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梦雨飞鸿

27、第27章 生死一线

　　外面北风正紧，连部里的煤炉子却烧得极旺，靠近炉子的半节烟囱都烧红了。
　　连部正在召开紧急会议，坐了一屋子人。
　　参加会议的有连首长、各排正副排长、司务长、文书、上士和各班班长。
　　连长传达了基地刚刚结束的一个紧急会议精神。这精神可以浓缩为一句话：做好换防期间的保卫工作。
　　根据上级命令，原归我们基地领导的工程一营营部及下属一连、四连，自明天，也就是1973年1月9日起，在两日内调离工地去“某地”（某地是个代号，我们谁也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然后新调来一个工程大队进驻后山，接手那里的后续工程。从工程营调走到那个工程大队进来，其中有三天的空挡。这个期间后山的防务由我们警通连接替，基地要求我们精心组织，全力做好警卫工作，不准发生任何问题。
　　我们连的警一排和警二排，原来只负责山前这一带的警卫工作，要兼顾后山的话，警力实在有些捉襟见肘。好在工地已经考虑了我们的实际困难，让机修连接了山前的两处岗哨。
　　但就是这样，我们连的兵力还是不够分配。连里研究来研究去，实在没别的办法，便将两个不太重要的哨位分给了我们话务排。这两个哨位，一个在机关院内东角门，一个在后山的器材仓库。
　　很早以前的时候，我们女兵也被安排过“站哨”，但为期很短，而且站的也是院内的哨位。从69年夏天开始，我们就再也没有站过“哨”。这次我们不但要“站”，而且竟然有一个哨位在荒凉的后山。
　　一方面“军令如山”，另一方面连里也是没有办法。好在只有三天的时间，作为女兵排排长的我，绝对不能跟连里讨价还价，只能坚决执行连首长的指示。
　　连里的会散了以后，我又在话务排“排部”召集我的下属开会。“下属”一共四个人：副排长艾琴，七班长张丽华、八班长高春婷，九班长韩守英。徐仲雅出事后不久，韩守英就被任命为九班班长。这当然是出于我的推荐。我并不是原谅了这个小坏蛋，我只是觉得从能力上讲，她可以胜任这个职务，我控制她也比较容易。韩守英不知道我心里恨她恨得要命，还以为我是真的重用她，靠我靠得更紧了，我的每句“指示”她都当成“圣旨”去执行。
　　高春婷就是宇文君提拔上来的那个小高。宇文君调走之后，她觉得自己没了后台，很快就投到了我的“门下”，对我唯命是从。据说她在班里开会的时候，第一句没别的，总是“排长说”、“排长指示”，“排长要求”这几个词。尽管这样我也不放心她。她的班长职务我动不了，但我有别的办法。我挑选了九班的马卫青到八班去干副班长来牵制她。去年马卫青得病的时候，我半夜背她去卫生所；她打吊针，我看了她整整一晚上，把小马感动得一塌糊涂，从此就成了我最忠实的粉丝。
　　七班长张丽华在暗地里跟我“较劲”了几次之后，最终意识到跟“顶头上司”对着干不太好玩，变得老实了很多。副排长艾琴比较圆滑，大事小事都听我的。因此，我也不必多费事，会一开始我就说了我的方案：九班负责总机房全部值班，倒出八班负责机关院内的哨位，七班留三个人负责通讯站值班，其他人承担器材仓库的哨位。副排长暂时搬到八班，跟八、九班长负责前山哨位“带班”，我搬到后山，和七班长负责后山哨位“带班”。然后我强调说，现在是非常时期，大家都辛苦一些，怎么说就三天，无论如何要圆满完成任务。
　　三个班长都表态坚决执行排长的指示。艾琴知道我这样安排是为了照顾她，赶紧说：“排长，咱俩不用换。我还在后山就行。”
　　我很“专制”地说：“没意见就这么定了。还有别的事吗？没事散会！”
　　散会后艾琴又跟我说：“排长，真的不用，你别费事了。”
　　我拍拍她的肩膀笑道：“好了好了，咱姐妹你还客气什么呀，假模假样的。”
　　艾琴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不争了。
　　我和艾琴尽管没在一个班呆过，但我也知道她有一个无法克服的弱点：胆小。
