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道哀歌》向小舜

40、第 40 章

　　二

　　事情是这样的。
　　我的小说发表后不久，就传出我们镇的镇干部已经放出了话，我们镇亟需一个文化干部，一个笔杆子，而像我这样一个在期刊发表小说的才子在我们镇还是第一人，实在难得，他们准备用我。
　　听到此消息，村里人比我还激动，所有人都比我还激动。他们好多人赶紧上我家来，告诉我这个消息，要我做好准备，镇上领导放出的话不会是假话，一定是有目的有意识放出来的，但也肯定不会说用我就用我，会给我一个检验，哎，也就是突然让我去做个采访，写个采访报道，这对我来说没什么困难，正是我的拿手好戏，而只要我通过了检验，我就一定能够走马上任当国家干部了，我这辈子的命运改变了。
　　我能够想象他们说的是实情，镇上放出的话是真的，将要对我有那么一个检验也是真的，不可能不的，我也能够想象我们镇现如今是如何越来越急需一个笔杆子，这个人可不能是冒牌的。
　　我还看得出他们这么激动地跑来告诉我这个重大的好消息，还因为他们想看到我比他们更加激动，我应该已经不再当年，我已经因为真正尝到了“滋味”而放弃先前的那些东西了，不会不只要能抓住机会就什么都愿干了。他们始终也没有忘记，也不会轻易忘记，我一直和他们要我做的那样一个人相左。我发现，人们最不能忘记的就是和他们相左的人，最需要看到的就是和他们相左的人已经受够了他们预言的“经验教训”而变得和他们不再相左了。
　　我没有表现出他所预期的激动，他们有些失望，也立即本能地就表现出了一种从骨子里出来的鄙视和轻蔑之色。但他们还是不算太失望地离去了，因为他们仍然相信我断不可能放过这次机会，断不可能在这次还不听“好人言”。他们相信，我没有如他们预期的那样，只是因为一点点还尚存的自尊罢了。这可以理解，只要不要为了自尊而丢失了改变命运的机会就成，明白自尊不能当饭吃就成。
　　我们都实在是太了解我们的世界了，更了解我们的父母官们。果然，没多久，镇上突然就对我下达了我去某某地方采访某某人某某事的通知。其实，就是镇上对我下达通知的那种方式也本是可以预料到的，它一定不会是另样的。
　　通知是这样下达给我的。
　　一天傍晚，沟里的高音喇叭突然传出镇政府发出的通知，指名道姓地通知某某村的某某人。这个人就是我。
　　我们镇每个村都装了若干高音喇叭，不论是播送镇政府的广播节目，还是镇领导和村干部的讲话什么的，在村里的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够听得如雷贯耳。这是我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高音喇叭里，而且全镇人都听得见，听得如雷贯耳，即使没听清楚我的名字，那高音喇叭的声音本身之生猛高亢也一样如雷贯耳。
　　通知要我赶紧到某某村去采访某某。也是指名道姓的，说的就是上面我们提到的那个村民。
　　通知说，这个人的妻子得了急病，必须立即送医院救治，但他无有分文，但妻子的病不能耽搁，他赶紧四处借钱，邻居亲戚借了四五家，终于借到了五百元钱，正准备就送妻子上医院，收“农业税”的村干部上门了，面对是把这借来的五百元钱交“农业税”还是给妻子治病，这位村民经过再三考虑和剧烈的思想斗争，最后还是认为国家、集体的利益高于一切，高于任何个人的利益的得失和牺牲，在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面前，重要的不是他妻子的生命，而是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他的想法也得到了他病重的妻子的支持和理解，所以，他打消了送他妻子上医院救治的念头，把他借来原打算是用来给妻子治病的钱交了“农业税”，五百元钱交了“农业税”后，他为了救他妻子，又去四处借钱，最后又借到了几百元钱，但这时为时已晚，他妻子撒手人寰……
　　通知的要义是，我接到这个广播通知后，立即去采访这个村民，把他的事迹写成一篇报道，在全镇的广播上广播，号召全镇村民向这位为了国家和集体的利益而不惜牺牲自己的妻子的生命、这位把国家和集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把自己的妻子、两个孩子的妈妈的生命放在第二位的优秀村民学习。
　　我承认，对这个通知及其内容，我只能用“震惊”来形容我的感受，尽管我知道早就应该不对这类东西还“震惊”了。
