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道哀歌》向小舜

79、第 79 章

　　十二

　　哥哥逃出他所说的“归宿”和“家园”，那个他开办私人煤井，我也从那里逃走了的地方后，并没有离开塞外寒土。
　　塞外寒土大得很，他去了另一个地方。他还有几万元钱，他用它办一个屠宰场，做起了杀猪宰羊的生意。但屠宰场最终也办垮了，他的几万元钱几乎全赔进去了。他这才被迫回到内地，回到了他从前那个小县城，回了家。
　　当然，回来他们也只有做生意。嫂子的单位早解散了，嫂子回来后发现她已是一个只有自谋生路的所谓“下岗职工”了。
　　他们做的第一桩生意和猪毛有关，把猪毛经过一种粗加工出售给有关厂家。
　　一来哥哥一家人的生路只有靠做生意，二来哥哥虽然没有带着“大把大把的钞票”回来，但他闯荡江湖和生意场的那些敢作敢为、无所不为的传奇经历使大家都相信他最终会大有作为的，虽然大家都知道他这个人信不过靠不住，但恰恰就因为他是信不过靠不住的，是无所顾忌、无所不为的，他对大家就有催眠般的魔力，众多亲戚、熟人纷纷借钱给他，父亲把自己多年积攒下来的四万多元钱也一分不剩地全给他了。父亲为官的清正廉洁是出了名的，他这四万多元是从牙缝里省下来的，据他说他省下这笔钱的本意是看他三个儿子就我始终是个穷农民，他用这笔钱在镇上或县城里买家口面，让我做个小本生意彻底从我们沟那个穷山窝里走出来。
　　尽管父亲的钱，那些亲戚熟人的钱没有不是紧巴巴过日子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每分钱都是他们身上的肉，但它们到了哥哥手里全都如沙如水一样从他指缝间流走了。应该说我最清楚哥哥的为人，但毕竟是手足兄弟，又加上可能也受到了他身上那些“光环”的催眠式的影响，虽然他本身并无这些“光环”，但是众人都看他有这些“光环”你也就免不了看他有这些“光环”了。我虽无分文，却也通过在某镇上财政所工作的关系很铁的一个哥们给他借了一万元钱。他还从很多人那里借到了钱或弄到了钱，凡是他能借的都借了，能弄的都弄了，但他借到或弄到的所有这些钱到他手里也全都如流水一般流出去了却不见点滴回流的。
　　他欠一屁股债，他似乎应该感到压力才对。可他才不。有一次他在我面前和以前无数次一样，赤裸裸地露出了他的“本相”，得意洋洋地说：“虽然我的厂没有让我盈利，但有那么大一笔钱让我如流水地花出去了，我也认为我是值的！”
　　他的猪毛厂终于也只有倒闭了。但他和他做的每一件事一样，他是不会让自己“亏损”的，他是要让自己做的每一件事都是“胜利”的。他照例用老办法把一个在县法院工作的同乡说动了来与他合伙，人家一出手就出了四万元钱。他做得比当年对扬志葆做的还更进一步，将四万元钱一下进成货，然后监守自盗，让这批货在一夜之间被“盗”一空，事情做得那样高明，叫这个搞法律工作的人也只好干瞪眼，落个老婆和他离婚，连孩子也判给了老婆的下场。
　　这位在法院工作的同乡参加工作才三四年，只是法院的一个小职员，四万元钱是他的全部家底了。这位同乡的父母是我经常得见的人，出了这个事后，他父母每每见到我都要提着哥哥的名破口大骂，我只有给人家赔笑脸。不用说，哥哥当初在游说这位同乡时，一定说了“我们家你又不是不了解，我父亲、我兄弟的为人你也可以回去问问你父母，看是怎样的，你没理由不信我”之类的话，这些话也是起到了作用的。
