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套中人》向小舜

30、第 30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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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以要么就请尊重我的选择，要么就鱼死网破的劲头和所有必然与之发生冲突的人如此这般冲突过后，我终于回家当起了农民。这时候，我已经成为家乡臭名昭著的人物。我在学校干的“高举着自由和正义的大旗，高举着维护人的尊严和权利的大旗”的事情和这事情让我遭受的结果，已经传遍了十乡八里。我本来还是个小学生时就在家乡出了名，我“神童”的名声并不是在中学时代才有的。我们学校离我家乡就二三十里地，家乡人也时刻关注我们学校的一切、他们在这所学校学习的子弟们的一切，我的一切是随时发生他们随时就知道了，在他们中间传遍了。所以，结束学生生活回家当农民的我，不可能在家乡的父老乡亲中没有这样大的名声，还一定是这样的名声不是其他任何一种名声，是我必然的命运。
　　在母校读书的同乡回来添油加醋向乡亲们渲染的校长如何如何在全体师生大会上把我树立为反面典型，对我进校没多久就“高举大旗”而做的事情，还有后来“发明创造”自己个人对宇宙、世界、人生的立场、思想、理论等等事情，进行了高调地、全面地批判，号召全体学生要以我为戒的时候，我的家乡的人们也都高调地把我树立成了反面典型，以我为反面教材教育他们的孩子。
　　就凭这种气氛，就凭我已经在家乡臭成这样，还是这种特定的臭，我虽是被迫回家乡来生活的，我就可能生活得好吗？这意思只是在说，我不仅不可能过得像一般农民那样，还注定会比过得最不堪的农民更难堪。同学们当初对我的劝言绝对不是空口说白话。
　　譬如说，我一回家就当上了村里的民办代课教师。这难道就因为我们村里找不到比较有文化的人这个差事才落到我头上吗？我有这个臭名声，就和传统社会里有最坏道德名声的人一样，不可能不被村人和地方官警惕和排斥。对于村人们和地方官员们，我有这个臭名声，就和在传统社会里一个人有最坏的一种道德 点并广为人知一个道理。总之，村人们会对我敬而远之，让他们的孩子离我远点，以我为反面教材教育他们的孩子，而地方官则会警惕我，不信任我，不会用我，不会给我便利，给谁便利都会在给我同样的便利时考虑考虑。这事情历来如此，现在同样如此，在可以想象的将来，还会如此。而我不凭他们在地方上立足凭什么才能在地方上立足呢？就凭我个人吗？个人是没有任何意义和能力的。
　　我回家当了农民，能够立足，还一回家就得到了代民办教师这个职位，完全是因为这时候我父亲“平反 ”，不再是民办教师而是名副其实的“国家干部”、地方上有实权的“朝廷命官”了。因为“穷农民的儿子”这个身份而被害苦了的我，竟毫无预兆地一夜之间成了“国家干部子女”。这就是一个权力的世界。
　　始终也不赞同我和无情嘲笑我，把我的一些东西蔑称为“你那一套”的哥哥，乘时代之风，敢想敢干，提着他是“国家干部子女”才能从银行或者说国库里提出来的那么多钱，到远在千里外的地方去开私人煤矿，和那地方所有私人煤矿的老板一样，视给他们干活的民工为草芥，视给他们干活的民工的生命为草芥，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因所谓“事故”死在他手里的民工就有十几人，在他新开的一个矿还没有出事故死民工时，听了“风水大师”他的矿之所以煤没有别人的煤好卖只因为他矿上还没有出事故死人的良言，人为在矿井里设计“事故”害死了三个民工，他一边这么做一边买通了地方官员，结果做就做了，什么事也没有，矿照样开，钱照样赚，民工照样在他矿上接二连三地因“事故”而丧命，死一个民工最多给民工家属赔几千一万元钱就了事，而他一天的净利润就在四五万元左右，一个月也才死几个民工，实在是九牛一毛。
　　他把我请去帮助他，给我很高的报酬，只是给他出谋划策，当“二老板”，绝对不是吃民工们那种苦，更不可能像民工们那样生命安全每时每刻都受到威胁，还可能干到头连用血汗甚至于生命换来的叫做“工资”的钱都领不到，实在是一个农民身份的人能找到的最好最理想的活儿了，甚至于还可能因此而跻身富豪和“成功人士”之列，让全世界的人刮目相看，但我看到他的矿是这样开的，和他如两个仇敌一样地争论，要他不能再把这样的罪孽造下去了，赶紧停办他的矿，另谋生路。
