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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槛虎于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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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爆发以后，一向果决的蔡锷忽然有些举棋不定起来：他不主张武力讨伐袁世凯。
说到袁世凯，蔡锷和他还有一端渊源。
1916年12月14日，梁启超在上海举行的蔡锷追悼会上说，戊戌变法失败以后，蔡锷要到东京找他，“湖南长沙出来只借得二毛钱，到了汉口借亲戚洋六元，由汉到京，袁项城借给他洋一千元，到东后以三百元为学费，其余均为交友及公益之用，而自己出来则步行，未尝坐过车子。”
梁启超此言非虚，蔡锷能够顺利前往日本，确实得到袁世凯很大的帮助。
蔡锷回国以后，一直在云南等地操练新军，未曾于袁世凯有过任何交集，然而蔡锷对袁世凯一直怀有一种感恩的心理，投之木瓜，报之琼瑶，这是湖南人所共有的特点。在蔡锷心中，袁世凯“闳才伟略，实近代伟人。”而这样一位伟人之所以能当上民国大总统，亦是“孙中山先生曾有民国大总统宜推项城之论。”所以，蔡锷一直认为袁世凯乃是大总统的最佳人选。同时，蔡锷又反对袁世凯“株守议和”，主张“长驱北伐，直捣虏廷”。
就在蔡锷犹豫徘徊之时，清帝在被迫退位，南北议和成功，蔡锷顿时大喜，他认为袁世凯最终的目标还是建立共和，当即消除所有疑虑，对袁世凯的态度也转变了很多。3月25日，他电贺袁世凯就任大总统，称袁世凯“闳才伟略，群望所归”。4月11日他给上海各报馆辟谣的电文中又有“况袁公一代伟人，中外钦仰”语。
从上述事情不难看出，蔡锷对袁世凯的感情很复杂，只要袁世凯拥护共和，他就坚定的站在袁世凯这边。
1913年2月25日，宋教仁遭遇暗杀，所有证据证明这是袁世凯所授意的。蔡锷对袁世凯大失所望，当即通电“痛切陈词，声泪并下”地怒斥袁世凯的卑劣手段。
然而，蔡锷仍然认为袁世凯虽必须推倒，但此时正式总统选举在即，袁世凯当选与否应取决民意，由国会解决，不能诉诸武力。
当时的情形是，南北战争一触即发，为了保卫艰难缔造的民国，为了维护用血换回来的和平，蔡锷于5月17日联合四川、贵州、广西三省都督联名通电，反对战争。同时，四都督又合力致电袁世凯进行调停。
然而，到了1913年8月4日，战事还是不可避免的爆发了。这时的蔡锷仍通电指出“讨袁”理由不成立，依据《临时约法》，总统如果有谋叛行为，应由参议院弹劾；政治上有过失，则由□□负责。
就在蔡锷犹豫不定之时，战争已经进行得如火如荼了。但是，讨袁军仓促上阵，孤立无援，连国民党的多数议员都还在北京留恋议席，这场革命很快就遭到挫败。因此，7月28日，黄兴看到战线崩溃，大局无望，遂离宁出走。讨袁军全局动摇，各地相继取消独立。虽然不久以后南京第八师等部下级军官及士兵重新举起讨袁的大旗，于8月11日宣布恢复独立，但是面对装备精良的北洋军，士兵们纵使义愤填膺，人自为战也是无力回天。义军与重兵云集的北洋军顽犟血战数日后，最终的结局是9月1日的南京失守。自此，二次革命宣告失败，孙中山﹑黄兴﹑李烈钧等逃亡日本。
二次革命失败后，蔡锷的情绪顿复杂起来，这一切都不是他想看到的，在这样的旋涡里飘摇不定，他一时间觉得有些无力、无奈。
成功镇压了二次革命后的袁世凯洋洋得意地在北京给北洋军颁发勋章。一直把这次战事看作“同室操戈，兄弟阋墙，相煎太急，隐恨良多”的蔡锷再次通电袁世凯，告戒他，这样做无异于“奖励残杀同胞”的刽子手。
经过这些事，蔡锷已经隐约觉察到了袁世凯的野心，然而他的内心一直不敢确定。但是他可以肯定的就是一件事，如果谁胆敢破坏得之不易的民主共和，如果谁胆敢再做出丧权辱国的事情来，他就将与他血战到底。