　　对这件事情，也和他以前干过的其他类似勾当一样，哥哥无比得意地、自豪地、简直近乎狂奋地向我讲他如何算计这位同乡的经过，我不得不承认，对他来说，只要成功地算计了别人那就是他的胜利，而且，他用的手段越卑鄙无耻，给人家造成的损失越大，就越是他的胜利，所有一切意义上的胜利，“做人的胜利”、“一生的胜利”、“整体的胜利”。
　　弄到了几万元钱，还剩下一堆破铜烂铁，对他来说，破铜烂铁也没有白扔了的理由，就像他当年逃离他的“归宿”和“家园”一样，他的计划那样大胆和危险，他却仍要把他井上一切能拿走的“破铜烂铁”都要拿走，决不给他的“敌人”留下值钱的东西，他逃出“归宿”和“家园”后却并没有真逃走，在那个县城里待了一天“办自己的事”，可能也就为变卖这些东西。
　　我们村里有位女孩在他厂里做工，他、嫂子、嫂子两兄弟和他买通的两个女工合演了一场戏，把这个女孩子骗了，使人家回家和父母东拼西凑弄了两千元钱来买下了他这堆破铜烂铁。被骗后，这个女孩一家人在我面前倒没有流露出什么，但我知道这是因为他们顾面子，还因为在今天这时代，显然有一种东西已经流行开来了，那就是骗和被骗被人们看成是正当的，你骗了人，那是你的本事，我被骗了，那是我活该倒霉，是我无能的证明，我只能把打碎的牙齿咽下肚去，只看下一次是我骗人还是人骗我才能证明我了。
　　哥哥再也借不到钱了，他所有的钱也都被他花光了。没有钱就什么路子也没有了。他和嫂子被迫兵分两路外出打工，哥哥去了南方大城市。但是，他找到的几个熟人，人家给他介绍的工作他一看就吓破了胆。这些工作都是在工厂里做工，这些工厂的工人也都是内地去的农民。用这些农民工自己的话说就是在这些工厂做工是“吃的是猪狗食，睡的是黑屋屋，一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半年才放一天假，还时常要挨老板和管工的打骂，工资要拿到了手了才算得上是你的劳动所得，出厂半步就要被穿制服戴大盖帽的抓‘暂住证’、‘边防证’、‘防疫证’，一抓去就是一顿打，然后充军，用焖罐子车拖到几百几千里外去干只管饭不开钱犯人干的活，少则半年，多则一年……”
　　这个时期，已经开始了为国人骄傲的“腾飞的国民经济”就为这些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工厂支撑，但是，在这些工厂里的民工们比在私人煤井上干的民工的境况实在好不到哪里去。其实，完全可以说，因为“暂住证”不说穿制服的和戴大盖帽的打民工，就是活活打死民工的事情，在全国绝对不只一两例，只不过它们没有也不可能见诸报端而已；后来，穿制服的和戴大盖帽的因为把一个到南方大城市找工作的本科大学生当成了民工并因其无“暂住证”而将其活活打死后，由于大学生是国家栋梁之材，比农民工要有价值得多了，这才引起了“高度重视”。这个事情是媒体公开报道过的，轰动一时，有案可查。
　　对这样的工作，哥哥岂可能不吓破胆。即使他已经落得举步无路、一文不名的地步，他也还要追问自己：我有什么必然的义务和责任来干这种工作？我是这样的“螺丝钉”和奴隶吗？我是这样的贱民吗？……对他来说，在这些工厂做工的工人，也就和当初那私人煤井上的民工一样，他们的做人的权利、自由、尊严是被剥夺了的，这种剥夺因他们自己对自己的消解和剥夺而变得更加彻底，他们不仅被社会当做了使社会存在和进步而不是他们自身活得有尊严有人权的原材料，而且，他们自己更使自己原材料化了，在所有各方面都非人化、物化了，他们爱恨是滑稽的，他们的痛苦、欢乐、悲剧、幸福都只在使他们更加可笑，他们越有道德观念、是非观念就越是对他们的嘲讽。
