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身》眉头恼

3、上篇：客身——第二话（二）

　　乔楚生站在街口，回想着她的话，心中不禁暗暗自责——那两块鹰洋，应当是她现在的全部身家了吧？不仅如此，那还是她舅舅从她的卖身钱里拿了留给她的。可是他又想起阿顺来，自己走的时候，他已经不知道多久没睁眼睛了，只有他半张着的嘴里发出的呼吸声，让乔楚生坚信他还活着。
　　乔楚生这边正想着，突然瞥见那边两个人，正从品玉堂走出来——却是一个黑衣褂黑裤子随从模样的人，跟在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后面。那男人壮实的身板，圆圆的脸庞有些泛着红晕，像是喝了酒的模样；脑袋上扣着一顶西洋式样的宽沿儿帽子，打底一件黑色的长衫，上身一件棕色的对襟褂子，皆是泛着光泽的料子；他褂子左胸口有一个口袋，里面耷拉出一根金链子，链子的一端，被一个小夹子夹在胸口衣襟的扣眼儿上。
　　乔楚生知道，链子的那一端，放在口袋里的，是一块金色的西洋怀表。
　　他上次来见瑶琴时，就见过这个人。那也是个晚上——因为白天里他是没有时间的。他们这些人，一天里能不能吃上饭，都要看白天能扛多少包。那天那男人从品玉堂走出来时，手里还牵了一个小女孩儿。那女孩儿看上去比瑶琴略小个一二岁的模样，一身极整洁漂亮的宝蓝色绸缎衣裳，手上一边用力往前拉着那男人，嘴里一边叫着：“爹爹你快些！爹爹你快些！”瑶琴正跟他在一边墙角处说着话，听见她声音，便回头看过去，一时间满脸都是羡慕的神色。
　　那小女孩儿显然力气并不够大，饶是她那么用力地拉着，那男人仍是在门口停住了脚步，一边笑着拍拍她的头，一边回身跟他身后的什么人打着招呼——原来又有两个人，正走出来送他。那两个人也在门口停住，一个高身量、浓密头发、略带些胡子的，向那小女孩儿笑道：“幼宁啊，你看看谁家闺女像你似的，天天来堂子里找爹的？”那叫幼宁的小女孩儿大声道：“我才不管！我爹答应我晚上九点准回来陪我，这会儿早就过了时间了！他总说话不算数！”她爹从口袋里掏出怀表看了一眼道：“啊，是，是，倒是爹忘了时间！好，是爹爹错了！”另一个人道：“我算是见识了！‘白启礼’这三个字，说出来在这上海滩上也是震天响的，原来竟这般怕自己闺女！”几个人哈哈一笑，相互抱了抱拳道过别，早有一辆人力车过来，停在父女两个跟前儿了。待白启礼要拉着幼宁坐上去，幼宁却突然将他的手放开，一边喊着“我跟我娘坐一处”，一边朝前面不远处一个早等在那里的女人跑过去了。那女人看她跑过来，老早就伸着手等着她，等一将她牵在手里，便摸摸她脑袋，另一只手轻轻抚着她后背，将送她上一直等在那里的另一辆人力车上坐好。待她自己也上了车，两辆车子便一前一后走了。

　　今天的时间倒是比那天略早些，幼宁并没有来接白启礼。初时仍是有一辆人力车，一看见他出了门口，就赶紧跑过来了。白启礼却摆摆手让他走了，回头对身后的随从道：“我们从这里走一走，吹一吹风，待出了四马路再叫车吧。我得散散这身酒气，要不幼宁又要发脾气。”
　　随从应了，就一直跟在他后面，两个人从这条街一直走，向左拐上了四马路，又走了好一阵，走到四马路的路口，正对着黄埔江边的主街。白启礼正想着要不要再往前走一走，直接到对面江边吹吹风，冷不防从左手边墙角处突然窜出一个小孩子，斜着身子撞到他怀里，撞得他不觉向后微微仰了一下，又马上站定了身子。
　　他原本是个练家子，脚底下很有功夫。但今天一是喝了一些酒，本来有些晕，二是这孩子正从他视线盲区里窜出来，他压根没提防；等到看清人了，也觉得不过是个孩子，依旧没留心；直到感觉胸口衣襟微微被人扯了一下，口袋一轻，才明白是叫人将怀表拽了去了。他身后的随从也是个很有功夫的，但一是跟在他身后，看不到前面情况，二者看主人突然向后仰，怕他摔倒，直到看主人站稳了，马上拔腿追了上去。
