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道哀歌》向小舜

101、第 101 章

　　八

　　其实，砸烂自己的渴望从来就盘桓在心头，挥之不去。其实，我蔑视自己，不满意自己，只觉得自己所需要的就是被破坏、被毁坏、被砸烂，甚至于被完全、彻底、干净消灭，成为完全的零于和虚无。这不可思议，但我自己知道自己就是这样的，知道自己内心深处总有这个渴望，但是，理性，还有种种东西，包括不是软弱那就是坚强，使我并没有真正这么做，只是在有限的程度上做到了。
　　也只有我自己知道，如没有考上大学，不珍惜机会等等，都有这种破坏自己、砸烂自己、把自己“碾”成粉末和虚无的内在如受诅咒般的冲动在作怪。其实，在我周围的人看来，我已经算得上饱受非议和嘲笑了，也饱受歧视和贫穷这样的东西了，已经早就该承认自己是失败的和注定失败的，但是，好像我和这些东西始终还隔着什么，我觉得我并不真的知道饱受这些东西的滋味，而我难道不应该知道吗？这些东西不存在吗？不真实吗？在那最深处，似乎总有那样一个声音在低声地说：难道它们不真实吗？你不应该知道它们吗？你有理由不经验它们吗？这个世界有和有过，也将有的这些东西的超乎想象的极致形态，你没有经验它们，你就还亏欠这个世界，就不管你经历到了什么也不能算是有了经历，除非你经历了所有这些极致的形态。这种奇怪的、病态的亏欠感常常涌上心头。
　　这几年，不管有多少这样那样的事情，因为当这民办办学老师，我的收入是较稳定的，这也让我有时候生出生活很美好、阳光很灿烂、世界很祥和的感觉来，还感到家庭也和谐，妻子也可意，我有一个相对安全、安宁、可爱的个人小世界、小天地。但是，唯其如此，这并不让我感到安心和可靠。感到一切都是沙做的，一切都在流沙般地沉陷和消失。这种沉陷和消失前的存在很美好，但我应该就只这样存在吗？我就仅仅是也应该仅仅是一种沉陷和消失前的一种还算美好的存在吗？
　　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不是自己从事的教书这门职业，也不是妻子和孩子，而是看书和写作。为了看书和写作，我几乎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看书、写作，还有家，妻子和孩子，让我觉得它们构成了一个“蛋”状的空间，在这个空间内才有世界、有空间、有空气、有生活、有自由，而在它外面则是一个处处烈火熊熊的世界。我觉得自己就好像是鱼，而全世界也只有这么个“蛋”状的小小的空间里才有水，其他的地方都是一片干涸的荒原。我离开这个“蛋”到外面去，特别是去参加教师会什么的，一定要取出“自己”，也只有我自己知道这样做可以达到什么程度，到了那程度又是多么残忍和危险，这么残忍和危险我还这么做，就因为我不觉得在这个“蛋”外边我还能够呼吸，为了能够在空气极为稀薄甚至于完全没有空气的地方活着，我只有对自己采取一些非常而极端的措施。
　　但是，我并不感到这个“蛋”的安全可靠，时时都感到它的危险，它的易脆，甚至于它的虚妄。它也许是一个硕大无朋的“蛋”，但也就是一个“蛋”而已，干涸、野火、各种各样的野兽都可以使它破碎，使它完蛋。它让我多少有了当年在那两个醉心于她们玩耍的小女孩身上看到的那个世界，而不是被拒之于这样的世界之外，但是，那两个女孩没有这种感觉，我这种感觉却时时对我如影相随：它也就像那两个小女孩的那个世界那样易脆，就那么一两块不大不小的的“石头”就可以使它破裂了。这使我经常都在想，既然它就这样，为什么我就不应该在它破碎前我自己让它破碎呢？
　　我不是全部，也大部分都为了看书和写作。写作是我在一个流沙世界里拼命抓住的一根救命的稻草，尽管内心时时都有声音在说它也并不可靠。
　　而我的写作本身也一样包含着破坏，而且就是破坏我自己。我不能做到更好了，我也不能去走那真正破坏自己的道路，所以，只有这样了，只有写作了。