　　他们男女相爱、结婚、生子，不过是作为一种可再生能源给社会经济大生产提供新能源而已，男女性别的区分在他们身上不过是一种明显的耻辱，不过是使他们更深地坠入了受奴役的深渊，假如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男女相互吸引、爱恋，男女结成或组成家庭、生儿育女，总之，在所谓亲情、爱情、友情、乡情方面，在所有的“情”方面，所有的责任、义务、道德方面，越认真，越真诚，越真心，他们就越不知自己是谁，越没认清自己是谁，越没有认识到自己受奴役的、非人的处境，越在把自己变成那种社会的“原材料”，越在受到那种最可怕的嘲笑——“他们和他们的女人”的嘲笑。
　　他是绝不会让自己受到这种嘲笑的，至少他是绝不会让自己不时时都对这种嘲笑保持高度清醒的意识。和这些民工们区别开来，于他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所以，他怎么可能走进这些工厂和这些工人坐在一起。
　　他仅在那么一两家工厂车间门口往里探头看了一眼就逃之夭夭了。通过熟人、熟人的熟人，他认识了好些人。他无事可做，在这些人中大肆吹嘘、渲染他这一生的传奇经历。这些人一个个听得眼睛都绿了，佩服得五体投地。于是，居然也有“道”上的人，也可以说成是□□或准□□的头目找到他，请他、劝说他，也可以说勾引他加入他们的团伙，做些诸如有组织地贩毒、抢劫、□□、偷盗之类的“生意”。可是，这类“生意”岂是他会做的？它们同样是可笑的，甚至于更加可笑。他后来在给我讲述他在南方的这些经历时得意洋洋地说：
　　“我给他们好好地上了堂政治课。对他们讲，这些‘生意’与其说是走投无路的奴隶、贱民一种通往自由的冒险，不如说是社会为奴隶、贱民设置的一种监狱的大门和砍头的铡刀，表面上让奴隶、贱民以为是一种通向自由的出路，实则是为了让奴隶、贱民们知道，他们一走‘自由之路’，便不是进监狱就是人头落地，他们只有安分守己、老老实实当奴隶、贱民。这些‘生意’不过是对奴隶、贱民的一个更大的嘲弄，他们和他们的女人更在为此哈哈大笑。
　　“我给他们讲这些道理，他们似懂非懂，傻呵呵地问我，你不是也闯荡江湖干了不少坏事吗？你那些坏事论其犯罪性质，不也该进监狱或人头落地吗？
　　“我真是觉得他们太好笑了。我给他们讲，你们把你们干的那些坏事同我干的那些坏事挂起钩来，从我个人方面说，是你们还完全没有认清我干的那些坏事的性质和真相，从社会方面说，则是你们对我的侮辱。我干的那些坏事和你们干的坏事是有质的不同的。我不是在走哪条貌似通向自由而实则是通向监狱和砍头的铡刀之路，刚好相反，我是得到了另一种社会以虽然隐蔽却更加专门、强大、完备的形式设置起来的监狱和砍头的铡刀的管理权。
　　“我的那些坏事、犯罪行为就是在行使这种管理权，并且从社会方面说也只是在行使这种管理权。社会只是表面上在说我这些坏事和犯罪是坏事和犯罪而已，而这种表面的说法也只不过是在哄哄骗骗奴隶、贱民而已，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为了我的这种管理权更加稳固，我更自由、随意地行使它，也就是让我更多、更安全地做我那些坏事和犯我那些罪。
