洁的精神”，不是“舍己为人”“大公无私”的“侠士高人”，而是一个公开公平的游戏规则，去规范和监督“人性的邪恶”。现在的情景恰恰相反，打着“舍己为人”“大公无私”的“侠士高人”太多了，容易混淆视听。所以老子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说着说着又回到道家思想。从另一方面说，许由、令狐冲这种“高士”，与“圣人”也相差无已。
　　东方政治的致命遗漏，就在于这一点：好人都清高，跑掉了，剩下的都是卑劣的伪君子。而且在下者都把这些伪君子看得高高在上。权力没有得到监控。大把空子可钻。
　　《笑傲江湖》里想说“兼济天下是妄想，独善其身也不可得”。可现代西方政治表明，完备的政治体系应该是：民众不指望“兼济天下的圣人”来代己担当一切困难；面对邪恶，“独善其身”“置身事外”就是帮凶。
　　话题扯远一些。
　　田中大神的《银英》，里面两位主角小莱和小杨，都是有“政治洁癖”的人，宁可打仗，在战场上斗智斗力，也不参与污秽卑鄙的政治权力斗争。《银英》虽然背景设为“未来宇宙”，小莱与小杨也不是古代中国人，但故事的政治气氛，仍旧是东方式的政体。田中在书中树立起两个榜样，批判鄙夷了那些与之对立的、蝇营狗苟的政客。两相对比，颇有令狐冲对岳不群的味道。读到这些地方，我觉得东方文化一脉相承，都老大的毛病，把“太平盛世”的希望寄托在一个道德品质完美的“圣人”身上，而不是一个“完善的制度”，可一个人，又能多靠得住呢？
　　读过《银英》的人，大概都记得，小杨怎么多次拒绝先寇布的怂恿，不肯夺同盟国的权，成为独裁者。他的理由是：一个人坐到那个位置上，就身不由己了，必然受到腐蚀，最后“千年道行一朝丧”。对比一下《笑傲》中“任我行”的例子，小杨似乎很有远见与自我控制能力。
　　不过我要举一个西方的真实例子作为反驳：美国的华盛顿总统。华盛顿领导了美国独立战争，把美国从“英国暴君”的统治下解救出来，后来又当了两任总统，当时也不是没有臭狗屎拍马屁，建议他“千载万载，一统江湖”，可人家为什么能够坚定当完八年总统就老老实实回家去，最后还“穷困而死”呢？美国被人称为一个“以理想立国”的国家，这个“以理想立国”的国家，在短短两百年间，变成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强国”，我不觉得它依靠的仅仅是自身得天独厚的资源条件。
　　在东方文化中，“理想”总是受尽嘲笑的，“理想”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总是不堪一击的。不过，有了美国、有了踏上正途的当代西方政治做对比，我很怀疑，东方政治的藏污纳垢、卑鄙丑恶，并不是由于“现实”本身的难以改变，而是由于人心的脆弱和幼稚，才助长了这种邪恶。
　　换句话说，不是令狐冲太少了，而是令狐冲太多了，世界才这么混沌不堪的。
　　从某些方面而言，《笑傲》中的权力欲，与《雪山飞狐》的“窝里斗”及《连城诀》的“人性之贪”一样。金庸在故事中，试图批判“人性之恶”，而我认为，造成灾难的不是“人性之恶”，因为这不管怎么说，“人性”是难以改变的，特别是依靠只喊几句口号来“教化”，更显无力。还是那句话，中国文化缺乏的不是崇高的理想，而是面对真实的心理承受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人物
　　令狐冲
　　应该承认，以前非常喜欢过令狐冲。不过到后来，既然把《笑傲》的主题都批判得一塌糊涂，那么这个代表小说主旨的正面人物，他所代表的价值，已经延伸至他个人行为的取舍，现在我眼中，也就一文不值了。
