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道哀歌》向小舜

83、第 83 章

　　十六

　　这天，我在一个国家性、民族性的盛大节日，一般称之为“XX节”的头一天进城来，往哥哥他这儿来了一下。这个国家每年每到这一天都要对这个节日进行倾其国力的庆祝，今年则法定要进行“建国以来”最盛大的一次庆祝。
　　我进城来，在我们镇上就见到了全镇张灯结彩，布置一新，而进了城，则见到全面布置一新的整个县城俨然成了天国的花园，进入城就是进了天国花园一般。
　　我到哥哥的店才不一会儿，就来了一群人，老中青三结合，妇女最多，他们是妇联的、城管的、国土部门的、街道办的……他来的目的是要哥哥买下一套制服和一个大红灯笼。
　　制服哥哥明天得穿上参加节日游行，他属于游行队伍中专由个体户组成的队伍。明天，从全城各大小机关、单位、部门、工厂、学校到个体商业户，都要参加游行，都得参加游行，也都得穿游行服装，公职人员的游行服装公家购买，个体商业户的服装则个体商业户自己掏钱购买。
　　大红灯笼哥哥则得在今天下午五点之前就挂在他铺面外并点亮，所挂的位置和高度也要按要求办。这些都是县委县人民政府的统一规定，有县长的亲自指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不服从，否则，便如此这般。
　　他们要哥哥买的制服三百元一套，大红灯笼一百元一个，其计四百元。这些东西大家都知道若以市场价算，制服最多五十元一套，灯笼十多二十元就能买一个。但是，这高出了市场价格数倍的价钱也是县委、县人民政府的统一定价，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讨价还价，如这样神圣隆重的节日，是硬性的、政治性的，也容不得任何单位和个人以任何理由讨价还价。
　　他们说，他们已经来找过哥哥好几次了，但每次都被哥哥拒绝了，而且是很不礼貌地拒绝的，哥哥还说了一些他身为一个共和国公民不该说的话。别的个体户都自觉地掏腰包买了，灯笼也挂上，也保证了明天参加游行，哥哥是所剩不多的几个顽固分子之一，还是这几个顽固分子中最顽固的。介于他是这么一个人，介于他以前各次的表现，这一次才来了这么多人，很多相关的机关、单位、部门都来了，他们这一次就是专冲他而来的，尽管也不完全是为了他一个人。不过，这也是最后一次了，他这一次仍不掏钱购买制服和灯笼，或者现在就跟他们走，去一个讲理的地方，或者今晚，至迟不超过明天早上，会有专门的部门的人来带他走，去一个讲理的地方。另外，灯笼得在今晚五点钟之前按要求挂好并点亮，五点钟一到，会有一支由很多机关、单位、部门的人组成的专门队伍全城检查，查到谁没有按要求做，谁就得负责一切后果，同样的，制服也不仅仅是买了就罢了，明天的游行各支队伍有专人在游行始和终点名，谁没有参加游行或中途退场，谁就到讲理的地方去把他的理由讲清楚。
　　我们也不是县委县人民政府主要部门的人，更不是执法部门的人，我们就只属于跑跑腿、打打招呼、劝说劝说部门的，我们今天也是最后一次来给你说这些和要你把你该办的事办了，如果你还是老态度，来的可就是其他部门，那些主要部门的人了。我们把道理都给你讲清楚讲透彻了，也把几条路给你摆出来了，你就尽快选择吧——这群来人最后如是说。
　　我是打心眼里不愿意看到哥哥和他们弄得这样僵，我甚至为他竟然和他们弄得这样僵，成了那个“最顽固不化的分子”而震惊、悲哀。他声称他明白知晓这个世界一切明的和暗的、显在的和潜在的规则，声称在这个世界上最危险、最不值、最不能的事情就是当“出头鸟”，而他这样不是在当“出头鸟”吗？他要当老板，赚大钱，他这样和这些人对立，能行吗？他不是自己也在说他是攥在这些人的手掌心里的吗？
