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他（三） 老师，我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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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打听到，前阵子鬼子来扫荡，有几个兵见到孟秋生的母亲风韵犹存，便动了歹意。她反抗得很激烈，混乱中被鬼子刺穿了腹部。第二天邻居看见敞着的大门，进到院里才发现她已经死去。周围街坊心善，凑出几个铜板，打了口窄小的棺材，买了两把纸钱，草草把她葬了。
没过几日，孟秋生去探望她，邻居告诉了他这个噩耗。那天晚上他一夜未归，是在母亲灵前跪了一夜，也想了一夜。
回来的这天晚上，他用轻缓却不容商量的语气，对我说：“老师，毕业以后我不想念大学了，我想去当兵。”
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我不想看到我娘这样的命运了。”
孟妈妈去世后的几个月里，孟秋生的表现还算正常。虽然和我说话少了，却也没再提过当兵的想法。然而嘴上不提，他便付诸行动：有时间就出门跑步，追着路上的有轨电车狂奔；其他托举重物之类自是不消说。
四月初的一天，正是上课时间，几个学生突然找到我，说吴校长和主任都不在，请我去代课。我搞不清状况，可学生的课业也耽搁不起，只能乖乖去上。三个班级，我这里上一节课，那里排一节自习，一天下来忙得脚不沾地。
直到天色擦黑，吴校长终于风尘仆仆地回来了。我问他怎么回事，他操着上海方言骂骂咧咧，我只听出了大致意思：胖子的老婆跟一个洋人有私好，今天幽会时恰巧被胖子撞见，胖子当场撒泼，连扇了老婆十几个耳刮子，还打伤了那个洋人，被闻声赶来的巡捕带走，关进了巡捕房。吴校长拿了许多金银珠宝贿赂捕房长官，奈何洋人权势大如天，求了一下午都没把人捞出来。
我对这事没什么感想，更别提对他产生怜悯之心——这院子里，少一个胖子就多十二分清净。只是吴校长结束了这一番痛骂，末了一句话直让我眼冒金星：“小陈老师，明几天我还得到捕房去说说，洋鬼子心肠毒得很，万一叫他们把我儿子，侬说是伐？……这几天的课，侬帮我两个先代一下，过两天我就回来。”
我这才意识到，自己要从外语老师变为全科老师了。我一下子忙碌起来，四门课轮着上，每个课间都疾走在教室间的走廊上，像飞转的陀螺。
有时孟秋生会给我倒水。讲台上的茶杯快空了，他就趁课间跑去厨房打热水，每次都是偷偷地，一转眼杯子就不见了，再一转眼又出现，杯中已经盛上了温度适口的热水。
过了约一星期，吴校长回来上课了。他的贿赂在洋人的权势前丝毫不奏效，没了法子只得放弃。我少教了一门国学，却仍要替胖子代着两门理科。我的理科从小就没学好，只能勉强给学生讲讲课本。
这样兵荒马乱的日子熬了小半年后，孟秋生毕业了。
学校没有给毕业生办什么欢送晚会的传统，所以所有学生都像平时下学那样，最后一节课结束了就各回各家，少有几对在依依惜别。我夹着教案回到卧室，进门就看见孟秋生在收拾东西。
我愣了一下，问：“你去哪儿？”
“没去哪儿。”孟秋生转头看我一眼，又继续翻手边的书堆，“现在开始整理的话，临走前会更方便。”
“你以后，当真要去当兵？”我把臂弯里的教案抽出来，随手放在书桌上，低着头说，“你这样聪明，考上大学定会有更好的将来，当兵……枪炮不长眼，万一你哪里伤了、残了，你妈妈也一定要心痛的……”
“老师。”孟秋生很轻地唤道，我一下子失了声。明明他的话语声那样轻软，却总能让我在一瞬间变成哑巴。
“老师，我意已决。”他说。
我仍是低头盯着自己的脚尖，没有说话。
“在学校的生活很安逸，这是用他人的血肉换来的。因为国家需要我，我就摆脱这份安逸冲上前去。今天我不冲上去消灭敌人，明天就会有更多无辜百姓死在敌人手上。”它紧攥着手中的一本练习册，似乎又笑了一下，“如果我伤了、残了，是为国家，我娘也会为我高兴的。”
一个月飞快地过去。等到孟秋生要走时，他已经把自己的痕迹清理得干干净净，好似他从未来此生活过。
我站在大门口送他，刚走了两步我又追过去，直追到了巷子口。等待电车的时候，我们一语未发。一会儿车便来了。他快进到车厢内时，我喊道：“孟秋生。”
他回过头，盯着我。
我顿了好几下，才蹩脚地说：“好好学习。”
他点点头，然后跨进车厢，隔着车窗玻璃并没有再看我。他的身影渐渐缩小远去，直至再也看不见。我恍惚向前方迈了几步，又回到那个被称作学校的院子。
卧室被孟秋生打扫得很彻底。他的铺盖卷起来带了走，那套旧书桌椅搬回了杂物间，摞在墙根的书堆该卖的卖了，该带的带了。屋子里空旷又安静，这感觉使我想起孟家旧屋的院子来：野草疯长，苔藓漫生，荒芜得没有人气；而这里整洁敞亮，却也没有一丝人气。
我坐在床沿，盯着没有了旧书桌遮挡的那一处墙角看，似乎又能看见写字时绷直的脊背。我对着墙壁喃喃道：“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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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孟秋生第一次来看望我，这一年他十八岁。
自从三年前他毕业后，我就再没见过他。他有时给我寄信，在纸上谈自己的生活近况。我问他怎么不过来坐坐，他解释说课业繁重，无法抽身，我只能表示理解。
于是这邀请便总是不了了之，一晃就过了三年。
等孟秋生第一次来访时，他已经高中毕业。那天我听有人叩门，没想到门前站着的是一个熟悉的人。我们七七八八聊了半天，他问：“现在还在教三门科目么？”
“没，两门理科另聘老师来教了。”我叹气道。那年孟秋生毕业后没几个星期，胖子就在牢里病死了，他老婆改嫁给了一个地主做小妾。吴校长白发人送黑发人，丧子之痛中脑袋倒也灵光，想起让我这样上课不是长久之计，一番踌躇后请了位高中毕业的“老师”来。
孟秋生显然注意到房间里还放着另一张床，我说那是新老师睡的。他拧着眉不爽道：“这么大地方哪儿睡不下，非要跟您挤一个屋？”我笑笑说不介意，可他仍像是鼓着一肚子气。
孟秋生说他下午四点钟要坐火车去临沂，同学的舅舅在那里的部队当兵，他刚好去试试。
我对他的决定已不再有异议。他的肩膀结实了，个子足比我高出一头多，完完全全长成了一副大人模样，只是笑起来时还像从前，露一颗虎牙，透着孩子味儿的傻气。
在火车站送他走的时候，我们没说什么。事实上，月台人山人海，比我刚来上海滩那天的码头更拥挤得多。还没来得及说话，我们就被流动的人潮冲散，孟秋生被推进车厢内，我则被挤到人群边缘。
突然间一股欲念直冲我的头顶，我想对他道声“保重”，但始终没喊出来。
我相信孟秋生，一如上学时信他的学习，我相信他很快就会回来，会平安地回来，所以不需要我口头上的祝福。
火车自远方驶去，载着十八岁的孟秋生和我的信念。
只是，那之后十几年，我们并未再见。
作者有话说
第3章 他（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