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道哀歌》向小舜

113、第 113 章

　　二十

　　有一天，妻子向我提出现在人都出去打工去了，家里剩下的都是老弱病残，每逢场，赶场的人没几个，她的生意一天不如一天，她想在镇上典个房子，她搬到镇上去住，不逢场的日子她也可开门做生意，看能不能叫生意好一点。
　　她还说，她不想回这个家了，不是不想看到我和我在一起，是不想回来看到我们家的房子又矮又孬，家里的摆设也没有一个像样的。她说她现在回来看到我们的房子这样，屋里的摆设也这样，她都感到就像在地狱里一样。她已经好多年没有说过我们家像狱一样了。她说我一定要说她这是庸俗，是虚荣心，是不理解我，但是，也请我要理解她，她确实是不想再在这样的房子里住下去了。她也不是要到哪里去，也不是要我给她修个好房子，家俱也换了，她知道我既没那能力也没那心思，她只是到镇上去好好做生意，家里的农活她也会回来做，不要我操心，星期天啦、假天啦，我就到她那里去。她还说我喜欢清静，她走了，我就更清静了，更可以看我那些书，写我那些东西了。
　　这是她第一次如此直白地说出她对我们的房子的感受，她实在不想在这样的房子里住下去了。没有必要怀疑，当初若不是我们家的房子她看上了，至少是她父母看上了，她不会嫁给我，而我也不像和她刚建立关系那阵子了，把她就因为看中了我们家的房子才嫁给我视为是对我的伤害，而是理解了。但是，十多年过去了，这房子还是原来那房子，只比原来更结实美观，她却无法接受它了，不能再住在里面了，这就是周围的环境变化你不变化、别人都进步你不进步的力量。
　　她还说了一个更有力的理由。好儿小学快毕业了，面临升中学。她到镇上住了，好儿就由她来管教了，不让她爷爷奶奶带了。她现在是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好儿身上了，但是，她爷爷奶奶是把好儿带不出来的，他们只会把好儿带成一个废物。从现在起，好儿的一切都由她来管。
　　她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我们的女儿身上了。“一切希望”。这对一个孩子来说是可怕的。我周围的多少人都是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的，为了孩子舍本拼命，我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认真考虑过孩子的未来，但是，看起来，我也必须得加入到这个为了孩子的未来而牺牲自己也牺牲孩子的战斗大军中。好儿由她爷爷奶奶带也许不是最理想的，但是由她管教就更是我不希望的了，她当然还不会为了好儿变成一个想考什么大学就能考上什么大学的“神童”而给好儿使用那种神药，因为用那神药要用一大笔钱，而我们没有钱，但是，我能够想象她一定会给好儿用另外种种“神药”，它们和她哥嫂给他们的女儿用的那神药将会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对我们的孩子这样做，在我看来是可怕的，太可怕了。当然，我也知道，好儿将来如果不考个好大学找个好工作，那也是可怕的，太可怕了。
　　不过，我同意了，同意她到镇上去住，也同意我们的女儿由她来管教。我没办法不同意。她已经是一个自认为失败的女人。一个男人觉得自己失败，那只是他觉得自己失败，而一个女人觉得自己失败，就是她觉得自己的男人是失败的。我无话可说。我知道她这一去镇上，实际上就是我们之间出现了不容忽视的裂隙了，要弥合这裂隙只有我修那种贴瓷砖的农村现代小楼房、让孩子上好学校名学校等等，这不是她有无法餍足的物质欲望，而是不要让她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可是，这是我做不到的。我知道她已经变得很脆弱了。