　　白启礼这时候也没有了酒意，抬脚跟了过去。他一边追过去一边琢磨，这孩子怎么不沿着路跑，却向江边跑过去？饶是他腿脚再利索，也不会比一个会拳脚功夫的大人快，本来就不好跑掉；这时他又向江边过去，等被黄埔江这么一拦，岂不等于自投罗网？
　　正琢磨着，却见那孩子已经跑到江边，却是一步没停，而是在夜色中纵身一跳，直跃进了漆黑的江水之中！白启礼吃了一惊，那随从本来已经赶到岸边，正要伸手抓他，待看他纵身一跳，自己抓了一个空，脸上登时没了血色，就保持着那个伸手抓人的姿势，回头怔怔地看着白启礼。白启礼赶忙也跑到江沿儿上，两个人一起探着身，弯腰向江面上看去，眼前却漆黑黑一片，哪能看到些什么？只能听见些浪潮推着浪潮的声音罢了。两个人站在江边，面面相觑，皆不知道要说些什么了。
　　这时节已经过了立冬很久，虽然上海不比北方那样冷，但夜里的江水仍是能将人骨头浸得发颤。乔楚生从十六铺码头翻上岸时，只觉得手脚都不听使唤，差点没力气上来。待好容易爬上来，只觉得整个身体里好像没有一滴血了，从里到外感觉不到一点点温度；两个肩膀向内打着卷，脖子用力地缩着，还是止不住自己牙关的寒颤，连带着脖颈和胸膛都在发着抖。他两只腿脚微微曲着，既伸不直，也弯不下去，已经僵掉了，只能尽力挪着两条木然的腿，赶忙在码头上找了个挡风的地方，慢慢地蹲了下来，将自己的肚子贴着自己的大腿，又用自己的胳膊环着自己的膝盖，使自己身上这些皮肉彼此相互焐了好一会儿，才终于感觉身上有了点潮乎乎的热气了。
　　他又缓了一缓，等觉得自己的手仿佛也有了些知觉了，才将缠在手腕子上的怀表拿下来，甩甩水，打开了表盖儿，见表盖上镶嵌着一个女孩的相片，正是那天那个叫幼宁的女孩子的。他愣了一下，用手指将那相片上的水迹轻轻擦了一下，又怕将相片模糊了，更不敢用力。待盖上表盖，他将怀表与表链解开，然后站起身，将两个物件儿分别揣着，便急急忙忙沿着墙根避风处，朝他们住处走过去。饶是如此，仍有风一阵一阵蹭着他身子擦过去，于是一路打着寒颤往回走。等还没到棚屋门口，却见吴三宝领着两个人，用一块门板抬着阿顺，正在外面走着。
　　乔楚生大惊失色，跑过去拦着他们道：“你们这是做什么？”
　　吴三宝先是“哼”了一声，并不想理他。待用手推了他两下，看他两只手死死扣着木板，不让他们走，才道：“做什么？我看他的病，很像是会过人的样子。得另找地方安置。不然你们全要得病了。”
　　乔楚生道：“你要将他安置到哪儿去？”
　　吴三宝已经不耐烦了，瞪大了眼睛道：“乔四，你管得倒多！”等看乔楚生仍是一脸倔强的样子，便压着火气又道：“有专门安置这些人的地方，这两个人就是打那儿来接他去照顾的。”
　　乔楚生看了那两人一眼，只见两个人都是一副老实畏缩的样子，倒确实不像吴三宝之流，于是又将声音放缓了些道：“吴把头，你好歹是江湖人，你可还记得你早上答应我的？”
　　吴三宝先是一愣，这才想起来早上讲的话，于是将眼睛眯起来道：“你当真有三块鹰洋？”
　　乔楚生道：“你先说你早上的话还作不作得数？”
　　吴三宝道：“自然作数。原本都是要找人照顾他的，既是有了钱，自然是送他去医院。”
　　乔楚生道：“我虽没有三块鹰洋，但你看这个够不够。”说着从一侧口袋将表链掏了出来。
　　吴三宝伸手要抓过链子，乔楚生却拽着链子的一头不肯放手。吴三宝只能任他抓着，自己抓起链子另外一截，先用手掂量了一下，又仔细打量了一番，才道：“你不松手，我拿什么送他去医院？”
　　乔楚生盯着他的眼睛望了许久，终于松开手。吴三宝将链子一抖，收在了自己手心。乔楚生走到阿顺跟前——之前抬着他的两个人，见乔楚生两个说了许久的话，早将阿顺放在地上——只见阿顺仍是闭着眼睛，乔楚生伸手去探，却是仍有鼻息，便叫他的名字道：“阿顺哥？阿顺哥？你别怕，这会儿他们就送你去医院。”却见阿顺嘴唇微微抖了一下，竟然将眼睛睁开了。