　　“当然，社会只不过是在利用我，利用我让奴隶、贱民更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的身份，更服服帖帖地做奴隶、贱民，忘掉自己是人。不过，我也在利用社会，我和社会之间是互相利用的。总之，我行的那些坏事和犯罪，在任何意义上都是绝对安全的，至少相对他们那种犯罪来说是这样，不仅全面受到社会暗中的保护和支持，而且这种暗中的保护和支持——当然，我对他们说，这实际也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还远远超过了社会对那些所谓的‘对社会有益’、‘绝对大多数人的利益’、‘正义’、‘真理’之类的东西公开的保护和支持，后者通常是假的，是表面上在保护和支持，实则在打击，叫我们这些人越见他们在讲‘绝对大多数人的利益’、‘正义’、‘真理’，就越知道我们是安全的，‘绝对大多数人的利益’、‘正义’、‘真理’就是我们的保护伞。
　　“所以，我最后对他们说，你们把你们干的那些坏事居然同我干的那些坏事划是等号，只是因为你们还在铁屋子里昏睡，还没有醒过来。但是，他们哪听得懂这些，只晓得把眼睛一眨一眨的。这些人虽然做起事来勇猛无畏，那是真不怕死的，但那智力却是非常低下的。我给他们上了这堂政治课后便坚决与他们划清了界线，既拒绝了他们要我坐的啥子‘头把交椅’，又拒绝了他们无偿给我提供的一切帮助。我没有吃饭的钱，我晓得从其他途径去找。因为，虽然他们懂不起我给他们上的课，但我自己非常清楚，和他们只要有点瓜葛，那就是已经走进了社会专门为奴隶、贱民设置的监狱和砍头的铡刀的阴影中去了！”
　　对哥哥的“理论”的模式我已经相当熟习了，对于他这套“理论”，我同样是觉得可笑荒诞，又灵魂被什么触动，却又不知自己受到的触动是什么，也不知说什么才好。
　　在南方大城市的两三个月期间，哥哥就这样无所事事，怀揣着他心目中所谓的“奴隶”和“贱民”们无偿援助给他的或借给他的金钱，维持着大老板、上流人士的派头，终日在这座大城市里闲逛。
　　说实在的，不管怎么样，他后来有一种说法我是无法不赞同的。他说，他不维持这么一个大老板、上流人士的派头，叫人一眼就认得出是个“农民工”、“盲流”之类，他可能早就因为什么“暂住证”之类而进了黑屋子和“充军”去干犯人干的活去了，他正因为维持着一个大老板、上流人士的派头，他才能也没有所谓“暂住证”什么的而能够心安理解地在那个大城市里四处闲逛，去他爱去的任何地方，做他爱做的任何事情。
　　他能够得到他心目中那些“奴隶”和“贱民”的那么多或无偿援助或“看还不还，看啥时还”借给他的金钱，不能排除就是因为他的那些“光环”对他们的催眠作用，在这个时代，不管是因为什么，他头上那些“光环”就对几乎所有人有这样的催眠作用，包括那些永远也不可能像他那样去为人和做事的人们，那些真正善良的人们，但也是因为这些人虽然在外面残酷的世界中过着残酷的日子，却还没有完全丢掉农民的质朴善良之类的东西，对无着落的同乡总是能够慷慨解囊，他们想不到的是，哥哥只在暗中笑他们，他不仅一开始就打算好了日后他们一分也别想他还钱，更别提报恩之类了，而且还把他们这么质朴善良、乐于助人看成是“奴隶、贱民的本性”，这种“本性”古往今来都是用来被“精英”和“英雄”利用的，他从他们那里得到了这些金钱和帮助，不过是他在智慧地、清醒地利用“奴隶”、“贱民”们这种愚妄可笑的“本性”而已，他这样做所体现出他的东西则是他是“精英”，体现出的是他的“精英本性”，与那种“奴隶、贱民的本性”正好相对。
　　他就是一个农民、一个盲流，但他知道一切有形和无形的、公开的和潜在的规则，他才没有一点担心，终日在繁华喧嚷的现代化大街上闲逛。就这样，有一天，他终于眼睛一亮了，立即找“奴隶”和“贱民”借了这些“奴隶”和“贱民”说“看还不还，看啥时还”的路费，赶了回来，结束了他在南方的闯荡和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