　　很多人认为令狐冲“狂放”“洒脱”。可对比而言，我更认为张无忌“狂放”“洒脱”。讲张“狂放”“洒脱”大概要令多数人下巴掉下来。令狐冲“狂放洒脱”只是外在形式上的，比如他不拘小节、结交田伯光之类的下三滥，但他内心却有着层层摆脱不了的羁绊，最大的一个，就是对岳不群的“忠孝之心”；而张无忌的“狂放洒脱”是内心的，他表面看起来粘粘乎乎、拖泥带水、任人摆布，好说话得很，而实际上，他说撒手不管，就撒手不管了，你还真拿他没办法。
　　《射雕》三部曲和《笑傲》都是“四十章回”，就小说架构、人物、气氛、情节设置等等，有点像（这句话似乎有点武断，纯粹就感觉而言，只能见仁见智了，别要我硬解释），所以我把四本小说放在一起做比较。
　　金庸小说的好看，不仅在故事的精彩，在十五的故事中，金庸也在不断的突破自己的局限。
　　《射雕》主旨放在“功业”——“社会责任”的担当上，到《神雕》里，金庸试图破除《射雕》定下的一套价值观念，所以塑造出杨过这一“以个人感情”为重心的人物，可是金大侠这时思考得并不透彻，所以杨过的形象是断裂的，不连贯的，他早年表现出对礼教、对郭靖、全真教等正统的“叛逆”，可到了二十岁后，也就是小龙女隐居之后，他在江湖上干的那些行侠仗义的事，可通通都是维护“道德仁义规范”的，也就是尽他的“社会责任”，而且做得相当投入、相当高兴、相当有成就感；到了《倚天》，这问题似乎被暂时放到了一边，没再深入探讨下去。张无忌尽了很大的“社会责任”，从成就来看，远超了郭、杨两位前辈，但他干这些事，都是机缘巧合、顺水推舟干下的，出于自己的愿望并不强。
　　接下来到了《笑傲》，金庸重新回到这个主题上，“功业与性情”，到底哪边重要？他祭出了令狐冲。令狐冲所面对的选择，已经不再像杨过那么为难了（杨过是万分为难的，因为从他本性来说，“花花世界”对他的诱惑难以抗拒）。对令狐冲来说，“功业”没有任何值得留恋之处，这里没有“为国为民”，没有“国家危亡、百姓受苦”等着他去解救，所谓的“功业”，不过是“争权夺利”，是“气宗剑宗之争”“是五岳盟主之争”是“千秋万载，一统江湖”，所以，对于生性放荡不羁、热爱自由的令狐冲来说，选择“性情”——“出世”，是必然的。
　　然而，令狐冲做了这个选择后，是否真的心安理得了呢？
　　四位侠士，郭靖选择“功业”，是服从天性，他是心安理得的；杨过选择性情，违背了天性，他是万不得已、不情不愿的；张无忌选择“性情”，也是天性所致，何况他之前对社会已经尽到了男儿应尽的义务，更可以心安理得；令狐冲呢，他的“归隐”，似乎是符合自由的天性，但他做得并不心安理得，还是有几分“无可奈何”，是被吓坏了后的“逃避”，是“我令狐冲草包一个，可差得远了”，其苦涩无奈，与陈家洛的“豹隐回疆”、袁承志的“归隐海外”，是一个味道。
　　如果令狐冲的“退守”，是像张无忌那样，出于一种天然的“无心”“无意”，“退守”之后，也丝毫没意识到自己“处了下风”，心理上能够得到安宁平静，我也无话可说，可是，令狐冲是胆怯的“退守”，是一种被“淘汰出局”的无奈。我看不起令狐冲，就是在这一点。我看不起“胆怯”的懦夫。中国文人，似乎总爱带着点炫耀来昭示自己的“懦弱胆怯”，名义上将之称为“精神洁癖”和“不甘同流合污”。
　　王小波在《寻找无双》中，对中国怯懦的文人和文化，做了最恶毒的攻击：“……他这样的人要写东西，准写什么《浮生六记》呀，《扬州梦》呀一类的文章，所谓哀而不怨，悲而不伤。……这种人顶多就长了一个卵，这个卵也只长了一半。但是一半也就够了，多了不但没用，而且会导致犯错误。”
　　我不想说令狐冲“顶多就长了一个卵，这个卵也只长了一半”，这让我伤心，不过这的确又是令狐冲给我的感觉。
　　为什么想起王小波这段“粗话”，为什么要提到这个不上台面的“卵”字？