　　当然，如果我直面他的灵魂，我是能够多少理解他的。我们那个小镇上也是张灯结彩的，每户民宅、每个铺面、每个机关单位门楣上都是挂着大红灯笼的，和他们要哥哥买的这个一模一样，看来，灯笼也是全县统一的。这些灯笼，除了各单位机关的外，也都是街民们自己掏钱购买，不买也得买，要买也得买。我，作为人民教师队伍中的一员，虽说只是个民办教师，也得穿着统一发放的服装参加明天的游行，游行路线是从我们镇一路游行到另外一个镇，但因为我是民办办学教师，游行服装的钱是我自己掏钱买的，不买也得买，要买也得，价钱也是他们说了算，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只不过要比哥哥这套便宜，两百元一套。
　　我买他们这套制服，心里不是毫无感觉的。说来这不是一件多大的事，正如劝我的人们所说，又不是要割我的肉放我的血，也不是要我下跪扯耳朵，不过是穿上这套衣服按他们教的游行游行喊喊口号罢了，这么一游行一喊我那书也就可以多教几年了，再说了，他们要真割我的肉放我的血，或要我下跪扯耳朵，我一个小小的民办教师，又能其奈何哉？但是，虽然为了生存，为了进入、融入这个世界而不是只有在无边的荒漠和寒冷里硬撑着，这些年我不断地调整自己，已经能够接受很多事情了，但对被迫买这套制服，心里还是有感觉的。
　　特别是，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象我居然穿上它行走在那游行的队伍里，还要高呼他们定好的口号。说来这仍不是什么大事，它并不是要我下跪扯耳朵，再说了，就是下跪扯耳朵又怎样，这个世界是我的世界吗，生存是请客吃饭吗？但是，我就是绝对、绝对、绝对无法想象自己真穿上这套服装并且还要行走在那游行队伍里。有些底线，说来是无足轻重，全世界的人都看不出它该是什么底线不底线的，但是，对有的人，不逾越它、践踏它那就得以财富、前程，甚至于身家性命和生死为代价，他也发现是他决不能去逾越和践踏的。我感到我这个底线就有这么严重，尽管他们当然不会为了我不穿这套制服而要我的身家性命，充其量也就只会是不让我再教书了。
　　但我也确实不是早年的我了。
　　所以，上级要我，也可以说强迫我买这套服装时，我报的是妻子的名字，声称游行那天我有要事，不能亲自参加。上级说再有要事也不比这是更大的要事，我说的确是要事之要事，请领导理解，他们也知道我的禀性，知道我肯定是做不出参加那游行还要高呼那口号的事情，不管这会导致什么后果，所以，最后，领导也就默认了，且不管他们心里是怎么想的，又有何打算。妻子不感到穿上那么一套服装行走在那么一种游行队伍里有多大的困难，她尤其不愿意看到我这种性格正在直接间接将我的饭碗砸掉，我已经因为我这种性格、因为同样的原因砸了多少次饭碗了，但这次这个饭碗不能再砸掉了，她、孩子、一家人就靠这个饭碗生存。生存，生存啊。所以，她说她代我去参加游行。这让人想到张权对下跪扯耳朵的事情都让他老婆代替的事情，也让人想到可能有点阿Q精神，但也只能这样了。
　　所以，对于哥哥，我照理是能够多少理解的。但是，我更多的不是愿意看到他这样，而是他像我多少次向他进的言一样，和政府、和官员们全面妥协和“合作”，只认赚钱二字，其余的一切都放弃吧。在这一点上，我的心理很可能和妻子对我的心理是相同的。
　　其实，对于家人、亲人，在强权强迫他们穿上某种服装行走在某种队伍里面高呼口号这类事情上，我们往往会更倾向于要他们妥协、合作、顺从，而不会顾及或不去想象他们接受这种强迫是什么感受。在这一点上，我们是有私心的。因为对于我们来说，如果他们这样，他们就是安全的，而且要他们安全我们才安全。
　　我不能否认自己我真希望哥哥转变他的态度，就像他当年希望我转变我自己一样，和官府、官员“合作”，只认一个钱字，在一定程度上就因为不管我有时显得多么聪明或自以为是多么聪明，我也知道自己并不是一个赚钱赚大钱的料，而我又必需要么有权要么有钱从而才能在这个世界活得多少有点尊严，所以，我才那么希望哥哥成为一我心目中那种纯粹的“中国式商人”，比方说，在要他买什么制服参加什么游行和高呼什么口号上，毫不让官府感到为难甚至于欢天喜地地接受。