　　她就这样搬到镇上去住了。到镇上去住了，她也果真很少回来了，只在家里的农活需要她时才回来，还有就是回来到地里摘些蔬菜才回来。家里的农活不多，田地全交给别人去种了，种也不会有收益，赔钱的买卖就是种庄稼，所以不种了，只种些蔬菜自足。而且，仿佛她也有什么“原则”是她不能违背的，干活到多么晚了，哪怕天已经黑了，她也要回镇上去，不在家里过夜。包括我要过夫妻生活，她也会在让我过了后回到镇上去。我也不留她在家里过夜。已经有东西显然无法逆转了。她决不可能再回到那种在周围众多漂亮时新的小楼房的对比下显得那样又老又矮的旧式房子里了。
　　她决不在家里过夜，却要我每个周末都得在她那里度过，星期五放学后就要去，星期日下午回家。她在这方面是有专制倾向的，是不容分说的，她知道星期天对我很宝贵，过去她一般是不会让我牺牲星期天的，但现在，她对此提也不提了。我感觉得到她这里面那个很脆弱的东西，如果我不这样，就可能触动她这个脆弱的东西，不知会弄出什么后果。
　　不过，虽然周末都得在她那里度过成了我非此不可的义务，却不能说在她那里度周末不愉快。我们亲热，我们□□，竟然有了以前从未有过的高峰体验。想不到老夫老妻，仅因为换个地方啥的，就会如此全新的、深刻的极乐体验。她说：“我感觉到全身上下、里里外外都像是洗过了、换过了一样！”她不是个放浪的女人，连那种味道都不沾一点，她这么说就说的只是实情。而实际上，我也是这种感觉。
　　她搬到镇上住之后，做了一件对她来说重大的事情，介绍我跟给我们镇文化站长认识，这位文化站长就是当初卖凉粉、写了我拒绝写的那篇报道而成了我镇文化干部的那个人，现在，他还被封了个站长的官职。
　　后来，在她对我彻底地交底的那次谈话中，她对我说：“我介绍你和何忠丞认识，是想看人家能不能帮你一把，让你那些东西得到世人的承认，也不枉你写那么多年，写得那样辛苦。可是，你却笑我，还看不起人家何忠丞！”何忠丞就是上面所说的那个人，时任我们镇的文化站站长。实际上，我没有笑她，也没有看不起何忠丞。固然，如果说我和何忠丞都是写手，我不可能像他那样写作，不可能写他写的那些东西，他因为写了我拒绝写的那篇报道而被所有人都看得起了，我因拒绝写他写了的那篇报道而所有人都看不起我，但这不等于说我就看不起他。不过，对她来说，我不学人家那就是看不起人家了。在这时代，到底谁该看不起谁，我还是冷静的，有自知之明的。
　　住到镇上去了，她的生意没有变好一点，对好儿的那种管教方式我也只能暂时隐忍着，但她却融入到镇上特殊的一个群体之中了。这个群体是由镇上的大小店主、大小老板、企事业头目人物、国家干部和他们的家属组成的。这些人代表了我们镇政治、文化、经济方面的精英。这个镇子有那么大，是一方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在古代，这么大个镇子都会被称作一座城了，集中了我们镇政治、文化、经济方面的精英人物在情理之中。在过去，这个群体的人当然都是她个个熟识的，但是，也只是熟识而已，他们于她是另一个世界的人。现在，不同了，她住到镇上了，她就得是他们中间的一员了。我们成了任何群体的一员，那在一定程度上就像成了军队一卒一样，出队入列、稍息立正都得听“号令”了。
　　她得经常和他们打牌。但是，他们那牌打得“大”，就是说，以她那点可怜的收入，更不用说以她的丈夫那点可怜的收入了，是她赢不起的，更是她输不起的。他们经常吃酒，每吃酒都要把她们拉上，虽说多数吃酒都是有人买单的，自己只需两只肩膀抬着一张嘴就行了，可是，当人家完男办女、乔迁之喜、奶儿满月酒周岁酒、儿女考上了大学或重点校等等，请你吃酒你就还好意思拒绝吗？去吃这酒你又好意思不给别人份子钱吗？你给这份子钱好意思比平时在一起吃酒打牌的这哥那姐的给的少吗？而这样一来，以你那么少的收入，你承受得了吗？女人收入的多少就是她男人收入的多少，说她的收入可怜，主要说的就是我的收入可怜。以我们可怜的收入，无论如何也是承担不了她这些开销的。
