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道哀歌》向小舜

50、第 50 章

　　十二

　　不对“钉子户”和“难缠户”做什么，不等于“农业税”就不收，也不等于“农业税”就不会照样打着滚往上涨了。不再对“钉子户”和“难缠户”做什么了，“农业税”的征收该怎样进行下去呢？
　　在我们村，自从村干部不再对“钉子户”和“难缠户”做什么了，在收“农业税”上，就开始出现官方或许会称之为“无#政#府状态”的那种状态。
　　在这种状态下，必定要谣言四起，而且谣言一起，众人就濒临爆裂的边沿，局势会给人很不稳定将有大乱的印象。
　　在村民中不胫而走的这个谣言是，“钉子户”和“难缠户”虽然历来是站是站了，跪是跪了，但他们的“农业税”并非没有收，而是摊派到全村人的头上收了的，挂在“钉子户”和“难缠户”们名下的“农业税”只是个用来掩人耳目的空头数字而已。
　　想想看，那样大一笔钱啊，村干部镇干部们会就让它一直在那里挂着，不想方设法收上去？而他们收“农业税”什么名目都发明得出来，又怎么会不忍心把这笔钱摊在村民头上收了呢？那不就是他们大笔一挥或口头一句话的事吗？
　　不管这是不是完全是谣言，它也立刻就激怒了村民们。“钉子户”和“难缠户”们连门都不敢出了，一出门，特别是他们的小的一出门，就可能遭受到愤怒的村民们的攻打。有人晚上到“钉子户”和“难缠户”家外放火，有人向“钉子户”和“难缠户”房顶上扔石头。
　　张权不知趣，挑衅已被激怒的村民，偏要他两个小的照样大模大样在沟里四处逛荡，在所有张权所谓的“公共场合”，爱去哪就去哪，总要让一村人看到他们的身影。
　　但是，现如今，要说没有这样的“公共场合”，还真没有，土地都是承包给个人的，张权两子女出现在哪里也在别人的田边地头，别人要找茬，还真能找着。至于纯粹的“公共场合”，如学校（学校坝子），那就更不是他张权两个小的的地方了，村人们声称它们属于全村人所有，不属于他张权所有，他两小的出现在这些地方，他们更有驱赶的权力。
　　就这样，张权的两子女在横遭各种各样的白眼、恶言恶语、找茬、被驱赶之余，有一次竟被人打了，在他女儿头上打出一个大口子，说是比张权当初打村支部书记的那个口子还大，血流如注，当初挨张权打的原村支部书记听说了此事，一定会说这是张权的报应了。
　　张权放的话也是，谁敢动他两子女的一根毫毛，他就会和谁拼命。这搁在以前，对众人是有威慑作用的，而且也不会有人没事找事，在乡下，没事找事的蛮横人其实很难见到，说乡下人多是没事找事的蛮横人那是那些自以为文明高贵的人的歧视心理在作祟，就和有种族#歧视心理的人认为比他的种族低一等的种族总多么多么愚昧、邪恶等等一个道理。但现在不同了，谁叫他张权的“农业税”，包括他这两个是人不是人、像人不像人的“贱#种”的“农业税”，也历来是我们给他们交了的呢？
　　张权说到做到，见他女儿的头上被打出的伤口，立即提着根扁担冲到了打他女儿的人的家门口，非要换命不可。可人家早准备好了，也提着扁担毫无畏色地迎上来了，而且是几兄弟一起提着扁担迎上来了，换命就换命，今天不换这命还不行，打的是你那小的，惹的就是你张权，就是怕你不来换命。围观者也齐声帮腔，要打，早就该打死一个“钉子户”和“难缠户”摆起了，不打死一个摆起，找不到人评理为啥子我们就该替“钉子户”和“难缠户”交“农业税”！
　　张权被吓退了，可能是他真意识到了，为了他两个宝贝拼命，他这回还真有可能把命拼掉了，这无论如何也不是他想要他两个宝贝将面临的结果。
　　到此，张权的这类遭遇还只是个开头。在“钉子户”和“难缠户”不再受到“钉子户”和“难缠户”应有的对待的情况下，在各种谣言满天飞的情况下，“钉子户”和“难缠户”注定会被推到风口上，而作为“钉子户”和“难缠户”的代表人物的张权，那不想站到风口浪尖上也要站到风口浪尖上了。