　　乔楚生大喜，又唤他道：“阿顺哥？你别怕，这就送你去医院。到了医院就好了。”阿顺轻轻点了点头，表示听见了，等看见他浑身湿透了似的，饶是天黑着，借着月色，仍能看出他嘴唇紧绷着泛着青，于是又用极小的声音向乔楚生道：“你扶我起来一下。”乔楚生赶忙托起他上身，见阿顺用尽力气挺起身来，要将身上的棉衣脱下来。乔楚生按住他的手道：“阿顺哥，你做什么？”却听阿顺道：“你听话，棉衣你先留着。我听说洋人的医院里很暖和，用不上棉衣。等我回来，你再给我。”见乔楚生按着他的手不肯要，又说：“你听话，别等我回来，你又病了。”吴三宝也道：“既然要去医院，就快一点吧，一会医院要关门的。”
　　乔楚生终于不再按着他手，看着阿顺将棉衣一脱下来，只剩了一件单衣在身上，然后整个人就像用尽力了全部力气似的，瘫了下去。吴三宝又道：“快着些吧，仔细耽误了病情！”
　　乔楚生原想把自己身上的单一脱下来，再给阿顺盖一下，又想起自己上下一身还湿着，只能赶紧起身让开路，向他们道：“那你们快着些，仔细别让大风吹着他。”然后看着他们抬着阿顺走了，直到夜色里看不清一点影儿，他才转身又朝棚屋里走去。棚屋里只有些外面透进来的月光，乔楚生见其他孩子都睡着了似的，一点声音也没有。他自己轻轻摸到了自己的位置上，将湿衣服脱下来，把棉衣穿上，侧着身蜷缩了半晌，才觉得身上缓过来些。他又将拿怀表拿出来，打开盖子，借着月光，想看看那相片，光线却太暗，根本看不清——但是他想着那小女孩儿叫着自己爹爹，挽着自己母亲的样子，不由得伸手扯着棉衣袖子，偷偷擦了擦眼泪。他将表盖“啪”地又合上，心里暗暗道，一定得赶紧将这表给人家送回去。

作者有话说

　　饮一瓢江湖烈酒，品半盏人世清茗——《客身》后记：浅聊民国奇探乔楚生
一、1924年春渐夏，乔四爷的那一盏碧螺春——论民国奇探的故事背景
《民国奇探》这个故事，到底发生在什么时候？
从时节上看，这个故事应当开始于某一年的春季。
关于这一点，较早出现的较为明显的提示，是在第七集《刻瓷师》之死这个案子中出现的。其中提到火车车厢因为“今年入春早”，被提前换到前头，是其一。另一个提示点，则在乔楚生与路垚坐在办公室品茗时出现。当路垚看着乔楚生手里拿着一个英式骨瓷茶壶朝他走过来时，他搓了搓双手，语气中略带着点小兴奋地说，自己要“来杯普洱”，这时乔楚生却瞥了他一眼，一边帮他斟好了一杯茶水，一边道：“这个时候喝碧螺春！哪有喝普洱的......”这是因为碧螺春茶的采茶时间，是在每年的春分前后开始，谷雨前后结束的，其中清明前采摘者，尤为上乘。而过了四月二十日后采摘的碧螺春，也就不叫碧螺春了，被产区当地称为“炒青”。
那么这个春天，到底是指哪一年的春天呢？
关于这个问题，笔者目前看到过几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说它发生在民国十四年，也就是公元1925年。这是一般网站上进行《民国》剧情简介时，所普遍采用的一个说法。之所以这一说法被较为普遍的采用，最大的原因就在于，这个时间点，是《民国》剧情的官方设定。
《民国》的剧情中已经屡次提及，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与“民国四年”这个时间点，存在着一个“十年”的关系。比如刽子手杀人案的旧案卷中记录，王一刀的案件发生在民国四年一月三日，于是剧中人皆称其为“十年前的案子”；李蒙邪教案中，提及李丹一十九岁，“还有两个月才满二十”，而他民国四年被李蒙带走时，正好是九岁。也就是说，关于这个故事的具体时间点，编剧选择给观众摊在桌面上的直接设定，是1925年。
然而最直接，就等于最真实么？只怕并不尽然。实际上，这个直接设定背后，隐藏着其与这一故事历史事件背景间的一个微妙错位。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后面讨论。