　　我也得承认，我这次要令镇政府领导失望了，也要令父老乡亲们失望了。
　　广播上通知刚一播完，几个乡亲就赶到我家来了。这时我还没有结婚，父母也不在家，家里只有我一个人。他们赶前赶后来了一拨又一拨，他们的激动和兴奋无法形容，即使是他们自己或他们的儿子得到了这样的好消息，他们也不过如此。
　　但是，我却当然要给他们泼冷水了，我原不打算得罪他们，但是，他们来了一拨又一拨，他们无论如何也要我赶紧去完成任务，机不可失、时不现来啊，我就有些控制不住自己了，甚至于有点歇斯底里，对他们狂叫道：
　　“你们给我听好了，我现在不会、将来也永远不会当他们的笔杆子！”
　　他们多么失望，他们流露出了怎样的不理解，他们不放弃，耐心地给我讲道理，几乎到了乞求我的地步，他们见我的确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了，又流露出何等露骨地鄙视、痛心和轻蔑，看他们这样鄙视、痛心和轻蔑，我真不能不认真地想，有可能是我错了，我真的错了，问题有可能不只是在这世界上我们只有接受这些东西，要么就接受这种东西，要么就什么也没有，而且是接受这种东西本身并无对错，它并不关乎人生的真实和尊严，接受它吧，这种接受并不会有损人的尊严，因为有可能尊严就是这样的，或者根本就没有尊严不尊严的东西的存在。
　　而且，他们走了，我知道他们已经走远了，不会再有一个人来劝我了，我又一次失去了一个也许是同样重大难得的机遇了，我不仅感失落空虚，而且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恐惧自己这是得罪镇政府了，而镇政府哪是我能得罪得起的啊，还有可能我犯罪了，是真犯罪了，天下哪有人哪可能有人叫嚷：“我现在不会、将来也永远不会当他们的笔杆子！”我们写作的，只要在写作，那不是、不该是“他们”的笔杆子是什么？我们要搞什么？要颠#覆什么？对什么不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有什么狼子野心？要对国家、社会、人民企图怎样的倒行逆施？有什么样的反#革#命、反#科学、反#社会、反#人民、反#人类的动机……
　　实际上，见我是不会去了，乡亲们还冷酷、轻视地说道，我可以不愿意去，但我没有想过不去我就会被镇上定个不服从他们的罪名吗？他们不可以给我定这么个罪名吗？我身为一个村民就在他们的掌心里捏着的，他们不可以打击报复我吗？
　　他们走了，我越想越觉得他们说得对，说得有理。
　　我越想越怕，越想越感到自己可能真错了，在所有一切方面都错了，还可能真犯罪了，从所有一切角度看都犯罪了。有惊涛骇浪般的力量地推动我、冲击我，要我去向那些乡亲们认罪认错，再听他们的教诲，这次我一定听他们的，一定去做那个采访，把它做得令镇干部满意，就为平息我这内心，不要有这样可怕的犯罪感和恐惧，我也愿意这样啊。这可真不好受啊。
　　总是这样，只要你有这类选择，你就一定会陷于这种恐惧和负罪感之中，它完全可能把你变成一只落水狗，一只在惊涛骇浪之中挣扎的落水狗，尽管这种惊涛骇浪只是你想象中的惊涛骇浪。
　　我没有去，但那个报道当然还是得做，有一个走村串巷卖凉粉但也在报刊上发表了文章的人去做了这件事。一些年后，这个人主动上我家来拜访我几次，他声称他最崇拜的就是我。他向我讲述了他当年走村串巷卖凉粉的那些辛酸，让我感到自己想都不敢想自己也能经历这些。是这篇报道改变了他的命运，他当上了镇文化干部，现如今，他在城里都有了房子，老婆孩子都住在城里。他来找我的目的是希望我们俩能够联起手来写一本书，或者我写他找门路出版。他现在已经是市文联会员，他想成为省作协会员，他企望我们搭伙写的这部书为他实现这个目的，成了省作协会员他就有望调到县上去。当然，我也需要出这么一本书实现我的目的。
　　当时，他这个报道或者说采访稿、宣传材料做出后，那段日子日夜在广播上广播。内容和镇政府通知我去做时在通知中讲的一模一样，虽然更加曲折、复杂、文学化，但主题和精髓是那个。在他这个报道中有这样动情的话：
