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邦之夜》北海酋长

4、第三章 酒 馆

　　蔡九醒来已经是下午3点钟了，他心意懒散的打开饭锅，一会得说书去了。听到有邮差送信的声音，想起一件事来。昨晚离开书馆时一匹快马追来，差点撞到他身上。马背上是茶房老板，拎着嗓子喊：“九爷，明天的书场先停两天。”
　　蔡九系好衣裳，走出家门。他叫上单马敞车，跑到小春仙叉路口。他到一家酒馆坐下，窗口朝向昨天夜里送的那人房门望去。那个人真倔，叫他离开。甚至，嗨，连名字都不准备告诉。说：“我说出一个假的来，你愿意听吗？”后来尾随，知道那人进的这个屋。
　　小春仙街是一个生意密集的片区，先不说集市上钉马掌的磨面的批发菠菜的，单是运货物的马车就排了20多辆。干活的人已经三三两两坐下来，又一个两个的去柜台舀着高粱酒了。蔡九也试着舀了二两，他想去看看那个青年出没出来，就站了起来，到叉路口看了看。回来见一个女人占了座位，他坐到别的桌上，感觉有点别扭，就回到原位。
　　“这位女士，这是我刚坐的地方，这不，酒杯还在呢。”蔡九心里想事，才看到被推到桌边去的杯子。
　　“是酒吗？”
　　酒客们开始热场了，桌和桌之间打着招呼，又敬起酒来。
　　一个说：“哥们，我还得感谢你呀，你给的那活儿，后来双趟，来了一块银元。”那人把一块银币拿出来，在桌上转了一下，吹口仙气在耳膜外面听着，银板抖颤的声音。
　　另一个说：“今天大家请客，庆祝鲁哥生日寿辰。一会儿份子钱你得交呀。”
　　“鲁哥多大了？”
　　“45岁。”
　　蔡九喝着烈酒，吃的辣子炒小肥肠。他想让自己迷糊一下，什么都别想。就又舀了二两白酒。
　　这时，那个女孩坐到他对面。问：“我坐到这儿，行吧？”
　　蔡九点了下头。她21、2岁，聪明活泼的样子。
　　她说：“以为还有人呢，您一个人呀！”
　　酒桌上一会儿吵得嗡嗡的，这氛围哪儿找去？你可以完全沉浸在烟气迷漫的唠叨声中，不用说话。人类原生部落般的交流，不用研究和费神儿，像一辆马车，任凭马儿在草地里瞎逛。他让店员倒了一杯水喝。
　　“您，是蔡先生吧？”那女人的声音，被嘈杂声淹没了。他点了点头。
　　“别说了。鲁哥来了。”
　　这时从门口进一个粗布汉子，腰里别着一把枪。他双手压一压稀里哗啦的掌声。
　　“各位到场的兄弟，鲁省谢了。”有人让座，鲁哥走到屋中央。“弟兄呀，我做了一件错事…”
　　有人说：“鲁哥办错事了，不可能呀。”
　　“能，”鲁哥说。“怎么一桩事呢？今天我到区公所里去，四个人在八仙桌上打麻将呢。一摞一摞的钱，不像咱们兄弟玩那小马掌，那么点钱。我拿出这把破枪。”
　　他抽出那支黑色木头枪让大家看。
　　“我说‘把手举起来！’他们开始时楞住了，一看是我，你猜怎么的？他们乖乖的把手举起来了。我也没想到呀，这么大的股长，乖乖的举着手。我说‘把钱拿过来！’一圈人看着股长，就这么瞪着眼睛看着股长。那家伙点一下头，有人把钱拿过来了。我说‘知道为什么拿钱不？’那家伙说‘知道，知道。’我说‘再在我们地面上干坏事儿，要你狗命！知道干什么坏事儿了不？’那家伙说‘兄弟错了。’太缺德了，把人家大包牙打死就像没事似的。”
　　鲁省咽了口唾沫儿，说：“兄弟没别的，我拿出5块钱，送给老许家，我提议兄弟每人都送一点，最多两块，最少一块。帮着他们渡过难关，把这件事儿结了。我给各位抱拳了，谢啦谢啦。”
　　吃酒的人把钱币放到一个盆里，用筷子敲打桌子和举杯相随而来。
　　“来，我代表全家敬鲁哥一杯。”
　　“我佩服鲁哥。”
　　“祝鲁哥，生日快乐！”
　　“祝鲁哥快乐！”
　　叫鲁省的那个粗布汉子又说：“我刚才说我做了错事，就是这件。我敢恐吓股长大人吗？是不呀。兄弟们，给大家祝兴了。”