　　《笑傲江湖》里有一部著名的《葵花宝典》，书中所有被批判的“弄权者”——东方不败、岳不群、左冷禅、林平之，无一例外“武林称雄，挥刀自宫”了，学院派认为金庸在这里暗示：“权力阉割人性”。可是令狐冲不弄权，远离权谋，但他这种人，就有“卵”吗？
　　中国文化、中国政治，有“卵”吗？里里外外、在朝在野，不都是一群太监或天阉者？
　　东方不败
　　东方不败是个有趣的人物，不知道倪匡把他归到几等中，我愿意将之归到“绝顶”。他的有趣，不是金庸把他写得有趣，而是在三十年（从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时代思想变革中，读者对这一人物观感的改变，这种改变很有趣。金庸当初塑造这一人物，大概完全把他置于“反派”的位置上，绝对没有“手下留情”，这点和任我行不同。金庸的思想，应该说超越时代的，从他笔下的“黄蓉”“张无忌”“赵敏”“萧峰”“韦小宝”这些人物的性格命运就可看出，但金庸毕竟受时代的限制，他或许超越时代十年二十年，却没有超出更长的时间，这在“东方不败”这个人物身上就反应出来。“东方不败”在书中被写成一个“人妖”，一个在绝对权力下突变的“异种”，小说字里行间，对这一人物充满了反感与恶心。金庸的这种“写作心态”，出格一点讲，仍旧是“老土的思想”，站在“沙猪”立场上的说法。作为一头沙猪，理所当然把任何一个主动放弃“男性身份”的人视为异端，视为最不洁的妖物、最恶心人的东西。
　　不过近三十年女权的抬头及横行于世，这种情况似乎慢慢改变过来。照激进女权分子的观点，现今这个世界之所以这么污七八糟，纯粹是男人惹的祸，具体来说，是男人张扬“性”——“权力斗争”的恶果，如果想要达到一个“平等、自由、博爱”，没有“竞争”的“清明世界”，最简便的途径，是男人通通把两腿之间的玩艺儿都割掉，投入女性阵营。
　　这个观点是不是很有趣？金庸和激进女权分子两者对“权力斗争”的深恶痛绝如出一辙，都觉得这是污染世界的“邪恶根源”，不过给出的解决方法却大相径庭，前者认为“阉割”是走向邪恶，后者认为“阉割”是解决方法。当然，大家都是从自己角度来说话。这件事只说明，一个“自由清明的世界”，完全是自说自话、痴人说梦，就算大家理想一样，站在不同的角度，看问题的方式都这么截然相反，到最后怎么能统一呢？何况还加上那些连终极目标都不同的捣乱分子，这个世界只能越来越混乱。
　　说回东方不败身上。
　　1992年程小东所拍的《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这部电影里的东方不败，体现出的时代感，全然不同于小说中的定位。
　　相对于令狐冲来说，我倒觉得东方不败更像一个“隐士”，他的“隐”，不是“逃避”的“隐”，而恰恰是达到“权力颠峰”后，觉得权力不过如此后的“爽然如失”，所以才“躲进闺房绣花”，“我初当教主，那可意气风发了，说什么文成武德，中兴圣教，当真是不要脸的胡吹法螺。直到后来修习‘葵花宝典’，才慢慢悟到了人生妙谛。其后勤修内功，数年之后，终于明白了天人化生、万物滋长的要道。”
　　相对于“失败后的隐”的被动，“胜利后的隐”，“胜利后的放弃权力”，是不是更具有主动意味，因而对“权力的蔑视”更加彻底而深刻？！
　　为什么令狐冲的“隐”受到赞颂，而东方不败的“隐”却受尽嘲笑唾骂，似乎不公平得很。
　　这几年接触了不少韩国宫庭戏《明成皇后》、《女人天下》、《大长今》，还有众多中国宫庭（我不爱看这些宫庭戏，不过电视台老放，跳来跳去逃不过，难受耳目受到污染），前两星期撞上一部记录片，是讲中东——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阿拉伯、苏丹等国家宫庭史的。发现一件有趣的事。东方的政治，到最后都可归到“女人政治”上面。
