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咔嚓[快穿]》倾江一诺

10、传冬

　　课堂里能学到什么？

　　尤非丽翻来覆去地看着自己手中的“教案”，自觉非常不习惯。她认为自己教授的根本不是知识，而是生活常识的碎片。这些本不应该在课堂上学到——起码不是在她的中学语文课堂。

　　据说青楼名妓都是能诗善画，她接触后才知道大部分妓/女的文化停留在学前水平，大字不识一个。当然也有念过书的，可多年不用，记忆早就模糊。会吟几句情诗写点字笺做消遣当然好，平日务工就难以用上了。

　　最重要的是，读书使人明智，她们显然还不算明智。

　　于是每天在识字课与朗读课之外，又加上政/治课。许多女子在乱世中颠沛流离，对社会有极大的不信任感，时局的变革并不了解和关心。这与一个现象呈现十等十的反差：她们对色/情行业的相关消息异常灵通，如何打点人，如何讨好人，今天哪个人物要来，明天哪位下台，后天谁要来做客，知道得一清二楚。

　　“我陪过一个大爷，那时候……他家里……某某地方任职的……”

　　这个开头几乎把尤非丽的耳朵磨出茧子，第一次听，她认为学生们积极性高是好事，也暂停进度聆听她们说完，直到她发现话匣子打开后根本说不完……原本认真听课的学生也会加入进去，严肃的课堂内容跑偏后一去不复返。从此后在课堂上她也越来越严肃了，还立下“不能插嘴，举手发言”的死规定。

　　就连现在见到姚萌后，她也只是习惯性地一挑眉，“姚大姐。”之后就继续描给学生的字帖了。

　　姚萌也不跟她绕弯子，站到她旁边，食指在某个错字上轻点两下。“昨晚一个叫金露的学员丢失了肚兜。我来看看……”

　　“哦。”尤非丽把作业一撂站起来，向糖葫芦串式样的里屋走去，不一会儿里头嘟嘟囔囔声音越来越大，这些年轻的女教师出来后又商量半天，最后派了人一个个搜床，床板、床垫都掀起来，屋子里好大一股呛人的灰。

　　“应该是没有。”尤非丽顿了顿，“金露……她很聪明。”

　　姚萌瞄了一眼散开在桌子上的大字，“她平时有没有交恶的人？”

　　“同学们都很和谐。”至少在她的课堂上不敢造次，其他老师就不一定了。有时严厉些的确有好处。

　　“金露跟她宿舍的同学都相处得不错。”另一位老师道，“学习特别认真，其他人都不会拿笔时，她已经开始学生字了。”

　　“举一反三，机灵着呢。”一个政治课老师讲。

　　好学生哇。姚萌乐了一下，回头见大史苦大仇深的盯着自己——

　　“怎么办，姐，我真没辙了。”她摊手，“要不给她点补偿？我想想。”

　　大史极少出现这样感情波动的时刻，姚萌拉住她，她巍然不动，低头道：“真对不起人家。说好的安安全全的呢。好端端放在屋里的。半夜都有人守着的。”

　　众人一阵沉默，等上午的课上到一半教师宿舍的人来她宿舍这边找她，说就差把水泥地撬开了，什么都没有。学员宿舍到教师宿舍的路上也干干净净，问了打扫卫生的工人，都说没看见。

　　于是姚萌只好带着疑惑逼自己补觉。

　　一觉醒来，太阳还没落山，暖洋洋凉飕飕的简直在勾引人生病，小李过来敲她的门，道金露真的病了。

　　“额头滚烫，大夫已经来了——没事，没事，你再睡一会。”小李按住她。

　　姚萌还能睡着就是笑话。她索性穿鞋下床，刚才起太猛头一阵阵发昏，她打开笔记本新的一页，开始按照杨主任的习惯，逐条分析。

　　……

　　同一时间，上海。

　　歌舞厅门口的傻子蹲下来摸了摸老婆婆的头，认真地说：“你病了。”

　　老婆婆重重地咳嗽了一下，唾沫喷到四周的水泥灰墙壁上，深浅不一的痕迹就像水塘的圈圈涟漪。她毫不在意，右手摆弄着青瓷茶杯，左手手肘擦了把嫩粉色的嘴唇，此刻看客不多，正好歇息。

　　老太爱洁净，经过观察石光煊发现这个秘密，虽然爱洁净但身上无一处干净整洁，虽然不整洁却仍然爱洁净。令他想起上学时的一位同学，看起来安静阴郁，人人却都认为他很快乐，这种矛盾感从大上海的每个角落里传来，活力四射的欢乐场，井然有序的豆腐摊，客人们有些衣着绮丽，有的衣着古朴，古朴到不知是哪朝哪代的服饰，不过，大多数是精致整洁的，只有老婆婆并不精致，也不整洁，简直让人怀疑她的一生是否从上海经过。

