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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第7章(上) ...

  •   第7章(上)
      听林宝英说打算做烧鸡卖烧鸡,杨兰生连说是个好主意,并说大队干部可以禁止多喂猪多喂鸡,总不能禁止炊烟缭绕,挡不住躲在屋里做烧鸡。他赶快撕下一块鸡肉,塞进嘴里仔细品尝。大概嚼了十多秒钟,他才点着头说:“我也觉得这烧鸡做得不错,兴许能够卖出去,只是你才学做,不知道能不能做成这个样子。”
      林宝英说:“先试着做几次练练手,等做得差不多了再去卖。”
      杨兰生又皱了皱眉头,不无担心地说:“烧鸡这东西只有城里人吃得起,农村集市上肯定卖不动。虽说已经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可市区里还是不准私人摆摊,市管会的人查得紧,咋卖呢?”
      林宝英满不在乎地说:“你要不长眼色,专朝市管会的枪口上碰,不查你查谁?哪个地方市管会的人去得少,就去哪里摆摊。白天不能卖,咱就晚上卖,市管会的人总不会不下班。”
      从第二天开始,林宝英每天都待在厨房,反复试做烧鸡。因为本钱不多,她觉得多做烧鸡让儿女吃掉太可惜,每次只做一两只。活鸡是杨兰生从集市上买来的。因怕大队干部发现家里的存鸡超过三只,杨兰生不敢一次多买,隔三差五就得跑一趟集市。
      如此过了半个月,试做了七、八次,林宝英还是觉得自己的手艺比表舅爷差得远。若按表舅爷讲的色、香、味标准考量,她做出的烧鸡只能算是煮熟了的囫囵鸡子。尤其是烧鸡的外形,她左看右看都不顺眼。尽管如此,她还是决定立即外出摆摊试试运气。
      那天下午,她做了三只烧鸡。她想到城里人也是贫富有别,未必都买整鸡,便把其中一只分解成八个大小不等的鸡块。她把那些鸡块和另外两只整鸡全部放进一个小竹篮里,用一块干净笼布盖好,只等晚上出去摆摊。
      关于当天晚上谁去摆摊,林宝英和杨兰生还起了争执。杨兰生说自古男主外女主内,外出摆摊一事非他莫属。林宝英也不争辩那么多,只说烧鸡是她做的,她得去见见那些买烧鸡的人,听听人家对烧鸡的评价,了解客户的口味和要求,也好做出适销对路的烧鸡。总之,第一次出摊,她必须亲自去。争论的结果,自然仍是强势的林宝英取胜。
      天刚擦黑,林宝英顾不上吃晚饭,把竹篮挂到车把上,推起自行车就走。
      杨兰生只得留在家里,先安排杨腊月和杨延富吃饭,接着又催促两人写作业。
      晚上九点,杨腊月和杨延富都写完了作业,先后上床睡觉。杨兰生急于知道第一次出摊是否顺利,在家坐不住,看看杨腊月和杨延富都已熟睡,不由自主地出了门。他快步走出村子,拐上德胜大道,很快到了农机中专的围墙外面。农机中专已在去年恢复招生,此时校园内恰好传来了熄灯的电铃声。就着校门和家属院门口的灯光,他睁大双眼,把附近扫视几遍,没有发现林宝英。他又走到东方机械厂大门口,仍旧没有找到林宝英。本想再去界桥找一找,又担心离家时间过长,两个孩子在家不安全,他只得转身回村。就在回家的路上,他突然听到了一个令他振奋的好消息。
      杨兰生推开院门,刚回到屋子里,外面传来了林宝英的咳嗽声。他划着火柴,点亮煤油灯时,林宝英已经把自行车扎在屋门外,来到了他跟前。
      杨兰生恨不得立即把听到的好消息告诉林宝英,顾不上询问出摊的效果,高兴地说:“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我对中央政策的理解是对的。”他接着说,刚才路过村里,几个人都告诉他,前几天蛮山区召开了三级干部会,德胜村的支书和革委会主任也去开了会。新任市委柳副书记专门到会讲了话,批评蛮山区干部不深入学习中央政策,看不见全国发展形势,思想僵化,故步自封。柳副书记还特别举例说,规定社员只能喂一头猪三只鸡是怪招、歪招,是馊主意,荒唐透顶。他说不相信喂一头猪三只鸡就是社会主义,喂两头猪六只鸡就是zi本主义,弄不懂这是啥逻辑。柳副书记说,前些年全国到处割zi本主义尾巴,蛮山区迫于压力,做出这种荒唐决定也能理解和原谅,可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说得明明白白,‘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任何人不得乱加干涉’,蛮山区仍旧固守原来的错误规定,不准社员多喂猪多喂鸡,继续割zi本主义尾巴,那就不能原谅了,必须严厉批评,坚决纠正,一天也不能拖延。
      大概杨兰生担心林宝英对这个消息半信半疑,又接着说:“这个消息会不会是胡编乱造的?我看不会。一来呢,几天前,咱村的乔二叔在蛮山区大院外碰见过大队支书和ge委会主任,支书和主任都对他说是去开会的。刚才我见了乔二叔,是他亲口告诉我的。二来呢,市里柳副书记批评蛮山区的事,是屋梁公社一个副社长透露出来的。那个副社长认为自己都是按照上边的指示办事,如今也跟着受批评,觉得委屈,又跟老同学喝酒喝多了,发牢骚时说出了挨批评的事。依我看,要是以后大队干部再也不到社员家里检查,就能证明这消息不假。那咱就真是等到头了,再也不用偷偷摸摸多喂猪多喂鸡了。”
      直到这时,才轮到林宝英开口,她摇摇头说:“就算大队干部求着咱,咱也不再喂猪喂鸡了。明天去赶集,你把家里那头猪拉去卖掉。”
      杨兰生一怔:“不喂了?”
