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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陇城游 ...

  •   写于2023年,1月31日,17:45

      陇城是座西北城市。

      飞机越过广袤的黄土山原而至,一条细细的黄河在山谷间弯绕前行,远远俯瞰下去,周围散布着几条干涸的旧河床遗痕,它们如同隽永畅快的行书,在广袤的天地之间,洋洋洒洒地写下了几千年几万载的山河变故。

      陇城作为黄河上游,河水在冬季竟清得透绿,“跳进黄河洗不清”一言,与这里的情况是不合的。但“跳进黄河爬不上来”却是件极有可能的事,因为这里的水流十分湍急,打着旋儿翻着白浪急下,仿佛一个巨型滚筒洗衣机,不分昼夜地运转。也正因如此,在气温跌破零下二十度的环境下,这里的河水很难冻上。

      气温虽低,室温却高,在暖气与地暖的双重加持之下,家里的温度常常能达到二十摄氏度,商场里,吃雪糕或者冰淇淋的游人更是随处可见。

      然而雪糕和冰淇淋还不算什么特色,最地道的逛街标配当属甜醅子奶茶——奶茶里放上一大把略微发酵了的莜麦粒,带着似有若无的酒香,再往里加入几颗冰块,喝起来就更酣畅了。

      甜醅子奶茶在年轻人里很火,不过老一辈并不喜欢这种加糖加奶的花哨搞法,他们偏爱直接拿莜麦粒兑凉白开,就像好厨师绝不会拿好食材下猛料一样,清淡简单的吃法能最直接地感觉出麦粒的好坏——碰到极好的麦粒,是会让人回味无穷的,水入碗里,搅动起来,渐渐发白,散发出发酵的香气,喝起来就像米酒,不同于米酒的是,麦粒的口感软糯而有嚼头,咬下去爆出甜汁,带着沁人心脾的麦香。

      除了试着兑凉白开以外,我们还脑洞大开地兑了一次雪碧,喝起来如同乳白的气泡鸡尾酒,也是别有一番风味。

      陇城的饮食不同于沿海城市,自有一番朴素的富饶——这里的牛羊肉价格便宜,味道也很正,一斤二三十块钱,就能吃到很好的味道。烹羊宰牛,大块切片,装盘下酒,人生可谓满足矣。

      牛肉好,连带着牛肉面也一起出了名。

      这里管一种手工拉制的粗条面叫拉条子,“拉”读第四声。我第一次听的时候听成了辣条子,还非常兴奋地想这里怎么也兴辣条,直到端上桌后才知道,拉条子指的是面条。

      在这里,吃牛肉面一定要赶早,因为牛肉面配料简单味道纯,灵魂全在汤里,而店家通常会用同一份牛肉反复炖一整天汤,因此汤味在早上最浓,越到下午则越淡。

      我们吃的那家店叫磨沟沿,据说邓超来吃过这家店的牛肉面,但老板并没把此事做成广告牌用去揽客,因为光是要接待识货的本地人都坐不下。

      窗口排长队,排完还得等座位,好不容易,这8块钱一大碗的细面终于被我等到了,放上两大勺透红发亮的油泼辣子,香气顿时钻鼻而来,直勾得人唾液腺发痒。

      陇城当地另一个特别的小吃是搅团,拿煮熟的土豆碾成泥后反复捶打,直至产生年糕般又黏又丝滑的质感才算成。一碗热腾腾的搅团端出来,再撒点韭菜碎和葱花,浇一勺辣子,就能动筷子了。

      吃着吃着,我再次为土豆的千变万化感到了折服——这家伙,简直就是食材中的孙悟空,七十二变都不足以概括之。

      胃吃满足了以后,大脑也叫嚣着想要享受一番文化上的饕餮了,于是我们去了省博。

      该省作为华夏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后来又被丝绸之路贯穿了整个省的始与终,文明在此处孕育与诞生,也在此处流经、交汇和碰撞,因此其省博的馆藏规模差不多比我之前逛过的任何省博都大。

      馆内的镇馆之宝是马踏飞燕,据工作人员说,平时摆在展位上的其实是复制品,但这几天过年,省博为了与民同庆就把真品拿出来了。人们可以对它拍照,但绝不可以开闪光灯。

      我围着它拍了一圈,发现拍它的屁股最能清楚地看到马脚下的燕形,这下总算解除了我以前对于它命名的困惑——即它为什么不叫“马踏群山”或者“马踏祥云”,或者马踏别的什么——毕竟教材里那张经典的侧立面照片实在让我get不到燕的意象。

      另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展厅,是首层的书画临展,里面放了很多中国古典著名字画的1:1高仿品,包括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等,其中很多作品的真迹至今仍流落在大陆以外的地方,一般很难看到。

      可此刻,它们却以极高的还原度重新展现在了我们眼前,其精度之高,几乎与真迹无二,看得让人频生临摹的冲动。

      这种冲动让我想起两个人——陈丹青和张大千,前者视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为免费的艺术大学,每天进来观赏、临摹、品味,浸淫其中多年,终于学有所成;后者则是把自己关在敦煌莫高窟内,不断临摹那些千百年前的艺术品,直到有所开悟。

      于是我不禁想,临摹馆内名画,亦或者写生那些千年以前的瓶瓶罐罐,以此度过余生,何尝不是一件可爱的美事?向千年以前的艺术家学习,不是比大学里那些花里胡哨的教学计划更有助于成长吗?