　　当然，她可以不和这些人有这些交往，即使她住到镇上了也可以这样，她只需和人家划清界限就行了，这可能需要点脾气，但不是做不到。但是，融入这个群体，几乎就是她决定住到镇上去的一大动机，不管她自己是否明确意识到了自己这个动机。
　　这些人以前就经常来“招惹”她。她是闻名十乡八里的“一枝花”，她哥当过镇长，她当初嫁人那男的若不是“国家干部的儿子”她是不会嫁的，她看起来可是聪慧的、可不是一般的寻常女子，她可不是该受穷受累的命等等，都是他们来“招惹”她时摆出来的理由。是他们让她明白，孩子只有上名学校、重点校、贵族学校那才是在上学校，看看他们孩子，哪个不上的名校、重点校、贵族学校，哪还有在我们镇那个破学校上学校的；是他们让她看到，在这时代，真正当女人的那都是男人养着的，男人挣钱，女人用钱，女子三重四德、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是他们让她不得不面对，在今天这时代，男人不挣钱、挣不到钱、让老婆孩子过不上让人羡慕的体面生活，那就是无能、窝囊，就不配为男人，不配有女人，一个好女人、漂亮女人、拿自己当女人的女人，还跟着这样的男人，不管理由缘由原因是啥子，那都是可怜的、不值得的，一句话，是失败的女人和做女人的失败。她没有为自己辩解过，最多会岔开话题，她这样是明智的，因为，在他们面前，所有可能的辩解都是苍白的。
　　这些人并没有错，他们不过是包围她们的时代、社会、世界的洪流在她身边嬉戏的几朵浪花而已。他们的话语是整个时代的话语，他们的高唱低吟是整个世界和社会的轰鸣的回音。时代的声音、社会的声音、世界的声音、众人的声音、权威的声音，就会成为我们内心的声音，我们内心一种如神明般的绝对命令。对这个我太知道了，我正苦苦地、生不如死地和它较量着啊。所以，妻子被这群人所暗示、灌输、洗脑和催眠，继而被宰制，实在是不可幸免的，甚至于可以说，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还是妻子应该接受和顺从的。
　　在这些人对她的“招惹”里，还有一些人，有些还是有妇之夫，勾引她，有的要包养她，有的要和她结婚。所有这些当代男子汉、纯爷们儿都有一个相同的理由，那就是，在这时代，我这样的挣不到钱还不去挣钱的男人就不配为男人，不配有她这样好、这样不一般、这样漂亮的女人，他们实在不忍心看到她屈了、冤了、不值了。虽然她和他们中任何一个都不再可能像当初和那个自称有“铁饭碗”，可保她一辈子吃不完用不尽的人那样，弄出点什么来让别人谈论，但不能说这些人符合时代潮流的说法对她就没有一点影响。实际上，她决不可能和这些人之弄出点什么，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她的男人所有人都认为他是失败的，他也可能真的是那样失败的，但是，她已经认他为她的男人了，在这种情况下，她都不给他留点面子，那就是不给她自己留点面子。她就曾给我流露过这种想法。
　　后来，我想，在她住镇上那段时间里，妻子可能是最可怜的。几乎可以肯定，在她潜意识里，她已经相信她的婚姻是失败的、她男人是失败的，而一个女人婚姻的失败、她男人的失败就是她整个人的失败。这是经过十余年的磨合下来的最终的结论，最后的真相和事实。她无法挽回这个失败，因为她无法改变她男人。她面临的是要么就和这个男人绑在一起走向灭亡，而且是在天下人的嘲笑和鄙视中走向灭亡，灭亡的火焰凶烈，如果是在天下人的嘲笑和鄙视中，那就要凶烈十倍；要么就离开这个男人、离开这个家，另外选择自己的依靠、自己的归宿、自己的男人、自己的家。然而，所有这些都是她无法面对的，无力面对、不敢面对。
