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琵琶的作文本》琵琶桑柔

17、小说改编的“变”与“存” ——以电视剧《手机》为例 影评

　　摘要：在文学作品影视化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原著与影视作品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试图以2010年根据刘震云同名小说改编的36集电视连续剧《手机》为例，阐述影视作品对原著作品在情节和人物性格上的改造过程。提出影视作品应当利用自身的传播优势，不仅要在原著的基础上增强故事的可视性，更应当深入挖掘原著的精神内涵的指导方案。
　　关键词：影视改编 《手机》 刘震云

　　说起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刘震云绝对是一位不得不提的人物——作为作家，他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新写实主义”的代表，写出了像《塔铺》、《新兵连》、《头人》、《单位》、《官人》、《一地鸡毛》、《温故一九四二》等“单位系列”和“官场系列”小说；同时，他用剧本写作的方式，“使自己的小说换了另外一种方式在说话”，亲自参与了电视剧《一地鸡毛》，电影《我叫刘跃进》、《温故一九四二》的改编。可以说，刘震云很好地向人们展现了影视与文学两种媒介的交流与互动。
　　正因为如此，研究分析刘震云的小说影视改编，具有极强的代表性。以下，笔者将通过对刘震云的小说《手机》与拍摄于2010年的36集同名电视剧的比较分析，探讨影视作品对其原著小说的延伸改造与继承，为今后的影视改编实践提出一些可行的方案。
　　一、影视对小说的改造
　　事实上，刘震云的小说《手机》是对其2003年编剧的电影《手机》进行的一次扩展再创造。正如作者本人在接受《北京娱乐信报》记者采访时所说，“小说……不是简单的电影剧本的扩充……电影剧本就像一片试验田……小说是在试验基础上重新构架，小说绝对不会是电影的附属品”，小说《手机》不再单纯描述手机这一现代通讯工具给著名节目主持人严守一带来的情感危机，而把目光投射到了三代人“话语“表达方式的演变。拍摄于2010年的电视剧《手机》，则沿着小说的方向，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了重点改造：

　　1.情节：从“点”到“面”
　　原著小说的情节，我们可以看成三个“点”，分别叙述了“吕桂花去三矿给牛三斤打电话”“严守一与于文娟、伍月、沈雪三个女人的瓜葛”以及“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严守一的奶奶因为一个捎变形的口信，阴差阳错嫁到严家庄”三个故事。这三个点是可以各自独立的，放在一部小说当中，形成了一个整体，共同为小说“说话”这个主题服务。
　　而影视剧与小说不同的是，影视剧的受众更希望看到一个完整连贯的故事，在这种需求的指导下，36集电视剧《手机》在情节上进行了延伸——原著中仅仅作为于文娟发现丈夫“出轨”催化剂出现的模糊人物严守一表哥黑砖头，在电视剧中挑起大梁，以他为中心，该剧向观众展现了当代农民阶层在时代发展中受城市文化的冲击的现状：黑砖头整天《孙子兵法》不离身，把“三十六计”挂在嘴边，自命不凡，之后更动起“商业头脑”，买了手机，来到北京做起生意；当年“打电话”的吕桂花与牛三斤闹起了离婚，独自到城市创业。通过农村这一“面”，观众既能从黑砖头这样的角色中得到笑料，也能感受到城市文明对农村文明影响的复杂与深刻。
　　与“黑砖头—吕桂花”这组人物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当属于文海和牛彩云。于文海是于文娟的弟弟，为人眼高手低，只身来到北京，只为能凭借姐夫的“名人效应”一夜成名。吕桂花的女儿牛彩云从小受母亲的影响热爱文艺，也怀着一个明星梦投奔严守一——通过这两个代表人物，电视剧《手机》反映了“北漂”青年的生存现状。他们随着剧情起伏，经历了“天真——受挫——振作”的成长过程，想必能引起众多在外闯荡的青年朋友的强烈共鸣。
　　当然，本剧最重要的一个层面，还是以严守一、费墨为代表的都市成功人士。他们为农民阶层、“北漂青年”所羡慕，衣食无忧，社会地位高，但他们也有着难言之苦——亲人之间、爱人之间、朋友之间的信任在这样一个信息发达而纷乱的时代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与考验。因为害怕被怀疑，被误会，不得已一次又一次在手机中说谎，但最终，于文娟和沈雪都通过手机知道了严守一的“真相”，手机成为手雷。通过这条主线，我们看到的是现代城市生活中的各种乱象，包括潜规则、唯利是图、“第三者”等，甚至连近两年的社会热点“奶粉门”都在剧中有所体现。前文所提及的两个层面和这一个主干部分时而平行时而有机交叉结合，构成了电视剧的主要情节，使得剧情变得丰富而有立体感。