　　常言说，中年丧妻，人生大悲剧，但是，他却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看得比自己妻子的生命、自己人生的大悲剧、他的两个未成年孩子的大悲剧更重要，面对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他妻子的生命、他两个未成年的孩子的母亲的生命，他毅然决然选择了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弃了他妻子的生命、他两个未成年孩子的母亲的生命，使他自己成了中年丧妻的男人，使他两个未成年孩子成了幼年丧母的孩子，但他是幸福的，因为他是为了国家利益、集体利益而成了中年丧妻的男人，他两个孩子更是幸福的，因为他两个孩子的妈妈是为国家利益、集体利益而死的，死得其所、死得光荣，他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每一位村民学习的，他这种品德是我们每一位村民都应该具备的基本品德，他是我们每一位村民学习的榜样、效仿的典范！
　　我们每一位村民都要从他身上看到自己的不足，自己的差距，更要克服这种不足，缩小这种差距！
　　我们每一位村民都要时刻记住，我们的一切，包括我们的生命，都是是属于国家和集体的，我们要时刻准备为了国家和集体而牺牲自己的一切，包括我们的生命，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合格的社会主义村民，合格的社会主义农民，合格的社会主义良民，合格的社会主义公民！
　　我听到这篇报道里还有这样的话：
　　两个孩子虽然成了孤儿，但他们为他们的妈妈的死而骄傲，他们为他们的爸爸的选择而自豪，死有轻于鸿毛、重于泰山，他们相信他们的妈妈的死是值得的，他们的妈妈含笑九泉，他们将踏着他们的妈妈的足迹而在社会主义的阳光雨露下茁壮成长！
　　这个报道昼夜在高音喇叭里播送，有时甚至半夜里了，它也突然如雷贯耳地响起了，响得好像沟里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发生了。
　　一到收“农业税”的季节，高音喇叭里总是这样昼夜不停地播送领导讲话、重要的文件会议精神，间或插以寓教于乐的文艺节目，对村民们进行地毯式的轰炸。“农业税”越来越不好收了，突然出现了这个事情，让镇领导抓到了兴奋点，弄出了这个东西，对村民昼夜不停的地毯式轰炸也有了新内容，从来没有放弃过的国家和集体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包括生命的得失和牺牲宣传教育有了就在村民们眼皮子底下的生动事例。
　　不要提我每听到这个广播的心情了。
　　实际上，我早就是只要是广播就不能听、听不下去。如果在学校，一听到广播，我就要立即开始讲课或叫学生们大声朗读，用制造出来的声音盖过广播里的声音。如果在家里，一听到广播，我就要立即进屋子里去躺在床上把头严严实实实用被子蒙住。尽管这些做法只不过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罢了，根本不可能盖住那高音喇叭里的声音。熟习高音喇叭的中国人也都知道，高音喇叭的声音是没什么可以盖住的声音，在本来安静、少有噪音的乡村更是如此了。
　　对这个报道我也是如此。不管我愿不愿意，我也多少听出了是在宣传一个先进典型、模范人物，但是，这已经够让人受了，我不想知道更多了。可是，在完全不情愿的、完全被强加的听闻中，我终于听出了播送的内容和当初镇领导要我去做的那件事情有关。我不敢相信，当初镇领导在高音喇叭里通知我去如此这般我就不敢相信。于是，我尽力克制自己，耐心地听了一下，还站在一个广播下面去耐心地听，果然是那件事情，那件某村民为了把钱交“农业税”而使他得急病的妻子没有得到及时救治，他妻子因此命丧黄泉的事情，在这个广播中这个村民被说成了每个村民就应当且必须效仿的典范，每个村民都应当也必须学习的榜样，每个村民都应当也必须具有他具有的这种把“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看得比自己或自己的妻子、孩子的生命更重要，为了“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时刻准备牺牲自己或自己的妻子和孩子的生命的品格和精神……
　　是这样吗？我不敢相信。我接受不了这样的东西，我无能接受这样的东西。竟会有这样的事情，事情竟会公然到这种地步。但是，我看一村人，他们脸上都只有麻木，他们好像什么都听见了，又好像都没有听见。我向他们说这事，一是想看看他们听到没有，再是想看看我是不是听错了或是不是我听到的那样，还想看看他们对这样一个对他们昼夜不停的轰炸感想如何。他们没有人愿触及这个话题，反应都是那样的木然，不知道他们到底听见没有，也不知道他们是否听明白了你问他们的，他们最多漠然地说一句“是该向人家学习嘛”，也不知道他们所指是什么，说的是哪回事情。