第二种说法，是发生在民国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924年。这是笔者认可的说法，同时也是笔者提到过的，这一故事的“历史事件背景”。DB网友“芝士虾仁生煎包”有一篇帖子《八一八民国奇探的历史背景和一些细节》，就持这一观点。这篇帖主要介绍了上海当时的警察制度，后又更新了关于剧中所谓“圣乔治大学”的讨论，可惜很久没更新了。期待再更。
第三种说法，除以上两种说法外，其余笔者皆将其归为“第三种说法”。举一例典型的。曾有网站发文介绍民国时期的文学流派“新月派”，并认为之所以《民国》的官方剧情简介中将“民国十四年以后”设定为故事背景，是因为其中的《新月日报》是现实中“新月派”的映射，而“新月派”在上海开始活动的标志，则是1927年七月一日，胡适、徐志摩、余上沅等原北平“新月社”成员，在上海创办新月书店。于是其提出：“也就是说民国十四年以后，上海才有了‘新月’，正符合激情演绎需要。”
当然，由于该文的主旨在于对“新月派”的介绍，是带有目的性地，有意地去建立这样一个逻辑，以加强读者对“新月派”的关注的，可以说也算无可厚非。但笔者还是要提醒那些还在学校里念书的小宝贝们，这种论证逻辑严格讲是存在问题的，是以仅供消遣就好，真到写论文的时候，还是请乖乖避雷。
下面我们不妨将对第三种说法论证逻辑的分辨，来开始对《民国》故事历史背景的讨论。
这一类说法在论证逻辑中的问题究竟在哪呢？我们这里仅指出两个最主要的。其一，线索提炼单一。其二，本末倒置。
实际上，除了《民国》编剧抛给我们的那个“民国十四年”的直接设定，《民国》的剧情中，还铺设了相当多的时间线索。
比如若探讨这一故事发生的上限，也就是其至迟发生于哪一年，剧情中就提到了，路垚的父亲曾代表中方参加巴黎和会，也就说，这一故事必然在1919年以后。此外，剧中提及□□。关于日本人对□□的合成，目前也存在1917，1919,1920三种说法；其合成者也存在阿雄贺多与绪方章两种说法。按《民国》中说，阿雄贺多“曾经”在这一年（1919年）的《science》上发表了□□的相关论文。这一说法目前还有待考证，但显然，就时间设定上来讲，《民国》采用了1919这个观点，其在时间点表现上的客观作用，与“巴黎和会”线索大致相同。
除此以外，剧情中屡次提及沙逊银行。实际上，近代史上并不存在“沙逊银行”这样一个称谓，但却有一个“新沙逊银行”的存在。这个新沙逊银行，是沙逊家族的维克多·沙逊创办的，然其创办之时，却已经是民国十九年，也就是1930年。那么，在这之前，因鸦片、房地产与洋行贸易暴富的沙逊家族，是否还涉足有其他银行产业？对于沙逊家族这样的大资本家家族来说，其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我们后来熟知的汇丰银行，便是这一阶段沙逊家族参与投资创办的。而作为当时上海地标之一的上海汇丰银行大楼，则建成于1923年的6月23日。也就是说，《民国》的故事，可能发生在1923年6月23日之后。再往下，则是关于故事的下限，究竟是在1924还是1925的问题了。
为什么我们说，这一故事实际上并非发生于1925，而是在1924呢？其中最鲜明的一个线索，自然是关于蒋志卿。所谓“黄门那个”蒋志卿究竟影射的是谁，自不用多说。他提到的准备在广东设立的军校，也就是黄埔军校。黄埔军校于1924年5月，正式开始考生录取；5月5日，开始入学；6月16日，开学典礼举行，孙中山先生致辞，黄埔军校正式创立。也就是说，蒋志卿来找路垚的这个时间点，最迟不会晚于1924年6月16日。
不仅如此，故事的诸多隐藏线索也都显示着，其发生当在1924，而非1925。比如故事里的小军阀子弟卢佑嘉，原型即为皖系军阀卢永祥之子卢小嘉（卢筱嘉）。他一生最出名的一件事，就是大闹大上海舞台，打了黄金荣。而这件事发生在1920年之后。他之所以能在上海嚣张如此，当然是因为卢永祥当时在这一地区的势力。可以说，自从卢永祥于1917年任淞沪护军使以来，直到1924年其同时任淞沪护军使的何丰林，与张作霖、孙中山结成“反直同盟”前后这一段时间里，卢永祥势力一直对上海有很较强的影响力。但1924年9月至10月间，其与江苏督军齐燮元之间为争夺上海，发起了江浙战争，结果卢永祥势力战败于10月13日逃往日本。自此皖系军阀一蹶不振，虽卢永祥不久便回国，且尝试借奉军恢复势力，对抗直系，但已无力回天。到1925年，更被奉系势力排挤辞职。也就是说，《民国》里的卢佑嘉，仗着他爹的势力在上海带着小股军阀随意跑的情况，是不可能发生在1925年的。