　　我知道自己写出的东西终将可能只是一堆废纸，所能给出也只是我一生失败和穷困潦倒的证明。但是，没有什么比我这样的读书和写作更艰难更痛苦了。妻子都同情地说，我这是在走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对于她，二万五千里长征是她能够想象出来的最艰难痛苦的事情了。
　　这种艰难痛苦主要的不是来自于技术方面的，尽管我底子很薄，说是中学毕业，在学校成绩还很好，闻全县的中学，在写作中我才发现其实完全可以说也就一个小学文化水平，一切都要从零学起。
　　在若干次又若二干次的经验中，我见证了自己内在有两个“上帝”，这是两个互相水火不容的“上帝”，都要争夺对我的灵魂的统治权。我的写作的艰难来自于这两个“上帝”之间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也可以说，阅读和写作本身就是挑激这两个“上帝”，使它们之间进行这种斗争，看鹿死谁手，看有什么结果。
　　这不是为了好玩，不是没事找事，尽管我相信多数人都会说这就是没事找事，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而是我自己需要两个“上帝”的斗争必然会使我遭受到的那种破坏。我不满意自己，不满意自己的灵魂。我必须这种破坏，别人没有这种破坏都能够活得很好，或许他们正因为不进行这种破坏才活得那样好，可是，我却不能不有这种破坏。
　　为了叙述方便，这两个“上帝”我把它命名为甲“上帝”和乙“上帝”。
　　对于它们我已经有那样多的经验，所以，对甲“上帝”，我老早就已经把它称之为“亿万群众怒不可遏的呐喊”或“全天下人的审判”。根据那一次又一次的经验看来，它统治着我的大脑皮层，统治着我的大脑皮层的就是它。也可以说，它统治着我的灵魂，统治着我整个人，但它发布命令和对我进行审判的声音让我感觉到来自大脑皮层。它这种表现我们在前文已写到过多次了。
　　那让我听到了自己的饭碗被“咣啷”一声砸碎了的节日大庆祝大游行的那天，妻子代我去参加游行去了，沟里人也都去看游行去了，我向沟外跑去，我因为自己的饭碗注定会被砸掉而身上都抖了，冷汗在冒出来了。实际上，我发抖、冒冷汗，还不仅仅因为我的饭碗已注定将被砸掉。还因为我体验到了一种巨大的、彻底的、完全的、绝对的倒错和空虚，对于这种倒错和空虚，完全可以说它是人生根基和意义巨大的、彻底的、完全的、绝对的失落和空虚。
　　这个根基和意义，只有我参加了所有那些正当学习，特别是那为期一整个暑假学习最高领袖的“五个讲话”的政治学习、写了所有那些领导要我写的自我检查自我批评的材料哪怕只是走走过场地写了、参加了这次节日游行而不是只是让妻子代我去等等，我才拥有它，也许它不是全部，但是，没有它，其他的意义、其他的一切就无从立足，它是根本，是一切意义的前提，一切意义的意义，就完全如“五个讲话”被倾其国力所宣传的那样，这个根基和意义就是我的“五个讲话”，而我没有能够拥有它，我就没有一切意义，就失去了一切意义，就只有意义的彻底的、完全的、绝对的空虚和根基彻底的、完全的、绝对的失落。
　　对于我突然感觉到的这个东西我无法言表。我只能说我没有参加那样的政治学习，没有写那样的自我检查和自我批评的材料，没有去参加那个游行，行走在那个游行队伍中，高呼来自于“五个讲话”里的口号，我一生有太多这样的“没有”，都到了这把年纪，有了老婆孩子，仍然是这样的“没有”，我的人生就是完全的、彻底的、绝对的空虚，就是巨大的倒错和恐怖。
　　是哪个“上帝”审判才让我感觉到这个空虚和恐怖，才让我这样发抖，就是甲“上帝”。它一定会有的是时候让“五个讲话”那样的东西，让那样的游行和政治学习对我具有神明和圣言般的辉煌、威严、崇高和恐怖。这种恐怖对于人，往往是他一经感觉到就会对他有压倒性的力量，而且恰恰是那些企图反抗它的人才会感觉到它的这种力量。砸了我民办办学的饭碗的到底是那些县官不如现管的领导们呢，还是我自己？如果是我自己，我因为感觉到了这种恐怖而只不过是砸了自己的饭碗，那实在是太轻了。因为这种恐怖，这个甲“上帝”所“要”的就是我砸烂自己，更在宣称我不配这样的工作，我不配任何工作，我不配在这个世界上拥有任何工作，特别是现在我所从事的这个工作。甲“上帝”虽然只是我内心的东西，但它对我就有这样的力量。
