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和梦》野草lucky

3、希望

　　希望

　　——记与急性焦虑发作战斗的两周

　　写这篇记录的原因有三。
　　一是复健，目前正在服用的抗精神病类药物容易让我处于昏昏欲睡、对周围感知力差的状态，这也是我当初擅自停药的原因，写一写东西总能让我通过语言的组织找回自我。
　　二是让自己永远记住不可轻视医嘱，同时不可轻视精神类疾病。八月底我借着保研工作忙为由头，停掉了去脑科医院的复查，自我感觉良好、抑郁与焦虑倾向好转，渐渐的剩下的药物也弹尽粮绝，我也没放在心上，最终导致了这次的大病一场，狠狠地摔了一大跤。
　　三是这次发病与住院让我意识到，人还是要活得钝感一些，放轻松一些，同时要始终通透、目光放得长远。如果有什么事情让我感到常常不能忍受，那就不要挑战自己的底线去继续忍受，而是放弃它、远离它，让喜欢的、至少是能让自己保持平静的事物包裹自己。生活中有许多关于“坚强”的谎话，自此我不会再相信。

　　那就先简述一下我此次的发病，朋友们引以为戒。
　　八月底到九月底，我主要在忙保研材料与实习，以及等待保研结果出来。众所周知，由于今年疫情的特殊缘故，所有事情都被打乱，而往年九月初就公布的保研结果，这次足足拖了三周左右才公布。在这期间我的焦虑达到了顶峰，每天都在浑浑噩噩与对相关部门的谩骂中度过，情绪持续暴躁，与对象吵架时发生了摔坏其重要的硬盘以及用剪刀划手腕的过激行为。此外，睡眠出现一定问题，入睡困难且梦多，往往到凌晨两三点才能睡着。
　　九月二十八日，保研结果出来，我大松了一口气，几乎忍不住哭出来。从这时到发病期间，我食量暴增，每餐都吃得很多且每晚凌晨都要用零食加餐。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异常的现象，但囿于我身高172cm而体重只有96斤上下的情况，我的父母误以为这是压力释放、食欲好起来能增重的好迹象。我虽然对我时常饥肠辘辘的状态感到不解，但也没往别处想，只顾着吃罢了。
　　十月十四日，一个重要的发病前预兆。我乘坐地铁前往实习地点，在进地铁站时忽然被一口痰弄得反呕不止，此后开始略感觉喘不上气。我以为只是感冒没好的后遗症，休息片刻继续进站并乘坐地铁。随着地铁前行，我越来越感到喘不上气，仿佛再多过一会儿我就会昏过去、不省人事，我赶紧支撑着在某一站下车，联系地铁站工作人员。工作人员为我带来了热水与糖，认为我是低血糖，并将我带到后台警卫室休息，等待父母来接。期间我依旧感到不对，因为我是有过低血糖经验的，这种几乎要死去的窒息感我从未在低血糖中体验过。此外，我吃了糖以后并无明显好转，渐渐能喘上气也好像是在随后的半小时内自己缓过来的。但是除了低血糖，我贫瘠的知识中也无其他可能的病症与词汇以描述。随着父母来接，他们一致认为我前一晚没睡好，回去睡一觉就会好转，我也心头明亮，觉得大概就是如此，未做多想。
　　十月二十九日，情况变得不妙。当晚七点多钟，我正在某间教室内上课，忽然感到喉咙有去除不掉的异物，并且再次感到喘不上气。我向老师道歉并冲出教室，瑟缩在楼道里，不知如何是好。我向过路的同学请求了热水，但不仅无济于事，我的浑身开始变得冰凉。这种冰凉不是一阵冷风吹来、自外而内的，而是从胃部开始、猛然在身体里炸开。我自己与这种要命的窒息感抗争了半小时，不见好转，最终认定是嗓子里的“痰”导致了我呼吸不畅，因此拜托我对象送点化痰的药来，同时联系父母准备回家。
　　在我对象来之前，我坐在明晃晃、再无别人的空教室，几乎失去了思考能力，仿佛随意动一下都会破坏现有的、已经岌岌可危的平衡，让我崩溃昏倒。说实话我真的很希望昏过去，有意识地体验濒死感简直是莫大的折磨。对象来了以后给我喂药，仍然无好转，而我连话都没力气再说，只能通过手指的一点点动作传达“我没有力气”、“你别说话”、“不要动我”的信息。直到我父母来，我的症状只有恶化而无好转，坐在温暖的小轿车内，我身体里面都是凉的，那种已经扩散完毕、不让我透气的凉。
