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道哀歌》向小舜

44、第 44 章

　　六

　　吃“大锅饭”的年代已经成为历史了，也许人们以为张权早该变了，都有儿有女了，不会再像从前那样活人了，再说大家也都忙起来了，把他过去的事也忘记了。可他似乎注定再次成为沟里的“特殊人物”，成为“焦点”。
　　一般所谓改革开放刚开始，人们就除了种那点庄稼外，还可以外出找活干挣钱，他们能找到的活越来越多，还往往是大型工地、政府工地上的活。开初张权也跟大伙儿去干这些活，可他却屡次挨管工的打，有一次还被打得头破血流，头上额上几处伤口都缝了好几针，而且针是他自己去医院缝的，治伤的钱是他自己掏的，就是说，打得他流血负伤也打就打了，他其奈何哉。据说这都是因为他说这些工地虽都是政府大兴土木的工地，但是农民工没有被当成人对待，而他却一定要被当成人对待。正如当年他不当牲口他便不得不真当牲口，人们强使他和他们硬塞给他的老婆交合配种，现在，他要别人把他当人看，那也就只有让他当回人看看。我听到人们就是这样说的：“他又不看看那是啥子工地，是啥子人在管那些工地，他要人家把农民工当人看，那就只有把他当人看了！哈哈！”
　　人们对张权要被当成人对待之类的理论和作为大摇其头，笑他也不是，可怜他也不是，要是他们知道有个阿Q，定会把他看成阿Q的当代子孙了。
　　张权自从在那些工地挨了几顿痛打后，就再也没有出去干过活了。他给那些率先富起来或身份地位改变了，不再同于一般农民了的人家帮工，比方说给我们家帮工。但他干活显然还是在奉行“干活不出汗”的原则，让请他的主人头痛，不是乡里乡亲的干了一回不会请他第二回了。人们对他说：“你吃大锅饭的时代给集体干活不出汗，现在吃大锅饭的时代过去了，你给私人干活挣钱也干活不出汗？”他振振有词地说：“不是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吗？社会主义就没有剥削没有不平等。但是，你看我们顶着炎炎烈日给他们挑粪灌地，他们一家人都在阴凉处乘凉、睡大觉，这和解放前有啥区别？这和我们是些长工、短工给地主家干活有啥区别？所以，我就是要来给这些人干活，也还是要有我的原则。”
　　除了这个外，他还有一个毛病。他每天早上不睡到太阳都晒屁股了不会起床，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他都是如此。这也是他公开声称人人皆知的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在吃大锅饭的时代他就有了，他也把它保持下来了。这都是啥时代，哪还有当农民的每天早上都要睡到太阳都晒屁股了才起床的？特别是，给别人干活挣钱，哪有也还要这样的，而不是早早的就到主人家听候主人的安排了？但他还就是这样。他声称，他从不早起，不是他在懒觉，说他在睡懒觉那是对他的侮辱，他在干什么呢，在思考问题，思考人生、世界的大问题。他向人们抛出的理论是：“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所以，早上不是用来干活的时间，不管是给集体干活还是给个人干活，而是用来思考人生、世界和社会的大问题的时间。我是一个人，人就是应该思考人生、世界、社会的大问题。只有牲口才只知道干活，只知道挣钱。”他家那个样子，哪能不去给人家干活挣点钱补贴家用呢？但是，就是他老婆跪在床前哀他、求他，他也不会早起半刻，惹毛了，还会把他老婆痛打一顿。后来，他还有一个毛病，偷主人的东西，并且是明目张胆、大张旗鼓的，他对人声称：“偷东西我是在尽我的职责，是我的光荣！”
　　就这样，后来，连我们家都不请他干活了。他有那么多毛病，爹却一直不放在心上，每次都特别吩咐一定要请他，说他这是想帮帮张权，他应该为张权做点事情。尽管爹有这番好心，后来也不得不提说只要请人干活就要把张权请上的事情了。
　　就这样，张权找不到活干了，也没有人找他干活了，他就种他那几分地养家糊口，似乎他也乐得就过那种日子，不想让自己的日子过好点，更不想致富、不想奔小康。