　　我为什么要写作？妻子，还有我的朋友和其他人，都说我写作是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但也是不会有结果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毫无意义的、自己毁自己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我为什么会用上自己的一生，至少是自己一生的黄金岁月，不去追求我周围的人都在追求的那种幸福美好生活，来进行这样一场可能真的不会有结果只会使我饿死、累死和被人们笑死在半途的一个人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为成名成家。我不能否认有这些因素，至少我有这些幻想。特别是，看起来我所有的路都不通了，都被堵死了，但是，想想自己就要一辈子是个农民，就感到恐怖。这也使我想要通过写作改变自己的命运和身份。
　　不过，我也不能弄明白的是，我不仅想想自己是个农民就会感恐怖，而且想想自己是这个世界的任何一种人，包括是个人们所说的“作家”，是这个世界的上等人，我也都会感到恐怖。我写作是为抓住一种无形的、幽灵般的、无法言说的东西，使我不至于掉到那种绝对虚空中去。不是掉到不幸、穷困、无身份无地位等中去，至少不只是，而是掉到那种无法言说的、无法指示的绝对虚空中去。
　　我写作的真正的原因是我无法对谁讲和讲明白的。写作不是我能够选择的。关心我的人都劝我，既然我非写不可，那为什么不凭我的才能写出能够让我成名成家的东西，先成名成家了，吃饭问题解决了，再写那些我觉得非写不可的东西，有什么不好？我不是老早就开始在发表作品吗，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就不见我再发表作品呢？难道非要在贫困、被世人看不起、受歧视、甚至于受迫害中里面才能写作吗？看多少作家，写作对他们多么轻松，他们赚了多少钱，名和利都有了，好作品也有了，我为什么就不能向他们学学呢？
　　可是，实际上，写什么，怎么写，在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下才写作，都同样是我无法选择的。它使我只可能展露点才华发表点东西就再也不可能发表什么了，却会让我用一生的时间写下去，把一生“吊”死在写作上头。
　　当年，我把那两块石头向那两个女孩的头上推去。虽然可以肯定我没有使她们两个或一个丧失性命，但当时的我也是抱着实实在在的用那两块石头砸死她们或她们一个的动机。在高度冷静、冷漠、精确地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在做了这件事情享受那无法言喻的平静、认同、归宿感和满足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自己会突然遭遇对自己这次罪恶的醒悟和忏悔，而且它的力量是那样巨大，它是那样辉煌和恐怖。
　　我那些天每时每刻都感觉到愉快、美好、平静、幸福，这是我几乎从懂事那天起就没有感觉过的，是真的没有感觉过的，一直就是只感觉到自己在世界之外、人类社会之外的虚空和寒冷把自己吊在那么一块石头上，随时都可能手就松了或所的吊的石头脱落了，我就掉入脚下的万丈深渊了，掉入这个深渊就是掉入地狱，只有掉入这个深渊才是掉入地狱。
