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道哀歌》向小舜

49、第 49 章

　　十一

　　我们这里的地方政府对付顽固分子通常有两个办法，经济上整穷，政治上整臭。这两个办法历来是我们这里的地方政府在实现所有一切他们想要实现的目标、意图、设想、规划、蓝图、理想、梦想时，用来对付所有拒不配合、说教无效的死硬分子的办法。在“农业税”上当然也不例外。
　　如拆房子、赶猪搬粮等等，都属于经济上整穷。对于农民们，经济上整穷一般说来用得少一些，因为一来他们也没多少可整的，说俗点就是没多少油水可捞，经济上整他们只能是作为手段来用，二来一整就触及到了他们的生存底线，古话说，民不畏死，何以死惧之，这种触及村民的生存底线的作法就是以死惧之，效果往往适得其反。
　　对农民们政治上整臭可以多用一些。我们村也正是这样的。这类方法主要是确定“钉子户”和“难缠户”的身份，给“钉子户”和“难缠户”办学习班，大会小会“钉子户”和“难缠户”站端端、作检讨，进一步就是让“钉子户”和“难缠户”大会小会上扯耳朵、下跪、胸前挂东西或头上顶东西，等等等等。
　　在所谓吃大锅饭的年代，经常都可以看到这类场景，被定性为“四·五类分子”或“阶级敌人”的人大会小会站端端、作检讨、扯耳朵、下跪、胸前挂东西或头上顶东西的情景。
　　这种经常都可见到有人大会小会上站端端、作检讨、扯耳朵、下跪、胸前挂东西或头上顶东西的情形，在一般所说的改革开放后，有很大的改变，一度完全看不到了，但是，遇到了上面的意志和意图推行不下去或有较大阻碍的时候，比方说，遇到“农业税”的征收不那么容易的时候，这种情形又出现了。这似乎原是很正常和自然的事情。
　　不能说是张权个人的“功劳”，但在我们村，同样是张权的一些作为，使得最后对“钉子户”和“难缠户”们用这类政治上搞臭的办法也用不下去了。
　　张权，就因为他不交“农业税”和在针对“农业税”的种种奇谈怪论，前后被请到镇上去办过好几次学习班，不能说我什么样的学习班也没有参加过，但学习班也有好多种，有些学习班，说俗点就是关黑屋子，想必张权这几次被请到镇上去办学习班，不是每次都是也有一次或两次是关黑屋子。在我们这里，学习班和黑屋子这东西是人人都害怕的，可以说，对学习班和黑屋子的恐惧已经深入人心。
　　不知张权在学习班或黑屋子里受到了什么，想必不会是好的。不过，虽然连我都以为他会改变过来了，我们这里人人都认为，学习班和黑屋子里那种政治说服教育历来就是很少有人的脑袋能够不被它洗个干净并装进了它需要装进的任何东西，但是，不知是学习班对张权所做没到位呢，还是张权果真特别顽固，实际情况是张权被叫到镇上去办过几次学习班，也没有在他身上产生多么明显的效果。
　　在吃大锅饭的年代，人人都抱怨会太多了，即使是普通群众也三天一大会两天一小会。现如今改革开放了，税多起来了，会却并没有减少太多。多数的会还就为“农业税”而开。
　　为“农业税”开很多会，这可以想象。为什么吃大锅饭的时代有那么多会呢？是没事干吗？当然不是，会多的主要原因之一，上面要推行社员群众们无法或难以理解和接受的意志和意图，必需通过召集开会这种形式说服教育甚或怎么的等等。对于大多数村民，“农业税”是他们每年最大的那部分支出，是在对他们割肉剜心，所以，要让村民们理解和接受，要让“农业税”的征收顺利进行，三五天为“农业税”召集群众开个大会小会是很自然的事情。
　　在我们村，三五天就召集群众为“农业税”开个大会小会，这些大会小会还要履行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对“钉子户”和“难缠户”的惩戒，也可称为专政、斗争，反正是那意思。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功能对于这些大会小会越来越重要。
　　在会上对“钉子户”和“难缠户”的“斗争”主要是让“钉子户”和“难缠户”作检讨、站端端，后来，则加进了扯耳朵、下跪等等内容。
