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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乱世英雄的“功成”与“身退” ——以曹植阮籍为例谈魏晋游侠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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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游侠诗是中国古代诗歌的重要内容之一,魏晋时期是游侠诗的开端时期,在此几百年内,完成了游侠诗的发展与成熟。本文以曹植、阮籍所创作的游侠诗为例讨论魏晋诗歌中所产生的不同类型的游侠英雄,分析其产生原因及对后世诗歌创作的影响。
关键词:游侠诗;曹植;阮籍;魏晋
游侠是我国古代社会中的一个特殊阶层,他们多豪爽好交游、轻生重义、勇于排难解纷,曾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游侠诗是我国古代诗歌的一个重要题材类型,文人心中侠客梦世代相传,以笔为剑,以诗为刀,构成了颇为壮阔的游侠诗类观。魏晋时期是游侠诗的重要开端,阮籍、曹植、左思、鲍照等魏晋诗人都或多或少的对游侠进行刻画,创作不同类型的游侠诗。
一、魏晋游侠诗产生的背景
魏晋六朝时期,是游侠真正的被广大知识分子接受,走入诗歌创作的时期,这一时期,政治黑暗,社会混乱,政权更选,是真正的“乱世”,在颠沛流离,民不聊生之际,“救于厄”的游侠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大众心目中的救世主。游侠诗在此时就大量涌现,以曹植为开端,上至帝王将相,贵胄公子,下至隐者居士,贫贱寒士都曾用激昂飞扬的文字对游侠进行刻画,形成了游侠诗创作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拓宽了诗的题材,并以豪放刚健,昂扬向上的精神,赋予了魏晋诗歌新的风貌,其中以曹植等人的游侠诗最为出名,便以曹植,阮籍二人为例讨论这一时期的游侠诗类型和影响。
二、曹植游侠诗的“功成”思想倾向
曹植是第一个较为集中地描写游侠题材的诗人,他的游侠诗更是建安时期此类诗歌的代表,对后世诗歌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的游侠诗中满是少年诗酒的任侠精神和慷慨洒落的意气,在他的诗歌中多见对于游侠建功立业的称颂,具有鼓励游侠“功成”的思想倾向,其游侠诗大致可分为以下两种:
首先,最明显的一点就体现在对建功立业思想的强调。曹植诗中的少年侠客,既可车马轻裘,纵酒游乐,但同时又意气纵横,锄强扶弱,当国家危难的关头,也会舍生取义,捐躯报国。这一点在其《白马篇》中有十分明显的体现。“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白马篇》中塑造了勇赴边疆,保家卫国的“幽并游侠儿”形象,将往日被个人恩怨束缚的江湖游侠放置于边塞,求取不朽的声名和社会认同,但仍保留其快意恩仇,重义轻生的独特品格,这一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游侠类诗歌文化的品格,并将游侠形象与魏晋社会现实相融合。
其次,曹植游侠诗歌中,还存在表现贵族公子的放诞不羁,崇尚自由的游侠倾向,这类游侠少写其勇武好战,建功立业,反是描写他们斗鸡走狗,押妓好乐的市井生活,这一点在其《名都篇》中有明显的表现,这些少年游侠们“宝剑直千金,被服丽且鲜"”生活奢华,他们日常“揽弓捷鸣镝,长驱上南山”“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月会红麟台灯,炮鳌炙熊路”。日常也多游玩与宴会,相比建功立业者,这类游侠形象较为单薄,但是却也反映了贵族青年不受传统儒家思想束缚,崇尚自由的精神追求,并且这一创作形象,对后世许多的游侠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了后来游侠诗歌题材的重要表现内容。