　　同时，我还得承认，我希望哥哥是这样一个人，还因为我从懂事那天起直到今天都被周围所有人定位为一个不知顺从、不知“合作”的人，这类顺从和“合作”就是我希望哥哥做到的那类顺从、“合作”，我因此而始终处在不被周围的人们认同，始终也被周围的人们批评的位置上，虽然想来就算我真做了这样一些事情，但它们实在渺小得不值一提，哪儿够得上他们给我戴那样大的帽子，但是，人言可畏，我潜意识中始终也有对自己还真就是这么一个他们所说的不顺从的人而有的犯罪感和堕落感，这就是说我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同意了他们对我的定位和批评，而这种犯罪感和堕落感使我也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兄弟竟然也和我类似，也有和我一样的不顺从、不“合作”，在我们这个家里，出我这么一个罪人已经够了，有我这么一个毁了的、废了的已经够了，哥哥哥哥你成功吧，一切都只为追求世人所宣讲所认可所羡慕嫉妒恨所顶礼膜拜的成功，一定当上“成功人士”、“社会精英”、“大款”、“大老板”等等。
　　是这些，当然还有许多其他因素，有些是无法分析和把握的因素，使我对哥哥这样对待这些强迫他买制服和灯笼的人，把事情搞得这样僵，心情复杂，甚至于对他有点寒心的感觉，就像他当年看到我为争取正常上厕所的权利而做那些事情时一定也感到的寒心一样。
　　这群来找哥哥买他们的制服和灯笼并且买了还得如此这般的人，就这样给向哥哥下了最后通牒，他们也声称这次就是给哥哥的最后通牒，但哥哥的态度仍然十分生硬，可能比前几次还要生硬。
　　他一言不发，把他的压抑、蔑视、屈辱、抵触、愤恨都露骨地表现在他脸上，整个人身上。那些人把那套制服和那个灯笼放在了他的工作台上，他突然极度神经质地一下给别人掀到地下去了，就仿佛它们把他的工作台弄脏了似的，而他的工作台是他的圣地，就像我的书房、书桌是我的圣地一样。
　　说真的，我觉得他这一举动实在是太大胆了。在场的人除了那些人、嫂子、我外，还有几位顾客。我感到他们都对他这个举动感到意外。事实上，在他把那两样东西一下掀下工作台的那一瞬间，在我的灵魂深处，在我的心尖尖上，掠过了一阵寒栗，随着这阵寒栗从我眼前一闪而过的一幅画面是，哥哥此举是如此严重，是他残忍地杀害了我们祖国的几个孩子——几个祖国的花朵那样的罪行，跟着，我就听到了一声可怕的对哥哥这个罪行定性、就是把它定性为哥哥此举是凶残地杀害了几个无辜的我们祖国的孩子、“祖国的花朵”的怒吼，它是“国家”、“人民”、“民族”那样的存在的怒吼，甚于宇宙的怒吼，甚于上帝的震怒。
　　这只是一瞬间的事情，而恐惧，真正的恐惧、致命的恐惧也只需要一瞬间就够了。可以有把握地说，真理往往是在一瞬间被发现的，宇宙就是在一瞬间被创造出来的，而强大的恐惧，只需一瞬间就能够决定一个人，决定他的一生。
　　这一瞬间后，我回过神来，从在场的每个人脸上都看到了在我刚才产生那种恐惧的时候，他们也都不同程度地产生了相同的恐惧，在这种恐惧中不同程度地看到了我在我的恐惧中看到的那些画面，听到了我听到的那个声音。包括那些要哥哥买下他们制服和灯笼的人，尽管他们比其他人显得未受触动，但装模作样并不能完全掩饰他们也受到了同样的触动。有两位顾客应该说比我还有更明显的反应，我看到他们的脸都显惨白色了。
　　实际上，在我产生这一恐惧的那一瞬间，我的灵魂好像不只是我的灵魂而一个共同灵魂，在场的所有人的共同灵魂，这个灵魂如感觉它自己的震颤一样地感觉到了在场的所有人的灵魂这一瞬间都一下掠过了和我相同的颤抖，眼前掠过了和从我眼前掠过的相同的那幅画面，耳朵听到了和我听到的相同的那怒吼，而且每个人也都和我一样感觉到了这一瞬间发生在在场的所有人灵魂里的这东西、这震颤、这恐惧。我感觉到，在这一瞬间，在场的所有人都是同一个人，在场所有人就是一个人，是这个人产生了这一震颤、这一恐惧。尽管在每个人那里有程度的不同。
　　我不能不面对，对这一震颤、这一恐惧、这一触动，我只能说哥哥这个举动对在场的所有人潜意识中的某个心结来说，它还真的就是哥哥残忍地杀害了孩子，不是一般的孩子，一般的孩子还不值一提，而是“祖国的花朵”那样的孩子的罪行，在场的这些人才可能感受到这震颤、这种恐惧、这种触动。