　　但是，在今天这时代，这怎么行？啥都不说，那一年比一年多打着滚往上涨的上交款任务就必须得到土地之外去找钱才能完成，更何况农药、种子、肥料的价也在不断地涨，粮食价却始终那样，只种庄稼只能越种越穷，越种债台筑得越高。越来越多的人被赶出土地，越来越多的人背井离乡，去挥洒他们汗水、他们的血泪，吃一切非人之苦，受一切非人之罪，很多人也做一切非人之事，很多人对他们的生命都不顾惜，既为一个钱字，也因为是大势所趋被迫的。
　　张权却似乎不信这个邪。他声称，现在的人眼中只有一个钱字，为了钱什么都肯干，什么都干得出来，但他在“钱”上有两个“原则”他是不会违背的：“不挣不把人当人的钱，不交不把人当人的钱！”被人们笑称为“张权的二个‘钱’”。
　　他又炮制出一套理论，说，我们沟的人在外面挣那钱是没被当成人看待的，和吃“大锅饭”的年代相比，挣这些钱只不过是给牲口搭的草多了些而已，而沟里人把这钱挣来了又去交那“不把人当人的钱”，这使得我们沟里人更悲惨下贱了，更是牲口了，所以，他不会去挣这样的钱，也不会交这样的钱。
　　他所谓“不交不把人当人的钱”，主要指的是“农业税”，在开初，是“农业税”中的一部分。
　　“农业税”的项目很多，到后来已经高达四五十项，没有人记得住，张权对它们却了如指掌，能逐条分析它们为什么该交，为什么不该交。我们只能对他声称无论如何也不能交的项目点到一两个。
　　有一个叫“生猪款”，数目不小，从最初每人二十元涨到后来的每人四十元，而这时官方公布的我们县农民的人均年收入才六百多元。“生猪款”这个名字显得很低调，可是，它却是源于一个从省报到地区报纸几年如一日从来没有停止过跟踪高调报道，这些报道经常占据头版头条号称“百万工程”的我县全县性的大工程。
　　“百万工程”的意思是，我县有一百多万农民，如果每人每年养出一头肥猪，那我县每年就能出栏一百多万头肥猪，以一头猪可以净得纯收入两百元计算，我县农民每人每年的纯收入就可以增加两百元，在目前的人均年收入的水平上增加近三分之一，而我县对生猪的合法收税，每头猪收二十元，我县又增加一笔巨大的财政收入。对我们这样一个三类县来说，这不可谓不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伟大的工程，反映了我县新时代的领导班子的英明、魄力、胆识等等，等等。
　　这个工程在报纸上都被宣扬得天下尽知了，也许到处的人都以为我县升起一颗卫星了，不知我县农民多激动多幸福，没生到我县来当农民真是太亏了，但实际上一县绝大多数农民对这个工程还一无所知，可能在报纸上看到过，也想不出和自己有什么联系。不过，最终一切还是要落实到他们头上的，而且说来就来了。
　　这个工程的实行就是每户农民按人头算，不论大人小孩有一口算一口，每户农民有多少口人就得养出多少头猪来，上半年完成一半，下半年完成一半，当然，可以提前完成，也可能超额完成，不可的是不能不完成，少一头也不行。这是硬任务，带有政治性、政令性、政策性、战略性的任务，请谁都不要在这次这个任务和运动中以身试法。
　　实际上，这个“百万工程”也是按运动的模式在搞的。我们沟里一个人偷偷从外地买肥猪回来抵任务的案子被查出来了，这个人被关进了镇上的黑屋子，写了半个月的小字书，在村民会站端端作为检讨，所买肥猪没收充公才罢。
　　我们村就出了这么一个案子，其余的人没人敢不按规定养猪，为养猪而养猪，为按规定养猪而按规定养猪。那些本在外务工或从事他种行业的人全都纷纷赶回来，放弃他们从事的他种职业和行业不干，让自己蒙受巨大经济损失养猪，为养猪而养猪，为按规定养猪而按规定养猪。市场上乳猪卖出了比肥猪还高的天价，但也无人不抢着购买，为购买而购买。上面定期到各家各户检查，检查生猪生长饲养情况，检查是否偷偷摸摸把小猪换成了大猪、大猪换成了肥猪，等等，等等。
　　上上下下的人都做得很认真、很投入，不敢马虎，没人马虎，就跟在过去历次运动中的情形一样。我们村就出了那么一个卖肥猪来抵任务的案子。