　　但是，突然之间，之前一点儿征兆也没有，我就看到自己正在飞速下坠，在那个一直就在我身下的深渊和地狱中飞速下坠。原来，我以为自己终于结束了在世界之外和人类社会之外的日子进入到世界和人类社会之中，成了世界和人类社会的合格的一员了，而且这是通过我把那两块石头向那两个小女孩身上推下去实现的，但实际上，正是我向那两个小女孩推下去两块石头，而且我本意是要砸死她们、取她们性命的行为，才是我松手了和那块一直支撑着我的石头脱落了，我不仅没有进入到世界和人类社中去，而是在深渊和地狱中飞速下坠，不仅再也不可能有进入世界和人类社会的希望了，而且，一直这样掉下去、掉到深渊的底里和地狱的深处是不可避免的。我感觉到的恐怖是无法言喻的。事实仅仅是，即使在那块石头上于虚空和寒冷中吊一千年、一万年，也没有比这样下坠的一秒钟可怕。
　　就在我感到这种可怕而不知该怎么办的时候，我身边如突然出现了无数天使，我被她们从半空中接住了不再下坠了一般出现了无法言喻其力量、壮丽、辉煌的景观，实际上它就是无数天使突然降临从半空中接住了我，使我不再下坠，只不过，她们同时又向我以也只有上帝的使者才可能那样清楚和不可抗拒地命令道：你，用一生的时间赎罪！
　　当然，所谓天使，不管它何其壮丽，都只不过是一种幻觉而已，我也很清楚它们是幻觉而已，我任何时候都很清楚它们是幻觉而已。似乎可以说，既然，我知道它们幻觉而已，那为什么还会感觉到它们有那样的力量，是那样的权威，它们不但向我发布命令，而且还只能把这样的命令形容为天使的命令、上帝的命令？对此，我只能简单地说，是的，它们不过是幻觉，但是，如果我仅仅把它们当成幻觉而已的东西，它们也就不会对我显现了，也就是说，我根本就不会产生这样的幻觉。说它们不过是幻觉，产生这个幻觉的人还知道它们是幻觉，幻觉而已，却为什么还会（愚蠢）地把它们当成所谓天使或上帝呢？这样的问题只可能被没有产生过这样幻觉的人提出来。
　　这个命令是我不可能违背的，是我不可能不执行的，哪怕是我因此而毁掉自己的一生，牺牲自己的一切，不这样，天使就会撤走，我就又会开始那种下坠，而且只有这样，我也才真在世界、真在人类社会，没有也不可能有其他任何途径使我能够真在世界和人间存在。
　　在天使向我发出命令时，我还感到我的手被告天使捉住了，是要我用手做什么。并不是上帝就要我通过写作来赎罪，但是，几乎就是在这一瞬间，我决定写作，就是那样非他样的写作来赎我的罪。
　　所以，虽然我周围的人们劝我的都是在理的，甚至于是至理和真理，但是，我的写作不是我能够主宰和操纵的，我是被绑架的，写作仅仅是我被绑架的证明、毫无自由的证明、被终身奴役和监禁的证明。如果他们说，我难道不是为了我所谓的“自由”和“解放”才写作和这样写作的吗？结果怎么成了这样？对这个问题就是我无法回答的了。
　　像这类我形容为“上帝的启示”、“天使”的东西，就是乙“上帝”。
　　乙“上帝”总是以强烈、光明，甚至于很恐怖的可见的幻象的形式出现，甲“上帝”则不是如此，一般表现为我大脑皮层发出的声音，是亿万之众，不是其他什么亿万之众，就是全天下人在我的脑皮层里呐喊，就好像全天下人既在外面，也在我的大脑皮层里面似的。不过，甲“上帝”也有一次以可见的幻象的形式出现过。
　　这件事还和张权有关。张权在那次针对“钉子户”和“难缠户”的专项斗争运动之后的年底，在高调地、呐喊着吆喝着送他女儿出去当“鸡#婆”之前，还有过一次和他历年来的作为相似的一次“表演”。
　　这一年，村里人比哪一年的日子都不好过，对“钉子户”和“难缠户”的斗争运动过去了，对他们大收“农业税”运动就开始了，除了所有人等都不得拖欠一分钱的“农业税”，所有人都得在限期内将自己所欠“农业税”全额缴清外，还得在限期内将分摊给他们的“钉子户”和“难缠户”所欠“农业税”缴清，当初，就是因为镇干部在会上宣布要将“钉子户”和“难缠户”历年来所欠“农业税”分摊给一村人引发了村人的强烈不满，差点将镇干部打了，才引发了一场针对“钉子户”和“难缠户”的专项斗争运动。在这种情况下，村人们又成了火药桶，张权却似乎看准了他们，再一次以他的方式挑激他们。