　　现以今，群众厌会，为了生存和生存比现在好一点，他们也越来越忙，没时间开会，但是关于“农业税”的会他们却少有缺席的。
　　这当然是因为“农业税”涉及到他们的切身利益，他们没有发言权，但总不能完全置身事外。谁可能对自己被割肉剜心置身事外呢？
　　不过，他们积极参加这些会，和这些会通常少不了对“钉子户”和“难缠户”进行专政和斗争有莫大的关系。
　　对于我们的群众，会上有如此严酷的内容，他们有谁敢不参加呢？在吃大锅饭的时代，什么样的会都能召集起它想要召集起的所有人，和这些会通常都有对不听话不服管教者的严酷无情的专政、整治和斗争不是很有关系吗？
　　同时，有一点越来越明显，大家积极参加这些会，还因为大家越来越需要看到“钉子户”和“难缠户”受到专政和斗争，简单地说就是大家心理上越来越需要看到“钉子户”和“难缠户”挨整、受罪，从中获得一种心理平衡。
　　“钉子户”和“难缠户”们长期不交“农业税”，即使不是一分也没交也欠有大笔“农业税”，而他们，这些良民、顺民，却是把“农业税”分分都交清了的。他们的心理不平衡，他们的心理怎么能平衡啊！说是“钉子户”和“难缠户”有困难，他们有交“农业税”的愿望而无交“农业税”的能力，那我们就没有困难，就既有交“农业税”的愿望又有交“农业税”的能力？至于张权那样的，为不交“农业税”而不交“农业税”，说不交还真就不交了，我们和他比，不就更冤了吗？天下有这样的道理吗？
　　“农业税”，我们没半个字的发言权，我们也没有少交半个子儿的权利，这些我们都不说了，但是，我们就要求一个“公平”，一村人不分男女老幼高低贵贱一视同仁，论人头数平均算，每个人该交多少就多少，不能有差别，不能搞特殊，只要做到了这个，叫我们交多少就多少，我们没有二话。
　　村民们这个要求看似不近人情不讲道理，比方说，对那些因故家里丧失了甚至于完全丧失了劳动力的人家，如那户家里的儿女都在坐牢，就两个年逾六旬的老人养着四个未成年的孩子的人家，还有家里有重病号甚至几个重病号的人家，还有孤寡老人，在交“农业税”的事上能要求他们和其他村民一样吗？
　　然而，一方面村民们有这个要求太自然了，村民们没有这样的要求，而且这样的要求就是他们的底线那才怪了。另一方面，村民这个看似非理的要求竟也成了当地政府和领导干部们无法逾越的一道“坎”，就是说，他们也无法对这个要求说什么，说什么都不能服人，他们也无法不把对村民们这个要求的满足视为他们征收“农业税”工作的一个底线。
　　但是，要“钉子户”和“难缠户”们按他们实际该交的数目交“农业税”，那当然也是不可能的，要不，也就不会有“钉子户”和“难缠户”了。因此，把这些交不起或不交“农业税”的定性为“钉子户”和“难缠户”，就和吃大锅饭的年代把一些人定性来“敌我矛盾”或“人民内部矛盾”一回事，就成了必由之路。当然，就和谁被定性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谁就必然会受到从□□到精神的各种精致的折磨一样，只要被定性为“钉子户”和“难缠户”了，也就不可能不受到全方位的精致而复杂的□□和精神上的折整治和惩罚了。
　　虽不可能是把所有交不起或不交“农业税”的人都作此定性，但是，模糊确实交不起“农业税”的人和恶意不交“农业税”者，如张权那样的人之间的界限却是必须的。在我们村，也就没有把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归入“钉子户”和“难缠户”，但就是对这些孤寡老人，“农业税”任务也照样下达给了他们的，他们也得交，没交清的也会让他们会上作检讨和站端端，只是没有明确他们“钉子户”和“难缠户”的身份，也没有说他们就不是“钉子户”和“难缠户”。这种模糊和只要被明确了“钉子户”和“难缠户”的身份，就会受到严厉，而且是程式化的、公事公办的严厉的对待，都是很重要的策略，也是不得不如此的策略。
