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的趣事》钱塘苏小

10、商鞅变法

　　秦孝公时代，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时代，这个时代，秦国刚刚从泥潭里走出来，秦献公鏖战多年，将大秦的国力拖入了深渊。秦孝公面临的是一清二白的秦国，就连国土都是从义渠抢来的，山东六国，没有一个诸侯国是瞧得起秦国的。

　　秦国位于西隅，比当时的燕赵苦寒之地也好不到哪里去。彼时，秦献公已经将秦国的有生力量消耗泰半，就连军队都是老幼皆有，吃的军粮还是苦蕨菜，将士们穿得破破烂烂，形同乞丐。

　　大秦内部更是有一群贵族阻碍王权，一如山东六国的贵族一样，想着足够的土地与奴隶，想着分封制度的传承与封妻荫子。即便是秦国的贵族都是新贵族，彼时很弱小，但是依旧有着影响秦国决策的能力。

　　逃亡到秦国的商鞅便是面临着这样的局面，一群阻碍变法的贵族，一群不思进取的米虫，一些将家族利益看的比国家更重的国之硕鼠。自古以来，变法者没有不牺牲的，商鞅的前几任都是变法被旧贵族憎恶的，比如被乱箭射杀的吴起。

　　商鞅清楚地知道，变法意味着与一个诸侯国的所有旧贵族为敌，一个弄不好，就是被他人分吃入腹，挫骨扬灰。但是，战国时代的名人，他们想的更多的是建功立业，千古流芳，哪怕是为了功业而死，都要在历史上有姓名，宁愿杀身成仁，都要有所建树。商鞅便是这类人，将功名看的比生死更重要的人。

　　商鞅进入秦国之后，并没有马上给秦孝公展现出自己的能力，反而是走遍秦国，寻找秦国国力弱小的愿意，因势利导，因地制宜，提出应对之策。商鞅在秦国做了充分的调查研究之后，得出了治理秦国的办法，这个办法就是《商君策》。

　　商鞅提出自己的见解之后，甘龙和杜挚作为老贵族的代表，明确反对变法。商鞅为此与甘龙和杜挚发生了争执，记载于《史记》之中。据史料记载，甘龙等人认为古代的法律没有过错，遵循祖宗的法律和制度没有任何问题，不允许变换法律。

　　商鞅则是认为武王姬发不遵循古代的制度使得周朝兴盛，而商朝的纣王因为遵循古代的法律制度，才使得殷商灭亡。商鞅充分简述不破不立，古法不可尊的道理。这一场辩论，最终是商鞅赢了，而商鞅赢得了辩论，便是得到了秦孝公的支持，开始变法。

　　商鞅变法的第一件事便是立木为信。商鞅担心百姓不相信自己，就在国都集市的南门外竖起一根三丈高的木头。命令下属贴出告示。告示上说，谁能把这木条搬到集市北门，就给谁十两黄金。

　　百姓们感到奇怪，没有人敢来搬动。商鞅深知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于是将赏金从十两提到了五十两。这一次终于有胆大的前来尝试，商鞅当着众人的面，将赏金交给了大胆尝试的人，并以此获得了信誉。

　　商鞅得到了信赖之后，正式施行变法，并将变法推广到整个秦国。商鞅变法的具体内容有：垦草令。这个法案的主要作用是重农抑商，大力刺激农业发展，抑制商业发展，重塑大秦的风俗与观念，提高农民的地位，削弱贵族和官员的特权，并且让国内的贵族也加入到农业中来，对全国实行统一税租制度。

　　为了能够让变法彻底有效的实施，避免吴起变法的激进，弥补李悝变法的不彻底，商鞅增加连坐法，轻罪用重刑，以此来制约抵抗变法的人。其次，废除废除旧世卿世禄制，奖励军功，禁止私斗，颁布按军功赏赐的二十等爵制度。

　　这样的奖惩制度，等同于开启了秦国的耕战模式。若想在秦国获得功勋和财富，要么种田出色，勤劳耕种，钻研种植；要么打仗出色，战场杀敌，彪悍勇猛。也正因为，秦国用的是耕战模式，以人头计算军功，秦国的军队打出了血性，被战国比喻为虎狼之师。

　　说得通俗一点，秦国的军队最喜欢交战，只要是有战事，军人们眼睛冒着绿光，只要有足够的人头，就有足够的军功。军功就是财富、美女、田地。对于老秦人而言，军功赫赫便是腰缠万贯。这样的军队，必然是所向披靡的虎狼之师。