　　本来到了年底杀一头猪过年，俗称“杀年猪”是我们这里的习俗，从结束吃大锅饭以来，我们村人相对从前那是的确富裕了，不是每户人家也是大多数人家每年都能够杀上年猪，但这一年，到了年底，村人都没有人杀年猪，猪都卖了缴了“农业税”了，看一村人都没的年猪杀，就有少数几家人能够杀得起年猪的也不敢杀猪或不好意思杀猪了，也声称自己今年也是个杀不起年猪的。但张权除外。他喂了一头猪，是他在运动后卖了口粮买的，才喂了几几个月，比他历年来喂的被人们讥为“只有耗子大”的猪还要小，但他却宣称要大张旗鼓、轰轰烈烈地杀年猪，让一村人看看，一村的良民、顺民都杀不起年猪，就他这个“钉子户”和“难缠户”的典型才是杀得起年猪过年吃得起肉的。他卖了口粮买这头猪就是为了能有年猪杀，能有年猪杀就是为了杀给一村人看。这事传出来，一村人都激愤了。
　　一村人相约并放出话，张权只要胆敢杀年猪，村里人就要在他杀年猪那一天组织起来上他家去，他敢杀，他们就敢给他抢了，当场给他分了，摊摊给他砸了，他敢动手打人，他们就也动手打人，以牙还牙，以血还血，不怕被张权打死，更不怕把他张权打死，法不治众，先把摊子搞烂了、人打摆起了再说。
　　没有想到，张权不惧人们放出的狠话，到了日子，竟真的大张旗鼓、轰轰烈烈地杀起年猪来了。突然一群人在社长的带领下，手里还操着家伙什，上我家来了，说，张权今天杀年猪，我得操上家伙和他们一起去张权家，只要他敢杀猪，我们就把肉给他抢了，当场分了，他敢动手打人，我们就动手打人。
　　这事情让我太吃惊了。我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搞，张权杀年猪是张权的权利，你们这样去搞是侵犯人权，更是在犯法，还说张权有什么过什么错，你们为什么总是和他过不去，把账都算在他头上。
　　他们讥我说的这些都是纸上谈兵，我不懂中国国情，中国就还不到讲人权和法制的时候，还说他们不找张权找谁，难道他们去找村上、镇上、县上不成，你张小禹厉害，啥都懂，那你张小禹这些年又搞出了些啥子，为啥子不去找镇上、县上，找省上，就只晓得纸上谈兵，又看你张小禹真去找镇上、县上、省上，会不会给弄成个第二张权，到时候你张小禹看有啥子办法给自己讨个公道。
　　他们说，你不要说你那些了，你今天要跟我们走也得跟我们走，不跟我们走也得跟我们走，操上你的家伙，哪怕你只是跟我们去看热闹，动手的时候是我们，你也得去，这是大家的决定，一村人的决定，每一家人至少得去一个，还得是那当家的，所以，我们今天不是来请你的，也不是来和你商量的，就是来叫你和我们一起出发的，不出发也得出发，要出发也得出发，说出发就出发！
　　看他们的样子，虽都是平日里和和气气的乡亲，却没有一个像是开玩笑的，而且还杀气腾腾的，让人感到他们已经红眼了，已经疯了，真的是群情激愤了。最后，还是妻子出来给我解了围，她操上家伙跟他们去了。他们还说这是给我的面子，一村人有男人在家的就我去的是女人。临走时，我一再吩咐妻子，千万不可真动手，千万不可做犯法的事情，什么是犯法的事情我平时也给她讲了很多了，而真做了犯法的事情，弄出了后果，到时候是谁也救不了她的。
　　他们走了，我关起门来，准备又以睡上一觉来过完今天，但是，我不能心安，想到他们这一去，真弄出事情来了，把张权打了，或他们被张权打了，那真是莫大的悲哀，不论是他们还是张权，哪一方受到了伤害都是莫大的悲哀，受到的这种伤害越大，悲哀就越大，他们还声称今天还不怕搞出人命，如果真搞出了人命，那悲哀就变成无穷大了，而看起来，他们今天还真有可能搞出事情来。
　　我这种不安变成了焦灼，变成了我又听到那种责任的深远、强劲、有力的呼唤，而且我又看到了幻象，一个无法言喻其光明、庄严、神圣，我只能说它是天使或上帝的命令的光体竖立在我的床前，它命令我，赶紧到那现场去，无论如何，哪怕是被他们围殴，被他们打伤甚至于打死，也要阻止他们，不能让那种人们打伤甚至于打死张权的事情发生，也不能让那种张权打伤甚至于打死人们的事情发生，这是我身为我、身为一个人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个光体是无言的，但它也无须说什么，它本身就是这个命令，不然，它根本就不会出现。