　　这从两点上说：一是权力容易落到女人手里，被女人所掌握。东方的宫庭制度，封闭的后宫、封闭的统治权，一个皇帝拥有众多的妻妾，表面看来，权力似乎掌握在男人手里，不幸的是，男人总比女人先死，所以权力常会通过“垂帘听政”的方式，最后落进女人手里。就算皇帝未死，但因为一个男人，被太多女人所包围，他的决定容易被女人所左右，想想汉朝的“外戚干政”，明朝的“阉党”，哪个可以说，“权力”掌握在“男人”手里？
　　二是，东方的政治“女性化”。这个说法，相对于西方“男性化政治”而立。西方政治更开放、更公平、更喜欢用直接的武力解决问题，即使在阴暗沉滞的中世纪，国王与教皇之间的争斗，其复杂纠缠程度，都难以与东方政治相比。而东方政治更喜欢玩阴的、更喜欢在桌子底下交易，更有一种底气不足而色厉内茬的味道，因而更狠毒、更残忍。（举例来说，英国玛丽女皇只干掉了三百名反对者就在历史上赢得了“血腥玛丽”的臭名，三百人啊！！！想想东方历代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满门满门抄斩“叛逆”，别说三百人，三千三万都是等闲。）
　　所以，东方不败这个登上权力宝座的统治者，他的“挥刀自宫”“女性化”，似乎极具东方特色。掌权者的本色。
　　任我行
　　不太理解金庸为什么比较青睐任我行，书中多处借令狐冲的感情表示对这一人物的“钦佩”，也许从“恣意妄为”“任我行”这方面来说，任我行和令狐冲是同类，不过一个追求权力，一个厌恶权力。
　　金庸把任我行归于“枭雄”这一类，是抬高了他。在我看来，任我行还够不上“枭雄”，否则他不必使用“三尸脑神丹”来控制下属，否则他不会连令狐冲这个小角色也搞不掂。我说令狐冲是小角色，大概很多人要呲牙，不过令狐冲的确是个小角色，看他这么天真马虎、这么心无城府、这么讲义气，这么感情用事，就知道搞掂这家伙不难，只要额头上顶了“义”字，要他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而任我行居然出到了用任盈盈的“政治婚姻”手段来笼络令狐冲，偏偏令狐冲对盈盈又没意思，这就显得任我行更笨，更没有知人之明。需知历代“枭雄”，可以胡作非为、满手血腥，但他必然有一些人所不能及的长处，如知人之明、如独特的人格魅力，让一帮手下甘心为他而死。如果任我行聪明一点，就明白，实际上，令狐冲对他个人的“交情”，还要比对任盈盈更深厚，他只要假装作令狐冲的“知己”，就完全可以控制这个“关键人物”。
　　“士为知己者死”，令狐冲是个一生在寻找知己，准备为知己而死的人。看他莫明其妙去帮向问天就知道了。
　　岳不群、左冷禅、林平之
　　这些都是小人物，还是寄生在权力上的“蛹”，还未化成“成虫”，所以恶心是恶心人到了极点，实际危害却不大。我对这几人都有点可怜，他们都是试图掌握权力，但功力不够，最后却沦为“权力的奴隶”。岳不群、左冷禅两人，更像赌博中输掉的赌徒，连最初的身家也没保住，只落得个身败名裂，不是可怜得很吗？
　　莫大先生、定闲师太、方证大师、冲虚道长
　　在书中，这些人虽然卷入权力斗争，但还算“正派人物”。不过我并不喜欢这些人物。有句谈及中国政治的怪论：清官乃不详之物。这句话与小说不相干，但我觉得这句话拿来定义上面这几个人物倒正合适。
　　他们表面看起来“无害”，实际上“危害”更大。正是有这些人代表“好”和“正义”，才让“权力斗争”变得“暖昧不明”。如果大家都是岳不群、左冷禅之流，群众就更容易看清“权力斗争”的本质。
　　田伯光