　　在我们村，有一个外号“老大”的妇女，和我同族，原是同院子邻居，论辈份，是我婶子辈的，虽然她搬离我们院子住已多年，但和我们家往来仍和邻居一样。她手大脚大力气比一个男人还大，有人开玩笑说她身上长的一定什么都大，#也大，没第二个女人可比，故她有了个“老大”的外号。
　　“老大”不是“钉子户”和“难缠户”，但“农业税”可不能只说是压在她身上的一座大山。她有两个女儿，都已出嫁，嫁得也都就那样，自己能把日子过下去就不错了，而她除了修房建屋，还要实现一个目标，把她的儿子送到大学毕业。她就一个儿子，读书成绩相当不错，只要有人给他交学费，考上大学，而且不是考上普通的大学，那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在她儿子上初中高中时还好点，但她儿子刚上大学，家里就出了大事，她男人得了肺癌。
　　我现在都还记得，那是个星期天，我和妻子在地里干活。这个时期，我又种了点地，只能算是象征性地种了一点，种点“绿色”作物自己吃，我其余的地都交给“老大”在种，这天，她两口子也在这地里干活。干了一会儿，我们两家人就坐下来轻松地聊天。说话间“老大”说她男人胸部痛，问我会不会有啥问题，是不是只要用热毛巾敷一敷就好了。我详细问了一下，感觉不是好事情，叫他们一定去县医院检查一下，也要不了多少钱，几十元钱，他们目前若没有，我可以借给他们。他们听了我的，但他们这一去查不打紧，肺癌晚期。一个家庭和一个人的灾难，往往就是这样降临的，前一分钟我们还在轻松愉快地闲谈，后一分钟我们就发现自己已经陷于绝境，整个家庭将会被拖垮，或我们宝贵的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
　　“老大”的男人是自行了断吊死的。这不是她男人知道自己得了绝症想不开什么的，而是得了绝症的人自行了断，不给家里以负担，家里人也不给予治疗，让他们自生自灭，在我们这里已成为一种风气。不给家里以负担，是家里真的负担不起，家里人不给予治疗，是真治疗不起，选择只有这个躺在床上的人要么早点去死，要么就躺在床上拖垮一家人。“老大”的男人对生活还是留恋的，但说是他痛得想要打一针，“老大”也不给他打，想输点盐水液“老大”也不给他输。我想，他不只是为不给家里以负担而自行了断的，还为生活和现实的冷酷本身而自行了断的。
　　一种东西一旦成为一种风气大家就会习以为常，没几个人去想这种风气背后到底有些什么。这种只要得了绝症就自行了断不给家里添负担、家里人也不给予他们治疗让他们自生自灭的风气就是这样一种风气。不过，也许，不去想，习以为常也许才是最好的选择。对于生活，我们也许是不选择麻木，也就不可能有起码的轻松，不可能有生活。
　　“老大”的男人死了，一个负担解除了，但供儿子念大学的全部负担就落在她一个女人身上了。
　　她像一个大男人一样成天四处去帮工挣钱，还种很多庄稼地，凡是别人不种的她都去种，没日没夜地干，但就是如此，她的日子的艰难、经济的紧张仍可想而知，最主要的当然是凭她再怎么没日没夜地苦干，要为她儿子交高额的学费那也是难事情，但除了这个难事情，她还得非交清同样不是小数目的“农业税”不可，一分钱也不能欠。她可是想当“钉子户”和“难缠户”也当不成的。
　　为什么呢？
　　镇领导在全镇的高音喇叭里、村干部在村民大会上可都讲了，我们的大学生是社会主义的大学生，新中国的大学生，人民的大学生，是国家未来的栋梁之材，必需德才兼备、品学兼优、又红又专，“农业税”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所以，我们向国家贡献了大学生的家庭不应该也不允许拖欠“农业税”，凡家里有大学生的家庭拖欠“农业税”，应该受到也必需受到较一般村民更严肃的处理和更严重的惩罚，必要的情况下，我们镇政府和村支部将采取我们所能采取的一切措施终止拖欠“农业税”的家庭的大学生的学业，这是我们作为镇政府和村支部一级的领导机构应该做的，也是我们作为镇政府和村一级的领导机构有能力做到的。