　　这个命令逼视着我，那种责任感的呼唤如火一样烧着我的全身。但是，就和几乎每一次都会出现的情形一样，我又听到我大脑皮层里那种“亿万之众”发出的声音。而且，我还看到了这种声音变成了可见的形象出现在我眼前了，就是说，我看见了它们的幻象，是真看见了。它们有如我的大脑皮层发生了爆炸而它们是被爆出来的，有好几个，都是人的形状，黑色的，有些像鬼魂，一个高高地坐在我的书架的书上，一个坐在我的书桌上，一个坐在我那把椅子上，全都是是一副轻松的、游戏的、甚至于流里流气的样子，有的还架着二郎腿悠闲地晃着。人见这种幻象的事情我只在文学作品读到过，而且这些作品都声称是作者的虚构，只是一种艺术手法而已。我没想到自己竟然见到了只在文学作品的虚构情节中才出现的事情。但我对此并不吃惊，而是默然接受，静听它们的声音。我也不能不如此，不然，它们也不会以幻象的形式出现。
　　我还看到这几个幻象就是能够代表全天下人、“亿万之众”的声音的东西，就是全天下人、“亿万之众”的一种综合。
　　这一次，这几个幻象，没有对我如雷霆万钧地叫吼，而是你一言我一语的给我讲道理，指出什么才真理，尽管它们给我讲这些的目的还是一样的，那就是要我对今天人们去向张权发难、有的人可能被打伤甚至于打死的事情置若罔闻，不管怎么样也不能听从那个庄严、崇高、光明的光体向我发出的那种命令，哪怕是最微小意义上听从都是不能的、不该的、无意义的，没有什么是犯罪，听从那样的命令就是犯罪，没有什么是可悲的，听从那样的命令就是可悲，没有什么是可耻的，听从那样的命令就是可耻，没有什么是可笑的，听从那样的命令就是可笑的，没有什么是可怜的，听从那样的命令就是可怜的……
　　它们所说的不仅是我都能清楚地听见的，而且很多是我能够把它们说的翻译成汉语的。它们说的翻译成汉语大概就是如下这些意思：
　　“中国有中国的国情，还不到讲人权、法制、给像农民那样的人权和法制的时候。”
　　“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牛奶会有的，面包也会有的，一切理想都是会实现的。你一个小老百姓，瞎操什么心，只管听老婆的话，跟着走就得了。”
　　“物质决定精神，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只有物质极大丰富的情况下才可能有实现高级需求的需要，你现在还是一个穷农民，你有什么资格、什么权利对像张权或你们村里人那样的人同情，甚至于还有正义感呢？”
　　“人，食色性也。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就是一种蛋白质的合成物而已。人就是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战争，就是适者生存，弱肉强食。所以，人哪还可能为今天张权或某个村人会被打死打伤的事情操心，甚至于还要去阻止他们以尽什么责任？”
　　……
　　它们你一言我一语，七嘴八舌，并不暴戾，倒见温和，和那个崇高、无言庄严的光体形成强烈的对照。可是，随着这些声音的发出，我的大脑里的血管，也可能是神经元，就跳动得越厉害，那可不是一般的跳动，而是显然在被两股力量拉扯，欲将我大脑里的血管或神经元拉断的跳动。那个光体愈来愈明亮，也愈来愈庄严和崇高，那个命令也愈来愈显得强劲有力，非要我去执行不可，那几个世间人的灵魂一般的幻象发出的那种声音，讲出的那些道理也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更见是我不可抗拒、人人都不可抗拒的真理一般，而愈是如此，我大脑里的血管或神经元就越见那种跳动，越痛得如刀割似的。很显然，我愈是不去执行那个光体发出的命令，光体就会愈见明亮，让我感到它的命令的力量、真实和神圣，我必须去执行它，而光体愈是如此，那几个代表我脑子里的“全天下人”的幻象发出的声音也就愈加有力，愈使我动弹不得，只能在那种大脑皮层有如被钝刀割似的疼痛里呻吟。
　　最后，我没办法，如此清楚地看到自己绝对不可能冲破那几个代表“全天下人”的幻象的力量而走出家门，去执行那个光体发出的那个命令，最后，我只能在床沿边轻轻地磕碰着自己的脑袋嘴里发出喃喃的“痛啊痛啊”的声音以缓解大脑皮层上的这种疼痛。