　　和哥哥争到最后，他嘲笑地说，我之所以没有像这儿这些民工一样来干这活，而只要我干这活就可以肯定干不上一天半天就会在事故中丧生了，还不能如我同情的这些民工能把这活儿干上那么久才在事故中或死或伤，就仅仅因为我是“国家干部”的子女，如果我没有一个享受特权的父亲，他能在经济上帮助我，在社会地位上提升我，使我不至于受地方官吏的打击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挤兑，凭我的禀性，我最终混得只有到这私人煤矿上来干活难道会不是我的必由之路吗？不是必由之路也至少可以说我混到到私人煤矿上来当民工，那是太自然而然了！
　　当哥哥这样说了之后，我就不再和他争辩了，虽然我离开了他，没有和他“同流合污”，但是，我再也没和他争论了，因为我已经没什么可以用来和他争论的了。是的，当年我干的“课间时间行动”那事情本身太渺小、太平常、太一般了，绝对不配反复提说，可是，同学们、老师们劝我的那些话真的是有道理的、深刻的，甚至于可以说是完全对的，是真理。可以说，我在做“课间时间行动”这样的事情时，在很大程度上，是真的不只是在堵死考上大学改变命运的道路，还在掏通回老家去当一个农民，再由一个农民到私人煤矿那样的地方当民工，再由这样一个民工到在那种“事故”中死于非命的通道，也可以说，只要以干“课间时间行动”为始，那么，以到在哥哥开办的那种私人煤矿上当民工和最后在这种私人煤矿的那种“事故”中结束自己的人生为终，那就像江河水经过千般曲折最后回归大海一样自然而然。
　　这是谁都知道的，我也知道，在进行“课间时间行动”时就知道。
　　其实，在我就要离校回家当农民时，我父亲已经“平反昭雪”官复原职成了名正言顺的“国家干部”了。我终于没有自杀，勇敢地回到家乡来了，我清楚最重大的原因就是我父亲成了“国家干部”，我成了“国家干部子女”。只有我自己知道，如果我的家庭不发生这一变化，程恐怕也拦不住我跳崖。实实在在的是爹，或者说是爹的权力救了我。
　　所有人都说存在决定意识、物质决定精神、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有人也都以此说我错了，不知现实的残酷，不懂中国国情，不知道先要填饱肚子然后才谈得上理想，但我什么时候不懂这些呢？
　　我决定回家当农民如何如何，程劝说，我详尽地给他分析了我的有利条件，其中我就强调了我是“国家干部子女”这一条。我要充分地，甚至于不择手段地利用这些有利条件，我当农民的生活决不可能像想象的那样糟糕。我终于说服了程。我为自己的精明，为自己的心思缜密、用心深远、也不是完全不能不择手段而自得和自信。
　　我凭父亲在农村立住了脚，还可以为我的“理想”而奋斗，这个“理想”就是在那次犯罪之后顿悟和觉醒到的超越的力量——我相信就是这样的力量——为我定下来的：永远为自己的罪恶而忏悔，为所有人的罪恶而忏悔，无私地牺牲自己、燃烧自己，让自己最终化成五彩光芒，照亮、充实、改造罪恶、死亡、毁灭的虚无和深渊，哪怕是照亮、充实、改造它的一点点。
　　我为这个“理想”而活着。我虽一直在得到父亲的资助，后来我又转行办起了私人办学，收入大大增加了，但是我把很多钱都用来买书了，人家的房子都盖成了小洋楼了，我还是那房子，父亲当年盖的那房子，年复一年地过去，它除了里面书在不断增多外，里里外外什么变化也没有。
　　当地政府抛出橄榄枝，要我出任镇上的文化干部，条件是按他们的要求写文章，文章的主题思想由他们定，赋予这些思想以血肉，给这些思想穿着打扮，让这些思想有说服力、鼓惑力、亲和力、包裹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中、人民群众在轻松愉快中就接受了这些思想的事由我来做，多少人为我高兴啊，文化干部那可是国家的人和领导干部鞍前马后的人啊，干一两年，只要干得好，领导满意，就可以转正，就是名副其实的“国家干部”了，都说我应该已经晓得世事、人事了，我已经吃了那么多苦头了，不会不晓得了，多少人都跑到我家里来为我庆贺，我却被他们惹恼了，对他们叫喊道：“我告诉你们，我过去不是、现在不是、将来也永远不会是他们的笔杆子！”文化干部没当成，我的名声更臭了。他们鄙视和嘲笑地说，我要不是有个当官的父亲，就我敢这么叫喊，怕是我都会吃不了兜着走，我算个什么，不是在他们手里攥着的吗？真的，我这样叫喊后，还真有点后怕，那种怕的感觉显然是又把我灵魂中那个“他们”激活了，我就因为这么叫喊了，拒绝了去当那种文化干部，就把“他们”激活了，“他们”又在发出那种令人毛骨悚然的“不啊不啊不啊”的声音了。