　　所以，她至少需要和所有人都认为他是失败的、现在她也认为他是失败的丈夫，还有原来的家保持距离，拉开一个口子。后来，在她向我说起她住到镇上后她融入他们、进入他们圈子的那群人时，她称他们为“高贵的人”，她甚至于说，“他们抬升了我的身份……”她去融入他们、进入他们的圈子，就有她在不破坏原来的格局的前提下，说明白点，不重组婚姻家庭、换男人换丈夫的前提下改变自己，提升自己的身份，也做个“高贵的人”，至少沾上点“高贵的人”的气息而不仅仅是个“卑贱的人”，以达到一种心理平衡，如今，她已经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没有这种心理平衡了。她至少需要这些“高贵的人”，就是说代表了时代所承认的成功的人们，对众人掌握了时代的话语权和价值、真理、意义的解释权的人们的认可和接纳。然而，她这样做怎么可能会不是打肿脸充胖子。他们的“高贵”，他们是时代的成功者和英雄，对众人掌握了时代的话语权，掌握了时代的价值、真理、意义的解释权，是以他们有钱为基础的，而她钱在哪里，钱从何来？真不知道这段时间，她和他们混在一起，天天要吃那酒，打那牌，囊中羞涩却从不找我要点，我也没有给她的，她的感受滋味如何，别人又是怎么看她的。
　　她就是这样认识了何忠丞，或者说和他熟了，都成了天天在一起打牌的牌友了。她见人家是个成功的文人，又是政府官员，于是就蒙生了那个主意。
　　何忠丞比她预期的要积极。何甚至于亲自上我家来了一趟，看我满屋子的书，堆积如山的草稿，堆成一座小山一样的、还没来得及清理的空香烟盒，嘘唏不已。他声称，他早知我的大名，我早年发表的那些作品他无不拜读和反复研究，他无比钦佩我，他一定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我。不过，他最终向我透露的是，他现在已经是地区文联会员，他想当上省作协会员，说是那有多少好处，但是他写不出来大一点的作品，他想和我合作。他的意思是，作品我提供，他帮助出版，署名则是我们两人。我当然想我的作品能够出版了，至于署名我无所谓。但是，我却没有现成的作品提供给他，可以提供给他也是这社会、这时代绝对不可能给我出版的。我只有新写一本，既是有一定水平的，又题旨和内容都不是那么尖锐的，也就是说，和通常所说的主流意识形态不相冲突，至少能被容忍。
　　从我坐在我的书桌前立志写作以来，这是我第一次为了一个写作本身之外的目的写作，有点像写老师的命题作文，也是第一次我得考虑使我的作品和主流意识形态不相冲突，至少能被它容忍。实际上，这就是和何的交换条件。当年，整个学生时代，我的写作能力都得到老师的肯定，甚至于被他们神话了，但是，让我遭受了最大不幸的就是作文。老师们总说我写的东西表明我是个写作天才，但我总是写不出老师要求我写出的东西，而老师又总是不放弃他们对我写的作文的要求，因为他们说这都是为了我好，是为了我能够考上大学，更为了我考上大学参加工作后能够安全、平安、顺利地走完我的人生，他们必须对我负责。为了我能够写出他们想我写出的那种东西，他们让我站了无数次端端，写了无数的检讨书，无数次被他们招到办公室个别谈话，这既荒废了我的功课，又使我身心破碎，直至彻底厌恶和憎恨他们所说的读书学习和考大学。没有想到，时间过去了这么多年，在我发誓只写自己想写的而不是外在他人强加的作品这么多年后，一切还是绕了回来，我还得写出那种符合外在强加的要求的东西，以改变我的命运，提升我的身份，得到世人的认可，就和学生时代写那种作文一模一样。
　　我同意了和何合作，写了一本新东西，为了尽可能不和何所说时下主流意识形态、主流文化相冲突，我写了我童年时代的一次惊心动魄，意义要么无限重大而深远、要么就是神经病，也刻骨铭心的经验和见证，童年的我初生牛犊不怕虎，不仅勇敢地去见证和经验了，还对这个经验和见证还进行了不能不说深入的研究和思考。初稿交给何审阅。何看了，对我说他才看了两页就感到扑面而来的大师气象，但是，他也得承认，总的说来他没看懂。其实，这时候，我已经不想把这部作品交给他出版了，它虽只是个初稿而已，但很显然，一部“真正的作品”的气象已经有了，我得遵循这种气象本身而最终把这一部“真正的作品”给揭示出来、挖掘出来，而这就不是能以我的意志为转移的了，我能肯定的只是这不知需要多少时日，而且等这个“真正的作品”出来了，它的种种特征使它仍可能只有在蒙着尘埃的废纸堆里孤独地呆着，乐观地说也是孤独地等待，不可能满足何的要求。
