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之天启新传》沙棘

26、税收改革（一）

　　恩科过后，礼部尚书孙如游、刑部尚书黄克缵先后递交了辞呈，以年老多病为由，要求致仕返乡。
　　我照例给了赏赐，又提孙如游为太子太师，黄克缵为太子太傅，派人护送他们回乡。他们走后，我就把齐党的亓诗教提成了礼部尚书，改任太常寺卿杨涟为刑部尚书。继光禄寺并入礼部后，又把太常寺、鸿胪寺也并入了礼部，人员重新筛选。另外增设司农寺，专司农业发展和技术升级。把原来皇家农学院的一拨人搬了过来，由宋应星任司农寺卿。这样就形成了六部（吏户礼兵刑工）、三寺（大理寺、司农寺、太仆寺）、一院（都察院）的构置。

　　与此同时，温体仁对两京各官署的审计也出了最终结果，对京城的各官署衙门的审计也告一段落，共查出违规挪用资金六十九万两，牵扯的官员更多。为了不引发大乱，我让他把查到的银两归入国库，把做的太出格的四人免官抄家，其余涉案人员罚俸一年，留职查看。从四个贪污犯家里抄出的银子有将近四百万两，着实让人咋舌。
　　这么一来，温体仁可被这帮官员给骂惨了。好在他久经官场见怪不怪，又有皇帝撑腰，硬是顶着这通骂把审计的差事给做了下来。国库也因此增加了四百多万的收入。我则又给了他不少的赏赐，并且加封他为少傅。
　　一同被骂的还有新任礼部尚书亓诗教，因为两寺并入后人员结构都需要重新调整，裁撤了一批人。有御史言官就开始攻击他任人唯亲、收受贿赂，借助权势擅作威服，目无君上等等。
　　对这些喷口水的奏折，我一概不理。对于我来说，先把支持或者起码不反对税收改革的人安置上去才是正经。至于任人唯亲，只要上位的不是强烈反对收商税矿税的东林党，我管他是谁。
　　而因审计空出来的官缺，我先把马亮、林东升补了进去，一个任吏部员外郎，从五品，一个任户科都给事中，正七品，虽然品极不高，但是职权不小，将来下发税改的诏令可就由他最后审核呢。

　　九月中旬，在朝堂之上，户部左侍郎李通上了一道奏折。
　　李通在奏折中称，近年来，国家税收频频吃紧，发放薪俸、支付军饷、应对灾情捉襟见肘，究其原因，一是监管不严，逃税和拖欠赋税现象严重，二是税收政策有误，税源狭窄之故。因此臣建议，重新丈量田亩，查检偷逃税款及隐匿土地，另外增加税源，清查全国矿藏，重征矿税，加征商税。第三，重开市舶司掌沿海贸易，收取市舶税。
　　李通刚刚奏完，邹元标就站了出来。
　　“陛下，”老先生清清嗓子说道，“臣以为李大人的建议不可取。各地拖欠税赋，不外是因为天灾。百姓生计尚且难以维持，又如何来交税呢，这不是要官逼民反吗？矿税，先帝在世时已经取缔，如果重新征收，将置先帝于何地？商税，是神宗陛下将税率从三十税一下调至六十税一的，目的是为了抚恤商民，让其有条活路，安于生计。如果再行加征，是对神宗陛下关爱商民之初衷的违背。市舶税，太祖在建市舶提举司不久便废止，成祖时以内官提举，不得人心，之后嘉靖年间为防范倭寇而实行海禁，隆庆年间再行开关后就再无市舶提举司，如若设立，实为对商民进行盘剥。臣听说李大人年少时家贫，曾受商人之欺凌，臣以为李大人是因私怨而报复所有商人。此行切不可取。”