　　当晚我们一家三口对于我的病症束手无策。低烧，呼吸困难，身体发凉，吃一口东西就恶心得要吐。我父亲甚至怀疑我是否染上了新冠，被我母亲狠狠否决。他们决定明天再看看情况，不行就去医院。然而当晚我吃了一整片往日四分之一片都难以耐受的米氮平片，都无法让我产生睡意，我在如擂鼓般慌乱而响亮的心跳声中，在吸气呼气分明没什么问题、却就是有严重窒息感的欲哭无泪中，迟迟不能入睡，一直折腾到凌晨四点，才好不容易睡去。
　　十月三十日中午十二点，我在米氮平的药效下迟迟未能起床。勉强爬起来后也囿于未褪去的窒息感没能吃下几口饭。母亲收拾完后就上班去了，独留我一人在家。没多会儿，大概一点多钟，我再次感到了鲜明的窒息感，并且比昨天的感受还要强烈，我只能坐在沙发上尝试自己顺气，同时把手机摆在面前，随时准备拨打120.这样的坚持太过恐怖，没十分钟我就已缴械投降，立刻呼叫120.急救车来得很快，医务人员把我放到车子的担架上，给我吸氧，一路直奔江宁医院。
　　来到江宁医院的急救科，一套心肺相关检查全部做下，我还学到了个新词，叫“血气”，指的是从手腕或大腿根抽取动脉血以化验；我是打大腿根取的血气，确实很疼。可惜百般折腾，除了血常规显示有那么一点儿微不足道的炎症，全部都没有问题。于是我就成了一个生命体征平稳、浑身上下没啥毛病却声称自己快窒息而死的问题人物，霸占着急救科的一个床位不停吸氧，妄图使自己好受一些。母亲想让我住院观察，医生却不收，说这不是心肺器质性的问题，他们治不了，又建议父母带我去脑科医院，因为我有抑郁焦虑的病史，他们怀疑与此有关。可惜，我们一家三口都不曾想过一个精神类的疾病能造成如此严重的躯体化症状，将信将疑，傍晚就离开了医院，一路上还探讨着是否有药店贩卖氧气袋，尽管吸氧于我而言似乎根本没有意义、没有丁点抚慰与使好转的作用。
　　十月三十一日，同样的情况再次出现。一点多钟，我开始喘不上气，渐渐地只能勉强维持住坐直的姿势，话说不了，眼睛无法聚焦、更别提能看某个方向，我所有的、所剩无几的精力都聚焦于我那并不微弱、却毫不起效的呼吸上，慢慢地、又极其清楚地丧失了对周围的感知。母亲的话我听得见，也能勉强理解意思，可我无力给出任何回应。母亲当机立断，一通120，要求送到脑科医院，于是我便再次上了急救车，算是二进宫。
　　当我好不容易在担架上、仰躺的姿势中找到一个稍微舒服点的平衡点，进了脑科医院急诊处却仍然要我坐在一旁，同时到处走动、采集血液去化验。这种折磨我几乎无法承受，但我也无力拒绝，只能一条一条艰难地照做。等待化验结果的时间很长，要一个半小时，否则医生不给看、更遑论入院。我坐在急诊门口的塑料椅上，迎面吹来傍晚的凉风，我维持着全身不动的姿势，心中一片痛苦过分、已然麻木的茫然。偶尔母亲会蹲到我身前，她的脸会出现在我眼前，很鲜明，但又很遥远。我看她焦急，很想握握她的手，跟她说我没事儿，你别哭啊，别哭，但我没那个力气，只能一脸木然地看着她注视着我，呼唤我，然后止不住地哭泣。我无能为力。
　　当晚做过核酸检测，我母亲陪着我入住隔离病房。这时的我在不知情的护士眼里看来就是“不说话、情绪低落”，殊不知我连走路都已竭尽全力。在病房里，医生给了我一些药，可能是劳拉西泮与启维，又给我挂了钾离子和葡萄糖，让我安睡。可我好久没能感觉到睡意，只是在昏暗的病房里，侧躺在病床上，徒睁着一双眼，对着一排壁柜面壁思过。身后母亲给父亲打电话，应该是要让他带点必需品进来，但是说着说着她就又哭了起来，哭得比先前还要大声与不加掩饰。我想喊她，但是出不了声，不过挂了电话她就很快来找我了，握着我的手，跟我说话。我挤出点很低很小的声音跟她说，挂水挂得背部有点痛，妈妈你能帮我顺着摸一摸吗？母亲忙不迭地应，就伸手顺着脊柱两边捋下来，确实好受一些。然后我就趁着清醒，又摸摸她的手，说，妈你别哭啊，你看我，没事儿的。后来我就睡着了。