　　所以，在我们村，就有了一大批身份明确的“钉子户”和“难缠户”，其中有张权，有那户几个儿女枪毙的枪毙、坐牢的坐牢、就剩下两个老人养几个未成年的孩子的人家，有家里有重病号甚至于几个重病号的人家，有主要劳动力在外务工死于非命等新的劳动力长成还尚需时日的人家，他们在所有的大会小会上作检讨、站端端，直至下跪、扯耳朵等等。
　　总之，“钉子户”和“难缠户”的产生，一方面固然是因为管理者们必须杀鸡给猴看这种管理策略，另一方面还因为猴子们需要看到鸡被血淋淋地杀掉，从中感到当猴子的幸福和优越，不然，猴子就没人当了，猴子都没了，杀鸡的作用也就可疑了。本来，杀鸡给猴看，就为取得震慑猴子和猴子感到当猴子而不是鸡的优越和安全的双重效果。在这儿猴子和鸡的差别不是生物学的而是社会学的差别，任何人都可能从猴子转变成鸡，而不是猴子就是猴子、鸡就是鸡，没法改变。
　　是这些原因，使得关于“农业税”大会小会总在召开，也使得群众参加这些会很“积极”、很“配合”、很“踊跃”。很多时候，只要又见村民因为“农业税”而不安和骚动起来了，就会召开群众大会，专门整治“钉子户”和“难缠户”，让他们在会上下跪、扯耳朵，受尽诸如此类的东西，广大群众们也就心安了，骚动也平息了，被扼杀于萌芽状态了，皆大欢喜了。
　　这些大会小会分村上召开的和社上召开的。村相当于吃大锅饭时代的大队，社相当于吃大锅饭时代的生产队。村上召开的会很多时候会有镇上的领导参加。
　　张权和我一样，也公开声明不参加一切形式的村民会，不参加一切形式的村民会是他的“原则”，他是不会违背他的“原则”的，因为“原则”是不可违背的。可是，我是我，他是他。我有保护伞，而且我私下和村干部们有特殊交往，比方说，他们经常在我家打麻将什么的，我好吃好喝招待着，而他张权要不参加一切形式的村民会，那可就不是一句话那么简单了。
　　实际情况是，有镇上领导压阵的会，他不敢不参加，会上让他站起来讲清楚他为什么不交“农业税”他也得站起来讲清楚。
　　在几次由镇上派来的领导主持召开火药味很浓的村民会上，张权不仅站起来“讲清楚”了，而且站了一上午端端。还有一次，他上午站了下午接着站，端端站了一天。这次有“钉子户”和“难缠户”站晕倒了。过后他自我辩解说，“是给镇一级政府一个面子，有这一次就没有下一次了！”凭他，还给镇一级政府一个面子？的确是让人笑也不是可怜也不是。但是，他既然这样声言，而且他是认真的，他也将自己已经逼上一条窄窄的线，他也没办法不认真，他如何给自己“台阶”下呢？
　　他给自己找的“台阶”就是打他的老婆。这几次在会上站了端端了，他回家去第一件事就是痛打他老婆，打得他老婆喊爹叫娘，也打得他老婆身上，主要是脸上没有一点好的，然后，令他老婆出门来给众人看，看他把她打成了啥样，并且要众人知道他是为什么打她。这几次都是会结束了，镇上的干部还没有离开，他老婆就已经一把鼻涕一把泪在众人面前展示她被打得全身上下没有一点好的，众人问，他为什么这么打你？答，就为他今天在会上站了端端。
　　他公开声明，只要他站了端端他就必打他老婆，他站多少就打多少，站到什么程度就打到什么程度，站出一坑就打出一个坑，站出一个包就打出一个包，他所站的会分毫不差地在他老婆身上找回来。人们对此能说什么呢？有一次，他在会上站了端端了，刚散会离开会场没多远，他就看见他老婆了，他厉声叫一声：“六儿，站到！”走过去不容分说按住他老婆就打，打得他老婆杀猪般地嚎叫。他就是要以此表明，他就为今天在会上站端端了打他老婆，他要在打他老婆上把他今天站的“找”回来，这没什么道理可讲，没道理就是道理，正因为打他老婆没道理，所以才打他老婆，他老婆才该打。对此，人们又能说什么呢？
　　他这样做是否就满足和平衡了他的一种需要，难以弄明白，他这样做就是否对人们、对那种令他站端端他就得站端端的势力有效果有力量，就更可疑了，但他已经把自己逼到那份上了，他在他老婆身上“找回来”这事上，也不得不越走越远了。
　　他一般只参加有镇上的领导压阵的村民会，没有镇上领导压阵的会由他老婆代表他参加。他当然还不敢不参加，完全不参加村民会，那就可以上纲上线了，就可以成为严重的政治问题了，连我也不敢试一试，婚前是母亲“代”我，婚后是老婆“代”我。张权也“学”我，这些会他老婆“代”他参加，这样，他既做到了不能说他没有参加会议，又做到了不能说是他参加了这些会议，从而守住了他不参加一切形式的村民会的“原则”。同时，如果他老婆在这些会上作了检讨或站了端端，他老婆回去照样挨他的打。
