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湖往事》叶临居士

44、第四十三章 月亮与六便士

　　“香樟树的鹅黄色的花盛开后又败落，嵌在蓝色地砖的缝隙里，而香樟树依然含青吐翠，仿佛不曾贪恋花朵的鲜丽灼目，”红冶读着手中的散文诗，问道，“这句话写的怎么样？”
　　“很浪漫。”我给出一个陈述句。
　　“什么浪漫，香樟树的花怎么可能艳丽灼目，写这句话的人要么是缺乏常识，要么是没动脑筋堆砌辞藻。”红冶反对道。
　　看来我还是不懂她，也不懂那位在香樟树下低头行走的作者。
　　“曾经有个农村妇女写过‘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猝读的书’，然后被文人指责是廉价的花招，他们倒是有审美有修养，不屑于一般人对文字的运用，好像阶级上弱势的群众，思想文化也是蒙上尘埃蒙昧无知的，写两笔抒情的话也不够格，连看眼香樟树也是不入流的。”以赛门作家说道。
　　几个月前，他的书拿到畅销书排行榜桂冠，接着，他又开始画画，厚重的颜色涂抹，和毫无章法的线条轮廓，让他被动地成为艺术领域的后起之秀尽管他自己将这些画解释成油漆厂的垃圾，但是这不妨碍他的作品成为拍卖市场上的宠儿，也可能恰恰是因为他想要逃避艺术，却又钟爱艺术的矛盾，让他看上去貌似很深刻，也可能仅仅是因为他那双忧郁的眼神太过迷人，让他成为了媒体聚焦的话题人物。这没什么不好，至少他分得了一大块蛋糕，还实现了阶级跃升。
　　哦对了，他叫海默，在后面的故事里还会时不时地出现。
　　红冶：“你真应该和柯临好好聊聊，如果你们能一块儿上节目，那一定很精彩。”
　　海默：“不用了，他已经足够精彩了。你的那位同学很幸运，认识到了自己是位天才，好在他是龙泉人，如果生在以赛门，那只有感叹生不逢时的份。而我不是什么天资超凡的人，我只是在宣泄自己无处安放的表达欲。”
　　“将表达欲化为创作艺术品的灵感，也是很了不起的。”我说。
　　海默：“没有艺术,只有艺术家*，何况我开始越来越反感艺术了，不管是有关它的定义，还是鉴赏家的评价，真是可笑，我又不是为了他们创作，他们没有我的经历，没有我的感情，有什么资格对我评头论足。”
　　大概是单纯的情感诉求，在遇到了单纯的情感共鸣后，被媒体的浮夸评价扰乱初心，于是，水不是单纯的水，山也不是单纯的山，香樟树的落花变得别有深意，值得被读者老爷们说道说道了。
　　于是那些碰巧赚到了钱的作家被束缚了，没有了一开始酣畅淋漓的创作感，他们总是被读者和网评虎视眈眈地围困着。他们想写好作品，但是好作品的定义已经乱了套，于是写出了垃圾，又被垃圾评论掩埋，最后江郎才尽。

　　海默先生，这位极力摆脱“艺术家”头衔的艺术家，在成为艺术品市场的宠儿后，依旧摆出一副忌惮主流圈子的做派。按他的原话，这叫仰望夜空的月亮，不理睬脚底的六便士。
　　“为了服务市场洪流而去改变创作态度实在是憋屈，那些生搬硬造的句子实在是别扭，就像不允许人弯折膝盖走路一样。我只想写以赛门的故事，也只会写以赛门的故事，我就是个下里巴人，并且不接受龙泉评委会的指导，他们不懂我。而我也不想在喧嚣中逐渐迷失。”他这样在采访中解释。
　　一个从小不受重视的人，早就学会了躲在大人的腿后察言观色。曾经有个漫画家说他小时候有学习障碍，所以最不受老师重视，也因此看到大人最真实的一面，比如老师会当着同学的面气急败坏地辱骂他笨，但在他父亲面前却露出一副仁师的和蔼模样，因而他很小就观察到人的两面性，他们都不是好人或者坏人，大家都是普通人嘛。
　　孔雀就不一样了，他们急于表现自己，而且是大张旗鼓地吹捧和夸耀自己，不熟悉他的人被他的夸夸其谈唬住，熟了便知道他也没几斤几两，可是他又是那样不识趣，一来便掐着嗓门娇滴滴地说起话来，周围人也得捧场，走了之后却在背地里抱怨他的聒噪，也怪可怜。
　　但人家也用不着别人去可怜，自得其乐便好，就怕是人人都有说不出的心里话，毕竟总想将狼狈藏于人后，未免也显得可悲了。
　　“艺术家无非就是秩序里的流浪者。我本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人，看见小猫咪就能开心，看到阳光就能幸福，却因为写了两句矫情的话而被认为深沉，怪可笑的。”
　　这位不被理解的艺术家，在当红之际突然宣布离开龙泉。他捐掉了所有的积蓄，回到原来生活的小镇，继续过吃百家饭，游手好闲的浪子生活，寻找心中的月亮去了。
　　月亮，总是远在千尺高空的，而人又不得不埋首寻觅六便士，若能在水洼里看见月的倒影，当然不胜美哉。
　　人们既向往田园牧歌式的自由自在，又受不了没WiFi，如果能够心远地自偏，在现实的琐碎与繁杂中找到诗意与寂静，也是一种幸运（也可能是另一种不得不吧，总得找到一些超脱功利目的以外追求，总得找到一点点的精神寄托，然后活着）。
　　另外，海默还带走了一个人，那就是红冶。
　　也许是受到“诗与远方”的召唤，红女士从原来的电视台辞职，自费在以赛门拜访当地人，并拍成纪录片。这样的生活看起来依然是忙碌的，不过她似乎是放下了很多，也解脱了很多，从前在龙泉，她像一只捕食织布鸟的狞猫一样，优雅又狡黠，把指甲涂成绿孔雀的颜色。她走路的时候步子迈得很宽，脚抬得很高，总像是在与时间赛跑那样忙碌。