　　不过，结果是本来大家都提前就想得到的，这一年猪肉烂市，烂得一蹋糊涂，基本上都是在村里销售，卖不到外面去，同村人你把猪肉卖给我，我把猪肉卖给你，谁也没有赚到钱，却家家天天吃肉、顿顿吃肉，吃得人人听见猪肉两个字都要打颤颤，似乎原来那一看见猪肉就要流口水、辛苦一年也吃不上几回肉的日子已经是过去的一场梦了。上面规定任务是上半年完成一半，下半年完成一半。上半年完成的那一半正好是夏天，农民又没冰箱之类的东西，只有抢着杀猪，那些杀迟了的连把猪肉白送给人家都没人要，为了躲送肉上门的人，我们村十室九空，其结果是好些人不得不把腐烂的猪肉扔了茅坑。
　　想必一县其他村也好不到哪里去。
　　这一年哪家养猪都血本无归，若算上因养猪造成的间接经济损失，都足以让人如猪肉吃太多了一样打颤颤了。不过，抱怨的人似乎没有，至少很少，声音也很小，很无力。我感觉到这不只是因为他们早有心理准备，而且还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如果不是这样一个结果，还不足以体现“百万工程”这样的运动性的东西的压倒性、绝对性、权威性和神圣性了，而只要有这几个“性”，管它是什么，都不关他们的事，或者说他们就都是局外人，他们只是机器上的螺丝钉，盲目服从就是他们的本分。我甚至于还感到他们反而是乐在其中的，就好像进行的是一种庄严的游戏，一种盛大的传统节日，一种神圣的祖传仪式。
　　头一年之后，虽然上面仍在强调，仍在大会小会上讲“硬任务”、带有“政治性、政令性、政策性的任务”，要养也得养不养也得养，但声音渐去渐远，到后来便不再提说了，人们爱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过，每一个人每年必须至少交一头猪的“生猪款”却保留了下来，而且这个“生猪款”就是针对“百万工程”的专项收费，“百万工程”没有结束也不可能结束。这个钱收了十年。尽管已过去近十年了，有一天我仍在一张近日的省报头版头条看到了巨幅“百万工程”的字样和对我县“百万工程”启动近十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绘声绘色、字字千钧的报道。
　　这时候，黑白电视已基本普及，我家也有黑白电视。一天，我在电视上看到了一个农民身边几头大肥猪，几头具体的、有形的、有血有肉的大肥猪，一个花瓶模样的女记者正在采访他，看了半天我才看明白这个农民是我县农民，他身边的大肥猪就是“百万工程”使他有的猪，他面带质朴、憨厚、幸福的笑容如数家珍地对着话筒和摄相机讲他在“百万工程”启动十年来所增加的收入，信誓旦旦地说他因“百万工程”已过上了比以前好得多的生活，他也眼睁睁地看到他周围的人，几乎是家家户户也都因为“百万工程”过上了比以前好得多的生活，他只是他们中间最普通的一员。他回答完了后，花瓶样的女记者转向电视机前的观众以准备好的激动、幸福的神情和声调说出准备好的话：“电视机前的观众同志们，这个农民仅仅是我县受惠‘百万工程’而走上了小康生活的光辉大道的百万农民中的一个……”云云。
　　不过，据我所知，对这个“百万工程”，还是有两个例外。我说的例外是特指的。一个是外镇某村的一名退休教师。他数年如一日地写上访信，向上级有关部门反映“百万工程”的问题。不过，他这些信都无一例外地回到了我县县政府有关部门，接着又回到了他所在的镇的镇政府。
　　他受到了镇政府的威胁和警告，但是，县政府照样收到从省上乃至中央退回来的他的上访信，这些信照样落到了他所在的镇的镇政府。
　　这个镇政府的镇长不是别人，正是吴小东的父亲，我叫他“吴叔叔”。“吴叔叔”是父亲当民办教师时教过的学生，后来发迹当了官。他的儿子吴小东是我的中学同学。
　　“吴叔叔”一不做二不休，雇凶杀人，取了这个退休教师的性命，凶手得到钱后逃到南方沿海大城市去了。这件事在全县轰动一时。退休教师的家属和当地自发组织起来的农民，抬着他的尸体到镇上闹事，欠债还钱，杀人偿命，要姓吴的赔偿性命。事情闹大了，县上出动几车武警官兵将这伙人全部抓走。“吴叔叔”在我县无人不知，出了名的铁腕人物，小小镇长，官不大，根却深，好事做尽，坏事做绝。多少人都眼巴巴地盼着他这次气数已尽，人命关天，这回是脱不了干系了，不进监也至少会下台。但是，没有，他什么事也没有，整个事情不了了之，人们也渐渐不再说这事了。“吴叔叔”于一些年后光荣退休，在我写这些文字时他正安享着他的幸福晚年，而吴小东，现在已经是我县劳动人事局局长，据说下届的县长就是他了。