　　一个新大学生要入学，必需当地政府出据若干手续，不成文的规定是，如果该大学生的家庭拖欠“农业税”，当地政府就不出据这样的手续。
　　镇政府和村支部也都讲了，我们的大学是国家的大学，人民的大学，不是哪个人的大学，所以，他们作为镇政府和村支部一级的领导机构，有能力影响我们国家的任何一所大学的任何一名学生的走向，比方说，向该生所在的学校提供该生政治面貌有污点、品德不可靠的材料等等，我们的任何一所大学对我们提供的这些材料都不可能不认真对待，云云。
　　对于“老大”来说，仅这些就够了。任何一个人要上进，要成功，要改变自己目前的现状和面貌，“政治关”是非过不可的。即使这在客观上已有所松动和变化，也可称之为进步，但其深入人心的影响对我们的行为无形的左右力在现在和将来都是巨大无比的，我们身不由己，不仅是外界规则和潜规则使我们身不由己，更是我们自己灵魂本身的状况使我们身不由己。所以，仅镇干部和村干部那么一说，对于“老大”和她的儿子来说，就已经够了，也想得到，对至少绝对大多数家里有大学生的人家也够了。
　　这样一来，“老大”的日子怎么样，不用说了，也不用去想了，也想不出来，除非我们自己过过或正过着类似的日子，而我们最应该做的也许不是去想去说“老大”过得怎么样，而是祈祷这样的日子可别落在我头上来啊！
　　不过，“老大”尽管在挣扎中生存，却至少表面上给人的印象她是大大咧咧的，乐观的，不想事的。可她却是张权的死敌，在一村里面，最数她没把张权放在眼里，她最厌恶、蔑视的人就是张权，人们虽然看不起张权，但对他还是有一点点别的什么，在把他看成一个笑话和小丑的同时也还是并不仅仅把他笑话和小丑，她却一点也不把张杨放在眼里，什么时候想惹一下就惹一下，想怎么惹就怎么惹，她还说她这是在为一沟人做好事。
　　她还敢当着众人的面把口水吐在张权脸上，不为张权得罪了她，就为别人打赌说她敢不敢往张权脸上吐口水。
　　张权也怪了，总是在声称要对这以牙还牙要对那以血还血，却对“老大”格外宽宏大量，从不见“老大”的怪，就是她往他脸上吐口水他也不见怪，自个揩了就是，过后人问他，他一本正经地说：“‘老大’也很可怜，也是一个受害者。我为什么要见她的怪？”这话传到“老大”的耳朵里，可把“老大”气疯了，这是摆明了在拿她“老大”和他张权比，可她“老大”，不欠一分钱“农业税”，儿子是堂堂大学生，将来不是“国家干部”也是“国家工作人员”，他张权有和她可比的？为这事，她跑到把张权门前指着张权的鼻子提着张权的名骂了一天一夜。
　　“老大”还有个特点，别看她平时大大咧咧，谁都可以拿她开玩笑，但她如果为啥事发作起来，那就跟疯了一样，啥事也干得出来，没人拦得住。她的拿手好戏就是把全身上下一T，T得一TT不T挂再跟你拼命。有两次，为开玩笑啥的，有大男人把她惹着了，她赤T身TT体提着根扁担追得这些大男人躲起来几天不敢现面。
　　现在，“钉子户”和“难缠户”的“农业税”历来都是分摊给一村人的头上收了的谣言传开了，一村人都成了那样了，“老大”会怎样几乎是可想而知的，虽说谣言可能只是个谣言而已。同样可以想象的是，她会在第一时间里就把矛头指向张权并对张权做出非常的举动来。
　　果然，在她听到谣言的第一时间里，她就跑到张权的家门外，把上身一T，大骂了张权两天两夜，她的声音好、身体好、力气足，骂人骂几天几夜已不是第一次了。她骂够了，还把下身也一T，赤T身T裸T体冲进张权家里，抱住张权顶屋顶的木头就摇，她力大如牛，张权的房子本来早已是风雨飘摇，瞬间就见屋顶哗啦啦地下来了，张权一家人只顾往外逃命，但她却半天不见出来，赶来看热闹的都以为她已经被砸死了，谁知她却在屋里砸那些还没有被下来的屋顶砸烂的东西，砸了之后还在张权的床上拉了一泡屎。张权这个家，不管原本算不算得上一个家，就这样让她给毁了。