　　蔡九和那个姑娘聊上了。她是记者，叫查安娜，想找点新闻。说：“是的，是的，知道您是说书的人。”
　　蔡九说：“不喜欢说书的话，可就难办啦。为难我啦。”
　　“就是亲身经历，更有时代感。”
　　“你知道，生活本身可不是故事呀？何况，你在向外吹嘘时，说经历过这次战争，看过那个皇帝，说书多少多少年，有水份的。我潦潦草草，说书也就5年。”
　　“5年？”
　　“当然，说了很多年，压缩一下，就5年。听说西方有一个说书的叫荷马，有这么回事吗？”
　　“荷马那可伟大，用诗歌说书的。跟咱们的有很大不同。他生活在2000多年前。”
　　“啊，我以为他是200年前的人物呢。”
　　谈了一些西伯利亚的事情，他说跟着俄国的地理考察队过去的。
　　女记者问：“怎么加入到他们的人里面去的？”
　　蔡九回忆说：“我们在玻璃房子吃完了饭，往里面房梁上放了吊了一些鹿肉，这是给陌生人留下来的。科考队的人问我，你是不可以给我们做个临时翻译。他们的翻译得了肠炎，回伊尔库斯克看病去了。”
　　他讲的情景就像浮现在眼前一样：
　　在黑龙江岸树林一带，走着一支20多人的马队。马队的后勤同样是20多匹的骡子，载着外层坨成硬壳的小麦粉和帐篷。炎热的夏天森林里蚊虫和马蜂蜇咬，骑兵头上戴着纱罩。队长乌里扬诺夫不爱戴纱罩，他是一个30多岁的上尉。从逶迤队伍的后面望见灰骏马背上的队长，那挺直的脖颈和有几根白发的脑袋，像一面屹立不倒的旗帜。
　　四方坨子村是一个山溪往下流处，台口上的村落。队伍经过时，兵马停住脚步。
　　队长大声问：“兄弟们，在哪里宿营呢？”
　　“在村口外面！”
　　山坡茂盛的蒿地上，响起士兵的欢呼声，抛飞的军帽连褐斑蝴蝶和蓝蜻蜓都惊动了。“撕吧西吧！乌啦！乌啦啦啦！撕吧西吧！”
　　那一天，四方坨子村发生了两件事。一件事是从外村来了两个姑娘，来姨妈家放风。当地德满族村落人烟稀少，村里都是几户人家，走走串串也是家常便饭。
　　再一件事就是，胡子谢长举把一家的父亲和15岁的儿子绑走了，要他家三日之内，拿出50块银元。这一家正愁着，山林里来了这支部队。在太阳落山的时候，场院一堆木柴被点燃。黄昏的天光下，辟啪燃烧的木火发出烤麋鹿肉的香味。面色白皙的士兵也只是20多岁的男人，他们把肥厚的大绿橡树叶子、白羊□□花和黄的、蓝、红的什么大山花都撒到地面上。村里姑娘们的粗壮脚丫踩踏在树叶上，两支萨克斯管和一部手风琴奏出东正教歌曲，接着转到了舒伯特的慢步舞曲。来串门的那个姑娘在跟科考队青年队员格利耶夫跳舞，情意缠绵的时候，村里传出一阵凄泣的嚎声。
　　“树琴呀，这么狠心呢！你大姨夫被人抓去，命都要没了，你怎么还跳呢？”
　　树琴一把推开了格利耶夫，她边跑边迎着女人喊：“大姨，我跟他们说了，去救我大姨夫，想着这件事呢！”
　　这时，那个格利耶夫愣住了。当时我就在中间翻译吗，刚开始介绍他们时我说：“这位是格利耶夫先生，您叫什么名字？”
　　“我叫袁树琴，不是这个村的。”她说。
　　“怎么，不高兴吗？”
　　“不是的。”
　　那个姑娘羞怯的挤出一点微笑。我得说，她长得真挺漂亮。身材苗条，两条整齐的眉毛配着亮晶晶的眼睛，绯红的脸上像一只山莺说话似的。美中不足就是脚丫。从靛蓝蝶花布鞋里，脱出来一双黑不溜鳅儿的脚丫。村里人可能不爱洗脚，可从来没见女孩子的脚是那么脏的。跳了一会，脚上的黑泥巴脱掉了，脚踝在篝火照耀的光影里绰约跳跃，才能看见鲜嫩活脱的皮肤。科考队的这位格利耶夫，该说不说，是全队最标致英俊的年青小伙儿。毕竟勘察队选来的士兵有点教养，标准的北欧人脸膛，黄色眉毛下面露出一双聪明的目光。从曲伸浅黄色的手臂，邀舞时的雅静，和伸展有度的跳跃节奏也能看得出来。有人唱起了普希金的歌曲。