　　学生时代，我写了那么多的检讨书、悔过书，当上代民办教师了，还是得给领导、上级、组织写这些东西，不是我一个人写，而是大家都得写，是作为人民教师本身就必须做的，与你实际上有没有错没有关系，只要你不能证明你完全没有错，你就免不了，而谁能证明自己完全没有错，客观上的错没有，主观思想中的错也没有呢？定期开生活会，会上批评和自我批评，下来后写自我检查、自我认识，相当于写检讨书、悔过 ，还必须参加政治学习，学了还要写心得、写体会，我不是党团员、不是干部，我只是一个代民办教师，但这些都一样也免不了。可以走过场，但过场也得走。可是，从踏出校门结束我的学生生活那一天起，我就给自己立下了誓言，不再给任何人任何组织写这类东西了，就是走走过场、应付应付的也不能再写了，只为把我灵魂中那天使的声音翻译成人间的语言而读任何书和写任何东西，可以说这就是我要当一个平民坚持如一地拒绝那样之多会使我活得在世人眼中高人一等的机会的最深刻的原因之一。就这样，代民办教了四五年，就被他们除名了，还说，这全都是看我父亲的面子，本来是我来吃这碗饭的第一天就该将我开除。就因为我不写自我检查、自我认识，也不参加生活会，不写心得体会，也不参加政治学习。不同于父亲当民办教师那时代，如今，代民办教得好，也就是让上级满意、领导满意，一年就可转为正式的民办教师，民办教师当得好，也就是让上级满意、领导满意，当然原则上还有让广大群众满意，再考个试，也就是考考高中课的内容以及诸如此类，就可以转为国家正式教师，享受“国家干部”待遇，就和我中学时代的那些老师们一样，我永远都记得数学扬老师看不起我父亲是个民办教师，我的老师们都看不起我父亲是个民办教师，而他们与我父亲的差别只在于他们是国家正式教师，享受着“国家干部”待遇。我就这样又因为我那被人们诟病的“你那一套”、“你那个性”而失去了当“国家干部”的机会，继续当农民。
　　但我得生存啊，去投靠哥哥。哥哥给我的那是多好的差事，但不原意与他“同流合污”，离开了他，离开了往哪里去呢，只有回到老家闲赋在家里。但我可以闲赋下去吗？闲赋可以和我这种人有关吗？婚早结了，孩子都几岁了，却还是一个无业流民，一分钱的收入也没有，交“农业税”、给孩子交学费、看病、买衣服，都得靠父亲，我想我不过是利用父亲而已，我对他并无感激，只在利用他，只把他当成我的一个工具，但就是这样我也已经在他那里没有一点面子了，他也不给我一点面子了，钱可以给我，但面子绝对不会给我，我必须以面子从他那里换到钱，这就是交换条件。我是他的痛，是他永远的恨铁不成钢，哥哥是他眼中做大事、成大业的人，是真正的当代英雄和时代弄潮儿，而我则是个胡作非为、自甘堕落、自找灭亡之徒，就是我已经到今天了，孩子都有了，仍然需要教育和改造，需要脱胎换骨、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就因为有一次他居然又对孩子都有了的我说这些话，我和他大闹，把家具都砸了，但最终我还是得去他面前等他拿钱，不拿到钱就不走人。我沦落到了已经没有人看我还是一个人、还当我是一个人的地步了，除了我不懂事的孩子。
　　但我这一次胸有成竹。又打父亲这张牌，找了人，送了钱，打通了关系，办起了私人办学，教书很卖力，升学率很高，口碑很好，生意相当不错，这才使我有了十多二十年的稳定工作和生活。只是我全面学会了请客送礼，上下打点，八面讨好。啥都不说，私人办学老师也是人民教师，仍然在地方各部门的管辖之内，各部门领导的意见还是只要是人民教师就得参加那种生活会和政治学习，写自我批评、自我检查，写政治学习的心得体会，就是走过场，过场也得走。但过场也是不能走的，这太关键了，我也不知为什么它对于我这么关键和重要，可它对于我就有这么关键和重要。怎么办呢？我还能怎么办呢？给他们送钱送礼，大张旗鼓给他们行贿，以买到一种豁免权。只能这么办了。
　　我不得不过一种分裂的生活。我把世界分为两个世界，一个是我书房，一个是书房之外。对书房之外的世界，我勉强适应它，不求升官发财和成“成功人士”，那些东西与我无缘，但我不能弄得都没法在这世上活下去了，既然当年没有选择跳崖，我就不但得活下去，还得使我在最低程度上具备我可以为“理想”而活着的物质条件。这是在书房之外。在书房之内，我则让自己完全为了“理想”而活着。就是当年天使要我牺牲自己、燃烧自己照亮，哪怕是多少照亮死亡、毁灭、虚无的深渊的命令。为了这个命令而活着就是这个“理想”。
　　我不得不面对，既然处在这种分裂中，又要为这个“理想”而真做点事情，这其实是自欺欺人的，整个事情比起中学时代做出的“课外时间行动”那么点事可能都差太远了。多少次在痛苦的反省中，我都认为自己不过是在地窖里“玩”自己咬自己的游戏而已。但我也就这样一直维持着。
　　拿天使的命令要我做的对比我当年的“课间时间行动”，“课间时间行动”是当然的照亮、充实、改造罪恶、死亡、毁灭和虚无的深渊的行为，即使它只不过是往这个深渊里投进了一粒火星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