　　“我在高速发展的时代里奔波，奔波在我的世界里彷徨，我和时代在城市里狭路相逢。”红冶在白纸上写下这句话，折成纸飞机，纸飞机飞呀飞，飞过长河星落，飞过以赛门平民窟，飞过在流水线上生产“里程碑”的加工厂，那里的工人低头忙于捡六便士，抬头也看不到月亮，因为污染严重，雾霾遮住了星空。
　　她开始花长时间去倾听每一个受访者，絮絮叨叨地拉扯家长里短；开始愿意用摄影机拍玩儿蚂蚁的孩子，古楼上的猫，还有欢乐梦梦香门口排队的人群。时间的价值被稀释了，也被浓缩了，原来流行的，在几分钟之内看完一本书的雪球速度法，并不适应当前的以赛门生活。效率变得乏味，闲散变成智慧。
　　以前有人处于好心在非洲修理了自来水管道，结果当地妇女非但不领情，反倒反对，因为所有女人去村里唯一个井口打水时，是她们唯一能够交流的机会；还有建筑师在工厂设计了体育馆，但是从没见人打球，只有席地而卧午休的工人。
　　红冶走访了这些人，这些普天之下少有人愿意倾听的声音，在红冶的拍摄下，被立体化，被具象化。他们的烦恼与快乐，善良与自私，不再是抽象的符号。他们在担心人工智能的普及会让他们失业，害怕被科技浪潮所淘汰，犹豫是否要去龙泉找更多的机会，还是一头栽进欢乐梦梦香的完美世界里。他们会幻想自己写的小诗，有朝一日也能像海默那样卖上一个好价钱，那些诗有工厂水库的浅灰色，米兰花的金黄，还有落日的红，这些热衷于对颜色的描写，是梦里的绮丽。
　　在重复性极强的机械化操作里，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变得艰难，以赛门政府做的宣传片过度乐观的估计了人民的幸福指数，而对无尽的烦闷与压抑的宿命感，则选择性忽略。
　　我向来是非常反对过度的心灵鸡汤，我是说过度，因为社会本身对于悲观者而言就是不受重视的（他们大都本身也不擅长交际），现下又时兴正能量文化，这让悲观者显得更格格不入，他们也心地善良，甚至比只知道倡导积极向上的人更有创造力，但是他们的发声变得更阴暗，因为“不够”正能量，怎么没人说一味地乐观非常愚蠢呢？人生本来就是苦乐参半的，只允许“乐”在傻笑，“苦”只能所在阴暗角落里见不得人。

　　确切来讲，红冶并不是被海默带走的，她也许是受到了他的感召，但并非像八卦网站上写的那样俗套——画家为了诱惑女人而为她画了一幅画——这种过时的戏码，让红冶绯闻缠身。后来她的纪录片获了奖，媒体直白的问道这些私人问题的时候，她回答道：
　　“这很奇怪不是吗？”她用涂着绿色指甲油的手握住话筒，胸前挂着以赛门孩子送给她的护身符，“我拍过巫师，驱魔师，但是从来没有人问我会不会魔法，或者蛊术，好像女人在人们眼里永远就直说女人，每天被情爱所纠缠。”
　　“那您觉得是画家更吸引您，还是作家更有魅力呢？”记者又问。
　　“各有春秋，但我的梦想是开高达！”
　　红冶在以赛门找到了她的塔希提岛（《月亮与六便士》中主人公作画的地方），那时离后来震惊一时的“愚人节事件”，还有不到两年的时间，龙泉州的艺术家们还在加州海岸开着复古的敞篷车，去意大利感受阳光，在挪威寻找极光，每个人为他们的六便士而忙碌，顺便举头望明月，活动活动颈椎。
　　雾霾中的以赛门，像古老的城池，边缘变得失真，仿佛炭笔速写的画纸，轮廓用面包屑擦拭后留下浅浅的印记，被丢在画家的画室里，打翻的颜料盘蹭在纸上，是雾里红绿灯在闪烁。
　　总说现在是最好的时代，我却觉得不管从任何角度审视这个世界，都是尘埃之下的荒唐，或者说这个世界本身就是粒尘埃，只是我过分轻如草芥，因此才感慨大千世界，千姿百态。

　　（*出自EH贡布里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