　　当然，我们都是成年人、正常人、精神健全的人，能够把持住自己，不会真就有那种现场真有人杀人了，而且杀的是孩子，还是“祖国的花朵”那样的孩子的反应，一切只发生在灵魂中，在里面，也只是一瞬间，跟着就被我们压抑住了。不过，整个事情的结果怎样，天平会倾向哪一方，如果还不能有个定准，在大家灵魂中掠过这一触动、这一震颤、这一恐惧后，一切都已经决定了，有定准了。
　　大家在这一阵轻微而又深沉、渺小而又强大的恐惧的风扫掠而过稳住了神后，一位官太太、党大姐模样的中年妇女以还算温和的、但也表明她并没有把哥哥放在眼里的口气说：
　　“张老板，东西我们是放在你的工作台上的，你是怎样掀下地的，希望你还是怎样给我们捡起来。我们就在这儿等，等你把东西捡起来，等你拿我们要你拿的钱！”
　　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不无义正辞严地说：
　　“我们是在执行公务，你这种态度至少是在妨碍我们执行公务。所以，我劝你还是先端正一下态度，把我们交给你的东西捡起来，给它你应该给它的尊重！”
　　哥哥站在那里，一双眼睛冷得可怕。他似乎已经成为一块冷铁，没有谁能够把他怎样了，尽管他手背和颈部的筋脉暴突，手还在发抖，脸似乎在烈火里烧，这和那一群人的平静、没把他放在眼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从这种对照中也可以看出谁是强者，谁是弱者，谁注定是胜利者，谁注定是失败者。
　　我走过去弯下腰把那两样东西捡了起来，拍去它们上面的灰尘，放在哥哥的工作台上。一种或几种无名、无形的力量推动我这样做了。哥哥没有再次把这些东西掀了。在场的那些顾客也都纷纷在劝哥哥。
　　相峙了一会儿后，那群人中一个人说：
　　“张老板，东西我们算是给你了，就等你做你该做的。我们的时间也不多，都给你说了，我们还有别的几个地方要去。再等你半个小时，半小时一过，那就是你自己的事了！”
　　他说着对了一个他的表。
　　哥哥什么也不说，反倒坐下去修他的手机了，只是我从未见过他手背上青筋突得那样高，双手抖昨那样厉害，压根儿就无法修手机，手机几次拿在手里几次都掉了下去。那群人有人看着他手上的动作，但他们是面无表情的。
　　过了几分钟，他们的一个人很不耐烦地说：
　　“张老板，你到底要怎样？！”
　　哥哥突然说：
　　“话给你们这些人说清楚，东西我肯定是不得买的，要挂什么灯笼你们自己挂，要抓人你们随时来抓，要砸店你们随时来砸！”
　　人家说：
　　“该抓人那当然是要抓的，该关你的店那当然是要给你关了的。我们到你这里儿也不是一趟两趟了，我们相信该讲的道理都给你讲清楚了。这一回是有县长、县委书记的亲自指示的，那该抓的人就要抓，该关的店就要关！这一回把你的店关了，你就甭想再在这城里开店了，这也是有县委、县人民政府的指示的。你为了几百块钱要把你的饭碗打脱，还想进去几天，那是你自己的事！”
　　哥哥突然发作起来，把工作台上的仪器、用具、手机砸得乒乒乓乓的，就像他自己要把他的店砸了，歇斯底里地叫道：
　　“关门！关门！马上关门！店是我的，关门是我的权利！所有人都统统给我出去！”
　　那个戴眼镜的年轻人居高临下地、有十足的官态地、平和平静地、面带讥笑地、也是义正辞严地说：
　　“我再给你说一次，我们是在执行公务，现在是我们准你关门你才能关门。不过，我们也不会在你这儿待多久，你并不比别人更特殊，我们是没有更多的时间给你的，也不存在来了一趟还来三四趟。我个人认为你还没有那样大的价值。”
　　我对这个戴眼镜的年轻人说：
　　“庆不庆祝一个节日，作为个人，应该是个人的权利。你们这样搞是不是有法可依？是不是在侵犯人权？”
　　戴眼镜的年轻人说：
　　“庆祝一个国家性的节日，那是每一个公民的义务，这也是写进了法律的。我们是有法可依的，更没有侵犯谁的人权，相反，我们倒是在保障每个公民的人权。”
