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道哀歌》向小舜

39、第 39 章

　　第
　　第三卷

　　张权的“抗争”

　　一

　　那些年，对农民必须向政府交的这费那税，我们这里的人们对它有个笼统的称呼，“农业税”或“上交款”。交这个钱，不得不交这个钱，是我们这里的人去私人煤井干活并就像哥哥开办煤井那地方的民工们那样伤亡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说来不知是不是冥冥之中的定数。我大学没考上回家当起了农民，按哥哥他们的说法就是我给毁了，前途断送了，这辈子完了。一人得势，鸡犬升天，父亲平反昭雪当上了国家干部，我本来可以如哥哥一样借父亲之力进入“国家干部”集团，在人们看来，只有进入这个集团才会有好日子过，“一等公民是公仆，子孙后代都幸福”的歌谣响遍神州大地，可是，由于哥哥不知是何道理的阻绕，这条路至少暂时看来也没有门道。可是，天无绝人之路，不经意间，我的人生有了转机，我完全可以凭自己之力而不靠父亲当上国家干部，而这竟与“农业税”有关。
　　在我和哥哥的那场争论中，哥哥提到，说我对他说过我们镇有一位村民的妻子得了急病，他分文无有，为了救老婆，向邻居亲戚筹借了五百元钱，钱刚到手，村干部就赶来了，不是来过问他妻子的病情如何，而是要他交他拖欠的“农业税”，他已经拖欠国家和集体大笔的“农业税”了，他赖不过或是怎么的，把借来给妻子治病的五百元钱交了“农业税”，等他再借来了一些钱准备送妻子去医院时，妻子已经一命呜呼，没有被抬上去医院的路，却踏上了黄泉路一去不归了。
　　我暂时看不到有什么出路，就靠父亲的势力，当上了我们村的民办代课教师。那年代，民办代课教师也不是不想当就当得成的，同样得靠“关系”，靠“朝中有人”。多少高中毕业生在家混着，暂时还看不到任何希望，凭什么我一回乡就能当上民办代课教师呢？
　　我一边教书，一边开始写作。
　　写作这东西曾经给我带来了无尽的麻烦、痛苦和不幸，不论是小学时代还是中学时代，它都是我主要的“问题”之一，就通过我写的作文，父亲、老师和人们就认定，我不彻底改变，不被彻底改造，脱胎换骨、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将来我不因为别的也会因为写作而毁掉自己，毁得最不值、最下贱、最可悲可笑可怜。总是这些东西，就没有别的。
　　我边当民办代课教师边开始的写作当然不同于以前，以前那只不过是写作文罢了，现在，我是自觉地想当个写手，甚至于想凭写作改变自己的命运。从小学到中学，老师们都说我不仅有数理方面的天赋，更有写作的才能，有的老师甚至说我真正的天才在写作方面。又是天才。他们总这么说也由不得我不信，而数理方面我已经没有可发展和展示的空间了，只有凭写作试试运气。
　　不曾想，寄出去的两篇小说竟然被刊物采用了。
　　奇怪的是，写作被普遍认为是最容易给自己招致不幸和不测的事情，被认为是最危险、最不值得从事的事业，但是，那些年，写作却又成了一个神话，短短一篇小说就可能名扬天下，无数的人挤到写作这条路上来，想要成名成家，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整个情形类同若干年后无数人往娱乐圈、演艺圈里挤的景象，又壮观又让人感叹。
　　所以，我的小说一发表，我本已臭名昭著的名声又有了出现转机的可能。
　　说我臭名昭著实在是一点也不过。在我的母校，据在那儿读书的同乡同学回来向村人们添油加醋报告的，我一离开学校后就被学校列为“反面教材”，说是校长亲自在学生大会向全体学生讲，我不过是一个穷农民的儿子，我来到学校应该做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好好学习考上大学，改变自己的命运，也改变我的家庭状况，但是，我虽然是被老师们公认的读书学习方面的“神童”，清化北大的苗子，我却没有把心思用在学习上，不懂中国国情，无视物质决定精神、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现实规律，不知道我们先要解决物质贫乏的问题、解决肚子的问题才能谈理想、谈崇高的东西，进校没多久就高举起自由和正义的大旗、高举维护做人的尊严和权利的大旗，做出了我们其他哪一个学生也不会做出的极端出格的事情，学校和老师们都关心我看重我，没有就这些事情处分我，只是从思想上帮助我和教育我，但是，我不仅没有接受这些帮助和教育，还变本加厉，越走越远，到最后，我不仅没有回头，还干脆放弃了学习，成了一混日子的学生，以示和学校对抗，学校因为还不愿意完全放弃对我的希望，再加上他们同情我的家庭和大多数来我们学校学习的农民孩子的家庭一样，是贫穷的农民家庭，才没有将我开除，但我却始终没有改变或改造自己的迹象，终至于在高考中名落孙山，卷起铺盖回家了，云云。
