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块月亮》一风一风

30、第30章

　　四十五

　　素云从踏上火车那一刻起，心里就不由自主地哼起了《上海叫卖小调》：

　　“栀子花，白兰花，五分洋钿买一朵。栀子花，白兰花，人民生活要美化。”

　　一个星期后，素云到了南京站。南京火车站上来许多旅客，一阵乱哄哄。就在素云目光紧盯一个卖茶叶蛋的老人时，有人在她的肩膀上轻轻地拍了一下。她回头一望，竟然是王春花。一向不怎么爱打闹的王春花，此刻也趁着乱哄哄的人群大声叫了起来：“中尉同志，握个手吧。”

　　久别重逢，重逢在这喜悦之中。素云站起来，正想好好地拥抱一下王春花，只见她已挺着大肚子。王春花没有座位，素云赶紧让她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旁边坐的是个小伙子，他见素云穿着军装，就索性把自己的位置让给了她，说她们这样好说话。就这样，她们坐在一起，喜不自禁地讲述着分别两年来的各自情况。素云问王春花：“你家不是在安徽吗？去上海干吗呢？”

　　王春花笑着说：“我的娘家在安徽，我的婆家可在上海啊。”

　　这些年也断了联系，素云忙问王春花的丈夫是谁？在上海做什么工作？

　　王春花一改在朝鲜时的安静，她爽朗地说：“他姓汪，叫汪楚俊，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工作。”

　　素云惊讶起来：“是汪楚俊啊？”

　　王春花一听素云这口气，赶紧问道：“怎么？你们认识？”

　　素云拉长了语气说：“他的妹妹是不是叫汪楚玲呀？说来你都不会相信，我们住在一个院子里呢。”

　　王春花简直难以相信，听得她有点发懵，这世界也太小了吧。素云自从在朝鲜认识王春花以来，还不知道她以前的工作，不像卫佳和陈晓梅，她们一得空就对自己过去的事滔滔不绝，只有王春花从来都是笑而不讲。今天是个机会，素云很想知道她以前的事以及怎么认识汪楚俊的。在王春花心里，素云是个大姐姐，个人的事，你不说，她从不问。于是，王春花这才讲起自己在朝鲜战争中的经历还有和汪楚俊相识的经过：

　　“那是1950年11月，我在志愿军一分部第二兵站医院。战争一打响，就有大量重伤员被送下来。那时候，我带领一个护理班，一共九名护理员，其中两名还是朝鲜的小同志，年龄还不满十七岁，个子矮小。另外几名，都是前方受伤休养好后留下的同志，他们的身体都瘦小柔弱，和我们一道担负起照顾三百多名病号的护理工作。我负责护理的一个重病室，共有十三人，都是一些大腿骨折和重度烧伤的伤员。

　　“到了夏天，天气酷热，条件简陋，苍蝇蚊虫很多，伤口感染。看着他们的惨状，我就找来一些汽油，一天两次给重伤员擦伤口，并把病室打扫干净，避免苍蝇进室，减少伤员的痛苦。不久，我们班上的四名护理员又病倒了，只剩下五个小同志。我只能设法克服护理工作中的一切困难，比如伤员的生活用具不足，我们就冒着枪林弹雨的危险，去山头上捡来废弃的罐头盒子，做成饭碗；捡来树枝削干净，来充当筷子；缺少医用便盆，就去山坡上找来些破盆、破罐刷洗干净，废物利用拿来代替便盆。因为护理工作完成得好，在第一批嘉奖评功时，我荣立了二等功。

　　“很快到了九月，我又接到了护理轻重三百余名伤员的繁重任务。当时我负责照顾的病室有六个，每个病室十个人，共六十余人，大部分是重症患者，肺结核或者重外伤。病室的距离从一号到十号，有三百多米远，为了能让伤病员及时吃上饭喝上水，我仔细琢磨了一下，采用‘先打远的，再打近的，先打轻的，后打重的’方式。开饭时，我用担子挑两个桶，手里再提个桶，让较远一些的病室或较轻一些的伤员先把饭打完了，接着就到重病人房间里，给重伤员一碗碗盛出来，再一口一口的喂他们吃下。

　　“由于敌机的狂轰滥炸，造成病室墙体破坏。冬天来临之际，病室漏风，不利于伤势的恢复。我看到这种情况，得空便带着其他护理员，自己动手和泥，在两天之内，把几个病房漏风的地方都给修补好。忙了一整天，我还带领几个小同志到距离一公里之外的山上打柴，用来供给伤员烧炕取暖，让他们能住得舒心一些，尽快恢复健康。