　　在会上站端端没有，怎么站的，站了多长时间，他老婆岂敢对他撒谎，而这些会又岂会不让“钉子户”和“难缠户”们站端端，所以，张权的老婆挨张权的打，成了家常便饭。若干次，我听我的左邻右舍议论“农业税”，说着说着就心理失衡了，找不到安慰了，一合计，就去找社长开社里的村民会把社里那些“钉子户”和“难缠户”弄来站端端，站一晚上，我的左邻右舍也陪着坐一晚上，尽管大家都受罪，但是，这样，我的左邻右舍们心理也暂时恢复了平衡。
　　虽然对于我来说交“农业税”不是问题，小菜一碟，但是，妻子和别的村民一样，感到不平衡，内心的怨恨和怨气无处发泄，需要从对“钉子户”和“难缠户”的整治、羞辱和凌辱中获得满足，我拦也拦不住，道理讲多了、讲深刻了，反而显得我很可笑，就像什么样的道理，包括真理，都是堂吉诃德那些“道理”和“真理”了。这几次村民们自发地组织起来要求对“钉子户”和“难缠户”进行羞辱和凌辱，我妻子都是积极分子。这时候，你会认识到这些平时无论如何也不能说他们不善良质朴的人残忍无情甚至于病态的一面。
　　我将越来越切肤地体会到，什么样深刻的道理，甚至于真理，在现实面前它们都只不过是堂吉诃德的宏论，只有你手中的纯物质性的利器，权力和金钱，才说得起话。张权不认这个邪，结果不还是要用拳头在他老婆身上“找回来”吗？
　　张权的老婆在这些会上站了端端了，回去就挨打，打得全身上下没有一点好的，村民看了，也许会有人同情，但是，谁又可能领会到张权深远和深刻的“用意”和“思想”呢？你不能不让人看到，张权这样对待他站端端了，反而使人们更需要他站端端，更能从他站端端里面得到某种满足和发泄。
　　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到头来，虽然“钉子户”和“难缠户”们端端站了，张权自己的老婆不仅站够了端端还挨够了打，“钉子户”和“难缠户”们和张权的“农业税”却没有给他们免去一分，账仍然挂在那里，仍然要他们交出来，而且也不可能给他们免去一分，要是免去，那就等于说站端端可以抵“农业税”，这世上有站端端可以赎罪的道理，却没有站端端可以抵“农业税”的道理，干部们当然也知道，这个口子可不能开，一开了，“农业税”工作就不知还会遇到什么想不到的困难了。
　　就是不开这个口子，村民们也开始拿这事说事了。他们算出哪个哪个“钉子户”和“难缠户”挂在那里的“农业税”都可以修一套时新、时髦、人人羡慕的贴瓷砖的房子了。如今一个普通农民看谁活得成功活得有人样就以他是否修这样的房子为标志。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他们些良民、顺民这些年把整整一套这样的房子交出去了，而这些“钉子户”和“难缠户”却倒个个给自己省下了这样一套房子，虽然没有见一个“钉子户”和“难缠户”修起了这样一套房子，但是，要是他们也像这些“钉子户”和“难缠户”一样这些年不交“农业税”，一套时新、时髦、人人羡慕的贴瓷砖的房子不就修起来了吗？“钉子户”和“难缠户”得了这样的便宜，付出了什么呢？不就是在会上站个端端吗？站端端这样好，我们也愿站端端了，站多少都行，只要不要我交“农业税”。
　　这笔账一算，在村民们中间产生的反响叫村干部们不得不对“钉子户”和“难缠户”进行专项治理，赶他们的猪、没收他们粮食、拆他们的房子等等。这还不算完，当然也不能算完，因为这样能把“钉子户”和“难缠户”欠的“农业税”收上来多少呢？说到底也只不过是既威慑又在蠢蠢欲动的村民，安慰安慰心理失衡的村民。所以，接下来就是，从此，在所有村上的村民会上，“钉子户”和“难缠户”仅站端端那不成了，还要扯耳朵，扯着耳朵站端端，站端端是扯着耳朵的。
　　对别的“钉子户”和“难缠户”这是不是一个困难不知道，但对张权来说，这无疑又是一个大考验了。他怎么办？当然还是只有打他的老婆，只不过打得重了。