　　张权这下子要以牙还牙以血还血了，提着根扁担冲到她家，也要捣毁她的房子。“老大”可不是吃素的，早有准备，提起一把锄头说声老子去把你那两个是人不是人的贱T种打死，张权立即虚了，不说要捣毁“老大”的房子了，而是跑去保护他两个小的去了。
　　过后，张权把他塌了半边的房子弄了弄，让半边还有法用，他和他老婆住，他两个小的住到他那个猪圈里去了，“老大”捣毁他房子的事也就这么过去了。
　　但“老大”却没个完，看来她这次受的刺激不一般，完不了。她又在她家后山梁上骂了三天三夜，骂张权，骂一村的“钉子户”和“难缠户”，骂我们沟的所有人，骂着骂着，她竟骂起村干部和镇干部来了，骂得可难听了，按村干部和镇干部们已经养成习惯的标准，完全算得上和国家、政府公开叫板了，已经上升到了“政T治T问T题”的高度了。
　　村干部们不动声色，等她骂够了，非常和气地请她到村支部去。她是个遇事不过脑子的人，说去就去了。村干部全在台，全在等她，等她一进村支部，门立刻就关上了，几个村干部一拥而上，外面的人只听见她喊了两声爹娘，还喊了一声救命，随后就没声了，只听见乒乒乓乓的拳脚声。
　　良久，她忽然夺门而出，披头散发，怀里抱着一抱衣服，全身一TT不挂，身上青一块紫一块没有一处好的，一张嘴血肉模糊，已经给撕烂了，她要再骂人恐怕得假以时日了，不过，真正引人注目的是她下T身在流血，两只大T腿都被染红了，一看就是她下T身也给挖烂了。
　　她一声不吭只顾往家里跑。明眼人都看出了她是跑回家去喝农药的。这些年喝农药自尽这种事没少发生，早已够让人见怪不怪了。好多人颇为兴奋，说这一下村干部们真的给整出个人命来了。他们早就盼着村干部们整出一两条人命来，他们把他们强烈而又模糊的希望还就寄托在村干部们整出一两条人命来这样的事情上。
　　但是，能当上村干部的人是什么人？还有他们想不到的事？他们随后就追到“老大”家去了，他们人到时她还没有把农药瓶的盖子拧开。村干部对她做了一整天的政治思想工作，以她治伤的汤药费全由村上报销和另外再赔偿三千元现金、今年免交全年的“农业税”为条件使她放弃了自杀的念头。
　　不过，一些人仍然认为这事并未了结，她儿子可是名牌大学的学生，是有现代观念的、懂法的。真正的法T制时代的到来谁也说不准在什么时候，但是，随着国门的打开，一些现代观念、法T制意识在这些年里，已然在悄然深入人心，所以才有些人这么说。事实上，也正是这么一点点现代观念、法制意识对人心的渗透，才有村干部们打了“老大”赶紧补漏，防止事态扩大化。这至少比一般所说的吃大锅饭的时代要好多了。虽然吃大锅饭的年代我还是个孩子，但我不会忘记，那时候，村干部把什么“阶T级T敌人”、“四T五T类T分T子”或“劳动不积极分子”、“乱说乱动分子”、“对社会不满分子”等等打就打了，他们想不通自杀了，也就是个“畏罪自杀”而已。看我们的村干部在处理“老大”的事的表现，还有村民们对这件的议论，的确可以说时代是有进步的。
　　谁知“老大”上名牌大学的儿子假期回来好多天过去了也不见动静。这天，我碰见他，特地招呼他，约他路边说几句话，和他谈谈。我的意思是，他母亲的事情不能那么算了，如果他愿意上诉和想办法披露给媒体，我愿意帮他的忙，文字工作我来做，还可以帮他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我一半是真心的，一半是假意的。我不能不承认，深重的、无法排解的负疚和负罪压迫着我，而这种负疚和负罪感就来自于目睹身边这么多的事情，我听到的那个无法回避的深远而清亮、清晰的声音是我必须无条件担负起对这些事情的责任，哪怕为此我得付出一切，付出生命，但事实上，我除了关起门来写永远也写不出来的或永远也见不天日的东西和在私人的场合宏论滔滔、大放惊世骇俗之言外，什么也没有做，什么也没有做。