　　我想村人们都不可能没有感想，都不应该没有感想，而且是震撼的。但是，最终，我只能面对自己的孤独。而自己的孤独就是我可能听错了，或没有听清楚，总之是我错了，是我有罪。孤独是可怕的，因为孤独就是自我怀疑。
　　一个事情明明摆在那里，大家都看见了，但是，大家都视而不见，有反应的只有你一个人，就像是只有你一个人看见了，于是，你就会自我怀疑，怀疑其实可能没那个事情，或那个事情不是你看见的那样，它是什么样不是从你看见的那个事情上去找，而是从大家看那个事情的那样子里去找。一个事情明明发生了，你看见得不可能更清楚了，但是，只有你一个人看见了，而且它在世界公布的普遍必然规律里找不到解释，于是，你就会自我怀疑，怀疑其实是你看错了，都是你的幻觉，你要么保持沉默，忘掉一切，要么去看精神病医生。
　　在这个事情上我也是这样。我忍受着煎熬，广播一响起来，听见好像又在宣传那件事、那个村民，脑子都要炸了，却又自我怀疑，心想可能是自己听错了，或诸如此类，反正是我自己的问题。
　　然而，有一天晚上，夜深了，正是一村人看完了电视或做完了夜活准备睡觉的那个时辰。我晚上一般睡得很晚，在灯下看书写作什么的。这时突然全村的高音喇叭响起了，如山倾海倒一下子压过来的又是那个报道，那个宣传。这回我听清了，完全听清了，想听不清也听不行了。选择在这个时候播送是有道理的，高音喇叭这时候传进人们耳朵里的声音会比白天高出好几倍、清晰好几倍，而且这时候村人们还都关了电视但还没有睡觉，没有几个人会听不到。
　　我突然觉得自己的写作是那样荒谬，那样苍白可笑，就算我是伟大天才，写的是伟大作品也是如此。没有天才，没有天才的作品，没有精神，没有精神的创造，只有语言的暴力，只有强权，强权和语言暴力就是真理，全部的真理。
　　我不能再在我这狭小的屋子里待下去了。没有屋子，狭小的屋子也没有，没有空间，狭小的空间也没有。我跑出屋外。可是，屋外听得更清楚，更明白，更一是一、二是二，灿烂的星空、清美温馨的夜景也一点不能淡化它，反而使它更刺耳，更让人难受了。
　　我又跑，跑上山，在山上可以一眼望到极远，望到天边，天宇那样广大浩瀚，群山的剪影那样优美，可是，这一切依然只不过是在火上浇油，毒上加毒，痛上添痛，因为那个高音喇叭里传出的声音，就是那个声音，在山顶上同样听得如雷暴、如飓风、如海啸、如天地崩摧、如世界末日。好像那个声音是整个宇宙发出的，是整个宇宙的所有一切同时发出的，整个宇宙就是那个声音，万事万物都是那个声音，只有那个声音，那个如雷暴、如飓风、如海啸、如天地崩摧、如世界末日的叫吼。
　　我只感到自己的存在是多么荒谬错误啊。我只感到自己身体里，特别是大脑里是多么痛啊。这是多么巨大又多么荒诞的痛啊。我忍受不了，就在石头上撞我脑袋。可是，这痛的荒谬就在于你只有撞破自己的脑袋才能缓解它，你必须因为它而撞碎自己的脑袋，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因为它而撞碎自己的脑袋，可是，你却不仅不能这样，你还不能让自己破个皮流点血什么的，你不能留下一点身体上痕迹，因为你为它撞碎了脑袋谁会理解啊，也许只有上帝能理解，可是上帝在那儿啊，你只有好死不如赖活着，而你只为它破了点皮，那又是多么矫情多么可笑啊，你还要给别人解释，而你怎么解释啊，如果你只是撞成了残废而没有撞死，那你就会被认定为疯子，要被强制弄去看精神医生，那就还不如死啊。
　　我不知道怎么办，但那个声音终于停下来了。终于停下来了。我感到就像虚脱一般，坐在那儿。要是能就这样坐着，一直坐着，坐到都成一块石头了，没有人动得了了多好啊。可我只是一个活人而已。坐一阵又起来漫无目的地游走。
　　我欲哭无泪，欲笑不得。是否应该有出路，出路又在哪里，在哪里。谁可能真正想象到那个村民和他的妻子、孩子的处境的荒诞和恐怖，但是，这处境也就是我的处境啊，完全是、绝对是，这不是因为我也不过一个村民，而是因为这世界有人的处境是这样荒诞和恐怖啊。这不是情感宣言，更不是矫情，而是真的、真的、真的啊。可是，我如何能为自己这个处境负责，怎样为自己这个处境负责。我什么也做不到，什么也没有做，唯活着，活着而已啊。如此的活着还不如死了，可是我又怎么能够去死，如此活着是失败的，但去死则是更大的失败啊。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