　　我们发明出让“阶级敌人”或“钉子户”群众会上站端端扯耳朵这类办法，它不可能没有的一个后果就是，“阶级敌人”和“钉子户”在群众会上站的端端越多、扯的耳朵越多，他们看上去就越真的那么下贱可耻，必需对站端端扯耳朵之类更上一层楼了，站端端、扯耳朵之类不可能免去“罪人”的任何罪责，只可能让“罪人”罪加一等，在众人和社会眼中罪加一等，这是所有不把人当人作法的必然后果。
　　张权的可悲就在于，他反抗不把人当人的那些东西，结果却是他愈反抗，在不被当人的境地中就沦落得愈深，他自己也愈不能把自己当人和没把自己当人。
　　所以，自然的，也是必然的，一段日子后，站端端扯耳朵也不行了，不得不变本加厉，“钉子户”和“难缠户”们在村上召开的村民会上跪着并扯着耳朵，扯着耳朵跪着，从会议开始直到结束，就这样扯着耳朵跪着陪大家开会。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要是再不这样“农业税”就面临收不上来了的危险，领导们谁愿意采取这类办法呢？他们是何苦？他们的权力当然是留着到在这种时候用的，在这种时候体现其锋芒的，但不是被逼的，他们谁愿意体现这种锋芒呢？人心都是肉长的，不是为了崇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为了大局，为了大多数，看到别人扯着耳朵跪在自己面前心里会那么坦然吗？
　　在张权那里，原以为他这一次只是把他老婆打得更重一些就了事，他还能怎样呢？现如今，他打他老婆看打成啥样，已经没人看了，虽然偶尔会被人提起，但已经完全没人在意了，连可怜他笑他的人都没有了。这一次他该怎么办呢？还是只有在打他老婆的事上更上一层楼？
　　他还是只有在打他老婆的事上更上一层楼，但他别出心裁，取得堪称惊竦的效果。每次他老婆在村上的村民会上跪了回去后，他不打她，而是在她脸上划一刀，根据她在会上跪的时间的长短，跪着是否扯着耳朵等等决定他划这一刀的长短和深浅，并且不会在原来的刀痕上划，而是在她脸上好的地方划。他宣称他是经过精确计算了的，是完全符合他老婆在会上是跪出了包还是跪出了坑、包有多大坑有多深的实际情况的。被他划了，他老婆还得听他命令捂着脸一脸血地到人前来给人看，给人们展示。
　　这个事件一度轰动了我们沟。他老婆在村民会上跪一次他在他老婆脸上划一刀，我至少有两次看见一群妇女围着他老婆议论纷纷，说是都是在看他老婆又因为在村民会上跪了而被他在她脸划了一刀的事情。他老婆个子小，又在人堆里，我没看见她的脸怎样了，但从围着她的那群妇女的嘘唏、叹息、安慰，还有对张权的咒骂中，听得出来她们说“狠心的张权”、“该遭天打雷劈的张权”已经让他老婆破了相了、把他老婆一张脸都划烂完了所言非虚。
　　张权的老婆虽非花容月貌，但她们所说的破相与花容月貌无关。破相之说我从小就听人们在说，对于我们这里的人们，一个人被破相是仅次于被害命的不幸遭遇，而一个人破了别人的相，也就犯了仅次于害了别人的命的罪过，所以，破相的严重性在我灵魂中有深刻的印记。
　　从听说张权把他老婆的一张脸都划烂完了，把他老婆破了相了后，我就害怕看到他老婆，只要有可能看到他老婆的脸，我一定绕着走，一定躲过。我不知道我这种感受是否也是沟里还有些人的感受，但是，张权却无耻之尤地向众人宣称，他老婆在村民会上这样跪下去，他就要在他老婆的脸上这样划下去，他不会不让他老婆来开会，有会他老婆必来，来了跪了他也必在她脸上划一刀，他老婆在会上跪的长短深浅如何，他划出的这一刀的长短深浅就如何，而且每次也不会在原来的刀痕上划，原来的刀痕要让它完好无损地保留着，因为它是“耻辱的印记”，是永远也不能抹杀的，也是永远也不应该抹杀的，他就要这样一直在他老婆脸上划下去，他要让后人好好看看我们这个时代所留下的“耻辱的印记”。“让后代好好看看我们这个时代所留下的耻辱的印记”，这就是他的原话。