　　李通反驳道：“邹大人不要以己度人，下官年少家贫，确实曾受一商人欺凌，但下官的器量还没那么狭窄，以致因此衔恨天下所有商人。说到拖欠赋税，下官承认，的确有些地方是因天灾而难以纳税，但也有的是当地官员勾结朝中重臣，假借受灾之名不纳税赋，但实际上他们在境内照收不误，只是收上来的税银没有上缴给朝廷，而是全部入了自己的腰包，实乃损公肥私之举，有悖圣人教诲，有负朝廷重托。此外，豪绅大户勾结地方官员，隐匿土地，逃避税赋者也大有人在。因此，清丈土地、加强监管刻不容缓。至于矿税，下官以为，万历年间因税监太过扰民，激起公愤，所以先帝为了整顿才暂时停征，试问邹大人，农人种地要交税，盐民制盐要交税，为何独独开矿者就可以免税？请邹大人给出个理由。至于商税的增减，古人云，世易时移，万历年间为使商业兴盛，百姓多一条生路，降低税率无可厚非，但如今东南沿海富商云集，腰缠万贯、富可敌国者比比皆是，如何不能重新修订税率？至于市舶司，下官以为，太祖取缔市舶司只是暂时之举，后世臣子误会太祖之意，阻挠重开市舶司实为不明智。自唐以来，历朝历代莫不对市舶岁入重视有加。下官尝闻，北宋中期，市舶税收入达42万缗。南宋初期，市舶税收入占当时中央岁入的比重超过十分之一。宋高宗曾言：‘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当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即便是蒙元当政的近百年中，市舶税在政府的财政开支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即如此，大明如何开不得市舶司？且国家开市舶提举司，一可执掌海外贸易收取税赋，二可对海商给予支持和保护，实乃一举两得。请陛下明鉴。”

　　李通说罢，韩旷也出列了。
　　“陛下，如今国无大乱，海内升平，易降低赋税，宽待百姓，与民生息。老臣以为加赋不可行。”
　　李通冷笑道：“居安尚且要思危，何况如今东北建虏尚未扫灭，蒙古林丹蠢蠢欲动，水旱灾情接连不断，西番各国虎视眈眈，存银存粮捉襟见肘，一旦有变将难以为继。安本不在，何谈居安？恕下官愚钝，不知韩阁老的海内升平从何而来？”
　　韩旷老脸通红，怒视李通却一时说不出话来。

　　这时，曾经弹劾过方从哲，清静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惠世扬跳了出来，指着李通大喊：“李通对陛下一年来的操劳视而不见，蔑视圣上，危言耸听，其心可诛！”
　　李通毫不退让，反问惠世扬，“请惠大人明示，本官哪里危言耸听了？”
　　惠世扬强辩道：“建虏与蒙古本不足惧，安称大患？有熊廷弼与王世贞在，北部边境可确保无虞。西番小国，不过蚍蜉而已，怎会是天朝的对手。至于水旱灾情，以如今国库存银存粮，足够救灾了。这样一来，难道不是海内升平，李大人难道不是在危言耸听？”
　　这时一直没有发言的温体仁突然不冷不热地插了一句：“惠大人，本官若没记错，好象惠大人前些天刚刚上了封奏折，弹劾蓟辽总督熊廷弼畏战不前，自抚顺收复后毫无作为，白白浪费国家钱粮。怎么今天又转了弯，说辽东建虏不足虑，有熊廷弼在可确保无虞了？”
　　惠世扬吃了鳖，不吭声了。

　　徐光启施礼道：“陛下，西番诸国抢掠成性，觊觎大明已久，其国虽小，战舰、火炮却优于大明。古人有云：‘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又云，‘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岂能因西番国小就等闲视之？”
　　李通又接道：“救灾、备荒、练兵、防御，无一不用到钱粮，而据今年户部的估算，今秋净岁入超不过六百万两白银，以这样的储备，要应对种种可能的危机，实在有难度。增加岁入，不外乎开源节流，陛下登基一年来，裁汰了不少冗官冗员，合并官署、整顿驿站，又带头奉行节俭，为朝廷省下不少开支。但仅靠节省是无法让国库充盈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开源，也就是臣所说的清丈土地、重开矿税、加征商税，重建市舶提举司。臣以为只要税率适当，并不会使商人的利益受到太多损失。”

　　李通振振有词，但反对的声音并未就此被压下去，左通政使刘宗周站出来说李通的办法是竭泽而渔，是公然盘剥商人、与民争利、劫富济贫、将会导致民不聊生。
　　李通毫不客气地回敬道，刘大人讲，朝廷增收矿税、商税是劫富济贫、与民争利，那么请问，增收矿税商税是与民争利、屡次加收辽饷加征田赋便不是与民争利么？在刘大人眼中，富有的商人是民，贫穷的农人便不是民么？朝廷不劫富济贫，难道还要劫贫济富？君不见史上张角黄巢之事乎？大明的富商个个家资百万，朝廷收点商税就民不聊生了？这话您还是拿去骗小孩吧！
　　他还指责刘宗周是为了某一集团的私利，至国家前途命运于不顾，无视大局、鼠目寸光。