曹植诗歌中所塑造的两种游侠形象及其创作倾向与曹植自身的经历与社会地位有密切的联系,曹植自身出生贵族,乃至曹魏政权建立之后,汲身于皇族,是属于绝对的统治阶级。所以封建君权对于曹植来说具有绝对意义上的合法性,他虽然受到了统治者的猜忌和迫害,流离于各个地方,但是他投身报国“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激情直到晚年也没有消失过,反复出现在他的诗歌中。对作为皇室成员的曹植而言,曹魏政权代表的国家利益就是他自身的利益,所以其游侠诗中的大部分带有明显的称颂游侠少年建功立业,报效国家的倾向。曹植本人出身高贵,才华横溢,富有盛名,所以在其笔下的游侠诗中,也可以多见少年鲜衣怒马,披锦狩猎,宴饮作乐的描写,可以说曹植的诗歌中所表现出的游侠的“功成”的创作倾向与为国报捐躯的游侠形象的刻画与其个人经历和所处阶级有密切联系。
三、阮籍游侠诗的“身退”思想倾向
阮籍是魏晋时期著名诗人,竹林七贤之一。与曹植在游侠诗上的数量和地位不同,阮籍的代表作《咏怀》中,仅仅有几首可以归入游侠诗的范围,具有任侠尚武的精神。在曹植开创的众多游侠诗中,追求功名几乎成为其主导思想,但阮籍的游侠诗包含一些不同的变化,他的游侠者中表现游侠对于功名的看破,更加追求理想人格和精神自由,开拓了新的传统,更着重表现游侠在功名场上的“身退”倾向,思想更为复杂。
阮籍游侠诗追求“身退”,但也有一些表现任侠精神和功名的诗歌,《咏怀》其三十八中曾提出“捐身弃中野,乌鸢作患害。岂若雄杰士,功名从此大”。可见其并非完全不在意身后声名,但是阮籍诗更多表达的还是自身的不自由,对穷途之叹息,正如其四十一“生命无期度,朝夕有不虞”。
阮籍游侠诗中较有开创意义的则是表现对少年游侠生涯的追悔之意,在《咏怀》其六十一中“少年学击刺,妙伎过曲成。英风截云霓,超世发奇声。挥剑临沙漠,饮马九野坰。旗帜何翩翩,但闻金鼓鸣。军旅令人悲,烈烈有哀情。念我平常时,悔恨从此生。”阮籍先写少年游侠生涯时的恣意放纵,意气风发,而后抒发军旅之悲,对自己参军入旅,追求功名的悔恨之意,感情由壮转悲。阮籍的这一创作对后来鲍照等人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阮籍的游侠待创作倾向,较之曹植有了很大的变化,将对功名的追求转化为对功名的失望 ,从赞颂游侠建功立业的“功成”思想转化为看破功名,追求个性自由的“身退”思想。这一思想的不同也与两人的经历性格有关,如果说曹植是顺风顺水的骄傲少年,天之骄子;那么阮籍就是倍受打击的普通人,他出生大族,却已渐逐衰落,他生活在一个政治高压时代,表面放荡不羁,内心却痛苦不堪,他性格矛盾复杂,对快意恩仇的游侠是否真实存在而产生质疑。他生活在司马王朝,国君政权本身的不正统性也使他对为君尽忠,建功立业的必要性产生了质疑。这一系列的质疑和复杂的性格使得阮籍对世俗理想丧失了信心,转为对精神自由的追求,而这样的追求之下,建功立业,“功成”思想在其游侠诗内脱离,转变为追求个体自由,不存在乎功名的“身退”思想,在另一种意义上丰富了游侠诗的精神内涵。
总的来说,曹植,阮籍二人均为游侠诗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曹植的游侠诗影响较广,其中的“功成”思想在后世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而阮籍的“身退”思想后世继承者较少,较为著名的是江淹的《效阮公诗十五首》其十“寒暑有往来,功名安可留”从功名中脱身去追求自我的个体精神自由。
四、其它的魏晋游侠诗与游侠诗人