　　“我的工作得到了领导和伤员们的肯定，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八一电影制片厂纪录片室来战地医院采访，汪楚俊是摄影师，他在拍摄之前与我进行了多次的沟通。就这样，我们相识了。他不怎么爱说话，后来我们就开始通信了。我们住在九芹家时，你是知道有人给我写信的，那就是汪楚俊给我写的信。”说完，王春花笑了笑，又用手在自己的肚子上抚摸了一下。

　　素云又忙问道：“那你们是什么时候结婚的啊？”

　　王春花说:“去年五月。结婚时，只有他的妹妹和妹夫在，他的爸爸妈妈都不在上海。”

　　素云感到有点惊诧：“他的爸爸妈妈怎么会不在上海呢？”

　　素云说到这里，突然想起素强写信说过这事。这时，王春花在素云的耳边轻声说：“他的爸爸被打成‘□□’了，他的妈妈也被劳动改造了。”

　　直到这时，素云还不知道自己的爸爸妈妈的遭遇。她还劝慰王春花，只说“一切都会过去的”。
　　她们一起下了火车，一块回到了万航渡路。就在素云走进院子准备向右拐弯时，看到了一个既熟悉又感到陌生的身影，那是自己的妈妈吗？怎么那样消瘦呢？她手里拿着一个扫把，正在院子里扫着落叶。素云忙跑过去，轻声地叫了一声：“妈。”

　　徐老师抬起头来，看到素云正站在自己的面前。一阵风刮来，刮起了地面上的落叶，也吹动着母亲头上的一些白发。素云手里的包掉落在地上，她上前抱住母亲失声哭了起来。素云不知道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说着就要扶母亲回家。这位精神上失去支撑的母亲，她让女儿先回家，说她要把院子里的落叶扫完才能回。素云接过母亲手里的扫帚，让她坐在边上的一个石凳子上，自己奋力地挥动起手里的扫帚，扫帚在石板路上发出哗哗的声音来。

　　天黑了，素云和母亲坐在那张饭桌前，做好的饭菜没有动筷，素云急切地想知道家里发生的所有事。母亲流着泪，在昏暗的灯光下讲起素云父亲和自己的遭遇。她还说，你的覃叔叔担心你被牵连，就把你从安徽调到了兰州，人离得远，又在部队，那些人不会再找你麻烦的。素云这才想起自己当初给覃叔叔打电话时，电话里传来让她感到疑惑的声音。母亲对素云说：“你和素强都离上海远远的，这让我安心些。我在这里有饭吃，就没什么事，你就放心好了。”

　　素云问母亲：“那爸爸现在什么地方？”

　　母亲说：“他在安徽白茅岭农场。”

　　素云说：“我想去看看爸爸。”

　　母亲说：“你去了，也不知道能不能见到他呢？”

　　那一夜，母女俩说了很多话，流了很多泪。素云决定明天早上去问问王春花什么时候回安徽，她想去看望爸爸。

　　第二天早上，素云来到汪楚俊家，她问王春花什么时候回安徽。王春花说，这次回上海，主要是拿户口簿和结婚证，孩子出生后报户口要用。汪楚俊不在家，她想明天就回安徽。素云说她也去安徽有事，约定一道走。素云离开王春花家之后，就去找晓美和汪楚玲。真是很巧，晓美从江西出差去杭州，有一天时间空当，就顺便回家看看。晓美的父母亲在银行里都是普通员工，所以，他们家的生活一如往常，没有什么变化。晓美对素云说：“我妈妈对我说，汪楚玲一家可惨了。”说完，晓美摇摇头，叹了口气。

　　素云忙问晓美，汪楚玲和那个花花公子到底怎样？晓美说：“等会你看到她就知道了。”

　　素云急切地想知道汪楚玲的处境，被迫不及待地问晓美。晓美说：“她俩呀，现在在打扫厕所呢，一个负责男厕所，一个负责女厕所。还有人嘲笑他们，说这就叫‘夫妻搭档，光辉形象’。这叫什么世道，简直就是变态。”

　　素云一听这话，赶紧用手捂住晓美的嘴巴。紧张而小声对晓美说：“你可别乱说话。”

　　晓美带着素云来到一个日杂商店的后面。素云远远地看到一个穿着粗布蓝卡机工作服披头散发的女人正拿着粪桶、一个同样穿着蓝卡机工作服的男人拿着粪勺在厕所后边的粪池边干活。晓美对素云说：“就是他俩。”

　　素云掉头离开了那里，捂着嘴巴哽咽起来。眼前的情景，让素云无法想象也无法和单幢楼小区里的那个烫着波浪发型、穿着讲究的汪楚玲联系起来。本想这次回来，与同窗好友两次相聚丽笙咖啡馆，畅谈分别这些年来各自的变化，没想到眼前看到的情景让素云感到完全换了个世界。素云和晓美静静地走在回家的路上，她的脑子里很乱，让她无法梳理出头绪来。

