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豪总是难以捉摸(民国)》莎勒塔娜

2、第 2 章

　　好吵，好吵，好吵，好吵好吵好吵！

　　夹在吼叫声和号召声中，格格不如的感觉愈加充斥着我的心脏。尽管身边都是无比熟悉的同学们，我却在这一刻察觉出无限的陌生。

　　抬头，是戴着白色邮差帽，穿着白布衬衫的潘笑，他在队伍的前头，收敛了一贯的笑意。着蓝色学生装的李学姐在队伍的后头维护队伍的秩序，贴脸的短发早已被晶亮的汗水打湿。

　　我会对这些年轻蓬勃的少年少女们抱有无限的羡慕，也会对他们投去我最真诚的敬意。可我其实从内心而言，并不想加入进去。

　　因我自是深知自己的德性，分明最为厌倦厌烦那暮气沉沉的一切，而偏偏又是这一切其中的一员。那黑黢黢的宅子关了我十六年，早就把我关得不成人形了。

　　我无时不在害怕，困顿于内心卷围缠绕的荆棘。这是从深湖泥里绕上旅人脚间的海草，愈挣扎，它便锁得愈紧实。

　　老虎被脚链拴着，关在笼子里久了，便对链子和笼子产生依赖，纵使断了，开了，它也不敢逃出去。

　　现实于我而言，便是如此。总有难以解放的理由。我的父亲死了，但我的未婚夫未有，我的弟弟未有，张管未有，吴妈未有，甚至，我的母亲也未有。我知这种想法是必然有些过了的，但是事实如此，在我的眼中，自我的心里，任何事物都是我的脚链，我的笼子，我的枷锁。我逃不开的。

　　虽和同学们一样，会在偷偷聚起的读书小会里把易卜生的《傀儡家庭》埋头逐句翻译下去，一同抚书赞扬欣赏娜拉的高洁和勇气。可我却总忍不住会去想，想这个柔弱的女子今后该怎么立足呢？

　　脱离了家庭的人怎么立足呢？

　　我当然相信坚强的娜拉可以继续靠着抄写文件之类的活儿得钱，可她怎么在社会上立足呢？

　　无处可立的，我抑制不住地悲观地想。在哪里都一样，社会逼得女人就必须要在家里活着，哪怕活动范围一日日渐渐大了，她也依旧有根绳子套在脖子上，有个家在后面托着。没家的女人天生被排斥着。

　　所以每面对身旁这些期许自由，奉娜拉为偶像的女孩子们时，我总觉得这些阴晦的思想都无地可容。她们个个闪着水晶般剔透的光芒，全愿意去投身她们所认定的美好的熊熊燃烧的火焰中，哪怕碎骨，也觉着是为了后面的明亮前程而铺路。而我只不过陪着她们一起笑闹，钦羡她们蝴蝶一样的美丽，暗地里却惶恐不安，待什么都如洪水猛兽。

　　连我的母亲都是比我有勇气的。

　　我终究还是去了游行。

　　沉朴的大堂里，裱着银的匾下。

　　坐在花梨木书背椅上的母亲盯了我许久后，收了眼神，抹了抹茶盖，轻飘飘地对我说：“去罢，进去了我将你赎出来便是。”她的眼皮低垂着，睫毛忽闪忽闪，把靠在扶手上的腕子转到膝盖上，又启口道，

　　“只是别跟其他同学扯在一块，我不愿多花关系。”那染了陈凤仙的甲儿褐红褐红的，在格线旗袍上滑着温润自在的柔光，母亲低着头，表情看不真切。

　　出门的时候，我不经意回望了院里晚开的垂枝海棠，艳粉中心却是大染特染的嫩白，从绿叶丛中探下头来。这是院里最鲜的颜色了罢。

　　长安街东端的温度格外烧人，橙红的光彩里，我也不知是否真的烧见了人，太乱了。这红亮的光怪陆离晕人非常。

　　太阳很大，人很多，我扎在人群中挤来挤去。穿着袄裙的女孩们和长衫们的男孩们聚在一块，声嘶力竭。竿子上被用力摇晃的字条在空中跳跃。原本白色的帽子被踩成青黑。布鞋挨着布鞋，擦着，踏着，分不清谁是谁的脚。

　　嘈杂声中，身体不由自主的微微发抖着，停歇不了，按捺不下，惶恐在我心里如野草般纷飞蛮生。我在纷杂模糊的乱影中看见小楼阳台上的冷眼，砂灰瓦片下的若有所思，坐在台墩上人力车夫脸上的汗珠子，粮店老板手里的小杆秤，茶馆里探出的白巾子，青皮嘴里吐出的黄痰。