游侠诗是魏晋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时政局混乱,大一统政权动摇,儒家正统思想对文人的影响削弱,经学束缚得以解脱,除阮籍,曹植外还有许多人的感情开始自然宣泄,他们纵情自适的性格行为与游侠豪放浪漫的追求之间产生共鸣,于是在对游侠生涯的心驰神往之下,文人用诗歌抒发对游侠品格的向往和赞颂,不同的文人之间也产生了不同的游侠诗风格,诗人将自身浓厚的感情寄寓在侠客身上,反映出诗人精神层面的一部分。
张华的《博陵王宫侠笛》中写侠客“死闻侠骨香”,塑造了武功高强,行动矫健的侠客形象,赞美侠客刺杀行动中体现出的道义品格,陶渊明颂荆柯“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以一种强烈的感染力将悲壮之情贯穿全诗,表现其重义轻生的高尚品格千古留名。
王粲、阮瑀的游侠诗中也有对荆柯一类侠士的描写,但更加慷慨悲凉,荡人心魂,颇具建安风骨,感念时事,嗟叹个体生命之悲,是诗人于历史感叹中抒写社会人生的深切关怀。
张华、陶渊明、王粲、阮瑀以及傅玄、陆机等人的游侠诗均以抒情为基础,注重表现游侠内在的精神品格,少见对于游侠外貌、武器的描写,诗中处处可见情感抒发,体现“文以气为主”的文学观念。
魏晋时期,除了这些写作游侠诗的诗人外,还有一位将“游侠”精神融入自己人生的诗人——嵇康,他轻傲狂世,任性自由,具有破坏传统体制秩序的叛逆性格和亦隐亦侠的狂放自由的精神境界,是一位“尚奇任侠”的传奇诗人,他虽然少有直接描写游侠的诗作,但是其狂放自由的游侠的精神品格早已融入在他的诗作中。
魏晋六朝三百八十年的历史中,游侠诗完成了从开端到发展再到成熟的过程,这一成就是众多诗人努力的结果,使游侠诗从诗坛隐秘的角落走向诗歌的大殿,归入主流诗歌的一部分,对后世诗歌创作产生重要影响。
五、魏晋游侠诗的影响意义
魏晋开游侠诗先河,其创作的游侠形象、游侠命运以及游侠诗的抒情方式对后世的游侠诗歌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其精神内涵等为后世诗人所继承,在中国诗歌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首先,是在游侠形象的刻画上,魏晋的游侠诗中的游侠带有传统游侠的叛逆性格,他们放荡不羁,自由快意,恩仇分明,路见不平,但同时又新增了少年公子的奢华转变以及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突破单一的行为偏激、大胆妄为的“死士”形象,这种游侠建功立业的形象对后世诗歌特别是唐朝游侠诗产生了重要影响,如李白《侠客行》《邯郸少年行》中对少年游侠日常生活的描写;对快意恩仇游侠形象刻画;以及王昌龄的《出塞》、卢纶《塞下曲》中对游侠英雄在边塞建功立业形象的塑造。
其次,魏晋游侠诗的精神品格也为后世继承,魏晋诗人们多处于时代与个人双重悲剧的交会点上,例如阮籍他们的游侠诗中可见对时代的思考,对人生的质疑,壮志未酬的悲凉,但并未放弃人生颓废度日,他们对个体自由和完美人格的追求等也为后世诗坛的精神表达提供了借鉴。
总之,魏晋游侠诗打破固守伦常,在乱世中不断成长,乃至最终成熟,其中所塑造的游侠不论是建功立业者还是追求精神自由者,他们所代表的精神品格和放纵自由的性格特征均为后世诗歌提供了巨大的精神宝藏。
结语
魏晋时期,是人才辈出的阶段。三百多年的时期,涌现出曹植、阮籍、嵇康、张华等一系列的文人名士。他们突破时代的束缚,在那个混乱的时代留下华丽的篇章。游侠诗在此时期发展成熟。无论是曹植的追求声名,建功立业的“功成”思想还是阮籍的看破功名,追求精神自由的“身退”思想,都为中国古代诗歌殿堂增添了一份异彩,对我国文学史做出卓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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