　　有钱的又怎样，一夜之间天堂地狱。当官的又如何，是非人我身败名裂。

　　那天晚上，素云和母亲都没有睡好，她们对明天的道路深感惘然，个人在组织下是极为渺小的，一滴水在大海里也只能随波逐流。想多了也是白想，不想也无法做得到。素云辗转反侧，苦熬到天亮。

　　素云的母亲起来后，简单洗漱，做好了早饭。素云拿上母亲给父亲准备的衣物，去找王春花。买车票前，王春花对素云说：“我到芜湖，然后再到巢县。你到安徽哪里？”

　　素云说：“我要去宣城。”

　　王春花说：“那我们可以同路到芜湖。”

　　王春花有一点像素云，就是她从不主动打听别人的事，除非对方主动说。就像这次，素云没有说她到宣城做什么，所以，王春花也没有问。不过，听说素云去宣城，王春花还是主动地跟素云说：“我就是宣城人，到那里有什么需要可以跟我说一声。”

　　素云向王春花点点头，她没有说出自己是去白茅岭农场看望父亲的。她们一路同行，聊着在九芹家那段往事，也讲到卫佳和陈晓梅的事。提到陈晓梅，王春花把脸转向素云，问道：“你知道陈晓梅结婚的事吗？”

　　素云直摇头，问道：“是和她的表哥吴学文结婚的吗？”

　　王春花摇摇头说：“不是的。她嫁给了我们医院外科一位副主任。后来我才听她说，去年她回老家一趟，说和吴学文吹灯了。”

　　素云叹息道：“原以为他们会成为一对呢。你也知道，陈晓梅在九芹家时，她不是口口声声说要和她的表哥结婚吗？还说他俩从小定的是娃娃亲，真是没想到。”

　　王春花说：“娃娃亲，都是父母指定的。再说，陈晓梅和吴学文是亲表兄妹关系，咱们是革命军人，讲的是自由恋爱，哪能还那么封建思想呢？你说是不是？”

　　素云连连点头。王春花突然问道：“对了素云，你结婚了吗？”

　　素云笑着摇了摇头。王春花又追问，那一定是有目标了吧？素云沉闷了一下，转而带着笑责备起王春花来：“你这是跟谁学的啊？怎么主动打听别人的隐私来了？”

　　王春花也打趣道：“我这不是关心你吗？再说了，我又不是卫佳，更不是陈晓梅，总喜欢打听别人的私生活。”

　　这趟火车走得很慢，遇到火车就要让，一路走走停停，素云心里开始急躁起来，这是她从没有过的感觉。早上8点从上海火车站出发，一直跑到下午三点才到芜湖。王春花下车了，素云还要继续走。王春花下车前，还特意强调了一句：“万一有什么需要的话，给我打电话。”

　　素云到了宣城之后，经打听，她还要坐汽车到郞溪。山路不好跑，一路颠簸，黄昏时分她才看到那个写有“上海市地方国营白茅岭农场”字样的大门前。那个门卫听素云说是来看望“□□分子”的父亲，凶神恶煞地吼道：“不准看！快点走！”

　　无论素云和他怎样商量，那个穿着一件旧军装敞开衣襟的中年男人，就是没有商量余地。在他看来，这些有钱有权的狗崽子，今天也让你们尝尝受罪吃苦的滋味。老子管着大门，我在你面前就是官，就是爷，你就得听我的。

　　既然不能进去，站在这里干耗着也不是办法。眼看天色已晚，这里又没有住的地方，素云决定还是先回宣城再说。很是幸运，素云坐上了开往宣城的末班车。到了宣城，素云想到了王春花，她是宣城人，看看有没有特别的关系。在汽车站调度室遇到了一位好心人，借用了电话，素云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拨通了王春花医院的电话。王春花听说素云要去白茅岭农场看望她的父亲，压住嗓门对素云说：“我爸爸是宣城市副市长，我这就联系他。”

　　王春花挂电话之前，又特意问素云在哪里，有了消息再把电话打过来。素云告诉她，说自己在汽车站调度室。不到十分钟的样子，调度室的电话铃声响起，王春花在电话那头说：“素云，事情搞定了，你明天早上七点半在望溪巷大众饭店门口等，我爸爸乘坐的是一辆军用吉普车。我跟爸爸说过了，他会让人带着你去找你爸爸，放心吧。”

　　素云欣喜之余，竟然埋怨起王春花来。这个王春花，一路上也没听说她起自己的爸爸是宣城市副市长啊。当然，素云对王春花的埋怨，不是真正的埋怨，而是一种认可，就像自己从不在别人面前说自己的爸爸是区长一样。