　　2. 人物性格：从平面到立体——以伍月为例
　　电视剧《手机》对原著中的人物性格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变，其中最值得探讨的，当属伍月这个“第三者”形象的变化。
　　小说《手机》中的伍月基本保留了电影里范冰冰饰演的的伍月的形象特征，与严守一的感情建立在□□的基础上——
　　“你是不是想跟我□□？”
　　一下子又把严守一的酒吓醒了。过去他不是没有胡闹过，但跟别的女孩胡闹，都是水到渠成，像现在突然三峡截流，他还没有遇到过。严守一忙将手缩了回来。看到严守一惊慌失措的样子，伍月又弯腰“咯咯”笑了。突然她又用手掰过严守一的脸：
　　“我住102 房。”
　　然后撇下严守一，追前边的人去了。
　　当晚的后半夜，严守一从三楼下到一楼，进了102 房。我的天，她的篮球，她的尖叫。
　　两人共同达到的高度。还有温度，她的体温似乎比平常人高两度，一贴肉就酥。但骨头不酥。还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如游丝，从脑门中像天线一样冲了出去。不但能发东西，还能收东西。严守一在世界上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解渴”。
　　在电视剧中，严守一则把伍月看做合作伙伴和红颜知己。伍月从一个纯粹的纵欲女子演变成为知识女性。编剧给她安排了一位因下放蒙古当知青而失去北京户口的母亲，为了实现母亲重获北京户籍的心愿，伍月嫁给了颇有社会地位的杨广生，不料她遇人不淑，杨广生怀疑伍月与严守一的关系，迟迟不帮伍妈妈把户口办下来，最终伍妈妈只得依靠自己，当伍妈妈终于拿到梦寐以求的户口本时，却因精神恍惚而遭遇车祸。
　　伍月在整个剧情的发展中，经历了丧母、离婚、参与《有一说一》女主持人选秀失败等种种挫折，完全成为了一个值得同情的角色，和严守一的关系也从实际的□□接触转变为若即若离的朦胧与暧昧，于文娟和严守一的婚姻破裂在剧中似乎可以归因于妻子对丈夫的猜忌与不信任，以及夫妻之间沟通交流的匮乏。笔者认为，电视剧《手机》之所以进行这样重大的改造，是出于对电视剧的篇幅以及受众需求的考量。
　　从篇幅上来说，不同于电影或一部15万字的小说，一部36集的电视剧必须要求主要人物性格多元，波折不断，原著中作为“第三者”而存在的伍月，倘若原封不动地出现在电视剧中，冲突性便明显不足，必须塑造一个有丰富故事、立体性格的伍月才能满足观众的审美要求。从受众需求来说，信任危机似乎比“第三者”的话题更能为大众接受——而拍摄能被最广泛受众关注的剧集，正是作品存在的最重要意义。

　　二 、影视对小说的阐释
　　前文笔者比较了电视剧与小说原著之间的差异。然而，小说作为影视剧的“母体”，必定和剧情之间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影视剧可以凭借其相对充足的篇幅，对小说的内容进行更为深入的解读与阐释。
　　刘震云曾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解说小说《手机》——“三个时代的故事都围绕着‘话语’这个主体而展开”“ 比如严守一父亲的时代，这个生活在山西的老农民不爱说话，他不得不说的话只有６句，而且主要是单词，最常用的就是‘弄’、‘弄个qiu’和‘我kao’。别看现在很多小青年都把‘我kao’挂在嘴边，这个词语并不是前卫青年的发泄词汇，在山西河南的边远山村，这是最朴实老农的常用语。具有讽刺的是意味的，沉默父亲的孩子严守一，来到了城市生活，却成了靠说话赚钱的人。现实社会，每天都有成堆的爆炸的信息，电视、报纸、网络、手机，在这样的话语喧嚣里诞生了太多的‘话语泡沫’，可是真正有用的，起决定性作用的有几句呢？至于第三部分，回溯到了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捎一个口信在那样的时代，历经艰难险阻。而两年后被带到的口信完全变形，造成阴差阳错的结局，却让‘手机’时代的故事得以延续。”电视剧《手机》虽然为了情节连贯的需要，没有采取“三个年代”的叙述模式，但编剧准确把握了小说中“话语”即“人与人沟通方式”的主体核心，用“手机”这一现代沟通交流的重要工具做药引，触发种种波折故事，同时通过主人公严守一对童年时代的回忆，观众亦看到了在没有那么多高科技通讯工具，人们交往不那么便利的时候，人们的心灵距离却是如此之近，情感的表露也更为真挚。