　　艾琴比我大两岁，但是她的“胆”却比我小了两个号。尤其是她特别怕黑，晚上上厕所从来不敢一个人去。我们正副排长和班长自然不用“站哨”，但是我们得“带班”。本来警卫排有带班的，但是因为他们没法到女兵班“叫哨”（叫哨就是叫下一班站岗的，当然不能真“叫”，那样就把别人吵醒了，得到床头去摇晃，把那睡觉的摇晃起来）。所以，女兵的“班”只能女兵带。后山地形复杂，照明不足，山坡谷底里到处是树林草丛，让艾琴在那样的地方“带班”会把她吓坏的。而山前就不一样了，一个好处是哨位在院内，另一个好处是营区内到处都有路灯。
　　后山需要我们“站哨”警戒的就是山半腰平台上的那个大仓库。仓库里是些施工机械、配件、燃料等等，偷是不怕偷，怕坏人进来搞破坏。这个哨位白天四小时一班，晚上两小时一班。这里没有岗亭，因此可以四处走动一下，站累了也可以找地方坐一坐。
　　后山地区除了我们这个哨位，还有警二排负责的三个哨位，以及机械大队留守处负责的一个哨位。那些哨位都在“外围”，我们这个应该算在“营区”之内，因此安全系数高得多。
　　谁也没有想到，在营区内站“游动岗”还会出事，而且出的是“大事”。

　　那是安排我们女兵站岗的第三天，也就是最后一天。明天，新调来的工程大队就将进驻503工地，他们一来，我们女兵也就不用站哨了。
　　这天晚上，张丽华带前半夜的班，带到下一点；我带后半夜的班，从凌晨一点到六点。张丽华把我叫醒的时间是凌晨一点二十分。
　　我一边穿衣服一边问她：“外面冷不冷？”
　　她说：“挺冷的，还有风。你多穿点吧。”
　　她告诉我“口令”是“5、9”。我点点头，穿好军大衣，将那支五一式□□上膛，关好保险，装进大衣兜里，起身走出了屋子。
　　这支手枪是安排哨位的时候，连长拿给我的。
　　我们连共有八支手枪。其中五四式六支，配发给需要带班、查哨的男干部了；五一式两支，一直在仓库里放着。五一式是淘汰下来闲置的旧枪。这枪的保险与击锤一体，射击精度差，子弹发射时后坐力很大，有时还会卡壳。让我们话务排带班的时候，连长说你们愿意要□□话就把那两支五一式拿去。我问那几个人，她们都不愿意要，宁愿背着那些五六式半自动。原因是她们没打过手枪，心里没底。我就自己拿了一支。
　　手枪我打得也不多，一共才打了不到十发子弹。不过我觉得这黑乎乎的小家伙挺好玩。而且就“护身”来讲，手枪要比步枪好用的多，所以我带班的时候，一直揣着五一式。
　　我一出温暖的屋子，就感到一阵寒风扑面而来。我将栽绒棉帽的帽耳朵放下来，将帽子使劲朝下摁了摁，又把大衣下面的两个扣子扣好，便顺着宿舍门前的小径朝仓库那边走。
　　今晚的天色不是很好，虽然有月亮，但是云彩很多，时不时遮住月光，在桥罗山的山脊上洒下大片大片的阴影。
　　哨位离宿舍的直线距离也就是一华里左右。但是我们宿舍在坑道口上方，去仓库要从南面绕个弯，下到满是枯草的沟底，再从一条小径上去，才能走到哨位上，全程约有两里半路。仓库是又高又大的两排红砖房，两房中间相隔四米左右。仓库往西不远是食堂。从食堂北面转过一道山崖，就是坑道施工的现场。那边是警二排的哨区。
　　仓库所处的位置正在一个漫坡的上面。四周全都是野生的榆树、杨树，还有大片的棉槐一类的灌木。晚上看起来，这一片片的树林和一丛丛的灌木，显得黑黝黝阴沉沉，很有些瘆人。好在朝东不远的斜坡下面，就是工程营和机械大队的宿舍区。工程营走了，机械大队也走了一大部分，但还剩了一些人，那边有他们的一个哨位。也就是说，“坏人”要想进到仓库这边来，得先经过机械大队的“防区”。因此我们这个哨位，从“理论”上讲是相当安全的。就是这种认识，在很大程度上麻痹了我的警惕性。
　　我从南面走过来，走近仓库的时候一边走一边四处张望，寻找站哨的小女兵芦苇。仓库前面没有，我以为她一定是绕着仓库的外墙在巡逻，便想转过房头，到北面去找她。我刚刚转过墙角的时候，突然感觉到身后扬起一阵微风，凭着本能我觉察到事情不好，正要探手到大衣口袋掏枪，但是来不及了。
　　我的后脑猛然受到重击，一阵剧痛袭来，我眼前一黑，就昏倒在了地上。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我猛一下清醒了过来。事后我才得知，我失去知觉的时间很短，大约不到一分钟。