　　不知是疫情原因，还是科室特殊性如此，没能预约到单人包间的病号住院是孤身一人、没有亲属陪护的，中途亲属也不可以探视。第二天，等到我与母亲的核酸报告出来，母亲就得走了。她走之前我还是昏昏沉沉，但还是禁不住害怕了起来。
　　接下来就是我的住院生活。我尽量把我的部分写得少一些，多写一写其他病友。因为精神科病房住院是独特的经历，也让我感触良多。
　　精神科病房早上五点统一起床，刷牙洗漱都在重症室的一个大卫生间里，门不可以关，虽然没有隐私可言，也是为了保护病人的无奈之举。六点左右在走廊尽端的活动室发药，吃完药后吃早餐，需要做电休克治疗的人，早餐不吃、直接治疗。之后依次是八点的医生查房、九点左右的挂水、十一点左右的中午发药与随后的午餐时间。下午两点以前都是午睡时间，之后是物理治疗、核磁共振或CT等检查的时间，没有这些项目的人就在活动室里、在护士的监督下活动，等到五点吃晚饭、七点吃完药，便洗漱睡觉。一般晚上的熄灯时间在八点。
　　我起初是住二人间的医学观察室，其后又住进了五人间，但因为我总是喘不上气，老是在房间锁门的时候找床休息，护士就干脆把我的床移到了重症间，因为重症室是全天开放、没有门的。我就这样在断断续续的窒息感中度过了前几天难捱的日子。
　　也正是因为我呆在重症室，来往的病友、护士我都渐渐熟识，有些还有过交谈，即便可能是驴唇不对马嘴的交谈。
　　精神科病房给人的感觉有些令人害怕。曾有一本烂书说什么“天才在左、疯子在右”，事后精神病院的护士也以亲身经历辟谣，否决了这一多少满足人们幻想的印象。我所住的并非精神病院，精神科病房里也是“轻症”病房，里面的患者有百分之三十到四十左右是抑郁症与双相情感障碍患者，另有百分之四十左右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剩下一小拨人病症我不清楚怎么定义，像我是急性焦虑发作患者，当时五十一个人里就我一个，其他各种各样的病症想必也是有的吧。所以，我所见的精神科病房并不可怕。
　　这其中有几个病友、几件事儿令我印象深刻，我便顺此说说。
　　第一位病友，在院里住了很久，始终没出去。她年近四十，是一个瘦高、还患有糖尿病的女人，不知是受了什么刺激，记忆似乎停留在了十几岁的年纪，大概算是失了智。她见着一个男的便喊“爸爸”，见着一个打扫卫生的阿姨便喊“奶奶”，见到什么护士、病友等等就会喊“妈妈”，喊得天真无邪、清脆响亮。护士阿姨都习惯了她这样，有时还应她一句，比如她吃完午饭要去休息了，就跟保洁阿姨说“奶奶我去午睡啰”，阿姨就点点头说，去吧去吧，赶紧去睡吧。有时她跑到护士身边，说“我给你按按肩好不好”，护士也就随她。奇怪的是，偶尔有人问起她知不知道自己哪年生的，她也晓得是81年，但之后就会愣住，可能记忆就从这儿没了后文。她喜欢《射雕英雄传》，说自己就是黄蓉，有时候太躁动被绑在床上时，就会看着亮堂的天花板，一声声地喊“靖哥哥”，当然也可能是什么邻家的“金哥哥”，我没听清楚过，总之都是她年少时暗恋的对象吧。
　　我进来时大概正好碰见她做最后一次电疗，但之后她的记忆与智力似乎仍不见起色。我想，她所遭受的可能是不可逆转的伤害。因此，每每听见她傍晚时分唱起的“世上只有娘娘好，没娘的孩子像根草”，我都会变得十分伤感。
　　第二位病友，其年纪与第一位相仿，膀大腰圆，十分丰满。我第一次注意到她，是因为她屁股上烂了一片疮，护士叫她侧着躺、这样不疼能好受点儿，她非不听，就要仰面正躺在那儿，也不肯下来走走，像粘在了床上。护士无奈，只能用约束带把她绑成侧躺的姿势，以免其烂疮恶化。我不懂她为啥要跟护士对着干，毕竟后来给她上药时，她的惨叫整条走廊都听得见。
　　后来有天，我躺在这两位病友的旁边挂水，忽然这位老倔强的女人就开始了极其大声的演讲。演讲内容惊人，是“我这个肚子啊，生了十七个，是不得了的肚子，十七个啊！”云云，还说有个从自己肚里蹦出去的孩子自己成了家，要带自己的孩子。这无论如何都是胡说八道，也没人理会，可她在那儿很执着地、音量不减地讲了一刻钟，不见疲倦。期间有个刚入院、不明情况的小姑娘，小声地问了一句“谁信你生了十七个啊”，她也权当没听见，只顾讲自己的。