　　“耻辱的印记”。听到他这么说，也许才真让人替他感到悲哀。俄国有一位忏悔意识很强的作家，借他笔下的人物之口痛彻地说，我们要在世上“刻上记号”。这个“刻上记号”当然不是指我们要获得成功，要事业有成，要声名远播，要青史留名等等。不知何故，听到张权这么说，我无端想起了这位作家笔下的人物所说“刻上记号”。张权也许就为要刻上这样一种“记号”，他搞的一切，他毁了他的生活、他的家、他的老婆，他更毁了他的孩子，就为刻出这样一个“记号”，但是，他刻出的“记号”却只让人悲哀。也许，我们很多人听他这么说想到的是，即使刻在他自己老婆的脸上，时间也会让它归于尘土和虚无，“后人”已经生出来了，但他们谁会感兴趣这些呢？
　　张权这么做对村干部们是否有影响，叫村干部们不敢过多地令“钉子户”和“难缠户”在会上跪，这无从知道，但是，张权这套做法却最后还是起到作用，不管这个作用是不是暂时的，其结果是不是使“钉子户”和“难缠户”遭到了更大的、更不好受的。
　　尽管“钉子户”和“难缠户”们在每次的村民会上都跪着，还扯着耳朵，但是，“农业税”的征收工作还是越来越不好收，以至于到这地步，在某天的村民大会上，村干部越说越冒火，说，从此不能让“钉子户”和“难缠户”这么轻松了，在每次的村民会上不只要跪，还要像当年对“四·五类分子”一样，不在头上顶一碗尿也在胸前挂一桶屎。说着说着，村干部说不行不行不行，这事今天就得兑现，不是头上顶一碗尿也要头上顶一碗水，不把这碗水给我从大会开始顶到大会结束，即使顶得洒出了一滴来，也要当真把水换成尿了，不这样无法平民愤，不这样无法向一村村民交待。说着，村干部当真这么做了，给跪着的“钉子户”和“难缠户”们头上都放上了一碗水。
　　我们不得不说句良心话，村干部所言是完全符合实情的，“农业税”收到今天这地步，不对“钉子户”和“难缠户”施以更进一步的专政，比方说，在跪着上再加上头上顶一碗水或一碗尿，就无法对村民们有个交待。这不是个讽刺，也不滑稽，而是最富有特色的。在我们这里，民愤演变成这种民愤，演变成对“阶级敌人”或“钉子户”和“难缠户”们的民愤，只要对“阶级敌人”或“钉子户”和“难缠户”们施予更为严厉更为非人的打击和整治，也就能起到平民愤的效果，是整个世界的发展的必然。
　　但村干部们这样做，也使张权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他老婆跪着顶着一碗水顶了一中午，回去后，他老婆这次得到的是，他把他老婆的一只耳朵割下了小半块，用根细绳穿着，让他老婆提着出门来给沟里人看。这事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大半个沟的人都跑去看张权老婆手里提着的小半个耳朵。说是村上的赤足医生都免费给他老婆割耳留下的伤口做了包扎。已经完全沦为张权的奴隶的张权老婆听张权之令地把她的小半个耳朵给众人看够了，欣赏够了，还听张权之令把她这小半个耳朵挂到村支部门口那棵歪脖子树上，放出张权要他带给大家的话，这是最后一次，如果再有让他老婆在村民会上下跪、扯耳朵甚至于头上顶东西的事发生，他就打断他老婆的两条腿，然后，把人背到村支部门口一撂，这个人他再也不要了，看村上怎么办。
　　他这一招还真有效，从此，村上再不让“钉子户”和“难缠户”在村民会上跪、扯耳朵了，什么也没有了，叫“钉子户”和“难缠户”站端端都没有了。对“钉子户”和“难缠户”这种触及□□和灵魂的教育，站端端、扯耳朵、下跪之类，不了了之。
　　其实，纵观整个事情，张权一直拿他老婆所做的一切，并非没有对村干部们产生影响，而最后这一举措，则让村干部们悄无声息地终止了他们对“钉子户”和“难缠户”的那类有如当年对“阶级敌人”的作法。不管怎么样，他们也怕张权真的说到做到，下一次真把一个打断了腿的人摆到村支部门口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最好不出极端的事。