　　另一个也许该算是张权了。他就扬言这个“生猪款”，也许该叫“百万工程款”，就不该交，不能交，谁交谁不是人。他的“不是人”那是很厉害的，他是万不会“不是人”的。他还真说到做到了，至于怎么做到的，后边再说。
　　在我们县城许多地方都能一眼望见一座如天上彩虹飞落人间的大桥，大桥投资近亿元才建成。虽然那大报小报、大电视台小电视台连篇累牍、铺天盖地宣传修建这座大桥的资金全是县委、县人民政府自筹的，没有以任何形式向任何单位和个人集资、摊派一分钱，尤其是没有以任何形式向农民集资、摊派一分钱。但事实上，我们这些农民每年的上交款中就有一项以摊派的形式为这大桥集资的款项，人们称之为“大桥款”，人均从四十元涨到最后的八十元。
　　这是人所共知的，大会小会上领导直言不讳的，对大报小报、大电视台小电视台那种宣传并没有人奇怪，少有人关心和在意，如果大报小报、大电视台小电视台不这样他们反而才会奇之怪之，甚至担心害怕。只有如张权那样的人才会较真既然在大力地宣传不能够，更没有向农民摊派，结果却是又在大力向农民摊派，绝对没有农民的二话可说，所以，这个“大桥款”没把农民当人，而农民当然也是人，不能不当人，所以，他是决不会交这个“大桥款”的。
　　我真难以忘记这座大桥历经数年终于落成了我们沟里人们脸上那好像看到了希望、松了一口气的神情，我无法描述它，只能说它是一种不会让人为他们现在重负解除而高兴，只会为他们当初受到的重负而心碎的神情，那真是的一种不知要什么样的长期的、沉重的、让人看不到尽头的重负的解除才会让人有的神情。他们有这种神情就是因为他们大桥修成了，“大桥款”就不会收了，每年每人少交八十元，这是多好啊！
　　谁知，大桥剪彩落成才一个多月，就被宣布为危桥、废桥，桥也被封了，车辆行人一律不准通过。我进城特意去看过这座桥，所见情形比我想象的要糟多了，整个桥体歪斜着，虽还没有倒塌，但是桥面上脚板宽的一眼看得到河水的缝隙比比皆是，整桥体已四分五裂，也许，为了航运安全等等，最理智的选择是就把它炸掉。
　　这个消息一传到我们沟，我们沟的人心一下揪紧了。他们坚决相信，一定会又建一座新大桥来代替这座桥，新桥将不会只是投资亿元了，他们又要开始交“大桥款”了。对他们心一下揪紧了的那样子，我同样无法描述它，能说的只是，看他们这样子，就知道生存没到他们这份上，那就还没有体会到何谓生存，但是，生存到了他们这份上，那生存就也仅仅是一个恐怖了。
　　结果是，他们在这方面的想象力不是过于丰富了，而是还不及。没多久，他们担心的新桥虽未建，却在大桥上游不远处破土动工一座预计投资将超过两亿元的小型水电站，电站建成后可以通车，电站将部分地起到代替连接两岸的大桥的作用。和建大桥一样，这一次大报小报、大电视台小电视台仍是声势浩大、铺天盖地地宣传建这座水电站不会以任何形式向农民——尤其是农民——摊派、集资一分钱，而事实却是我们农民每年的上交款都有一笔“电站款”，人均一百多元，还发集资券，不买也得买，要买也得买，是硬任务、政治性和政策性的任务，累计下来几年每个农民手里都有了几百元的这种集资券。
　　就这样，我们沟里的人就只轻松了那么几天，又一切恢复原样，只是比以前更加沉重。他们唯一揪着心希望的就是电站能够顺利建成，可别再出像那种刚建成就成了废桥、危桥的茬子了。他们为什么就不多少为我们这些农民想一下呢，贪是要贪，谁叫你是当官的呢，但是为什么要贪那么多呢，叫一座修起就成了废桥，就是桥修起了能等两年再倒，让我们农民松口气也行啊！他们都如是说。
　　可是，偏偏就是他们担心什么就来什么。水电站在修建过程中两度被水冲毁，有一次给冲得几乎是“扫白了”，投入的几千万全给水冲走了。我真难忘记出了这样的事我们沟里人们脸上那就像是他们自己家被“扫白了”的惨白，在他们个个如死人般的惨白的神情中，我感到整个沟的一切，还有我能看到天地万有，都成了这种死一般的惨白。
