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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往事若饴(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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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再次相逢的日子也很特殊,是十二月的一个大雪纷飞的晚上,硕叔站在路灯下,搓着双手哈着气,脸蛋红扑扑的。小叔说,在那一刻他相信了圣诞老人。
小叔走的时候只给家里人留了联系地址和电话。那会儿电话还没有普及到家家户户,何况小叔去的还是一个乡村,大概整个村子只有村长家有一个电话。我也不知道硕叔是怎么问到小叔的住址的,可能是我家里人告诉他的,也可能是他循着当初农村支教的线索找到的。总之,就像是命运的安排似的,他们俩就在那个飘着鹅毛大雪的夜里重逢了。
压抑了好几年的情绪终于在这个晚上全都爆发了。小叔说,也许在他们初遇的那个午后他只是觉得这个人很美想要接近,但这次雪夜的重逢让命运的钟声不停地回荡在他的脑中,‘就是这个人了。’有这样一个声音伴随着钟声轻轻在小叔的耳边喃着。这可真不是我夸张,小叔的原话就是这样的。我听的时候也感觉在听戏文一样,太不可思议了。
但浪漫归浪漫,日子还是得这么过。小叔给村子里的孩子们上课,每个月领政府补贴两百块吧,硕叔那会儿没活干,他又没注册申请支教,教书也不可能领补贴,不过幸好是碰上改革开放发展势头正猛的时期,有文化就显得特别重要,于是硕叔闲来就会教那些个乡亲们认字,然后帮他们写写报告啊申请书还有家信之类的东西,乡亲们很客气地会送些田里种的蔬菜水果,或者家里养的鸡啊鸭的,来表示感谢。其实刚开始他们俩过得还不错,你想两个男人住一间房,普通人都不会想歪了,那会儿还是多淳朴的年代啊。只知道他们俩关系好,生活拮据只能凑一屋,能帮的事儿也都大家帮了。
那半年对小叔来说就是神仙般的生活,早晨跟着第一声鸡叫起床,喝一碗热乎乎的白粥,然后去学堂上课。孩子们都十分可爱、好学又单纯,面对着这些祖国的花朵儿们,小叔觉得这份工作实在是太有意义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从来没有那么活着过’。等到日落放学,孩子们还要回家帮做家务,小叔也回到了他和硕叔两个人的家。硕叔每天总是会把从乡亲们那里拿回来的菜啊鸡啊整成一桌子的美味,等着小叔回来。每天还未走进家门就能闻到那扑鼻而来的饭香,小叔说为了这一刻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
他们俩闲暇时还谈到了将来。小叔说想要把支教这份工作继续下去,他说在全国各地还有太多太多像这个村子一样的地方,那里的孩子渴望学习,像他们这些走在知识前端的人有这个义务把知识和学问覆盖到祖国的角角落落,只有教育跟上了,祖国的将来才是光明的。不仅仅是科学技术方面的,还有思想文化方面。总有一天,像他们俩一样的同志们不用受这传统教化的毒害,可以光明正大地手牵手走在阳光下。这个世界很大,应该允许更多不同的群体存在。求同存异,才是未来社会该有的模样。
哎,我们今天虽然比他们当年要开放了好多,但是对弱势群体还是存在着很多偏见,而整个社会大环境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不公平的……”
“但是在改变。”
“是的,在改变。万事都要经历一个变革的过程,想想历史上的平民百姓翻身出头也花了个一千多年了。如果,小叔和硕叔能生在现在这个年代,他们的生活肯定会好过很多,硕叔可能也不会……哎……”
“余小姐,没有如果。”
“嗯,小叔也说了,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不同的味道,他们俩要是生在这个时代也许会好过很多,但也应该很难体会到‘你和我的命运紧紧拴在一起’的那种刻骨铭心的感情吧。
他们那半年幸福的生活被一条无心的八卦给毁了。有次政府有领导下乡来视察工作,好巧不巧的,视察团里就有小叔的熟面孔。当年小叔和硕叔那事儿在上海的高校圈子里传播还挺广的,那人见到小叔和硕叔在一起的时候,眼睛都直了。其实那人本身倒没什么坏心眼,就是嘴大,藏不住话。于是那个视察团呆了三天,三天之内里里外外的人都知道小叔和硕叔当年的事情了。要知道村里人都是思想保守没怎么见过世面的,老祖宗教什么就是什么,老祖宗哪里会教男人和男人也能谈恋爱?所以村里人看小叔他们的目光都变掉了。再也没有之前的亲切和善,反而像是避瘟疫一样避开他们。于是小叔丢了这份工作,两个人在这个村里也呆不下去了。
小叔说,当时学堂里有个很乖很聪明的男孩子,是班长,下了课也会找小叔问学习问题。小叔特别喜欢这孩子,有时候他父母忙,还会把他带回家里吃饭,三个人在一起颇有一种一家三口的感觉。小叔最后和硕叔一起离开村子的时候,那男孩子哭着闹着不顾家里人的阻拦冲过来抱住小叔,嚷着说不要他走,还想要听余老师上课,还想要张老师教他写字。说到这里的时候,小叔的眼眶都红了,他带着一点点的笑容,讲得很平静,但在那平静背后却有一种汹涌的情绪,可能你听我那么说感觉不到,但我听小叔在说的时候真的很感动,特别感动。小叔他真的很珍惜那段日子,他是最不想要结束那段日子的人。但现实就是那么残酷。
小叔和硕叔在这个村里待不下去了,又不可能回家,他们知道那里更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地。于是他们一路往西,准备坚持小叔当年的那个理想。但真的很难很难,那些开化的村子都有政府安排的老师,小叔他们融不进去。而那些没开化的村子对于知识本身的渴望并没有那么大,那些地方甚至都没有一个像样的学堂,小叔努力试图说服他们,但都被那些野蛮的农民们操着锄头钉耙给赶出了村。
这一路可没有那么好走,那时候哪里来的动车高铁?有些比较偏僻的地方火车都没有,只能坐那种小卡车,碰到好的肯带你,更多是理都不理你。小叔那几年的政府补贴存下来也还能撑上一段日子,这算是最幸运的事情了。他们风餐露宿漂泊了大约要半年,等终于找到了落脚的地方时,两个人都是又黑又瘦,半点城里读书人的影子都没。小叔说,那段漂泊的日子真的是很苦、很累,好几次他都坚持不下去,生出想要回上海的念头。但每每这个时候,看到陪着自己吃苦受累的硕叔,话到嘴边的退堂鼓又给堵了回去。他曾经也劝过硕叔,让他别跟着自己了,回去给家里人道个歉,他还年轻,还有发展的前途,又是正规大学毕业的,国家正缺这种人才。话说得再好听,其实只是小叔自己心疼,看不过硕叔陪他受苦。然后就会被硕叔一句话给顶回来:‘你在哪里我在哪里。’
他们新到的那个地方条件远没有之前呆的小乡村那么好,也可能是土壤关系什么的,反正我也搞不清楚,小叔就说那地方每年的收成不是很好,全都要看老天爷。但村民们都很淳朴,曾经那村里出去过一个人,回来的时候把外面的世界说得天花乱坠的,所以村里的小孩大人们都很向往外面的世界,天天广播里在说着‘发展是硬道理’‘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等等,这下村里来了两个知识分子可把他们给乐坏了。条件虽然差,但是村民积极性很高,小叔和硕叔都有一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
两个人有了定所,小叔也给家里寄了封信。现在想想,那场悲剧的源头可能就是这一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