这时的天下势是，袁世凯以优势武力把整个民国变成自己的囊中之物，几乎只剩下远在边陲的云、贵等省还没有被北洋军所控制。
蔡锷估计自己此时应该正被袁世凯所顾忌，如果不有所表示的话，只怕会引来杀身之祸。于是蔡锷写信给同样被袁世凯所蒙蔽，担任了司法总长的恩师梁启超，他在信中写到自己身处云南边陲之地，抱负难以得到施展，希望能够调出云南。
蔡锷此举果然正中袁世凯下怀，他其实早就对拥有很强军事力的蔡锷心存戒心，他曾经同自己的心腹曹汝霖谈及蔡锷时说蔡锷此人“有才干，但有阴谋”。
蔡锷抵达北京后，袁世凯表面上对他十分热情，百般笼络，先后给了他一连串的虚衔，如政治会议委员、参政院参政、将军府将军、陆海军统率处办事员、全国经界局督办等。还几乎每天召见，说是磋商政要，其实是防他有变。
蔡锷对此故做糊涂。为了不遭到袁世凯的忌讳，蔡锷在和他切磋政要的时候几乎从不发表什么政见。当然，蔡锷也不甘如此平淡毫无建树，他认为正经界、清田赋也是治国之要。于是，蔡锷将自己的精力放在了和政治离得最远的经界局。短短半年间，他就主持编印了《中国历代经界纪要》、《各国经界纪要》两大本著作，可见他办事的认真、踏实、细致和严谨。
1915年5月，袁世凯接受了日本□□的“二十一条”，一向韬光养晦的蔡锷怒不可遏，在参议院里发表了一个多小时的慷慨演说，力主拒“二十一条”。一心想做儿皇帝的袁世凯拒绝采纳蔡锷的主张，同时对蔡锷的猜忌有加深了一层。
1915年8月以后，要求袁世凯称帝的舆论甚嚣尘上，先有“筹安会”，后有“全国请愿联合会”，甚至还出现了妓女请愿团、乞丐请愿团等。
蔡锷已经完全觉醒，他无法容忍袁世凯如是出卖祖国，他决心打倒袁世凯，拯救这国将不过的中国。
这时，远在美国的黄兴发出密函劝蔡锷设法脱离虎口，起兵讨袁。蔡锷也派专人送了一封长达17页的密信给黄兴，告诉他自己准备返回西南发难的计划。
从此，蔡锷白天不问政事，晚上就去京城有名的八大胡同流连声色。他公开与名妓小凤仙密切交往，甚至花重金为其买下豪宅，以效仿汉武帝金屋藏娇。由此还生出“蔡锷艳遇小凤仙”的桃色新闻。
袁世凯听到这个传闻立刻派探子打探情况，结果探子的密报都称蔡锷纵情声色，胸无大志，不足为虑，袁世凯对这些消息也只是将信将疑。
为了加速实现自己的皇帝梦，袁世凯指使六君子之一杨度发起“筹安会”，公开鼓吹帝制。蔡锷也顺水推舟地成立了一个“讨论国是会”来宣称帝制最终乃是天命所向，借此蒙蔽袁世凯。
袁世凯见状，又指示手下拿着拥护帝制的“题名录”试探蔡锷，蔡锷一见此书，毫不犹豫地签下自己的大名，并表示要代表云南军界上“劝进书”来支持袁世凯称帝。
通过这一些事件，袁世凯渐渐有些相信蔡锷了，于是对蔡锷放松了警惕。蔡锷借此机会，以带小凤仙去天津游玩为名与梁启超等商讨反袁大计。不料，蔡锷这些秘密活动还是被袁世凯的密探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
1915年10月初，袁世凯风闻有要员以“经界局关防密电云南反对帝制”。他本来就对蔡锷心存芥蒂，于是马上指使人展开行动。
是月中旬，有五名不速之客突然窜入棉花胡同的蔡公馆，“翻笼倒箱，颇极骚扰，其势汹汹，不可理论”。因蔡事先已有防备，已把几十部密码带到天津梁启超家的卧室里，才得以幸免。
蔡锷获报后，警觉到袁世凯已经怀疑上了自己，不免有几分担心。他感到北京不可久居，必须尽快设法离开这里。
这天，蔡锷正在小凤仙处饮酒作乐，蔡夫人忽然闯了进来，指着蔡锷破口大骂说其狎妓不务家业，有辱家风，骂毕，蔡夫人泼性大发，将蔡锷重金买给小凤仙的古玩砸得粉碎，砸得性起，还顺势打骂小凤仙，闹得鸡犬不宁，惹得街坊邻居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经过调停后，蔡锷赔偿数万赡养费同夫人离婚。蔡母得知这个消息后，痛斥儿子迷恋酒色，忤逆不孝，当即收拾行装，与蔡夫人以孙子孙女一道号啕出门，直奔湖南老家。