　　而且，我看何的老婆对何和我走得近，还要“合作”，是满脸的不高兴，这我能理解，看得出来，她一是怕花钱，二是像我这样的写作者，那和她丈夫可是两回事，我写的东西再“干净”都不定有什么，到时候因为这些“不干不净”的出了事，她丈夫怕也难脱干系，再说了，即使我的东西不会因为“不干不净”出事，也想必既卖不了钱，又得不到承认，中国是啥社会，这又都是啥时代了，像我这样的写作者写的东西能卖得了钱或得到承认吗？
　　对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的这些想法我凭什么不应该理解呢？我既然要写“真正的作品”，就得对这样的普通家庭妇女、普通人、普通家庭敬而远之，免得让人家警惕和担心。
　　和何的合作就这样不了了之。
　　妻子住到镇上了，我被妻子引荐给她所说的那些“高贵的人”，这些人大多我当然都认识，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人，只不过我不属于他们那个圈子，原本一辈子也不大可能和他们坐在一起喝酒，还要互相称兄道弟，但是，现在，周末到妻子这里来住，我不得不和他们坐在一起喝酒了，还互相称兄道弟。何中丞是这个所谓“高贵的人”的圈子里最活跃的分子之一，我就是这样和何熟识的，也可以说是妻子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让我和何熟识的。
　　虽然和何的合作不了了之，何却让我认识了几个文艺界的成功人士，有的还是名人和专家级别的。
　　何在城里已经有了住房，他有经济头脑，把住房的一半腾出来开了一个麻将馆，妻子为了我，来照顾何的生意。何的顶头上司，我县文化馆馆长，末来的县委宣传部部长的人选，常来何这里打麻将，妻子来照顾何的生意，目的就是为了让我和文化馆长认识，说是他或许可以帮上我的忙。在妻子和何的搓合下，我也和文化馆长认识了，他自我介绍他发迹的历史，他原是一个修理工的工人，因善于写作而步步高升，当上了文化馆长。他的代表作《就这样□□》，和时下正火爆的一部被称为用身体写作的美女作家的作品名字相同，却是一部散文随笔集，他说是送给我一本，却没有下文。
　　一天，妻子像是有多么紧急的事情地回来了，还有何同行，让我把学生放了，把我弄进了城。原来省上来了几个重量级的作家、诗人、评论家到我县采风，将和我县的文艺青年交流，何要我听听他们的演讲和发言，学习学习，对我有帮助，他找机会把我引荐给他们，这对我更是好事情。他说其中有一个知道我，还向我县的接待者们问起我。这有可能是真的，这个作家和我同在一本刊物的同一期上发表我们的处女作，而且我们还是家乡人，我们不是同一个县的人，两家住地相隔却不足百里。我们在同一刊物的同一期上发表我们的处女作，但他却是幸运儿，老早就是镇文化站站长了，享受国家待遇，更因为一部作品被改编拍摄成电影，电影获得了□□特别奖，这令他一飞冲天，成了省作协副主席，享受教授级待遇。
　　这部得国家级大奖的作品，写的是某村村民亲切敬畏地称之为“山锄爷”的村支部书记，一心为民，全心为国，典型的好干部好领导，受到一村人民群众的无限热爱和拥戴，但是，他却不与时俱进，观念陈旧，无视已进入法制时代，不尊重法律，藐视法律，对那不遵纪守法、蛮不讲理、横行霸道、拒交公粮的村民滥用权威，闹出了人命，叫一个课堂上认真听了老师讲我们是法制社会的小学生一个电话告了，警车进山，将“山锄爷”抓了，警车进山、“山锄爷”被抓轰动了全村，叫一村人不解、不相信，继而是对他们的“山锄爷”被抓的愤怒，发誓要找出出卖了“山锄爷”的人，更是对他们不得不送走的“山锄爷”十里相送，连人命就是出在他们家里的人也在送行的队列里，场面感人。