除此以外，通过1925年上海所发生的历史事件，我们也可以证明这一点。这里我们只说一个最重要的内容——
1925年，全中国爆发了工人阶级反帝罢工运动的高潮，而引领了这一高潮的，便是这一年发生在上海租界的五卅惨案（没错，正是乔探长的地界儿）。这一事件以5月15日上海内外棉七厂日本大班率打手枪杀中国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开始，却并没有因五卅惨案而结束。6月1日，上海总工会成立，上海展开又一轮罢工罢市活动；6月6日，上海及青岛日资纱厂工人罢工遭到帝国主义血腥镇压。其后，全国多地都开启了声援五卅惨案的反帝运动。
显然，《民国》的故事并不是发生在这一背景下的。而是发生在一个相对（注意，是“相对”）更为稳定的社会背景下。否则以乔探长的职位，他是不可能独善其身的。
可以说，1925年，是中国近代史上，又一个带有一定转折性质的重要年份。虽然近代中国一直是在动荡中沉浮的，但与1925年相比，1924年绝对可以称得上暴风雨前的平静了。上海也是如此。有兴趣的可以去对比一下这两个年份的历史大事记。
当然，《民国》中还存在着其他诸多关于时间点的线索。比如剧中提到的百乐门，开业于1933年12月14日。再比如，剧中提到的《大公报》，其虽然于1902年便已在天津创刊，但上海版《大公报》却是从1936年才开始发刊的。不仅如此，1920年以后，《大公报》一度没落到几乎每天只印几十份。1925年底干脆停刊了。直到1926年被吴鼎昌等人接办复刊。后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大公报》谴责日军侵略，才又声名渐起。
此类例子我们不一一列举了，但由此我们可以意识到一个问题，即关于这一故事发生的年份，剧情提供给我们的各类时间线索，其所指向的答案，是不尽相同的。
那么我们要如何选择呢？笔者以为，对故事背景的确定，当以历史事件背景为基准。什么叫做“历史事件”？广义上我们当然可以称一切事件为历史事件；但狭义上，我们一般倾向于将对整体社会进程影响较大的事件称为历史事件。比如，相对于百乐门的开张，显然黄埔军校的创立更具有历史事件性质。
正因为这些事件对整体社会发展进程的影响更为重要，更为直接，相关史料对这一类事件的记录也就更为丰富，更为详实。若体现在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创作上，正是因为这一类事件相关记录的丰富和详实，创作者也总是更有可能，且更倾向于，去突出这一类设定的明确性。也就是说，当创作者进行创作时，他会优先有意识地去吸收和应用这一部分内容。那么体现在作品中，我们就会发现，这一类设定对剧情的影响，要远远大于非历史事件类背景的设定，甚至可以说，这一类设定，是创作者进行创作的思维轨道。
比如剧中对路垚的设定是说，他的父亲参加过巴黎和会，他的两个哥哥是军阀，他的姐姐作过北平政府要员的机要秘书。这是1924这个年份对他身份设定的影响，是符合这一时期北洋政府下军阀混战的历史背景的。再比如他曾经说过，这个时代是“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时代，自己不知道要为谁效力，要等蒋志卿他们打下天下来，再去分一杯羹就好。这则是这一历史背景，对他的人生选择以及三观之设定的影响。又比如因为路垚的身份，所以沙逊说要保他，老黄说自己不敢惹他，英国人也不敢动他——这是对具体故事情节设定的影响。也就是说，历史事件类背景，在这个故事中，是影响着剧情的建立和发展的。一旦将这个设定推翻，这一切剧情的基础也就不存在了。
