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七》小黛猫

8、八

　　我给马克讲过鸭子，因为他给我讲了那个小伤疤的故事。他告诉我那是一个小时候的梦，过了许多年，变成了一个伤疤。我说，这种说法很有意境，听起来象是中国人的古典诗。讲完鸭子以后，我的心里一痛。我知道我又突然想起了那个人，那个小老头渠毅。
　　渠毅走的时候留给我一张画，我把它挂在我的书房里。这副画没有别的，就是一堆颜色，红里夹黄，灰中带紫，丝丝缕缕，牵牵挂挂。渠毅把其他的画都带走了，包括那些我的肖像。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单把这一张留下来给我，我一直在想他一定有他的道理。我把它一直挂在书房里，看了好多年，可是到现在也还是不明白。
　　渠毅刚走的那两天，我跑到书店买了一册精装本的《梵高传》，还买了一支红色的水笔，一边看一边哭一边写眉批，把厚厚的一本书看成了两本。一本黑色印刷体的是梵高的，一本红色草书加坑坑洼洼的泪痕的是我和渠毅的。渠毅已经走了，其实只是我的。
　　小老头渠毅比我大不止十岁，所以我叫他小老头。如果年龄可以当作一种成熟的标志，我曾经以为这是我爱他的一个理由。小老头渠毅还是一个画家，可以整天不吃饭折腾他那些笔和颜料。如果作画可以说明一种气质的话，我曾经以为这是我爱他的另一个理由。我和渠毅一起消磨掉了自己大学生活的头两年，得到了一些什么，又丢失了一些什么，都不能够仔细地去琢磨。那个自以为是的年代里，我年轻得没有资格说我懂什么是爱，但是我至少给了自己很多理由去爱。
　　那时候，我觉得画家应该都是男人，而且一出世就要三十岁出头，一定要象渠毅一样穿着烂糟糟的汗衫和满是油彩的工作裤，顶着一头卷发，右手中指的第一个关节上结着老厚老厚的黄茧。这个形象其实还有点象我那时的小提琴老师，一个终身落魄的印尼华侨，抽烟抽得整个人都瘦而黄，最后死在了肺炎上。虽然那会儿我也在学画，但是从来没有想过要成为一个画家，因为我没有渠毅的眼睛。渠毅的眼睛很毒，能看到我看不到的东西，所以我总觉得他的画里有种我不明白的情绪。那会儿我还在学小提琴，没有把我的琴卖掉，而且我还不可救药的年轻，所以老是在梦想有一天我和渠毅可以一起去巴黎，去看看伟大的梵高住过的地方，卢浮宫门前的玻璃金字塔，还有红磨坊。很多年以后我去看了那个名叫《Moulin Rouge》的电影，我都还可以看到我那时候的梦在天上飞着。我梦想可以站在火车站前的空地上拉琴，脚边是点着长明烛的漂亮的五色粉笔画的圣母像。我得把琴盒打开放在地下。过往的人走过时也许会停下脚来听一会儿，然后投下三两个硬币离开。渠毅可以给人画肖像，我们可以过前辈大师那种的清苦生活，在困顿里创作一生中最伟大的作品。渠毅说，算了吧，你拉的梁祝整个是冬天里的蝴蝶，翅膀都粘在一起了，我们肯定都得饿死，还不如去当小偷哪。我说那还有你哪。渠毅笑笑说，我的画不卖，卖也卖不了几个钱。
　　电影是和马克一起去看的。那一阵我们找到了一家特别便宜的电影院，在普通院线上映的片子还要十多块澳元一张票的时候，那家电影院就只要五块半。电影院的地理位置相当偏远，在墨尔本这样按照中国人标准几乎全是郊区的城市里，说偏远那就真的是很很很很偏远了，开车单程也要走一个小时。电影院的周围全是农场，白天到处都是牛羊，晚上就只能看到干草堆黑黑黄黄的影子。电影院非但远，而且是露天的，在一个大广场上。看电影多半在晚上，大家都开着车去，把车面对大屏幕泊成排围成圈，然后就坐在自己的车里，用汽车的收音机收取音响效果，一边吃着汉堡披萨一边看电影。那天我和马克在家附近的超市里买了一大包Pop Corn，老大老大一包，只要一块多钱，不过是咸的，马克还用大号的可乐瓶装了满满一瓶自来水。我们在天刚开始黑的时候就出门，开着我的小四驱，在一片夜色迷离的田野里看了斑斓喧哗的《Moulin Rouge》。用这一大包爆米花，我们对付了一顿晚饭和一场电影。妮可·基德曼的样子很漂亮，看上去和平时完全不是同一个人，不过电影讲了什么，我一点也没有搞明白。
　　我告诉马克我曾经在德法边境的小镇上，隔着那条已经忘记名字的河流，眺望过不远处的法国。巴黎应该就在那个方向。那时，陈然在我的身边。我们是从汉堡坐着火车开始在欧洲游荡的。那个季节里欧洲相当冷，我记得离开汉堡的时候天上已经开始飘雪花，中央火车站的绿色尖顶上结着白霜。我们穿着鼓鼓囊囊的防寒服，提着大包小包，拖着巨大的旅行箱，走起路上摇摇摆摆，象两头北极熊。包里全是我买的莫名其妙的东西：大大小小的蜡烛、各式各样的巧克力、明信片、画片，以及一堆唱片。陈然说他很想去巴黎，来了欧洲不去巴黎总好象缺少了一点什么。我没有回答。我并不确切地知道我是不是在心里把巴黎完完全全地留给了渠毅，反正那一次我离巴黎已经很近很近，但是我没有去。小老头渠毅早已不知去向，我甚至不知道他是活着，还是死了。但是巴黎似乎就是他的，还有我的童真。后来有一段时间我一直在想，小老头渠毅如果死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