　　和以前几乎每次的情形一样，我还如此清楚地看到，其实那个光体距离我还无限遥远，那代表着“全天下人”的和幻象的力量也远没有真正对我体现出来。但是，如果我敢于走向那个光体，不论脑子里多么疼痛也平静地忍受着，它终将真正来到我面前，使我有可能进入它并被它烧成虚无，是真的我的身体、灵魂都被烧成虚无的虚无，到这时候，我就有真正站出去，站到张权和村人们中间去阻止他们那种互相伤害的勇气和力量了；同样的，如果我敢于站出去，到今天张权和村人们可能互相的伤害甚至于闹出人命来的现场去，去阻止他们，不管这会让我受到他们的什么样的伤害，哪怕是被他们致死，那么，这也是这个光体向我更进一步走出来、显出来，直到有一天吞没我，将我烧成那种虚无的那么一种过程，而被这样的光烧成了那种虚无我就达到了作为一个人的最高可能的存在。但是，我看到，这两者都是我不可能的，因为，它们都会使我大脑里那种“全天下人”的力量真正显现出来，直到无穷大，也就是我必承受无穷大的痛苦，承受九死一生、死而后生的痛苦，而看起来，我还承受不了这种痛苦。
　　像这种情形就是我脑子里的甲“上帝”和乙“上帝”之间的斗争和战争的一个表现。
　　被他们同情为“不会有结果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和讥为“闭门造车，不懂中国国情”的十多年的业余写作生涯，也是我里面的甲“上帝”和乙“上帝”之间的斗争和战争。俗话说，“神仙打仗，百姓遭殃”，甲“上帝”和乙“上帝”之间的斗争和战争，使我饱受痛苦，也毁了我的人生，至少在别人看来我人生是毁了的或注定会被毁掉的。
　　我的写作本身就是乙“上帝”捉住我的手要我写，我提起笔来都因为感到这种被捉住，但是，没有一次不是这样，只要开始写了，甲“上帝”就站在旁边了，监视我的写的每一个句话、每一个字，对我这样写说：“不对啊！不对啊！你敢这样写我们人民、国家和社会啊！”对我那样说：“你这样写是在犯罪啊，犯杀害我们祖国的孩子、祖国的花朵之罪啊！”等等。总是这样。
　　有好几次，我发现自己写出的东西是那样“好”，就好像地狱、阴间或天堂这样的东西是存在的，全天下人都不相信它们的存在，但是，我发现它们了，打开了它们的门了，我为自己看到的东西震撼了，多么可怕、多么美丽、多么真实啊，可是，这时候却意识到“全天下人”，也就是甲“上帝”才真正可怕地注视着我，我一下就吓坏了，把自己写的这些东西赶紧烧掉了或锁进了抽屉，从此不再去想它们了，可是，过了几年，我又写出了几乎一模一样的东西，又产生了同样的恐惧，也才想起当初可能已经因为完全同样的事情经历过完全同样的恐惧，在抽屉里翻找，把那当初还没有烧掉的找出来了，一看一对比，真说不出什么滋味。
　　我为什么会深夜去向领导干部请教那个其实就是傻子和几岁小孩也知道怎么填的表怎么填而且在回家的路上还滚进了水田里成了一个落汤鸡，也并不仅仅因为我出于纯功利的计算，以此来改变和消除领导干部们对我的成见，还因为这个甲“上帝”自始至终在我灵魂里、脑海里对我的说教、教育、暗示、示意、喝令等等。在我越是听从乙“上帝”的时候，它的声音也就越是清楚和有力，它对我注视也就越是充满了蔑视，我不能忍受这种蔑视，除非我自我毁灭。但这是年轻时代的情形，而为人夫为人父的这些年，我只有通过对权力者的请客、送礼，在权力者面前装傻子和装孙子才可能多少平息这个甲“上帝”对我的这种蔑视。这种蔑视就是我的炼狱，我只有通过对领导干部请吃、送礼和在领导干部面前装孙子和傻子才能缓解这炼狱之火的炙烤。
　　甲“上帝”始终也监视而蔑视地注视着我，这种注视就是我的炼狱。我不能忘记，有一次这个注视的炙烤、这个炼狱的烈焰达到了那样的程度，它针对我深夜去向领导请教那么愚蠢而简单的问题并滚进了水田里成了落汤鸡，也就是在领导面前装傻子和装孙子的行为，不仅肯定了我这么做是对的，而且还那样强烈地暗示我、要求我、教导我，我还远远做得不够，如果我这装傻子和装孙子是装到了骨子里去了，假戏真做了，如果我那天晚上不只是滚进了水田成了个落汤鸡，而是滚进大河里淹死了，或掉下悬崖摔死了，那才是更应该肯定我、赞赏我的，如果我地下有知，当为自己这样的死而感到骄傲自豪，感到自己死得其所、死有所值，也可算是对我这一生那种“没有”和“不”——不写自我检查、自我批评的材料，不参加政治学习等等——的赎罪。