　　咄咄逼人的言辞惹恼了刘宗周，正要反唇相讥，吏科都给事中魏大中出马了。
　　“倘若加征商税激起商人反抗又当如何？”魏大中理直气壮。
　　但很快户部郎中郑三俊就回敬了他。
　　“自古以来闻有叛民而无叛商!”
　　好一个郑三俊，好一个东林党啊！瞧这话说的，够猛。

　　我又看了看孙承宗，在这种情况下，身为首辅的他不表态似乎说不过去。
　　孙承宗皱了皱眉头说：“陛下，依现在的形势看，仅仅依靠田赋和盐税是无法满足朝廷正常运转的，开辟新税源势在必行，只是矿税和市舶提举司从前一向由内官提举，所得银钱均入了内帑，国库岁入并未增加。希望陛下此次能将征收的权限给予户部，以保证岁入能够进入国库。还有为了避免侵害百姓利益，税率的制定一定要慎重。”
　　我舒口气道：“朕听闻，之前矿税由税监征收，虽然号称入了内帑，其实归入内帑的不超过十分之三，大头都被税监自己私吞了，最后挨骂的却是皇帝自己。朕不做这个冤大头，所有的税收一律由户部负责，征税时可以通知地方军队随同协助。朝廷有了钱，才好给他们发军饷嘛。还有，税目和税率变更后，自万历年间开征的辽饷也可废除，让百姓好好松口气吧。关于矿税、商税还有市舶税的税率，下朝后大家可以讨论一下，最后把意见汇到内阁，由内阁统一整理，商量出个结果来。”
　　孙承宗正要说什么，我又来了一句，“朕又想起一件事，就是火耗银。据朕所知，火耗银一直都是地方在私自加派，而且比率高低不一，朕想把它列入法定税收项目，明文规定征收比率，谓之‘火耗归公’，众位先生以为如何？”
　　我听到底下一片哗然。包括孙承宗、徐光启在内。甚至还有李通。

　　韩旷抢先发言：“臣以为，陛下既然一心废除辽饷，减轻百姓负担，不如将火耗也明令废除。如果明文列入税收，恐遭百姓反对。”
　　“关于火耗银，原本是没有这个税目的，但是两百年来为什么地方官一直在收，而朝廷视而不见予以默认呢？”我白了韩旷一眼，说，“无非是两个原因。一是溶化碎银时，损耗是现实存在的，二是朝廷定的俸禄确实偏低。为了让臣子们能过得舒坦些，朝廷才对地方征收火耗的举动睁一眼闭一眼。但是有些人欲壑难填，仗着朝廷默认，动用手中的权力无限止地征收损耗，导致民不聊生。为了统一管理，也为了减轻百姓的负担，朕才设想将火耗银纳入正式税目，明文规定税率，由国家统一征收。朝廷岁入多了，也可以给官员们多发些薪俸，官员的日子过得舒坦了，怎么也能少搜刮点吧？说来说去最后是官员百姓都受益，那又为何不能收呢？至于韩爱卿说明令废除火耗，真的能彻底废除吗？据朕所知，大明的京官很少有人是真正靠年俸过日子的，大多数依靠的是冰敬、炭敬、还有其他的什么孝敬，而这些各种各样的孝敬恰恰是从火耗里来的。所以朕就是下了令，也会有人打擦边球，另外造出其他名目来。既然如此，还不如多收些银子，专门用来提高官员的薪俸。而朕明文规定的税率，只会比地方官征收的最低的火耗还要低，不会让百姓难以接受的。”
　　我话刚说完，刘一璟就抗议了。
　　“臣以为陛下言过其实，大明贪赃者是有，但朝中大多数臣子都是刚正清廉的，陛下所言实在让臣子们寒心。”
　　说话的是刘一璟。
　　我在心底暗骂，明明是朝里朝外贪污成风，还在这里装什么清高。不过，我那番话多少带着牢骚和情绪，把天下当官的全都骂成了贪污犯、大奸贼，确实打击面太广。把人都得罪了，谁还给我干活。
　　“先生说的是，是朕考虑欠妥，言语失当。的确朝廷内外还有很多臣子是正直清廉的，比方诸位爱卿。”不等其他人发难，我先承认错误。

　　徐光启说：“陛下如果决心要将火耗比率明文确定下来，列为正式税目，也不是不可以，只是不知陛下计划将比率定为多少？”
　　“这个朕想过，朕的意见是正税的二十分之一到十五分之一，诸位先生怎么看？”
　　孙老师想了想说：“既如此，臣以为不如再放低一些，就等同田赋，定作正税的三十分之一吧？”
　　“可以。”我拍了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