　　在我县，为“农业税”已经闹出好多人命来了，在我镇也有，形形色色的都有，更被人们传得沸沸扬扬，有的是当地村干部或镇干部很难把屁股擦干净的。虽然比起很多其他地方的村干部，我们的村干部有理由说“我们的胆子可能还是太小了”，但是，他们也拿不准这下一步迈出去会弄出个什么事来，也许到时候就该埋怨自己“还是胆子太大了，没有替妻儿老小想想”。我们的村干部遇到了张权这样的人，怎么不会怕摊上这样一个事呢？再说了，当初村党支部书记要拆张权的房子被张权打了也就打了的事情还记忆犹新。所以，他们看到张权老婆的耳朵挂在村支部门口，又听到张权放出的那些话后，就对“钉子户”和“难缠户”再不做什么了，似乎是再不敢做什么了。
　　然而，这个结果就是皆大欢喜吗？不管这个结果是不是都由张权一手造成的，它也无疑是在张权的推动下出现的，难道张权就想不到这会给他招致什么样的后果吗？他想得的，也没有人想不到、预感不到。我也不能不为他捏着把汗，真不知该对他说些什么，帮助他些什么。
　　其实，完全可以想象，张权也并不愿意事情向这方面发展，村干部们也不愿意事情弄成这样。
　　我们知道，我们最强大的堪称古往今来无出其右的东西是我们的政治思想工作，对这张权这么一个人，这么一个无论如何也要拔掉和解决掉的“钉子”，否则，我村的工作，尤其是“农业税”的征收工作就无法顺利进行下去甚至于进行不下去，我们的村干部不可能不对他充分动用这一方法。
　　有一届村干部放下他们身为领导干部的架子，比父母对子女、老师对学生还有耐心和关怀之心地天天上张权家对张权做政治思想工作，最后竟然让张权同意了不再那样搞下去了，而是离家去打工挣钱，挣钱回来交“农业税”，也改善他的现状，让他的孩子住好点吃好点，还能返回学校继续上学，由于他老婆脑子有点不清醒，村上还承诺了他走后家里的一些他老婆不能承担的活，村上组织人给他干，费用算村上的，而且他外出去干什么活村上都他找好了，是挣钱的，包他满意的，他没有路费，路费也由村上给他垫，等他挣了钱后还。村干部对农户的关心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了。
　　看张权居然接受了村上的安排，要走出家门、走出山沟去打工挣钱去汇入时代的洪流中，多少人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多少人也为张权感到欣慰，至少我为他感到欣慰。我不是为他走上了正道本身欣慰，而是为他只有如此才不至于毁灭而欣慰，为他除了走正道别的路都是死路而他现在从死路上回头了而欣慰。可是，他出去了仅两个月就回来了。
　　村上给他找的活是私人煤井上的活，但是不用下井，相对说来比下井或干其他煤井上的活安全一些，村上也是托了关系才给他找到了这么一个活。虽然他干这活相对来说比其他煤井上的民工安全一点，可是，他被他所说的“黑”震惊了，干了一个月就离开了，自己到建筑工地去找了个活干，但在建筑工地仍被他所说的“黑”震惊了，干了不到一个月就回来了，工钱没有拿到一分，只是大概是出于他的“责任”什么的，顺便偷了一把斧头。
　　一回来他就对人们叫：“黑呀！黑呀！哪儿有公道公平，当官的和当老板的，有权和有钱的合起伙来草菅人命，根本就没人管，国家、政府完全不管！我原来也晓得外头的世界黑，但没想到它有这么黑！经我这回在外头见识的，我决定了，以前‘农业税’我多少还要给他们交几个，但从现在起，我一分钱也不得给他们交了！给这样的国家、政府交钱，哪怕交一分钱，也是对我身为一个公民的不负责任！”
　　你看看，他还是本性不改，人们除了笑也不是可怜也不是外，会不看到他的未来阴霾密布，凶险难测吗？那不是明摆着的吗？也许他有几分道理，但是，哪个聪明人会把这些道理真当一回事呢？而如今会有几个人不是聪明人呢？说是人是进化的，如今的人比古代的聪明，不知道这是不是胡说，但是现代人在这方面变聪明了却是事实。张权，到底是一个远古时代的遗老遗少，还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下黑洞里生长出来的怪物？在现代社会，有这样的遗老遗少和怪物的生存空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