　　把田伯光单独拿出来，有点怪，在书中，这个人物戏份虽然挺多，却不是个“重量级人物”，顶多是个跑龙套的，传递消息、插科打诨，他并不参与小说主旨的“政治斗争”，从“政治性”来说，他甚至不如老头子、祖千秋、蓝凤凰、司马大、以及五岳派、青城派等人物，后面这些人物都有“帮派”“党性”标志，而田伯光则和不戒、桃谷六仙等人物一样，属于无党派人士，在正邪两派之间游离。比较起来，不戒、桃谷六仙太过夹缠，头脑不清，所以算起来，小说当中，田伯光是头脑唯一清楚、又不受政治影响牵连的人物。这就变成，整部小说中，田伯光倒成了我最喜欢的角色，我不是有意要喜欢他，而是只剩下这个人物，挑不出什么毛病来，还能喜欢喜欢。
　　我怀疑田伯光是欧阳克的延续，不知有没有人记得，《倚天》少林寺英雄大会上，简略一笔提到一个风流浪子欧阳牧之（又是姓欧阳，为什么都姓欧阳，金庸和姓欧阳的有仇吗？），金庸在后来提到这些“色鬼”的描写，就不如对欧阳克那么严厉了，尤其是田伯光，从头到尾只见他非礼过仪琳一人，还惹下个天大的麻烦，多数情况，他好像去妓院的多。大概金庸到写《笑傲江湖》的年纪，已经开始明白到，所谓的“正人君子”的规范，多数是虚伪的，束缚人的，所以“好色”，也不是那么了不起的“罪名”，比较而言，动辄以礼义道德压人的“正人君子”更可怕。
　　岳灵珊
　　金庸说《倚天》里的“爱情故事并不美丽”，我不同意这句话，但《笑傲》的爱情故事，倒真的不美丽。所以，我把三位比较重要的女主角放在男性角色后面。因为我觉得小说中，相对于政治，爱情是如此苍白无力，顶多只是一个“政治筹码”，它甚至不能像杨过与小龙女的爱情、张无忌和赵敏的爱情那样，成为个人“性情”的一部分，而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附加物。
　　有人说，杨过是个追求“爱情幻影”的男人，他爱的小龙女，并不是一个真实的人，而是一个“完美的理想”。说到追求爱情幻影，我觉得令狐冲也是如此，不过他爱的“岳灵珊”不如“小龙女”完美。
　　小龙女和岳灵珊，说不清更讨厌那个，前者完美得不像真人，因而不具有“动人力量”，而后者，倒似真人了，却又不可爱。《笑傲》里，我觉得比较可爱的女人，倒是两个快嘴快舌、性格爽朗的女人：蓝凤凰、仪清。
　　我想不通令狐冲为什么要爱上岳灵珊，很难说“初恋情结”。小说中，令狐冲出场已经二十六七岁了，这样年纪的男人应该成熟了，不会再像毛头小伙（杨过）那样追着初恋跑。而他和岳灵珊之间，并没有更深刻的“爱情基础”，就像他和陆大有之间，只是普通的“同门之谊”，并不具有更深的“心灵相知”。岳灵珊根本不理解令狐冲，他的性格、为人、感情，对她来说，都是模糊一片，所以她才会冤枉他偷了小林子的“袈裟”。
　　令狐冲和张无忌不同。张无忌的爱情可以是纯粹的“□□之爱”，属于原始野性范筹的爱，他和赵敏之间不需要“相互理解”，“性”就能把两人牢牢结合在一起，就算以后性诱惑没有了，对这两个“强悍”的人来说，爱情的消失，大概也不是太了不得的事。
　　而令狐冲不是张无忌这种“独立完足”的人，他的恋爱更需要“精神上的相知”。令狐冲是中国典型的“士”，他的“处世立身之本”就在于他高洁的“精神”和“心灵”，而不是他的功业。他需要别人理解和欣赏他的精神与心灵，看看他多需要朋友、多喜欢呼朋引类，包括那些和他实际不怎么对头的朋友。书中一段著名知己典故“高山流水”的翻版，就是曲洋和刘正风之间的故事。令狐冲只听两人合凑了一曲“笑傲江湖”，就可以甘冒大险、违抗命师，为两人安葬、替他们寻找曲谱传人，除了“侠义”成分，实际上更因为受这种“知交情义”的感动。令狐冲需要知己，可惜，他一辈子也没找到个真正知己。
　　我不理解的是，令狐冲为什么不爱上一个“知己”，我觉得蓝凤凰倒更适合他。不过蓝凤凰大概也不太理解