　　素云按王春花的指点，她找到了望溪巷的那个大众饭店。没等多少时间，一辆军用吉普车就向她开来。吉普车在素云面前停下来了，后窗的玻璃被人向后移开，接着露出一张看上去宽厚和善的脸庞。那张宽厚的脸向素云浅浅地笑了笑，问道：“是素云吧。”

　　素云点头，上了吉普车。

　　素云先是用余光看着坐在自己身边的这位大领导，宣城市的一把手。这位大领导像伟人般问素云：“听说，你和春花在朝鲜时是战友，革命战友感情深厚啊，要好好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感情。听说，你这次是来看望你爸爸的？”

　　素云双手抱着胸前的挎包，紧张地点点头。大领导露出可亲的笑容说：“别紧张，我们都是革命战友嘛。至于你爸爸的问题，完全是路线问题，政治意识问题。你去看望他，也做做他的思想工作，只有认清形势，端正态度，知错就改，带头表现，将来还是我们的好同志嘛。”

　　素云正眼瞧了瞧这位大领导，只见他的头发一丝一丝地干净利索，像被台风捋过一样，整齐地向后倒去。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再说，这次来宣城是看望父亲的，只有眼前的这位大领导才能帮助她实现此行的目的。于是，素云嘴里不住地说：“是的，是的，我会的，我会的。”

　　这时，大领导对素云说：“白茅岭那个地方，天晴一块铜，下雨一块脓。从1956年3月起，开始接受上海市内游民、残老、流浪儿童和孤儿的教养外移基地，如果是好天气，登上山岭，可远眺南漪湖，也算是个不错的赏光风景之地。”

　　说到这里，大领导又露出笑脸问素云：“你知道那里为什么叫白茅岭吗？”

　　素云紧张地摇摇头。

　　大领导有点自我显摆地笑着说：“哈哈哈，白茅岭是因为岩石祼露，白茅丛生的缘故而得名，那里自然条件恶劣，不是一般人都能扛得过来的。”

　　大领导说到这里，转过脸看了看素云，好像有什么暗示的意思。素云只是不住地点头，眼睛只望着前方的道路。

　　又来到了那个写着“上海市地方国营白茅岭农场”字样的大门，只见昨天那个穿着旧军装敞开胸襟的男人，看到吉普车过来，又是点头又是哈腰的样子。当那个看门的男人见到素云坐在车里的时候，他的目光里闪过一丝的不安和恐惧。

　　大领导安排了一个干部，带着素云去找她的爸爸。然后，大领导就到农场办公室传达上级指示精神去了。

　　素云远远地看到了父亲戴着一顶草帽拿着一把锄头在田间锄草，田间还有好多人。那个干部走过去，把素云的父亲叫了出来。素云看着父亲向她走来，明显看到父亲的脚步有点不稳，像似失去重心似的。素云跑过去，接过父亲手里的锄头，父女俩找到一块平整的田梗坐下来。那个干部离开前，交代素云：“你要好好地引导他，让他从灵魂深处彻底认清自己的错误。等会我再来叫你。”

　　看着那个干部离去的背影，这位昔日的老红军、老区长笑着说了句：“看他那熊样。”

　　素云端详起父亲来，他的脸消瘦了，头发也白了很多，皱纹也多了，话未出口，泪水已夺眶而出。父亲安慰起女儿来：“别担心女儿，这点小沟小坎，我还是能跨过去的。”

　　女儿嘤嘤地哭着，细碎地说：“怎么会成这样？”

　　父亲深深地叹了口气说：“自打我从当红军起，遇到过好多次运动。但最终，党的光辉一定会驱魔逐鬼。这点，我从来都没怀疑过！”

　　女儿抹了抹眼泪说：“就是让您受委屈了。”

　　父亲开朗地笑了起来：“大风大浪都过来了，这点委屈不算什么！擦干泪水，任何时候，你都要记住，你是老红军的女儿，你是志愿军战士，你是一名勇士，不许流泪！要流泪，也是喜悦的泪，胜利的泪，成功的泪！”

　　素云被父亲的能力感染着，听父一席话，心里顿时敞亮开来。阳光下，父女俩依偎在一起，在这样特定的历史时期，还有什么比精神之光再光明的呢？

　　那个干部又来了，他是叫素云去小食堂吃饭的。父亲听说后，对女儿说：“闺女，吃饱一点，人才有劲头！”

　　……

　　素云回到上海后，为了安慰母亲，说了这次与父亲相见的情况，还说到王春花的父亲，那位副市长会照顾好父亲。听了女儿这样的话，这位整天提心吊胆的母亲心里获得了一些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