　　当时，看法制受到当局的炒作，我就想，肯定会有中国作家写出这样的作品，在作品中塑造一个一心为民、全心为国的村干部，只因为在工作中观念陈旧，不与时俱进而触犯了法律，法律无情，这位我们的好干部锒铛入狱，但是，村民们对这位触犯了法律的村干部却是含着热泪十里相送，三跪九拜，场面感人。想到这个，我还笑了。我读中外作品，读古典的、现代的、当代的，非常熟习这个时代很多中国作家的这种“敏感”和套路，尽管很多中国作家的作品我老早就不看了。但我没想到，这个作品却为和我同在一个刊物上发表处女作的一个作家写出来了，而且还因此成了大名。
　　何还让我认识了另一位大腕级的文人，这个人我们前边提到过，就是那个我县以千元千字的天价请来写我县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报告文学作家。据何称，我县不仅给价千元千字，还给他包了两个貌若天仙的小姐照料他写作期间的饮食起居，包括满足他那方面的需要。据何说，这个作家的成名是因为他的一篇关于某县长一心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先进事迹的报告文学作品受到某国家领导人的赞赏，号召全体干部向作品中报告的这位人民的好父母官学习。当然，这些都是何说的，是不是事实我也不知道，他只是把我领去见了一下这个人，他说他对我说的事情就是这个人的事情。
　　何把我领到这个人住的宾馆的房间里，在场的还有另外一位作家，我还和这个码的字竟能卖出千元千字、何和妻子都认为我应该向他学习的地方有很多的大人物聊了几句天，他看上去颇有文人雅士的气质，但是，当何不顾我的阻拦说我在明天的报告会上将以当地文艺青年的身份向写“山锄爷”的那位作家提几个问题，并批评他的作品有变相歌功颂德和粉饰太平之嫌，打着现实主义作品的名义却完全没有触及当今中国农村的现实，他突然一脸坏笑，一副流里流气的样子，让我疑心何所说的他的事情可能都是真的，还让我感到，在他眼中，得了国家级大奖的“山锄爷”的作者和作品也就那么回事。
　　这个作家写的那部歌颂我县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的作品两年前我就接触过了，是不得不接触，上级强行我们每个民办办学的教师一人一本、一本四十元的天价买这本书，不买不行，行也得行，不行也得行，当时，我竟是以制造出了一个巨大的超自然光体、人在这个光体内其影子会发生超自然的改变、这个超自然光体当然也可能只不过我是一个神经病的表现才勉强把这部作品和时任国家最高领导人所作的《五个讲话》的小册子拿在了手里。羊毛出在羊身上，这部作品不仅如此这般卖给我这种叫做民办教师的人，还每十人一本地卖给了每个村的村民，书款加在“农业税”里征收，我们村的村干部拉了两摩托车才把“卖”给我们村村民的拉了回来，拉回来堆在村部就再也没人提起，也没有人去找来翻一翻读一读。
　　我得承认，看着这个当时我付出那样的代价和痛苦才把他的作品拿在了手里的作家这时候就在我面前，我心情颇有点复杂，心想，也许这世界上人就两种，一种人写出这个作家写的那类作品并强行物不当值天价卖给后一种人，后一种人阅读和购买前一种人写的这类作品并不读不行、不买不行，事情就这么简单，这社会就这么简单，人就这么简单，就这么回事，所以，确有可能，我既然选择了写作这条路，所该写的就是写这个作家写的那类报告文学并在写作中有成群的美女照顾我的饮食起居，写“山锄爷”并得国家级大奖，要不然，就只不过是一个也只能是一个阅读并购买“山锄爷”的作者们的作品、不阅读不行、不购买不行的人而已，我写了这么多年，实在是什么也不是，什么也谈不上，和写作，尤其是写出我所谓的“真正的作品”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妻子、何忠丞，还有我周围的所有人，是真的所有人，他们总是要我学聪明一点，想清楚一点，其实他们所要给我说的也就是这个意思。