　　以及……那些平日里耀武扬威的军警大人们的跪地哀求。

　　嗡嗡嗡嗡嗡嗡嗡嗡，理智在我脑子里逐步化开，这颤栗如哮喘样难以止住，令人上瘾，让我从未如现在一般憎恨自己的懦弱和虚荣。

　　一瞬，我原本不住轻颤的手被拉住了，抬眼，是潘笑。他的眼神并不在我这，而是那些暴动的学生身上。他们正跟平日里那些人民的主人们斗争着，准确地来说，是单方面的施暴。

　　心中的不安更加黑沉了，荡开层层叠叠的波纹。血液缓缓着，所有的事物都慢了下来。

　　什么警察总监，什么总务处长，什么步兵统领。他们叠声叫着老爷，先生，把以前受着的媚态奉承尽数还了回来。

　　原会如此吗？

　　我往日听着演讲时，站在讲台下，也觉着激昂无比，认为人人如此叫好，人人如此热血的国家，必能日新月异，立即革新换面。可演讲过后，我见着的国家一如昨日，他们如此割裂，仿佛是两个永不相及的平行线。海对岸的明治维新已过了半个世纪，而曾经的东方雄狮却并没有追赶上去的欲望，好似没有人发现，这是一场国与国之间必要的竞赛与较量。我也就此以为这是一池的死水，一时半会儿净不了的。

　　可竟是如此容易的吗？

　　这些点头哈腰的人，被人打了都不敢指责的人，称学生“纯本天良”的人，真的是平日里那群嚣张至极，极会摆谱的人吗？

　　怎会呢？

　　我又转头看向阳台上，瓦片下，台墩旁，粮店里，茶馆口，道路边。再抬头，看见高高挂着的白底黑身的“德先生”和“赛先生”。

　　不，不过又是一场激昂的“演讲”罢了。观众们配合得很好，群情激昂，可放在心里，有所悟，有所得的又有多少呢。

　　浅薄的笑声被死死压在喉咙里头，我无名的冲动迫得自己已看不下这场喧嚣闹剧了。努力抽出身子，想悄悄在这混乱中挤开去。

　　开国初的一切都虚假地宽容着，但这种宽容又能维续多久呢。况这种宽容是多浮浅于表面啊，只要掌权者持续不了那开明到浮空的法卝律，坚守不了那正确无比的宪卝法，掌控不了国家机器的各个零件，这种宽容就会马上碎裂了，如阳光下那些大小不一的肥皂泡泡一样。

　　“学生！”

　　一个带着淳朴笑容的洋车工人叫住了我，他的笑容是那样平实，使人忍不住想起巷子里压邪的大台。

　　像是烈日的阳光终于照在我身上了一般，血液加速在我的骨头间流动，斥得肿胀。

　　“喝些茶水吃口烧饼罢，大热天的，你们别太苦着自己了。”

　　我禁不住突地呆立，愣愣地站在原地，机械麻木地接过他塞来的有些烫手的芝陷烧饼，囫囵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砰，砰，是自我胸膛里发出的锤鼓声。它起先是滞着的，仿佛没有依凭的底的玻璃杯，然后又一顿，一顿地加重，把我的骨头打得酸痛。

　　灼人的热度和光亮好似破开了一些无言的东西。

　　过了一会儿，我转回头，看见他们派送着茶和饼的佝偻身子，跟他们做工时的姿态无二，笑脸好像与面对老爷夫人们时所拉出的没什么两样，朴实而带着讨好。在拥挤混乱的人群中，这些工人并不怎么显眼，甚至令人产生不合时宜的轻蔑。

　　可太阳很大，温度也很高，一切都燥得很。天空白得缺了不少蓝色，却没有一丝云朵挂住。

　　水很烫。

　　结束，也未结束。游行仍继续着。我已到家了。

　　芍药和虞美人都开花了，我呆愣愣地透过苏雕窗子看着院子里多出的几抹彩色。因为罢卝课运动，这几日并无先生们布置的功课。

　　“红红。”母亲在我身后柔切地呼唤我，把我抱在怀里。“吓坏了吗？”

　　我默默摇摇头，良久，在她怀里闷闷地哑声问到：“妈妈，为什么这些警察变了一副模样？”

　　倒大袖旗袍下的白胳膊轻轻把我环了起来。母亲摘了腕上翠腻的玉串子，伸开指儿，一下又一下地顺着我的背。

　　“你以为他们得是什么样的？”她低低地笑了笑，“像平日里对待一些学生一样跋扈？”

　　“学生里，有的无权，有的无钱，有的既无权也无钱，但更多的，是有这些的人，更多的，是丘九和学老爷们。况一些有威望的先生也在你们的队伍里那。”母亲把缓缓把头依靠在我的头上，搂我搂得更紧了些，黑乌乌的发髻有些硬邦邦的。

　　“政间和学业的事我明你都有数，但我总怕你沉在这锅热油里。”她的言语郁郁，像是暗含重露的积云，踟蹰在半空里。

　　我不由得回抱了母亲，耸动着把热度透过旗袍传过去。“我都知晓的，妈妈。不会的。”我不会，也不想沾染什么。

　　如今绝不是什么有美好未来的时代。我回想起游行所见的一切，下了结论。

　　哪怕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