　　他的心灵，而且蓝的身份地位、自身条件，不太够格。在婚姻上面，金庸有很浓的“门地观念”。
　　总之，令狐冲爱上岳灵珊，对我来说是不可解的，比杨过去爱小龙女，更古怪。
　　仪琳
　　书后记中，金庸谈到令狐冲与盈盈结合的遗憾上说：“或许，只有在仪琳的片面爱情之中，他的个性才极少受到拘束。”
　　我很难同意这点。仪琳百分之百爱慕崇敬令狐冲，可不等于不会拘束他。想想，令狐冲为仪琳吃过的苦头，前面给田伯光搞得只剩半条人命，后面给哑婆婆搞得焦头烂额，这是仪琳自己给他的吗？但这些麻烦不是由仪琳而起的吗？令狐冲会爱上这个什么事也不懂的小姑娘吗？他如果不爱她，背上这个包袱，他会自由自在吗？
　　我不喜欢依琳这样的人物，因为她硬要去爱人，虽然她最终没像其他一些“深中情毒”——李莫愁、何红药之辈那样，变成情魔情鬼，为非作歹，但她就给对方带来的“心理负担”而言，同样不轻，尤其像令狐冲这种“心软”的家伙。
　　我觉得“单恋”总是惹人讨厌的，想不惹人讨厌，一是不去“单恋”，二是把“单恋”深深埋起来，埋得连自己也找不到。
　　任盈盈
　　有人说，金庸善写“极品”女孩，黄蓉是一个，小龙女是一个，部分人把盈盈也列入“极品”之中。
　　不知道“极品”的定义是什么，如果纯粹是美貌而言，金庸小说中绝顶美女只有三个：小龙女、香香、陈圆圆。
　　如果就性格的“可爱”、“超凡出尘”而言，黄蓉“可爱”，小龙女“超凡出尘”，盈盈却两者都不沾边。
　　后记中，金庸说盈盈也是“隐士”。我觉得不对，盈盈不是“隐士”，她说过一句隐士最“不该”说的话：“唉，我今日已有了冲郎，还要那些劳什子的权柄风光干甚么?”这句话本身也许没什么，但注意她的语气，是不足的，是遗憾的，盈盈内心深处，依旧对权柄风光带着几分留恋。而她在东方不败时期，为众多人讨解药的做法，与其说“内心善良”，不如说是弄权者“笼络人心”。如果真的是“善良”，她为什么又躲去了洛阳陋巷？她走了，那些今年在黑木崖拿不到解药的人又怎么办？我觉得她躲到洛阳陋巷的原因，还是因为与东方不败或者杨莲亭之间有“权力摩擦”，才不得不退守的策略（当然这是臆测，小说并未写）。
　　关键的一点，在于盈盈对令狐冲的态度上。做为一名真正的“隐士”，其性格本质是“退守”，是“不为己甚”，可纵观盈盈对令狐冲整个“追求”过程，却步步为营、老谋深算，逼得令狐冲最后不能不接受她。盈盈的“腼腆害羞”只是表面上装装样子，实质她是主动的，看看她发动那些江湖豪杰怎样去讨好令狐冲，很难说，这只是场“意外”，只是因为绿竹翁“多嘴”，盈盈实际上是“似恼而实喜”的。从追求的主动性来说，盈盈与赵敏不相上下，但从“直率可爱”来说，盈盈万万比不上赵敏。所以张无忌为赵敏的热情所感动，给予同样的回报，而令狐冲对“婆婆”始终心怀疏离与惧意，其中的玄妙，不止是令狐冲把她当作长辈尊敬这么简单，说到底，还是对那种无所不在而又暗地进行的“操纵”感到害怕（换了是我，也同样害怕）。
　　我想，盈盈这么聪明的女人，心中不可能不明白，自始至始，令狐冲不爱她。这就到了“隐士”与“非隐士”的区别。我觉得，当然我说不清什么道理，只是单纯的感觉。“隐士”重的始终是“心”，是“精神”，是“感觉”。如果是“隐士”，面对令狐冲，盈盈就应该选择“退守”，最终放弃“人家给不出的感情”，不给令狐冲“心理负担”。而盈盈没有。她在装糊涂，她讨了便宜又卖乖，说什么“想不到我任盈盈，竟也终身和一只大马猴锁在一起，再也分不开了”。
　　我不接受说盈盈出于“强烈的爱情”，才没有选择离开。越爱一个人，尤其越爱令狐冲这种人，越应该明白给予这种人自由的价值。
　　对一个真正的“隐士”来说，“爱情”或者是重要的，但最重要的还是自己的一个“心”，心的自由。做为对比，可以看看18回令狐冲拒绝方证大师传他《易筋经》后的描写：“言念及此，不由得热血上涌，口中干渴，只想喝他几十碗烈酒，甚么生死门派，尽数置之脑后，霎时之间，连心中一直念念不忘的岳灵珊，也变得如同陌路人一般。”