　　这之后，我对她的印象就很微妙，似乎是个大部分时间做事喜欢和人对着干，小部分时间会胡言乱语的病人。

　　直到有一天，凌晨五六点，我去活动室打水，遇到她搀着个白净而瘦弱的小姑娘，正在来回地慢慢散步。这小姑娘刚入院两天，昨天刚做了电疗，表情呆滞，她披着一件白色的病号服，使得她看起来真真如一张纸般脆弱。女人轻轻握着小姑娘的手，把她护在里侧，避免别人撞到她，一句话不讲，忽然显得很温柔。这样的事此后每天都在发生，我总是打完水就坐在活动室门口，看着窗外由黑夜转向白昼，看着天空的高处飘荡起流云，流云之下便是金红色的条状光芒，这光芒下衔着一点蓝、一点紫和一点绿，在参差不齐、如塔楼与平楼交错的城市背面穿插、环绕。楼房的灯还没有亮起，人们尚在梦乡之中，但橙红色的朝阳已经如流水般在空气中飘散。条窗外在安静而壮丽地苏醒，像夜里吸进肺里的一口气在一点点吐出；条窗内，女人领着瘦弱的姑娘在散步，同样安宁，也许是同样自由。这样的两相映照，总让我有流泪的冲动。
　　后来还发生了件有趣的事儿。我某天去活动室溜达，碰到她领着小姑娘坐在角落，她朝我大手一挥，问：“来，坐这儿吹吹牛，怎么样？”我婉言谢绝了她的好意，却不禁琢磨起在说“十七个孩子”的故事时，她是真的思维混乱了，还是只是烦闷、故意闹出点乱子呢？

　　再后来，我母亲争取到了单人间，我几乎是感激涕零地住了进去，也同时对无家人陪伴的病友们感到有些愧疚。但我的躯体化症状过重，不停地吐口水、反呕等等，十分糟蹋环境，确实需要一个包间，对此我也只能感到抱歉。
　　这之后，还有几位病友值得一叙，我在此简单几笔带过。
　　有一位与我年纪同是22岁，却又瘦又小、神态如同小学生的女孩儿，患的应该是精神分裂症。她总是跑去跟别人借书，借了也不看，像母鸡抱窝一样都捧在怀里，你要是跟她要回去，她就问你能不能把书送给她，那肯定是不能，不能她就会陷入短暂的沉默，过一会儿跑过来告诉你，她已经在书上署上了她的大名。我也遭遇她的这一出，翻开我书的扉页，其上有黑笔写就的硕大的“某某专属”四个字，令我无奈，只能将扉页撕去，她便将撕下来的那页讨走，也不知这是精神上的哪一处出了小差错。

