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七》小黛猫

11、十一

　　我不明白自己，尤其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让陈然一个人走。无论是为了婚姻还是爱情，我都应该义无反顾地跟他一起走。房子可以卖掉，车也可以卖掉，拿签证回中国去未必找不到工作，就算找不到工作，我依然可以靠写作生活。当初的那些看似现实的理由，事到临头原来都很愚蠢。但是后悔会被生活磨淡，新的不幸会代替旧的不幸成为悲伤的主题，并且更替不断。奢望爱情是一个很大的不幸，如果不是最大的话，象一个母珠，会粘连上所有小珠，把痛苦制造成项链供人佩带。今天中午醒来的时候我照了照镜子，发现自己并不如想象中的那么苍白衰老，对三十岁的年龄而言，保养得居然还不算太坏。昨天夜里我没有睡也没有哭，我对自己说，既然马克也可以离开，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不可能发生的了。
　　陈然的电话还没有来，律师已经来了电话。律师来电话的时候，对我的平静有一点点诧异。她告诉我定在明天，去和陈然的律师谈我们的离婚协议。照她的计算，这场离婚的官司对我不利。我知道她说的是经济上的不利，除此而外其他的不利一概不是她所关心的内容。即使不利，她也没有安慰我，她见惯了离婚的案子，而且她的时间是按照钟点算钱的，作为一个有素养的专业人员，她很节约地说明了细节，顿了一顿，就挂断了。
　　其实我也不需要安慰，我觉得我的核桃壳又开始慢慢坚固起来，足够包含我自己了。第七天，连上帝都躺下了，这个世界是没有神灵照料的。我的世界从来没有过神灵，就算是现在，我也不需要。
　　但是终于，贺冰打来了电话，想安慰我。贺冰是个天津人，成为我的朋友是因为她包得一手好饺子，每次我想吃饺子的时候，就会叫上贺冰来家里吃饭。她会带上醒好的面团，在我的灶台上一边挥动擀面杖一边向我传播各种各样中国人中间的小道消息。而我在很早以前就开始独自一人缩在壳里生活，所有的消息对我来说都变成了新闻。
　　贺冰的前夫是一个开超市的福建男人，勤劳得变态，节俭得变态，只雇用从中国来的没有正式身份证件的黑工，对人的态度也显得有点变态。贺冰的英文名字非常非常奇怪，就叫Ice Ho。她的前夫不知道是存心，还是真的出于福建口音，老是把她名字叫得极象Asshole，成了一个骂人的字眼。他们离婚的那会儿，总是我在安慰她，这样的男人不要也罢。贺冰泪眼迷离地对我说，“四儿，你幸福，一手抓陈然的婚姻，一手抓马克的爱情，两手都硬。”那时候她刚刚从中国来到澳大利亚没有几个月，说话的时候老是跑出来很多对我们来说很古怪的时髦政治名词，什么两手都要硬，又是什么与时俱进。她的话，让我沉默。他们都说我和陈然只有婚姻没有爱情，否则不会那么轻易地放开自己的男人，让他这样长期远离。贺冰说男人是个风筝，不能放得太远，手里的线一断就再也找不到了。我自己的心里知道，我对陈然的爱情，其实深得连我自己都看不到。
　　凌晨五点，天上下着很大很大的雨。我的车在雨里被撞成了一堆废铁，呼呼地冒着白烟，撞了我的那对老夫妇被担架抬着送进了救护车里。在这些钢铁的机器面前，人的生命显得不可救药的脆弱。我的脚踝上血流不止，大概是擦破了皮肉，但是我一点疼痛的感觉也没有。没有疼痛，只有恐惧。猛烈的碰撞把我的心“蓬”地一下撞到了天上，就消失在雨里找不到了。我一个人呆呆地坐在街沿上，坐在雨里。警灯急促地鸣闪，红色的消防车也停过来两辆。黑漆漆的公路上，雨下得看不清地上的车道线。那里堆着两坨废铁，银色的是我的小四驱，另一堆红色的大概就是那辆面目全非的本田。First Aid的护士赶来要检查我的伤处。她对我说了些什么，我全都听而不闻。天知道，我只是紧紧攥着手机，拨打一切我能回忆起来的陈然的电话号码。办公室的，家里的，工作的手机，私人的手机，一遍一遍地听着无法接通的语音提示，人一点一点地软倒。中国应该是午夜两点。关掉了手机拔掉了电话不是陈然的错。或许他第二天有重要的客户要去拜访，有重要的会议要参加，他需要休息。只是那一刻，我没有想到马克，只想听到陈然的声音，我没有力气去想所有那些逻辑，我失望，我疼，然后所有的委屈就全部涌到心口，开始失声痛哭。
　　两小时。为了这两个小时的时差，我放弃了午饭，只为了在陈然午休的时候跟他说上几句话。爱情在的时候，男人对女人说，你对我好，我心里全都知道；爱情离开了以后，陈然的那句潜台词我看的见。他想说，别说你心里对我有多好，你没有说我就不会知道，过去我不知道所以以后我也不想知道了。我以为我嫁了一个男人，他就将陪我厮守终生，为了那个终生，我可以放开眼前的一点点缠绵。我没想到，两小时的差距就毁了我们。我的胃象灼烧一样的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