　　我头上那厚厚的大棉帽子既害了我又保护了我。因为戴着它，我没有听到身后那轻微而急促的脚步声，但是它却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歹徒对我后脑部的打击力度。否则，那一下重击极有可能会把我的脑袋“开了瓢”。
　　我睁开眼后看到有两个男人在按着我。一个留寸头穿个深色棉大衣，大约二十来岁的样子；另外一个四十出头，满脸胡子，头上戴一顶毡帽。戴毡帽的家伙手里拿着一把寒光闪闪的刺刀。这两个人全都身材高大，看上去十分孔武有力。
　　我有点害怕，但“置于死地而后生”的本能使我很快镇静了下来。尽管我闹不清这两人的来路，以及他们为什么要袭击我，他们下一步还要干什么，可我很清楚一点，我得赶紧扭转当前被他俩按住的被动局面。“陈子华”受到过严格的军事训练，而且身怀“功夫”，假如是平时，我还真没把这两个大汉放在眼里。可现在不行，因为我的头部受到重击后，由剧痛引发了强烈的晕眩感，恶心欲吐，浑身无力，我（陈子华）的功夫一点也派不上用场。
　　情况非常严重，我立即闭上眼睛，装作又昏过去的样子，同时极力想克服脑子里天旋地转的感觉，努力思考着对策。
　　我是在地上侧躺着。那个“寸头”一手摁着我的肩膀，一个膝盖顶着我的腰。“毡帽”伸手要翻我的身子，显然是要看看我带没带武器。就在他翻动我的时候，我头上的帽子滚到了一边，寸头低声叫道：“叔，这也是个女的！”
　　我心里一惊：“也是”个女的，这说明芦苇已经遭了他们的毒手！
　　精神一紧张，我感到大脑清醒了很多。我顾不上多想，就在那寸头话音刚落之时，我拼尽全力来了一个鲤鱼打挺，身子跃起的同时一记狠拳出手，正中毡帽的鼻梁。他毫无提防，遭此一击，仰面朝天摔在了地上。寸头反映相当快，他趁我立足未稳的时候，朝我大腿上狠狠地刺了一刀。
　　一阵撕心裂肺的剧痛，使我头上沁出了汗珠。我不由自主地弯起腰，两手紧紧捂着伤处，尽管隔着厚厚的棉裤，我仍然能感到热乎乎的鲜血冒了出来。
　　刺伤我的寸头显然也吓坏了，他愣在那里一动不动。这时我已经疼得蜷缩在地上，身上不断地打哆嗦。毡帽爬起来夺过寸头手上的刀，就朝我扬了起来。
　　寸头一把拉住他：“叔，别，别杀人……”
　　毡帽甩开他吼道：“她看到我俩了，她看到我俩了！”他一边叫，一边再次恶狠狠地朝我扑过来。
　　他俩拉扯的这段时间对于我来讲已经足够了。我不顾正在冒血的伤口松开了右手，迅速伸进大衣口袋，摸出了那支五一式手枪。
　　我记得连长在组织我们干部练习手枪射击时说过，五一式的保险尽管设计不太合理，但是它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一只手执枪也能将保险打开，办法是将枪机后部在身体某个坚硬的部位（如胯上）猛地一擦，利用摩擦力，就能将保险连同枪机（击锤）一块划开。
　　面对横空而下的尖刀，我来不及多想，将手枪按在大衣上狠狠一划，抬手就扣动了扳机。
　　这又是一次赌博！假如保险和枪机划不开的话，我今后就永远没有机会再赌了。
　　“砰”的一声巨响。谢天谢地，我又赌赢了。
　　不过因为某种不明原因（我直到今天也说不上来到底是什么原因），尽管我与那个毡帽近在咫尺，但这一枪并没有打中他，子弹不知道飞哪去了。不过这一枪把他吓坏了，他那持刀的手一下子僵在了半空中。
　　这就好办了。趁他没回过劲来的时候，我学过的战术动作派上了用场。我就地打了一个滚，瞬间摆脱了敌人的近身伤害范围，然后我就那样趴在地上，朝毡帽打出了第二枪。
　　这枪应该是打中了，因为我看到毡帽的身子像被什么撞了一下似的猛然后倾，摔在了寸头的脚下，寸头顾不上管我，他连拖带抱地将毡帽拖进了树丛。我敢肯定，短期内，他俩都不敢来袭击我了；而且他们怕枪声引来其他人，可能很快会从现场逃逸。
　　这时，我感到呼吸压抑，心跳加速，我知道这是因为失血太多造成的。我擦了一把头上的冷汗，一边大口喘着气，一边想把受伤的腿挪上来包扎一下。不料我刚一动那伤腿，又一阵难以忍受的剧痛袭来，让我一下子昏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