　　我的家乡的人们，在我灰溜溜地从学校卷铺盖回家务农了，也都一致认定，我之所以拿起清华北大的苗子却只落了个灰溜溜回家务农的下场，说一千道一万就因为我和“他们”作对。他们所说和“他们”作对的事情，就是校长在学生大会高调而夸张地讲的那“高举起自由和正义的大旗、高举维护做人的尊严和权利的大旗，做出了我们其他哪一个学生都不会做出的极端出格的事情”。他们笑我“不知天高地厚”、“不知中国国情”、“没有认清现实”、“鸡蛋碰石头”等等。十乡八里的人们都在借用我的“事迹”教育他们的孩子不要向我学习，前车之鉴，不要重蹈我的覆辙——如果你敢也给我在学校像张小禹那样，只要让我听到一风声，看老子不把你废了才怪！
　　所以，我高考失败回家当了农民，成了闻名十乡八里的“反面人物”，是真的臭名昭著，那实在是在情理之中。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又传出了我发表了小说的消息。小说发表前，发表我小说的期刊的编辑不顾路途遥远和我们家乡的偏僻，居然来“采访”了我。所谓“采访”不过是来和我谈稿，他们来个了信叫我到编辑部去，我还没有出发，他们倒先来了。不过，他们向我们家乡人问路时出示的是记者证，我们家乡人还从未见过记者，以为是多么了不得的人物。说是我因为小说写得好不但发表了还记者都采访我了的传言不胫而走。
　　小说一发表，家乡人对我再次刮目相看。
　　当然，首先，尽管有那样多的以一文就名扬天下、把一家人都从农村写进了城里的事情，让人羡慕嫉妒恨和跃跃欲试，但是我的家乡人还是不赞同我写作。当年，我正因为在写作之类上表现出了才能，他们才断言必须将我培养和改造成那种领导干部的“秘书”和“忠诚老实的狗”，不然，那就还不如把我提前废了。这么多年过去了，时代似乎有重大的变革了，他们在这方面并没有多大的改变。
　　对他们来说，写作这东西就只有一个功能，那就是做这种“忠诚老实的狗”和“秘书”，你想有其他功能，那都只不过是自取灭亡，而且是最无意义最可悲可怜可笑可叹地自取灭亡。又是自取灭亡，又是这种自取灭亡。
　　世界上有很多作家把写作和真理联系起来。但我们这里人们对真理没有兴趣，甚至于深为恐惧，他们在教他们的孩子好好读书发愤学习时，所教他们的首先就是他们千万不要热爱真理、追求真理，千万不要把读书理解为追求真理，读书就只是也只应该是得到考上大学脱农皮和进入官场当官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敲门砖而已。他们对真理和真理的追求者通常是极尽嘲笑之能事。他们害怕自己的孩子热爱真理、追求真理、热爱正义、追求正义就如同怕他们的孩子入了邪教一般。对他们来说，那种人还就是邪教徒。
　　说到写作，如果他们的孩子从事了这一行，他们教他们孩子的也是要他们的孩子的写作只能是“忠诚老实的狗”和“秘书”的写作，要不，也要是鲁迅所谓的那种“帮忙”或“帮闲”式的写作，尽管他们多数人不知道鲁迅，但他们那意思就是那意思。所以，如果我的写作不同于这种不过是履行这种“忠诚老实的狗”的功能的写作，那么它就是毫无意义的，同样是鸡蛋碰石头，自取灭亡，而且毫无意义的、可怜可悲可笑可叹的自取灭亡。
　　所以，家乡人并不看好我的写作。实际上，我写作，他们反而更看不起我了，更认为我在歧途上是越走越远了。
　　那么，是什么使他们对我发表了小说又刮目相看呢？
　　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希望我能够改正过来，我已经遭受了那么多了，好端端地一个清华北大的苗子被赶回老家了，该明白事理了，如今用我的写作才能写作，该不会再像我小学和中学时那样写了，而是他们所一直要教会我的那种“忠诚老实的狗”和“秘书”的写作。我该学会这种写作了，学会写作就是这样的写作了，此外再无写作。
　　其次，则是一个具体的原因。这就和上面提到的那个把给妻子看病的钱交了“农业税”而致使妻子命赴黄泉的事情有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