      可惜,我终归只是陇城的匆匆过客,这种留驻的痴想不过是个遥不可及的甜梦,注定只能被悄然藏起。

      相比之下,省博里的志愿者就幸运多了,他们大多是本地人,过年期间闲来无事,便拿出自己渊博的知识出来,给观众做科普讲解。看到他们和一群小孩互动时,我惊讶地发现,这帮小小的“10后”的知识面竟是如此之广,面对讲解员的提问,他们对答如流。

      例如,远古彩陶的神人纹,其原型究竟是什么?

      答案是“青蛙”。

      当然,我是听了讲解后才知道的。据说这是洪水等自然灾害频发时期下的崇拜——对青蛙强大的生存能力和生育能力的崇拜。

      省博的文创店也很有意思,其热闹程度直追故宫,纪念品的设计包含了不少独特的创意,例如马踏飞燕的吉祥物就用了健康码绿码的颜色,附会上“保住绿码”的祝福意义,在疫情期间,这个纪念品从线下店到线上店都是几度售罄。

      我最喜欢的一款纪念品是以燕为原型设计的拖鞋,同样也是取的“马踏飞燕”之意,丑萌丑萌的狠抓人心。只是碍于囊中羞涩,实在不舍得买这么奢侈的棉拖回家用。

      店里还有很多好看的邮票,大多采用敦煌画风,50来块钱一张,薄薄一本就是几千块钱。虽然很心动,却也同样是买不起,最后决定买本日历作为平替,每一页图文并茂地讲一个文物,就像画册一样。

      如果说省博是用它的丰富馆藏震撼了我,那么,敦煌艺术研究所就是用它无数工作人员沉默的牺牲震撼了我。

      在陇城参观敦煌艺术馆,虽然无法等同于亲自去敦煌,但我相信其收获一定不比亲自去小,无论是从艺术品展示的程度上来说,还是从艺术品展示背后的故事来说。

      敦煌研究院的第一任院长是常书鸿,出生在清朝灭亡前夕的杭州,作为一个法国留学的海归,在当年是相当高学历的存在,却于新中国成立前夕,选择去了当时一穷二白的敦煌,和同样高学历的其他海归一起,苦苦撑起了中国的敦煌学研究。

      敦煌学的研究无疑是艰难的。不仅环境艰苦,而且研究资料匮乏——那些资料大多都被侵略者以低得令人发指的价格从王道士手上掳掠一空了,至今都收藏在各侵略国的博物馆里。

      我无意指责王道士,毕竟我的审美水平并不比他高到哪里去,无法一眼看出那些壁画如黄金般珍贵的艺术价值。但是每每读到余秋雨笔下那段文字,我还是忍不住为敦煌感到心痛和愤恨。

      “一箱子,又一箱子。一大车,又一大车。都装好了,扎紧了。吁——,车队出发了。
      没有走向省城,因为老爷早就说过,没有运费。好吧,那就运到伦敦,运到巴黎,运到彼得堡,运到东京。
      王道士频频点头,深深鞠躬,还送出一程。”[1]

      敦煌莫高窟的壁画,经卷,塑像……就这样,散落到了世界各地,后来的研究者只能通过不断疏通关系,来换取卑微的两三个小时参观。

      在那个年代,进馆以后能做的事唯有一件,那就是拿着昂贵的微缩胶卷疯狂拍照,以便于回去复原。时间太宝贵了,别说中途去洗手间,那些研究者简直连水都不敢抽空喝一口,手指的筋肉被逼到极限,最后出馆时甚至会生理性地抖上好一阵。

      这代研究者无疑是优秀的。在大部分人还没听过“电脑”一词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提出了“数字化文献”的计划,一代一代,执行至今,可以说是完美漂亮至极。

      但是,作为代价,这些优秀的开拓者,他们的后代全都丧失了接触先进教育的机会,大部分甚至连高中也读不上。这些牺牲是沉默的,哪怕是来到这里也很难察觉到——直到听这里的工作人员讲起。

      我想那些先辈的研究精神一定还在鼓舞着研究院里的后人,那些日益丰硕着的研究成果就是最好的证明。

      过去,我和同伴们每次谈起学术圈都像是在谈一个笑话,我们用着最轻浮的口气,仿佛谈论秦始皇身边那些骗人的方术之士。

      但是今天,我看到了真正的学术精神。

      一旁,酥油灯晃了晃橙黄的火光,隔着遥远的时空,我感觉到了一丝来自学术界的久违的暖意。

      这让我终于开始相信,其实每个时代都有在默默做实事的人,他们不一定站在漂亮的聚光灯下,不一定手握响亮的学术会议话筒,所以不一定被我们看见,被我们听见,但他们努力护下的微弱火种,却总归能照到些许后来的人。
note 作者有话说
第26章 陇城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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