妻子用心良苦，她相信我是活在真空里的，而现实只是现实不是真空，人是不可能活在真空里的，她想我通过我和这些现实具体的作家、文学家和诗人的接触而认识到现实到底是什么，现实的作家、文学家和诗人又是什么，尽快回到现实中来，不能再在我那真空里面待下去了。
　　不过，不管怎么样，我都不可能像这些作家们一样写作。
　　何忠丞自称不大看得懂我写的东西，他觉得里面包含有我个人的思想，他想我给他把我这些个人的思想讲一讲，这样，他读我的作品也许就不那么困难了。我不否认自己是有些个人的思想的，至少它们是个人的想法。我同意满足他的要求，就尽可能概括浅显地给他讲起来，但是，我还没有说到几句，他就叫道：
　　“妈哟，你这是唯心主义啊！”
　　他叫的声音不高，完全可以说是轻声叫出来的。但是，我感到他在这么叫时他骨子里都是凉的，他因为听出我的思想有唯心主义嫌疑而骨子里都凉了。自此，他不再听下去了，我也不再讲了，他对我的思想的了解自此结束，之后两人再也没有提起。
　　我这一生，在我身边和周围的人身上，不知多少次遇到过类似的情形。我老弟，一位中学教师，当我读到了特别激动人心又比较浅显易懂的书，我偶尔会向他推荐，也为他的生活可以多一点内容，多一份色彩，他不是很热情，但也听我的拿了两三本书去，尽管看了几年也没看完。有一回，我读到了一本书，它是正式出版物，但它在书店里是买不到的，在上地摊卖的，可是，我读了却觉得它的内容和思想相当不错，很真实、很严肃、很深刻、很独到、很高级，尽管缺点是有的，比方说，在理论阐述时喜欢用感情色彩强烈甚至于带有攻击性的用语，如我们熟习的“居心叵测”、“用心何其毒也”之类，但瑕不掩瑜，的确值得一读。这天，老弟来我家了，他热情洋溢地向他推荐它。可是，他的手却从这本书上面飘过去了，是的，是飘过，他因为不想驳我的面子，也因为好奇而想拿起它翻看一下，但是，因为一种恐惧他的手甚至于没能接触到这本书就过去了，也再不回来了，在他的手从书上面飘过过去的时候，我如此感觉到，他简直是怕这本书里携带有恐怖分子夹带的炭疽菌。言者无罪，我又不是三岁小孩，有什么读物、什么文字是我没有权利看的呢？可是，他就这样关上了他可能了解某种全新的东西，看到眼前展开一个全新世界的大门。
　　在我于电脑前修改这段文字的不久前，这已是我不在老家教那穷书出来闯荡的第三个年头了，我专程到北京买书，住在朋友程家里。到北京买书，是我多年的梦想。程现如今他发了，在北京这样的蚁族、蜗居者数以百万计的城市有两套住房，价值数百万元，还有豪车，老婆也换成年轻貌美的了，他对自己的成功颇为自得。他想把他北京的一套住房卖出去，但始终犹豫不决。他认为国家高级领导的言论和动向绝对关系到房价的起落，所以，他特别关心国家高级领导人的一切动向，每个电视新闻都必看。我住在他家里的这几天的某天，他不知从哪儿听说了不久将为国家高级领导人的XXX不是生病住院了就是遇刺受伤了。他相信如果这消息属实，将使房价大受影响。国家领导人生病住院这类消息，更不用说他们遇刺受伤这类消息，就像那许许多多消息一样，在一般所谓的正常渠道的新闻里是看不到的。我建议他在网上查一查看。他竟不敢用家里的电脑上网查，要到网吧里去。这让我非常吃惊，想不到他都一把年纪了，经历那么多了，还事业有成，可算人们所说的“成功人士”了，却还有这种小孩子般的恐惧，让人感到他外在一切都是二十一世纪最先进的东西，灵魂却还生活在中世纪的黑暗里。但他不容我和他争论，我只好陪他到网吧里去查。在网吧里，我操作，他坐在一边看，可是，仅在我输入“XXX生病住院或遇刺”等字样点开还没有看几条的时候，他却突然要我退出关机走人，他还说“快点快点快点，再不走说不定我们两个都要被抓起来了！”