　　石光煊并不是在询问，他已经下了自己的判断。这人至少烧到了39度，是这几天以来病得最严重的一次。她的呼吸道也有疾病，就算不管她本人，每天这么多路人看她卖艺，都有被传染的可能。拉也要把她拉到医院去。

　　来的最初两天他什么都不懂，流浪街头即将饿死的时候，这位老婆婆给了他隔壁小吃馆给她的半个饼。正是因为这一饼之缘，石光煊抓住机会去买饼的王记饼铺毛遂自荐，因为健壮的体格、不甚白皙的皮肤被认为是“能干活的劳力”，成功成为一名杂役。

　　此时的上海也处于新老交替的动荡中，这不单体现在人们的观念上，衣食住行都有所改变。就在歌舞厅不远处，有家十分兴隆的酒家，糕饼店、豆腐摊以此为中心星罗棋布。石光煊看到有客人在店内指名购买一种“高桥松饼”，当然，并不由他招待，他还听不大懂上海话。

　　蹲在店门口休息的时候，老板曾问起他的家乡，石光煊吞吐半天，最后指了指上天。

　　“在那个方向。”他道。

　　石光煊很麻烦，由于面粉的灰尘时常侵入他的肺，他不得不长时间戴着碎布头制成的简易口罩，伙计们开玩笑说他像个路上劫匪，又提起曾经遇到过的剿匪故事，等最后讲到前几天公安局的一伙人来花月歌舞厅纠察时，石光煊终于忍不住了，问出那个让他纠结到入魔的问题：

　　“今年是哪一年？”

　　伙计们，以及在门口盯梢的老板，十分默契地停顿下来，探究地望着这个异界来客。过了很久，老板道：“公元一九四九，现在不按民国历算的。”石光煊张大嘴巴，口罩从脸颊脱落，他从店中狂奔出去，站在门口。这是一条丫字型路岔，歌舞厅、饼店和饭店三足鼎立，其余建筑高矮错落，亦中亦西，他大口呼吸着跨越四十年的空气，攥在手心的棉布，从中吹过的，是自己父母儿时经历过的同一阵风。

　　石光煊忽然天真起来，他傻笑着回过头，在凌乱的风中挥舞着布条大喊：“我今年倒数十九岁！”

　　之后他泪流满面，毫无章法地呢喃。

　　“我还有十九年才出生……”

　　伙计们把他拖走，石光煊永远记得那一刻，即使被拖走了他也是真切属于过那个年代的，从身到这颗心。他忽然找到了穿越的意义，公司没交代的使命，还有那名苟延残喘的老太。他双手肮脏，眼神发光，大胆发问：“还有多久建国？”他想找到组织，以及，拍下那一张珍贵的照片。

　　伙计也大胆地锤了他的脑袋。

　　“新中国已经建立一个多月了，你没听广播？”

　　石光煊当然没有，他捂住头，伙计将他嘲笑一番，石光煊才联想到现在的气温，不以为意。

　　不过今天不行，得问清楚——石光煊一骨碌从地上爬起来，太阳准时下降，落日已经并不温暖，他跑去跟老板请假，要带着老太看医生。

　　伙计满不在乎地将手指对准一个方向，并指出他并没有钱。石光煊自豪地掏出口袋中的蓝票子，又立刻缩了回去，财不露白，他小心地退到老婆婆身边，费力地拉起她的胳膊，老婆婆完全不配合，还踹他。“去去，干活去。”

　　石光煊却不听，寻了个时间，按照记忆中伙计的指示偷偷溜走了。一路上他望着花花绿绿的指示牌发愣，头脑空空，裹紧身上的纺织布外套。小房门前，立着一名齐刘海的瘦弱女人，两只手指夹着长尾巴烟斗，在寂寞的风中晃啊晃。从她身旁略过时，石光煊熟练地屏住呼吸。

　　直到看见穿警察制服的男子，石光煊才松了一大口气。虽然制服的样式与他那时候不同，可也不至于认错。他捂着鼻子瓮声瓮气地描述了乞讨的老奶奶，发烧的生活，墙上的唾沫星子……局里有条秃尾巴的小狗，蹲在门口，尾巴有力地敲打着铁皮木头门槛，又细又长，像瘦女人的烟杆——很多年后，他会知道这不是大烟和鸦片，只是普通的水烟袋，可仍然害怕见到这个。这些记忆，与花月歌舞厅的白妈妈，充满水渍的墙角融为一体，频繁地出现在他的梦中，成为需要镇魇的梦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