　　姑娘有一点可怜。有一次，她刚做完电疗不久，便敲门要出来，反反复复地说要上厕所，把护士惹毛了，问她小便到底小没小出来，她一会儿说小出来了，一会儿又说没有，最后以一种非常惊恐的声音说“阿姨，对不起，我不胡闹了”。护士也对她十分无奈，最终给她导尿。导尿本身应该是一件挺舒服的事儿，但她硬邦邦地躺在床上，稍微向上弓起，看得出十分紧张。

　　不过姑娘比我出院早。得知自己要出院了，她忽然非常激动，轮流敲开包间的门，询问陪护家属能否借给她手机，她想打电话给爸爸，看看他是不是真的要来接她。听她的声音我真的很同情她，特别小心翼翼，又特别的难以置信，但是按照规定我们是绝不能借手机给她的，借了我们也得一同滚蛋，所以只能好言好语劝走她。她前后来了我们屋三四次，我与母亲都于心不忍，最后只能埋头装睡，假装没听见敲门声。
　　另有一位“大演说家”，是一个圆脸短发、身材结实的三十岁女人，总是一个人徘徊在走廊或是活动室里，嘴里说着口齿不清、并无逻辑但就是讲不完的话。我母亲住进来第一天，凌晨三点便被她的演讲声惊醒，和我一起打开门朝外张望，便见灯光泠冽、只有护士推着抽血车来往的蓝底走廊中，她一个人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不一会儿脸就涨得通红，同时还挂满了泪。我们仔细凝神谛听她的言语，什么“才十一岁”、“你知道吗”、“我的感想”云云，完全凑不成哪怕是有含义的一个短句。等她又从开怀大笑变成号啕大哭，母亲就关上了门，告诉我说，一定是憋了太久吧，没有人听她倾诉，她只能和自己说，说这么多的话，最后就全溢了出来。我不懂病理，也只会从感性层面上理解病症，于是我也深以为然。
　　最后一位，我想讲一个与其他人相比显得太过普通的人。她长得很像我大学的一位老师，三十岁左右，面容平静，从来不说话，只偶尔在有人搭讪的时候微微笑一笑。她是病友里最不折腾的一个，永远按部就班洗漱、吃饭，尔后就身着一件单薄的衣裳，在活动室里来回地走，走一个来回，两个来回，无数个来回。有人打开电视时，她会在电视前的木长条椅上坐坐，依旧平静，仿佛什么也没有想，置身事外。
　　我写她是因为，我觉得她那安静徘徊、沉静坐着的模样，很能代表我们这些病人。其实这是一句会遭到反驳的话，因为精神病人各不相同、最难以被同一样特质来代表，但我这里说的代表其实指的是，她反复徘徊的模样就是我们的模样，她片刻能获得的平静正是我们的“希望”。所有在病房里日夜徘徊的人们，都希望得到平静，只有平静下来，我们才能抓住我们人生的一片衣角，才能从各自深不见底的泥沼中露出头，呼吸到别人置身其中、早已不足为奇的平常的空气。这是我们的希望。