　　说话时，馆子里喝酒欢闹的几个人也围拢过来。他们中有一个在蔡先生讲叙中还送来一杯高梁酒，蔡九刚喝时以为是水呢。后来习惯了，他讲几句泯上一口。渐渐竟然醉了，拨琴弦般的哼唱起来。

　　蔡九继续讲述村里的遭遇——姑娘们不跳舞了，军人才停下歌唱。队长问明情况，对格利耶夫说：“上士格利耶夫，你听到这个姑娘向你说，有人被抓走的事情了吗？”
　　格利耶夫说：“队长，我没听见呀！”
　　“哦，现在你知道了吗？”
　　“知道，知道。队长先生，您能派我和几个弟兄，去营救他们吗。”
　　“什么，你要去救？是这样吗？”
　　“是的，先生。”
　　乌里扬诺夫和副队长商量了一下，他们分拨出6个人，由一个村里的向导领路。临行时，姑娘亲吻了格利耶夫的嘴唇。
　　几个小时后，出去的人还没有消息。姑娘跑到村边望了又望，燃着的炭火一明一灭，她就这么挺立胸脯向山窝那边望去。到了后半夜有脚步声从山崖边传来，见到营救小队拿着火把的士兵时，人们看到担架上抬着格利耶夫。姑娘以为伤得一定不轻，后来才发现他已经死了。一声长哭震荡了村庄，村民顿时默哀起来。
　　原来小队的人到达鹤家铺子，找到了胡子谢长举的住处后，很快几支破枪的胡子就被装备精良的部队剿灭了。格利耶夫找到被绑缚父子俩的山洞，这时山洞外的一个鸡窝里——那是一个闲置的鸡窝，一个小胡子就躲在里面。他看士兵来，还以为能抵抗呢。他拿着两支猎枪，都打在格利耶夫的左脑海上了。
　　第二天，科考队一上午没有干活。他们把格利耶夫埋在村外的山坳里，坟墓上撒满了野花，鸣枪向他道别。而那姑娘哭了一天，另一和她一起的姑娘说：“俩人几天前，就在山上认识了。”

　　蔡九说往事的时候，围上来的人多了。他说：“你看这种资料能用吗？”
　　女记者问蔡九：“县里没有警察吗？”
　　“当地有一个保安队，秋收季节都回家割地去了。就剩一个队长，那天夜里也跟着来了。他枪毙了胡子谢长举，也算行使了一道特令。”
　　“可是，这个…嗨，我跟你这么说吧。真不能发表。你想呀…”
　　查安娜用小刀削着铅笔，不安的说：“中俄签署了《瑷珲条约》，俄国以着实力，划去了黑龙江以北大片的土地。你所说的那个考察队，就是沙皇侵略中国的工具。”
　　蔡九愣了，说：“那我这是，给侵略中国的俄国人搽脂抹粉呢，是吧？”
　　她说：“按理说呢，两国老百姓交往，是抺不掉的。谁也不能更改历史。但是，你说科考队去救被胡子绑票的中国人，是沙皇的命令吗？”
　　蔡九晃然大悟，说：“对呀，这个不是沙皇命令的！沙皇是说：你们过去一下，把我侵略的土地测量一下。他是这么说的。至于牺牲了个队员，那是青年男女，人和人之间发生的事情。和一些伟大的故事一样，是值得流传的。他沙皇侵略中国，还是侵略中国。”
　　酒馆的人围在女记者后面听着。一个卖芹菜的酒友帮腔的说：“好话赖话都叫你一个人说了。我听了半天，就看出来，你不是一个地道的中国人。要不是这位姑娘分析，你把酒馆里的人都给骗了。”
　　蔡九说：“喂，朋友，不能这么说话呀。要说被俄国人侵略的事，我知道的还比你少吗？但是这件事…”
　　卖芹菜的说：“你就是不讲理，打你丫的两下子就老实了！”
　　听故事的人中竟有一个人捧场，说：“对了，打他丫两下子就老实了。”喝酒的人们笑了起来。
　　这时一个戴着一独眼罩子的人说话了：“谁胡说八道呢？”
　　卖芹菜的说：“是他，宋三爷！这个说书的。”
　　“我说你呢！”那个叫宋三爷的人说话有点震，“我听的清清楚楚，人家蔡先生改变口风了，你丫的张口就要打人。打人是你这样的吗？来，你打一下子我看看。”宋三爷说完，还搁开个场子。
　　“你怎么向着外人，三爷。你不应该替别人说话呀，三爷。”卖芹菜的人喝多了。有两个酒客把他扶到外面，老板娘把一瓢凉水泼到他的脑袋上，他喊着：“老板娘，老子天天给你送钱来，还欺负我呀？”
　　戴眼罩子的人说：“大家看看，这个馆子里就两个有文化的，他不但不尊重，还要打一个。不知道羞臊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