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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第 21 章 ...

  •   两个月之后,最高人民法院的死刑复核庭法官约见了吴律师和芳芳父母原本请的辩护律师——叶律师,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并接收了吴律师收集到的新证据,其中也包括了关于性暴力的新供述以及相关的证人证言。
      后来,最高人民法院没有核准死刑,发挥到二审法院重审,其中发出的理由是:部分事实不明晰,证据尚不够确实。因为如此,阿勇的亲属们又去大闹了一番,但这次都被打道回府了。
      在重审开庭的前一天晚上,一辆汽车在黑暗中疾驰,吴律师坐在副驾驶上,车窗两侧偶尔闪过灯火,车速逐渐地慢了下来,车摇摇晃晃地碾过一些砂石泥坑。吴律师刚刚从北京飞过来,叶律师跑到机场接她去酒店,准备第二天的开庭。吴律师有一些累了,起初她的眼睛看着窗外,由于累得出神,车窗外已经没有什么东西能够真正进入吴律师的视线,之后她实在熬不住,半眯着眼睛,强迫自己不要熟睡过去。
      汽车继续缓慢的行驶着,不知道到了什么地方,叶律师突然用右手手肘碰了一下吴律师,吴律师一下子惊醒,正襟危坐起来,准备收拾行李下车:“是到酒店了是吗?”
      “还没一点,快到了。刚刚我们走的,就是抛尸路线。”
      原本困得还有点儿迷迷糊糊的吴律师一瞬间睡意全无,她下意识地抓紧自己的包,抱在胸前,在黑暗的车厢里,一股无名的凉意陡然渗入。“说是马上就到酒店,可是这一段还没走的路却比已经走过的路还要长。”吴律师心想,还是不自觉地长呼了一口气。
      重审开庭的那一天,芳芳被法警押进了法庭。在那之前,吴律师安抚着芳芳的情绪,语重心长地告诉芳芳:“这一仗,对于我们来说,至关重要。你要相信,你活着,不仅仅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关爱你的爸爸妈妈,他们千方百计地找途径,不远万里地到处奔波,一切都是为了你,因为爱你。只要熬过了这一仗,我相信,你以后的人生路,也一样能够重放光彩的。也请你相信我这个‘朋友’,我们一起努力。”
      芳芳看着面前的吴律师,抿紧嘴唇,眉头微皱,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重审开庭,芳芳被法警带入了相应的位置,阿勇的亲属就在自己的面前,她眼睛里泛起了泪光,“扑通”一下,她面朝着阿勇的亲属们,双膝下跪,低着头,对自己曾经做过的残忍的罪行表示了悔恨:“我知道我的所作所为已经到了罪不可赦的地步,我带走了你们最亲爱的家人,但他是我的丈夫,我也不想成为一个寡妇,这样的事情会发生,我当时也是情不得已,一时昏了头……我知道让你们原谅我很难,但是我还是想表达自己的歉意,希望你们能够谅解我……”
      阿勇的亲属并不接受芳芳的道歉,他们不愿意搭理面前这个可恶的女人。但还是有一个声音从对面传来,朝着芳芳:“呵,谅解你?那谁谅解我们?人死了能生还吗?我们就要你杀人偿命,否则对不起我们死去的阿勇!我们要公道!”