第二天，全京城到处都是各大媒体对此事绘声绘色的报道。
袁世凯看了之后，顿感轻松，当时就得意地和心腹说：“松坡家事尚不得了，何暇问国事。”至于蔡锷家属私自离京之事，他竟也放任自流，不再追查。
蔡锷见母亲妻儿平安离京，这才放下心来。原来，这条离婚妙计都是他与夫一同策划的，目的就是在自己实施逃跑计划之前稳妥地让亲人逃离虎口。
待这场风波渐渐平定下来，蔡锷接着于10月28日提出“近患喉病，日火未愈”的理由向袁世凯告假。袁世凯亦风闻蔡锷近来喉病发作，苦恼难当，于是欣然准了他五天假，并让蔡锷前去其长子袁克定常住的汤山修养，以资静养。
五日假满后，蔡锷又做出“病势日益加剧，精力实有难支”的样子，请求“续假一星期静摄，赴津就医”。
袁世凯不知是计，同意了蔡锷的请求。就这样，蔡锷托病明正言顺的离开了京城。
经过这两次试探，蔡锷可以确定袁世凯并没有猜忌自己，他是有可能以治疗痼疾为由东渡日本的。
不料蔡锷刚抵达天津，筹安会“六君子”之一杨度立刻向袁世凯进言“此人一去，无异于纵虎归山”。袁世凯听了杨度的分析后大是后悔，当即派人赴津监视蔡锷。
蔡锷深知自己不可能轻易彻底迷惑袁世凯，天津也必然有袁世凯的耳目。于是当他抵达天津以后，每日做的无非是按时前往医院就诊，与烟花女子醇酒作乐，生活轨迹和在北京时毫无区别。蔡锷布下的迷魂阵果然躲过了侦探的耳目，袁世凯得到的都是些蔡锷胸无大志的“定心丸”。
蔡锷见袁世凯对他又重新信任起来，于是抓紧时间实行他的第二步计划。七日期将满之时，蔡锷向袁世凯连递了两份言辞恳切的长期告假呈文。其呈文称：“近复感受秋燥，虚火上炎，以至喉痛失音，发热盗汗，诸症并作。据医生诊视，谓操劳过度，心血大亏，且病根蕴积已久，纯恃药力，难收全效；宜择一气候温和之处，静息数日，庶真元一固，药力也易见功。伏念锷仰荷深知，迭膺重寄，忽婴疾病，有负职司。今假期已满，病仍未愈，惟有仰恳俯赐矜全，准予续假三月，俾得迁地疗养；并请派员代理，免旷职务。”
袁世凯接到呈文，当即批下“著给假两月。所请遴员署理差缺之处，已另有明令发矣”以示怀柔。
蔡锷见袁世凯已经中计，又于25日递上“为病势迁延，赴日疗养恭行呈”。呈文在感谢袁世凯的“体恤至意”后又补充道“查日本天气温和，山水清旷，且医治肺胃设有专科，于养病甚属相宜”，请求“航海东渡，赴日就医，以期病体早痊，再图报效”。
袁世凯见呈文后即批令：“呈悉。一俟调治就愈，仍望早日回国，销假任事，用副倚任。”
蔡锷得了总统的批令后，当即于12月初从天津前往大沽口，转登“山东丸”前往日本养病。和野史上说的蔡锷离京是得了小凤仙襄助，狼狈逃离相悖的是，蔡锷离京不但不是偷偷摸摸，而是堂堂正正。
蔡锷到了日本，处处谨慎，不久后，他在石陶钧、张孝华等人周密安排下，悄然离日，经上海、香港、河内、于12月19日抵达云南昆明。离日前，蔡锷才致电袁氏世凯，首次“切词披布腹心”，公开表明反对帝制的立场，并“忠告”袁世凯应“立将段芝贵诸人明正典刑，并发明令永除帝制，否则，土崩之祸，即在目前，噬脐之悔，云何能及”。
袁氏接蔡锷的日本来电后，顿时捶胸顿足，连声道“老夫受骗！老夫失策！”。
恼羞成怒的袁世凯为了挽回形势，一方面令周沆等人派密探赴越南，妄图狙击蔡于途；另一方面则用禄位拉拢在云南主持大局的唐继尧。
唐继尧虽决心反对袁世凯称帝，表面上却与之虚与委蛇。在接到袁世凯让他“严密查拿”蔡锷的电文后，他一面派亲信人员挫败了周沆等的行刺阴谋，保护蔡锷安然抵达昆明；一当又在蔡锷抵达昆明后复电袁氏谓蔡方抵达香港，并表白“继尧绝不致有变故发生”。
一生奸狡如狐的袁世凯万万没想到自己再一次被骗，尚沉浸在抓获蔡锷一雪前耻的幻想中。
至此，袁世凯将蔡锷槛虎于柙的阴谋彻底破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