　　秦国的重农抑商，奖励耕织，尤其是奖励开垦荒地，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田地不够种植的问题，更解决了打下新城池之后，移民戍边的问题。这样的制度，使得秦国的粮食越来越充足。正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粮草和军械意味着辎重的确保，对于至关重要的补给能力而言，这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除此之外，商鞅要求秦国烧掉儒家经典，禁止游宦之民，强制推行个体小家庭制度。扩大了国家赋税和兵徭役来源。这样就基本是要求秦国百姓只能在自己所在的小村落，最大的就是小镇生活，不能离开土地太远，牢牢的锁死在耕种这件事上。

　　由于秦国百姓被锁在了自己的小村落或城镇，也因此，家庭为单位的秦国人，要么选择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哪里也不去；要么选择披荆斩棘，跟随大军出征。乏味的耕种，使得秦国除了种田就是打仗，毫无娱乐可言。

　　相比较于稷下学宫的百家争鸣，秦国更像是一台拧紧每颗螺丝钉的国家机器，每天只做一件事，那便是变得更强。为了加快秦国变强的脚步，商鞅实行了第二次变法，据史料记载，商鞅第二次变法的首要事件就是废除贵族的井田制，“开阡陌封疆”，废除奴隶制土地国有制，实行土地私有制，国家承认土地私有，允许自由买卖。

　　剥夺了贵族的土地，将土地集中在秦国国家的手里，再根据军功分配给将领，土地的刺激之下，秦国的将帅在战场拼杀的劲头越来越强烈。为了防止秦国的贵族反抗太强，秦国迁都咸阳，在咸阳建立宫殿。咸阳城内都是种田出色或是大战英勇的新权贵，他们是新政的既得利益者，自然拥护变法。

　　耕战的目标就是为了东出，为了能够让老秦人早点强大起来，又能够节约战损，商鞅统一度量衡，颁布度量衡的标准器予以矫正，使得老秦人的军械、农具等都可以在零部件损坏的时候，找到其他零部件予以替换。

　　可以说，统一度量衡使得秦国拥有了标准化的工业制作水准，无论是军械的使用、维修、养护，还是农业用具的制作与改进，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商鞅还编订户口，五家为伍，十家为什，规定居民要登记各人户籍，开始按户按人口征收军赋；革除残留的戎狄风俗，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推行小家庭政策。规定凡一户之中有两个以上儿子到立户年龄而不分居的，加倍征收户口税。

　　商鞅的这一举动，一是防止秦人聚众斗殴，内乱不休，二是净化秦人戎狄的不良风俗。但最重要的作用是为了将民变控制在可控范围内，并且增加赋税，为秦国快速积攒战争用钱而积蓄力量。

　　秦孝公为了使得变法彻底，更实在秦惠王嬴驷犯法时，遵从商鞅定下的规矩，以法律惩处嬴驷，使得王子犯法庶民同罪落入每一个老秦人的内心。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秦惠文王继位。商鞅这位变法者失去了自己的支持者，他一如吴起的命运，在赏识自己的君主去世之后，以被车裂的结局，追随秦孝公而去。

　　古往今来，无有变法而不牺牲者，不管是商鞅亦或是吴起，不管是名耀千古的战神还是明震寰宇的权相，最终的命运，始终逃不开一朝天子一朝臣，兔死狗烹的下场。

　　《论衡·书解篇》曾言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史学家认为，商鞅变法从根本上确立了土地私有制；政治上，打击并瓦解了旧的血缘宗法制度，使国家机制更加健全，中央集权制度的建设从此开始；军事上，奖励军功，达到了强兵的目的，极大的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发展成为战国后期最强大的国家。可以说，商鞅变法对秦国的影响巨大，至此，秦国代代出明君，国力日复一日，越来越强。

　　商鞅变法对中国数千年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不管是汉朝的律法，还是晋朝、南北朝、隋朝、唐朝的律法，大都是从秦朝的律法上进行的修改，但是大部分的内容都是来自秦律。

　　商鞅变法虽然让秦国的国力日益强盛，但是，抛弃了文化的修养，学识的加持，摒弃了周王朝留下来的礼乐与道德，使得秦国在一统之前，尚且能够将秦国这奔腾不止的征战思想转嫁到山东六国，然而，秦国统一六国之后，国内日趋强烈的矛盾，便是建功立业与停止倒戈的矛盾。

　　战功赫赫还是安于平凡，对于军功便是富贵的老秦人而言，秦人不甘于平淡，秦朝二世而亡，有时候便是商君策的弊端，太过追求机器化的国力与战力，忘了教化民心，休养生息的重要。这也许就是法家到极致的弊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