　　打击是接二连三无穷无尽的。电站第二次被冲毁后没多久，一艘客轮撞在被冲到河中形成了暗礁的巨型钢筋混凝土板块上，这钢筋混凝土板块作为工程，也许是典型的“豆腐渣”工程，但是，毁一艘客轮却又是如利刃割纸。客轮翻了，船上四十多名乘客仅生还二人，其余的全部淹死。出这个事的时候，我正在县城里，一城人都在议论纷纷，我虽想去没去成，但目睹者甚众，据他们说，到下午就已经有三十多具尸体打捞上岸，一片河滩上尽是尸体，他们的家里人在他们跟前哭声震天，整个景象惨不忍睹。我没去成现场看看，和哥哥有关，但这是后话。
　　我有心留意过报纸电视上对这次沉船事故的报道。除了我县县报的报道上轻描淡写地说死了一人，尚有三人下落不明，然后就是连篇累牍的报道、歌颂县委、县人民政府如何如何高度重视，县长亲自怎么怎么，县委书记亲自怎么怎么，X局长X副局长又亲自怎么怎么，一个“亲自”不知用了多少遍。
　　不过，为什么这个事故对我们沟的人是一个打击呢？在他们身上看到的他们所遭受的打击甚于淹死的那四十多人都是他们的亲人。何以会这样？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吧。他们都这样说：
　　“死了四十多人，那要赔多少钱啊！还不说其他的经济损失。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钱还不是要我们出，随便安个名目加在我们的上交款里收。其实，那些在事故里死了的人家里人有福啊，他们都要得到几万元的赔偿款，一个农民在哪里去挣几万元啊，他们算是发了横财，他们家里人也死得值了，就是我们这些人倒霉了……”
　　从他们的神情中是真真切切地看得到，他们在梦想那些淹死的人里有他们的亲人或他们自己，这样就也许是他们莫大的福气啊！
　　电站终于历经坎坷建成了，我们沟的人以为这下子可松口气了，谁知，投资近亿元的县城河滨公园破土动工了，我们又开始交“公园款”，投资数亿元的公路改建开始了，我们开始交“公路改建款”、“道路维护款”、“道路维修款”等等，等等，在会上，他们还解释说“道路维护款”和“道路维修款”两个不同的概念，指的是两种款项，可不要搞混了……真的正如有人说的：“只有他们想不到的，没有他们做不到的。”
　　那座大桥也始终没有炸掉，若干年过去了都没有炸掉，听人说炸掉了就等于承认这座桥是豆腐渣工程了，就会影响县委县人民政府的形象了，所以炸不炸是涉及到政治上的事情的，哪会那么容易就给炸掉呢？不知这个传言是否属实，却并非不可信。因为事情总是这样，总是“政治”高于一切，总是“政治”压倒一切，总是“政治”就是一切。
　　张权就声称“生猪款”、“大桥款”、“电站款”……都是没把农民当人的，是人就不能交这些钱，农民也是人，所以，他不会交这些钱。他甚至还说上交款总的说来都是没把农民当人的，一来，上交款那么高，一年比一年高，打着滚往上涨，有几个农民交得起，交不起就不该交，就是欠债还钱确实还不起也没有把人家往死路上逼的道理，这是天理，国家、政府也不能不讲天理。二来，和所有的事情一样，上交款是上面想立个什么款项就立个什么款项，说交多少就交多少，根本没有农民一个字的发言权，又要交钱，说交就交，说交多少就交多少，还没有发言权，哪有这样的道理？再说，为什么就只有农民该国家集体的就没有国家集体该农民的，对城市人、政府里的人、吃国家饭的人却另眼相看，总给他们这好处那福利呢？农民就不是这个国家的公民吗，农民就真的不是人，要城市人、政府里的人、吃国家饭的人才是人吗？所以，他，张权，是不得交“生猪款”、“大桥款”、“电站款”等等这些款项的，其他“农业税”款项，好，他交一点，不好，他也一分钱都不得交。
　　他见人就要向他们宣讲他这类理论和说法，在群众中不说是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也至少是有影响的，足以使他成为一个焦点人物。而且，他身体力行，说到做到，真的从来都是不交那些他认为不能交，交了就没把自己当人的款项，其他款项也象征性地交一点。
　　难道他是活在童话世界里，想做到这样的事就做得到？
　　他还真做到了，他是怎么做到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