相对的，百乐门之类的设定是否存在于剧情之中，则并不会对剧情有什么影响。比如拿掉百乐门，编剧还可以放进去一个礼查饭店舞厅；没有《大公报》，也可以将《申报》拿来用——这都是不影响剧情的。
综上所述，我们即不能在众多线索中只看到其中某一个——即前面说的线索提炼的单一，也要注意在对多种线索进行对比后，到底应当择取哪一类为基准——即不能本末倒置。如此一来，再回头看仅以《新月日报》称谓之存在，而论断故事背景是在“新月派”来上海之后的这种逻辑，也就知道他的问题到底在哪了。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若言及《民国》故事发生的具体年份，还是应当以1924年为准。
那么，百乐门、大公报之类的存在，是否属于其在故事背景设定上所存在的错误呢?
笔者以为，这其实是个智者见智的问题。若一个人心里觉得，此类历史相关题材，应当以历史细节的还原为最重要的目的，那么这一类矛盾性设定的出现，自然当算作一种错误了。
但对我个人来说，若仅针对《民国》这部剧来讲，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很重要。一来，我个人对历史类影视剧创作在这方面出现此类情况，表示完全理解。实际上，任何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也好，文学作品也好，都不可能完全避免此类错误的存在。甚至专门做历史研究的学者们，也不敢说自己的考证就是对历史百分之百的复原。这是历史的不可复制性决定的。在这种情况下，《民国》作为一部小成本多元素的探案剧，在有限的成本下，已经进行了很合理的取舍——一则其基本完成了历史事件背景的整合与构建；二则其非历史事件性背景设定所带来的一些矛盾之处，亦没有影响具体故事情节的展开——可以说，这已经很难得了。二来，影视创作其本身的性质，同样决定了它的科学性常常要为它的故事性让路。再者，人们选择去欣赏一部影视作品的原因有很多，或喜欢探求历史细节，或喜欢感受百态人情。但任何一部剧都不可能做到一切兼得。一部成本有限的作品，能将其中的某一个，或某几个方面做到出彩，就很难得。对我个人来说，我更喜欢能把故事讲好的作品。而在我心中，《民国》绝对可以算得上一个。更何况他还给观众奉献了一个无可替代的乔楚生。
当然，我们也大可以选择不去深究，把这个“大半年”的故事，看作整个民国年代的一个缩影，甚至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整个近代史的一个缩影，看作在历史长河任意一个阶段中，受命运摆布的千千万万人人生的缩影。
那我为什么一定要纠结一下这个问题呢？原因大致有三。
第一，强迫症加职业病。第二，因为要写《客身》，所以需要对老乔的年龄进行考证。但第三点，才是在我心里真正最重要的。那就是在我的私心里，不想让故事里的那个乔四，活在风云动荡的1925。作为屏幕外的一个看客，我们既能窥见他前生的曲折，也能预见他后路的泥泞。对我来说，这实在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如果故事里的这段时光，是他人生中少有的宁静，那我只希望时间能为他停一停，慢一点将这个半生漂浮的茕茕孑立之人，又推向另一个与命运相搏的战场，继续踽踽独行。
如果可以，我希望能为他永远留住那个清明时节前后的白日，看着他斟一杯茶水，品一盏清茗，身后是窗子外的阳光，身边坐着最在乎的知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