      另一边,叶律师问吴律师:“这一场,看这形势,你有把握吗?胜算……”
      吴律师面无表情,扭过头去看了一眼叶律师,只是简单地说了一句:“重审的法官是有女性权益保护理念和女性保护意识的善良法官。”
      果然如吴律师所说的,开庭之前,重审法官提出了专家证人出庭的建议,并由专家证人解释家庭暴力中受虐妇女的心理机制。专家证人讲道:“对于长期受虐的人来讲,她们在心理上已经画地为牢,也就是说,她们已经换上了‘受虐妇女综合征’,在这个时候,就有可能需要在全社会的帮助下才能得到拯救。要让一个人患上‘受虐妇女综合征’,总共分为三步:紧张期、暴力期、蜜月期。所谓紧张期,就是施虐者不断找茬,开始寻找事端,制造紧张氛围;暴力期,就是施虐者已经完全失控,打到受虐者不哭到微笑;蜜月期,是施暴者下跪认错、自残挽留……然后痛哭流涕地表示自己打人确实是情非得已。而我们这个案例中的受虐人芳芳,无疑已经受到了这个综合征的煎熬,过度到了暴力期。”
      专家证人停了片刻,又继续说道:“所谓施暴者,并不只是简单地动动手就把受虐者调教成‘惊弓之鸟’,家庭暴力,往往还伴随着‘精神暴力’、‘孤立隔绝’、‘经济制裁’、‘威胁恐吓’。精神暴力,是洗脑般的精神贬低和诋毁。比如施暴者往往会对受虐者说:‘除了我,谁还能容忍你这种又蠢又笨的人?’、‘离开了我,谁还会要你这种垃圾?’他们总是给受虐者画一个圈,然后将受虐者捆绑在圈里面。咱们这个案件中的芳芳,就是因为在父母不同意的情况下,和阿勇私奔,造成了和父母决裂的地步。于是,阿勇抓住这一条件,让芳芳无条件地服从自己,给芳芳施以精神暴力,但是当芳芳和她的父母冰释前嫌的时候,他就要求芳芳不许再回娘家,因为她和父母、和其他人的感情越好,就不能帮助自己树立威严。”
      “其次,孤立隔绝,就是禁止对方正常的社交行为。比如:‘不许出门,不许和陌生人讲话。’、‘少和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来往。’只要让对方没有朋友、没有家人,对方就仿佛置身于孤岛之中,她的全部价值观灌输和舆论的清洗就都全部源自于施暴者一个人,于是,在遭受暴力的时候,受虐者也倾向于不主动向外界求助。而咱们之前也说到,我们这个案件之中的芳芳,已经被阿勇限制了自由,好在她还是有主动去寻求妇联、派出所等的帮助,但是后来都无疾而终,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芳芳的问题,最终造成了芳芳内心的无助和孤独感。”
      “还有经济制裁,施暴人直接或者间接地阻止受虐者经济独立,这样一旦不给受虐者钱,受虐者一出门就是饿冻而死。在这个案例中的阿勇,要求芳芳辞掉原来的工作,要她在家全心全意地当家庭主妇 ,无形中正是切断了她的经济来源。更何况,每个月,芳芳收到的只有几十元的生活费,于此同时,也施加了经济压力。”
      “最后是威胁恐吓,很多施暴者会以‘不听话、敢离婚我就杀了你全家。’的话对受虐者进行威逼恐吓,于此同时还会加以纠缠不休。我们这起家庭暴力的案例之中,阿勇以杀掉芳芳的父母为威逼的内容。所以在几次将要离婚、芳芳将要反抗的情况下,阿勇都凭借这一条悬崖勒马,扯住了芳芳命运的喉咙。”
      “塞利格曼是心理学界著名的虐狗狂魔,他曾经把狗关在笼子里面,只要蜂鸣器一响起来,就对狗给予点击,起初,狗也会奋起反抗,但是当它们发现无论如何都逃不开痛苦之后,就不再做痛苦的挣扎了。在多次的反复点击之后,他再将笼门打开。蜂鸣器开始响了,狗狗们面对大敞四开的笼门却不再尝试着逃跑了,而是双腿颤抖着,等待电击的降临,哀嚎着等待点电击的结束。一样地,施虐者以肢体暴力作为电击,以语言暴力作为蜂鸣,以精神暴力作为牢笼,用长期的强化和惩罚给他们的伴侣画地为牢。即使正常人看着明明就是进出自如的环境,可是对于受虐者而言,这条封锁线是坚硬而牢不可破的。因为长期处于被加害状态的个体,如果过多强调悲惨境遇,就只会加深被害者的痛苦与绝望。受害人芳芳长期遭受到严重的家庭暴力,心理极度恐惧脆弱,在她行凶的时候符合受虐妇女综合征的特征——在循环的家庭暴力中,求助无门,曾经向妇联、派出所等反映,却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因此习得恐惧、无助,对暴力有着超常的敏锐度和感受力,如果是真切地感受到威胁和刺激,一时激愤,在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下,才将施暴者打以致死,那么主管恶性并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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