　　网络上有人将任盈盈比作宝钗，说两人都“城府深沉，工于心计”，我有同感。
　　从感觉来说，我还认为任盈盈和周芷若相似，两个人都是“儒家文化淑女”典范，都是表面温柔、心计深沉的。区别在于盈盈的出身更高，是“皇帝女”，有一大帮手下帮她干一些她不好意思亲自去干的事，因而更能维持一个优雅温柔的体面形象，而周芷若出身远不及她，帮手也不及她多，所以更容易落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更容易显出穷凶极恶的真面目。然而就是心理文化本质来说，两个人都是汉文化教养下的淑女，都是“东方政治人物”，都有“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的志愿。
　　我不相信，任盈盈爱上令狐冲，纯粹因为受他痴情的感动，而没有考虑过他是“正邪斗争”关键人物这点。
　　宁中则
　　写到最后，发现漏了宁中则这个人物。
　　到现在，我评判金庸笔下人物的标准，喜欢谁，不喜欢谁，似乎有点混乱。
　　学院派评论金庸笔下人物，依据的是“中国文化价值”，以曾旭昭而言，这位台湾学者，对郭靖、杨过、张无忌的评价，完全是从“儒家文化”标准来说的，所以他盛赞郭靖，而不无批判“自由主义思想”的杨过。至于像倪匡、蔡澜、三毛这些的评价，带着一些个人观感，但仍旧脱离不了“文化价值”。
　　而我对人物的评论，除了个人观点和感觉，完全脱离了“东方文化价值”，也就是说，我在批判“中国文化”，凡是依附于“文化价值”上的“人格”“人物”，都会批判。这造成，我对人物的评价，往往与学院派相左。
　　宁中则是个依附于“文化价值”上的人物。
　　她开始似乎有点“女权思想”，喜欢独立于丈夫之外，喜欢人家叫她“宁女侠”，而不是“岳夫人”。可实际上，她又最是依附于“夫权思想”下的小女人。否则，岳不群做下卑鄙无耻的事，她干什么要觉得“无颜见人”而自尽呢？典型的“附庸思想”，“主”倒了，“附庸品”也就没有了生存意义。
　　宁中则这一人物的性格，并非“女人”本身性格，是“儒家文化”给“理想女人”下的定义。
　　有点像《桃花扇》里的李香君。
　　就这个问题，我问过身边很多“中年妇女”（与宁中则身份相似），如果她们的老公是个卑鄙无耻的伪君子、一个卖国贼，这些女人会不会“羞忿自尽”？
　　答案无一例外：只要他对我好，对这个家好，他在外面是好人坏人，关我什么事！！！
　　这才是女人真正的心理。
　　这又成为我讨厌儒家文化的一个理由，儒家文化，总找弱者开刀，要弱者、或者说不关事的无辜者承担不是自己的责任。比如中国史官，包括现在的文人，都爱骂人家“二臣”，就是典型的“欺软怕硬”，不敢骂那个亡了国亡了朝的皇帝自己不好，骂人家当臣子的，这又关当臣子的什么事呢？
　　就像岳不群是伪君子，宁中则跟他离婚好了，反正她不是一直是“宁女侠”吗，犯得着自杀吗？
　　当然，如果说“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宁中则是因为丈夫出丑露乖，兼且失了势，感到失势后的日子没法过了，就自杀。这我倒接受噢！
　　不过这样一来，宁中则就不再是“大义凛然”的人物了，而变成了与岳不群之类“权蠹”式的人物了。
　　我觉得《笑傲江湖》没意思就在这里，分析到最后，竟然没一个好人！！！
　　如果真的大奸大恶，倒也不拘，偏偏只是坏得龌龌龊龊，不上台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