我说看你这人，在网吧里查也害怕，他说在网吧里他们也能发现和找得到。我又说，你真该想想，我查我的，关他们的什么事，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查这种事情呢，这是我们的权利，基本权利，他说他们哪会管你权利不权利。我实在无法理解，还想和他争辩，可他已经替我点了退出关机并拉上我走人了，走了出来还说：“刚才还真有点把我吓到了！”他刚才是真被吓到了，可能骨子里都凉了，感觉到身后突然张开了怒神般的眼睛，他才发现神明一直在他身后看着他，可没有打瞌睡。
　　还有我哥哥。有一天，我和他出去散步，走一个书摊经过，看见新出的一本阐释老子《道德经》的书，虽然我看过的绝大多数阐释《道德经》的书都非常平庸，但我总是想看到有独到深刻的阐释作品的出现，所以，看到又有新的阐释作品，我都会拿过来翻一翻、看一看。哥哥一看书上诺大的三个字，“道德经”，无法形容其鄙视、厌恶、轻蔑地说了声：“这些X东西！唉！”他知道有《道德经》这本书，更知道有老子其人。我了解他，知道他厌恶、轻蔑这些东西，是因为他一方面相信这些东西都是骗人的，都是糟粕，即使有那么点精华，也被他中学时代学习的哲学思想完全包含了，中学时代所学的那点号称哲学的东西反复强调的也是这个意思——除了它以外全人类古往今来的哲学主要的都是糟粕，腐朽反动的东西，当然它们不是没有精华，但这些精华全都被它吸收并发扬光大了；一方面是他恐惧，骨子里相信接触这些东西只可能给人带来不幸和灾难，对这些东西离得越远越好。事实上，对于所有的不同于那在他还只不过是个中学生时就如钉入木般地打在他脑海里的那些“思想”之外的思想，他都是这种态度，他相信他是绝对不会错的，他比上面提到的何忠丞、我老弟、我朋友更不可能突破那在他还是孩子时就灌输进他的脑海、如钉入木般钉在那里的“思想”铁幕，即使他仇恨和蔑视这个铁幕也是这样。
　　其实，面对如此的哥哥、老弟和我朋友们，面对我说出的思想有唯心主义嫌疑竟骨子里都凉了的何忠丞，就可以说我写作，不为别的，就为了当我有自己的想法的时候，哪怕我有一整套我自己探索思考出来的一般所谓哲学观、宇宙观、人生观、价值观并且我还把它表达出来的时候，当我接触一种全新的观点和思想的时候，我没有他身上如此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的恐惧和抗拒。拿我和哥哥、我老弟、朋友程、何忠丞他们对比，我这么多年的努力付出看起来并不是等于零。我感觉到这就是我的全部成绩了，并且从心里感觉到有这个成就，我多少努力和付出都是值的。
　　然而，虽然可以说我牺牲我的人生就为了有这种“进步”，我是“进步”了，却也只可能让妻子的一片苦心尽付东流。和何忠丞的合作不了了之，结识了据说可以帮我一把、提携我一下的文化界的“腕”，也只不过是和他们有谋面之缘而已，再无下文，我也不关心有无下文。我一开始就知道事情是这样，我不过是要安慰一下妻子的心，演演戏、装装样子而已。不过，又怎么不能说妻子也知道事情的结果会是怎样，她只不过是需要这样的自欺欺人，尽管她有理由以“对我一片苦心，你还笑我，还看不起人家黄忠丞”为由埋怨我。
　　这事情过去了，日子恢复成原样子，尽管我应该感觉到，有些东西已经不可能再恢复成原样子了。也许可以说，如果说妻子对我原还抱着一些幻想，在妻子找来的文化界的“腕”都没能把我“扶”起来之后，她就不再对我有这种幻想了，只是她仍严格遵守着绝不回家住、我在周末却必须到她那里去住的原则。至于对“高贵的人”的圈子，她不像原来那样热乎了，能推掉他们的会宴就推掉，因为她没有和他们过分亲密无间的本钱，只是她依然是，也不得不是和需要是他们中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