      “不喂了。”
      杨兰生心里的一盆火,又被林宝英泼了冷水,他按耐不住,说话免不了有些刺耳:“你的心思我越来越琢磨不透了,以前干部不让你多喂猪多喂鸡,你急得吃不下饭,睡不好觉;眼看就要允许多喂猪多喂鸡了,你又突然说不喂了,弯儿转的这么陡,为啥呀?”
      杨兰生急,林宝英却不急,反而笑了笑。她跑到门外,拿来挂在自行车把上竹篮子,递到杨兰生眼前说:“看看吧。”
      杨兰生伸手拿掉竹篮里的笼布,看到里面没有一块鸡肉,忙问:“卖完了?”
      林宝英点点头,接着说:“我仔细算了算,除了买鸡、油、盐和佐料的本钱,这三只鸡差不多净赚两块。要是咱再把烧鸡做好点,一天卖它四、五只,哪怕一个月只卖二十三、四天,那该赚多少?一年又赚多少?咱要喂多少猪多少鸡才能赚那么多钱?喂鸡还好些,就算圈在自家院子里,自己也能觅食,虫啊草啊都能吃,倒不用多喂。喂猪就不同了,圈在院子里哪有啥食可觅?过去没有别的办法,夜里才偷偷把猪赶到田里,可咱总不能一直把猪赶到田里啃庄家吧?那样早晚会露馅,全村人都骂咱。要是一直把猪圈在家里,还不是张着嘴等你喂?那就相当于到银行零存整取,赚不来多少钱。咱现在有了做烧鸡卖烧鸡的路子,还喂猪干啥?”
      听完林宝英一席话,杨兰生不得不佩服她精明算计,连连点头说:“有道理,有道理,那咱以后就不喂猪了。”也许他不愿甘拜下风,也想露一露自己的远见卓识,想了想又说:“不过,养鸡这活儿最好别丢掉,反正扎本也不多。再说,万一哪天活鸡难买,咱也能用家里的鸡顶上去做烧鸡。”
      林宝英斩钉截铁地说:“鸡也不养。要是上边允许多养鸡,各村各户还不齐下手?真到那一天,肯定家家鸡鸭成群,村里满街跑,还愁买不到活鸡?”
      杨兰生又无语了。不过,他很快又从尴尬中解脱出来,提高了嗓门儿说:“就按你说的办,咱专门做烧鸡卖烧鸡。”
      林宝英爽朗地笑了,破天荒地夸了杨兰生一句:“我就知道兰生聪明,一点就透。要不,我这么远嫁给你,图个啥?”
      从此,林宝英和杨兰生一门心思扑在了做烧鸡卖烧鸡上。因为杨腊月和杨延富年幼,每晚必须有人在家照看,只能一人外出摆摊。林宝英说,虽然晚上摆摊相对安全,可她听说市管会的人偶尔也会突然夜巡,她不能让一个大男人去撞枪口。她自信比杨兰生机警,能够及时发现并躲开市管会的人。即使被抓住,她一个妇道人家也多少有些担待,便于软磨硬抗,阻止市管会的人没收烧鸡。杨兰生自知拗不过她,只得笑着说了句“墨索里尼总是有理”,不再提出异议。
      界桥南头有一盏高高的路灯,路灯下放着个生铁铸造的垃圾桶。说是垃圾桶,因为错放在桥头,压根儿没人朝里面扔垃圾,完全成了摆设。林宝英先把装烧鸡的竹篮藏在不远处的黑影里,再把少数分解好的鸡块放在垃圾桶上面,然后倚着路灯柱子等待顾客。每晚摆摊的几个小时里,她丝毫不敢松懈,始终睁大两眼,既要远看有无市管会的巡查人员,还要近看有无走来的顾客。市管会的巡查人员是她的克星,她得时刻防范被抓。顾客是她的衣食父母,她不能有一点儿慢待。她在路灯下一站就是几个小时,累了,换换站姿,或原地踏步,活动一下筋骨,也能少点疲乏。她自幼受苦,摔打惯了,再累也能挺得住。最难熬的是冬天,德胜大道就像一个巨大的风洞,北风呼啸,夹杂着行道树枝剧烈摇曳的“啾啾”声冲过界桥,疯狂地扑向林宝英,令她直打冷颤。刺骨的寒风中,鹅毛大的雪片漫天飞舞。霎时间,界桥上,街道上,房顶上,全都变成一片银白。林宝英不肯回家,仍在苦苦等待买主。要挣钱,哪能那么娇贵,岂能刮点风下点雪就往家里跑!
      林宝英在界桥摆摊一年多后,市管会的巡查突然停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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