　　我在写之前好好思考了如何收尾，于是我决定还是要以希望作结。
　　医院是一个充满了清醒与迷茫、生与死的场所，正因为有不可逆转的伤害与结局，才更衬出得以恢复、能够继续生活的人的幸运。
　　尽管有人再也不能拾起被遗忘的记忆，尽管有人一辈子都不能再回归正常生活，尽管有人在医院里久住、最终连家属都不愿再领回，但是在这些令人难过的事情发生的同时，也有更多的人在慢慢好转，也有更多的人从茫茫黑夜中缓缓走出，看到月亮、看到星星，感受到一阵清楚的风。
　　一个来自安徽的高中生小姑娘因严重的幻听入院，来时整个人因为不知所措与过度的疲劳而显得有点疯癫，但是她出院了，高高兴兴地牵着她父亲的手，她说幻听还有些许残留，但只要好好吃药，未来一定会好的。
　　一个来自马鞍山的大一姑娘，因为独自生活的压力变得极度自闭。初来乍到，她连双眼都不敢睁开，全靠父亲的搀扶缓慢地踱步，仿佛一个盲人。第一次电疗后，她的眼睛睁开了，能说一些零星的词语；第二次电疗后，她开始会笑了，她很爱笑，总露出雪白的牙，虽然还是不怎么说话，但是眼神里开始有了生气；第三次电疗后，想必会更好吧，可惜我出院时还没能见证。
　　先前提到的声称自己生了十七个的倔强女人也出院了，时时如惊弓之鸟、在书页上乱署名的姑娘也如约被父亲接走，大家都在慢慢地走出黑夜。
　　再比如说我自己。最初三天极度痛苦，需要忍受每天至少三次的窒息感与濒死感，为了不让自己如此清醒地体会要死去的感觉，我甚至想要用脑袋撞墙、用牙齿咬虎口，但最终忍住，都以不安稳的睡眠勉强熬过。后来母亲来陪我，药效也逐渐起来，窒息感消褪，紧随而来的是浑身冰冷、喉咙口的异物感与不断地反呕，每天依旧弄得唾沫横飞、口水流得停不下来，十分难受。
　　但是事情是在往好里变化的。我因为患有强直，医生不给我做电疗，怕我扛不住，因此我必须服用大量的药物以达到同样的治疗效果。这些药物让我从痛苦中暂时解脱，又让我渐渐地开始敢去期待第二天的清晨，最终让我开始想念病房外的空气，想念秋冬季节那股令人不禁潸然泪下的味道。
　　第三天的时候，我拽着一位交好的护士，突然崩不住流泪，我问她我能好吗，我能好吗？为什么吃药了三天了，我还是要体会这种令人绝望的窒息感？她搂过我，塞给我纸帮我擦擦鼻涕眼泪，挡住我不叫别人看见，说会好的，抗精神病类药物都要两周起效，你不要怕，会好起来的。
　　第七天的时候，我忍受着巨大而难以忽视的异物感、在那儿艰难地吃早饭，另一位护士进来检查体温，我一个反呕又埋头在垃圾桶里许久。等我抬头，她看看我，我带着哭腔问她，您说我这能好吗？这么难受，能好吗？她很爽朗地笑，跟我说肯定能好，比你严重的我都见着好了，你肯定能好，我看好你。
　　第十天的时候，我的主治医生来查房，笑着喊我“一米七”，问我“一米七，感觉如何？”我说，没有窒息感了，也没有冰冷的感觉，就是异物感长久不去，总是反呕。她说，你要学会四舍五入，你看这个反呕它就属于二或者三，你一个四舍五入，不就变成零了吗？你不要老想着它，会好的。
　　第十四天的时候，因为我感到在医院的睡眠不好，回家观察更好，向医生提出出院，医生商量了一下便爽快同意。主治医生在退房前又来看我一次，告诉我，你出去了也要努力啊，我说好，您说的四舍五入法我都会了，现在那都是零，她就冲我爽朗地笑，最后我向她比了个大拇指，就此告别。

　　走出病房的大门，与父母站在下行的电梯中，我忽然想起那几天看惯了的凌晨景色。那一长条窗户外，那绚烂而安静至极的景色，那预示着黑夜即将结束、白昼即将到来的景色，那一条仿佛能将整座城市宽松却永远不离去地环绕的金色光芒，那些楼里楼外为新一天生活而苏醒的人们。
　　在病房里哭泣是比想象中少很多的。临走时，有个平日看起来大大咧咧的女人用圆珠笔在卫生纸上写了几个歪歪扭扭的字，大意是让妈妈好好带女儿上学，她交与护士、希望能得到传达。但是护士是没有这个权限的，只能拒绝。我的脚刚要踏出大门，却因这一场景禁不住鼻酸。
　　可是就在这时，四包间来了一对年迈的夫妻。虽然不知病症如何，但那位主治医生脚步轻巧，向他们说——
　　“活着就好，活着多好啊。”
　　秋冬之交的风拂过我的面颊。今日虽是阴天，却依旧摸得着阳光。

　　2020/11/17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