　　我没再说什么。这个年轻人可能以为两相“理论”交锋中他赢了，但我实在是不想再和他说什么了。我知道，没有权力作为后盾的真理，是无力的和可笑的，但是，我宁愿保持沉默，也不会为了真理而投靠权力。看这个戴眼镜的年轻人，显然参加工作不久，是受过相当教育的，但是，他干了这份工作，端了这个饭碗，掌握了“理论”的解释权，就说起话来这样一套一套的。
　　在这个双方对峙静默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插曲，虽和整个事件没有关系，却给我留下的深刻的印象。这群来人中一个穿着入时、梳妆入时、典型的坐办公室养尊处优的、也对哥哥发过话的人，看样子年龄只有四十出头，但留意一下就可以看出他的身体很不健康，就在这个大家都静默无话的时候，他突然自言自语地说：“我估计我可能已经是肝硬化晚期了。”都知道肝硬化晚期是一个大病了，虽说还不能说得了这病就判了死刑，但也可以是快速通向死亡的路上了。这个人突然这么说，让人感觉到其实他对今天来这的工作并不是热心的，是勉强的，他内心充满了对自己的生命的忧虑，他内心只有对自己生命的忧虑，这让他生活在怎样的沉重压抑之中啊，他多么需要得到外力支持，多么需要有人能够为他分担，哪怕是向人说一说，倾诉倾诉。但是，他把这话说出来后，在场的所有人，包括和同来的所有人，他的同事们、同僚们都没有任何反应，就像根本就没有听到什么，只有那位党大姐模样的、一看就知道身体不知多么健康的中年妇女马上就接过他的话说：“哎，这两天我也感冒了，身体也不舒服，明天我也得去看一下医生。”看样子他都还想说什么，但这个党大姐这样一说，他就什么也不再说了。这时候，我是多么深切地意识到，虽然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总是这样的，你命令我，我强使你，但不论是谁，都活得多么孤独啊！
　　哥哥也不再与他说什么。但看起来他是决不会给他们掏什么钱的。嫂子本来在场，但不知什么时候她已经走了。
　　最后，我掏了四百元钱给了那些人，向他们说明了我是哥哥的弟弟，可以代表他。他们倒没有再为难，收了钱，并再次声明灯笼要在今晚五点钟之前按他们的要求挂上并点亮，到时有专人组成的专门的队伍全城检查，我也答应了他们，他们才走了。
　　哥哥像一尊塑像一样凝固在那儿，我和两个热心的顾客在邻居店老板的指点下七手八脚把灯笼按他们的要求挂起来并点亮了。哥哥对我为他做的这些未置一词。他关了店，也对我没打个招呼说句什么就一个人消失在夜幕里了。我垫付的四百元钱是后来嫂子听别人说了后还给我的，他也没对我提这事。
　　我望着他消失在街灯和人流、车流中的背影，知道他又要去什么地方，真想对他算笔账，看这次规模空前的大庆，仅凭我县游行服装、大红灯笼这两项，如果能把这笔生意揽过来，能赚多少钱？看这生意，一切都由县长定，买家、卖家、价格都是县长说了算，县长不是任何一方，但甲方、乙方，买方、卖方，供方、需方，都得听他的。但是，县长不会亲自出面做这笔生意。哥哥就完全没有可能把这笔生意揽过来，做那个“代理人”吗？他认识县长的秘书，他没可能做到和县长秘书建立起一种亲密的、非一般的关系吗？县长不过是需要一个可靠的“代理人”，秘书为什么就不能向县长推荐他，县长为什么就一定不会听秘书的呢？只要有利益，什么关系都是可以缔结的，不是熟人可以成为熟人，不是朋友可以成为朋友，不是亲人可以成为亲人，不是同阶层同身份的人可以平等如手足兄弟，只要大家都能得到利益分成就成了。这就是人性，就是现实。如此，就这么一笔生意，一夜之间你也就成了百万富翁甚至于千万富翁，神话就这样创造出来了，神话就是这样创造出来的，比起你修手机，“靠自己的劳动吃饭”，你修那手机是不是只算得上挣几个流血流汗的下贱钱呢？你怕“他们和他们的女人”哈哈大笑，那县长的秘书看你如牲口一样埋头趴在那里挣那血汗钱，是不是也在心里笑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