　　在我内心深处，有着明镜一般的为了公T正、正T义、任何一个人的生命和尊严都受绝对的尊重和敬畏而去牺牲，包括去死的真实而深刻的需要和欲望，我很清楚，对于这个世界，对于大多数人，这种需要和欲T望是可笑的，但是，我不能忽视再分明清楚不过的是，这种需要和欲望还不只是人生命本身所固有的，而是比人生命本身所固有的需求和欲望更根本，没有人生命本身所固有的其他需求和欲望，仍然什么都会有，有一切，但是，没有这种需要和欲望，就什么也不会有，包括没有万事万物，没有物质，没有我，只一条路才可能真正提升我们的生命和使生命和物种进化，那就是满足这种需要和欲望。这很荒唐，不可能找到任何合理的、能服人的论证，至少似乎不可能，但它不可动摇、无法回避。
　　但是，即使我始终也在受着这种需要和欲望的折磨，就和受到情T欲、私欲的折磨一样，我仍然是什么也没有做，就好像我的“策略”就是不去为这种需要和欲T望做什么，却在因为没做什么而有的负疚和负罪中自我“陶醉”。
　　面对“老大”被他们打成那样，我想我无论如何是应该做点什么了，总不能一直是零无的状态啊！所以，我一半是真心的。
　　但我实际上心里很明白，“老大”的儿子不可能上诉或找媒体什么的，我即使想帮他的忙也帮不上。
　　我的锐气早已被消磨贻尽，像这样的必需押上身家性命的事情，我已经完全不能想象我会把它变成我生活中的现实了，它越来越是一个遥远的梦了，就像是对无法得到的已去天国的恋人的怀念，而我的生活也越来越正常，越来越得到人们和世界的认可，甚至在受人羡慕。
　　我并不可能想象我和“老大”的儿子真的踏上漫漫维权之路，也知道“老大”的儿子比我还不能想象他踏上这条坎坷危险的旅途，所以我才向“老大”的儿子说那些话，目的只是为了获得一种虚假的满足。所以，我一半是假意的。
　　并未出乎我的意料，“老大”的儿子语中透出苍凉平静地回答说：
　　“我知道他们把我母亲打得不轻，我老早就什么都知道了。但是，民不与官斗，历来如此，我一个小小的大学生能做什么？再说，他们一下子就赔了我们三千元钱，还免了我们一年的‘农业税’。你知道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吗？它是我一学年的学费，三年，甚至四年的生活费。你想都想不到我上大学这两年的学费、生活费是怎么来的。我一年只要家里五百元的生活费，对我的生活费家里一年也只拿得出这么多。我现在但求的是好好读书，完成我的大学学业，毕业后找一个好工作，到那时候我再来补偿我的母亲。实际上，这也是母亲对我的要求，正因为她受了那些，我便不可能不听从她的任何要求。”
　　“老大”的儿子果然没有食言，大学毕业后自愿去了边塞地区，条件是差点，但待遇却很好，工资很高，也升得很快，而对于农民出身的儿子来说，条件差点算得了什么，条件差那是娇气的城里孩子才会说的话，而他的工作一安顿下来，在第一时间内就给他父亲立了一块气派的墓碑和把他母亲接去了享清福去了，每年的“农业税”定期分毫不差地汇给村支部，后来，“农业税”不再收了，他也就停止汇钱了。
　　再后来，我们村修乡村公路什么的，向在外挣大钱的人募捐，“老大”的儿子理也不理，一分钱也不捐，村干部骂他忘本忘祖的白眼狼。“老大”也曾回来过，给她男人上上坟什么的，人变了，发福了，真像是享清福的样子，但人也像完全是另外一个人了，不知是已看不起穷农民了啥的，对人爱理不理，拒人千里之外，就是对我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