　　1.“手机”变手lei
　　在小说和电影《手机》中，“手机”似乎成了“手lei”——因为远房亲戚黑砖头打不通严守一的电话，于文娟发现严守一的手机关机，当她找费墨询问严守一下落时，费墨的回答与严守一之前告知于文娟的安排出现了偏差，这一偶然的 “手机事件”使得严守一与伍月的地下情曝光，引爆了看似平静却处处潜伏危机的婚姻。
　　在电视剧中，手机仍旧承担了导火线的功能：伍月在离婚之后，怀着复杂的心情和严守一搭档主持了费墨新书《说话》的发布会，会后伍月将严守一请到宾馆房间，向他哭诉自己的遭遇，说“你别怕。我就是觉得心里冷，我想找个人抱一抱。”严守一出于同情与怜惜，抱住了伍月，没想到同时碰到了身旁的手机，误拨了于文娟的号码。于文娟在不知情的状态下在公司同事面前功放了电话，听到电话中伍月与严守一的对话，当场心脏病发作，晕倒在地。由于缺乏坦诚的交流，由于严守一在妻子面前总是一味隐瞒心迹，并不“有一说一”于文娟始终不能真正了解丈夫与伍月之间的关系，而“误接手机事件”终于使严守一于文娟夫妇的误会和矛盾达到了一个不可调和的地步，最终二人劳燕分飞。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严守一给费墨新书序言的题名正是《有一说一不容易》，在新书发布会之后，严守一很快地为自己的不坦诚买了单。
　　很显然，电视剧一方面保留了“手机“的导火作用，但这种作用存在的意义却和电影截然不同。电影看中的是“第三者”的卖点，重视现象；而电视剧却挖掘了小说现象背后的本质问题，直面夫妻之间缺乏了解与沟通的现实，极力表现严守一在婚姻问题上对妻子的“不坦诚”，让这个根本原因起到激化矛盾的作用。

　　2.矿灯与手机——地理距离与心理距离
　　在电视剧《手机》中，当严守一历经了与亲人、朋友的情感危机，身心俱疲时，他想到了找自己童年的发小儿张小柱做一期名为《第一封信》的谈话节目。在这期节目中，该剧用闪回的手法再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严守一与张小柱的童年往事——张小柱和严守一一起去偷瓜，被看管的大叔逮个正着，张小柱侥幸逃脱，严守一不幸被捉，在威逼之下，严守一不得已出卖了朋友，懊悔不已。不久张小柱搬去三矿，走之前将矿灯留给了严守一，严守一用矿灯在黑夜里写下“我不是叛徒”。张小柱还曾给严守一寄去一封信，信上写着“我们的那盏矿灯还亮不？”——当年想联系到朋友是如此得不便，然而字句真诚，充满了真善美，在生命中留下美好的回忆；而今时今日，手机使得人们的交流方式变得轻松便捷，地理距离不再成为阻碍人们交流的绊脚石，可是人心却在物欲横流的时代逐渐迷失，如潮的话语涌来，伴随着谎言与语言泡沫，人与人之间的心理距离越来越远，隔阂不断加深。观剧之后，观众很容易被这样的怀旧情绪带动起来。本剧通过这样的剧情安排，一方面很巧妙地阐释了原著中对“话语”问题的思考；另一方面也照顾到了剧情的需要，让原著中的孤立事件成为推动情节发展的一个重要元素，成为剧情有机整体的一部分。

　　三、结语
　　电视剧《手机》对原著的改编总体来说是成功的，但仍有些许不足之处：如剧中的方言使用不统一，（奶奶这一角色似应和其他农村角色一样使用河南方言，而剧中却操着普通话）严守一的性格变化略显突兀，对原著中严朱氏的故事完全没有交代等，都是今后改编作品、编写剧本时值得创作者留意的问题。
　　尽管如此，所谓瑕不掩瑜，电视剧《手机》仍旧可以称得上是近年来文学改编作品中“叫好又叫座”的作品之一。（在网上同期播出的电视剧中以460万的点击率问鼎冠军）它的成功，给今后的改编者在改编作品与继承原著的关系问题上指出了一条可行之径——当一部文学作品成为影视剧，我们既应该考虑到两种传播媒介本身的特点，照顾到影视剧的连贯性、冲突性特点，对原小说进行冲突的强化与扩充，吸引更多观众的眼球。与此同时，深刻挖掘小说作者所希望读者体会到的精神内涵，电视剧应当利用其比文学作品更广阔的受众群体，担负起启迪民众的任务，要在“好看”的同时引发人们对各种社会现状的思考与讨论，从而为推动社会前进尽一份力量。

　　参考文献：
　　[1]安晓燕. 浅析电视剧《手机》的编剧艺术. 中国电视 2010(09):12
　　[2]李瑛. 人民网——小说先于电影问世刘震云：小说主体不是手机
　　[3]李红秀. 试析电影与小说《手机》 的复调分层.重庆交通学院学报（社科版）.2005(3):70
　　[4]包丽丹. 刘震云小说的影像阐释.黑龙江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