　　这让我非常震惊，震惊我的灵魂中有这样一种声音和暗示，这个声音和暗示始终也在那里低语。当那场整治“钉子户”和“难缠户”的专项政治运动来到我们村的时候，一位镇上的领导干部只是亲切友好地和我谈了一下，我就热烈地歌颂起这次运动来得及时和必需，像张权那样的顽固分子，就应该在这次运动中受到触及□□和灵魂的教育云云，就是这个暗示和低语对我的操纵和支配的表现。
　　甲“上帝”总在这样暗示、要求和教导，当乙“上帝”显现它的容貌、它的启示召唤和命令的时候，甲“上帝”这种暗示、要求和教导，这种喃喃低语就会变成暴烈的审判和喝令，和乙“上帝”一决高下。我多少次遇到这样的情形。
　　并不一定需要遇到什么事情，比方说见到了哥哥开办私人煤井那地方民工们的那种死亡，我们村里的所谓“钉子户”和“难缠户”们挨打挨斗才会遇到乙“上帝”的显圣、审判和启示，也才会遇到甲“上帝”的可怕的呐喊，甲“上帝”和乙“上帝”你死我活的撕杀，杀得我死去活来。
　　多少次又多少次，就因为我写作写出了乙“上帝”还算满意而令甲“上帝”不高兴的文字，这种撕杀也开始了，我没办法不停下笔来，陷于瘫痪状态，把头在桌子边或床边轻轻地撞击，嘴里喃喃地地喊着：“痛啊痛啊！”是真的很痛，就是大脑皮层痛，就像是我真应该做的不是这样叫痛，而是到医院去看医生。
　　这次砸了我那么珍惜、那么害怕失去它、那么需要它，包括如果我人生命运就是我身上的两个“上帝”对我的争夺最后有一定的结果也需要它的饭碗，进城给哥哥当店员，深层次的原因就是乙“上帝”和甲“上帝”的这种斗争和战争——乙“上帝”和甲“上帝”的这种斗争和战争相峙不下，处于胶着状态，也使我瘫痪了。
　　十多年写下来，我写了那么多东西，却一部或一篇象样的东西也没有，那些让我惊奇它们有其独一无二的模样的东西，也都因为那种甲“上帝”怒目而视的恐惧而烧掉了或锁起来了，看都不敢去看，想也不敢去想。这时才发现，我写作的过程，其实是一个乙“上帝”和甲“上帝”的撕杀致使我瘫痪的过程，我的作品什么也不是，见证的只不过是这种瘫痪，它们不伦不类，既不包含乙“上帝”对我的启示，也一点儿都不讨甲“上帝”的欢心，一句话，我写的就是一堆废话。
　　这让我不满，让我多么不满啊。
　　而且，我还似乎很意外地发现，尽管我写出的东西也就这样了，可是，无所不知、明察秋毫的甲“上帝”却仍然显现出了我还从未遇到过的愤怒和不能容忍，它就像全天下人的面孔组成的高大的围墙，将我团团围困，每一个人都不是有如神明，而是就是神明，震怒的神明，震怒我的写作虽然可能永远也不会有出头之日，除了我自己不会有人看到我的作品，但是，我写的东西里面仍然有那么多东西，太多太过分的东西是它不满的、愤怒的。
　　它甚至向我树立了一个写作的标杆，我到底应该向谁看齐才算是我真在写作，写出了我应该写的。这个标杆就是我们镇那位文化干部，他因为替我去写了那篇我拒绝写的报道才成了我们镇的文化干部的。甲“上帝”让我看到不管我的写作怎么样，也和这个文化干部的写作存在着无法估量的差距和鸿沟，而这种差距和鸿沟是不能允许的，不是这个文化干部走向我而是我必须走向这个文化干部来缩小和克服这个差距和鸿沟，不然，我的写作就是罪恶的、为“全下天人”、“真理”所不能容忍，为甲“上帝”所不能容忍。
　　尽管我就因为总是没办法不在听从乙“上帝”的时候而听从、顺从、屈从甲“上帝”而写出了无边无际的废话，但是，那些令甲“上帝”一定不满和不能容忍的东西却如同从海水里抬升出来的一片片小岛从我那无边无际的废话中冒出头来，触目惊心。甲“上帝”当然都看见了它们，把它们放大了千百倍地看见了它们，向我显现出了即使是真正的上帝的震怒似乎也不可能有它那样强大和恐怖的愤怒。
　　甲“上帝”以其也只有上帝才有的冷面、绝对和毋庸置疑让我看到，人人都是需要得到拯救的，而我们镇的文化干部就因他当初写了那篇我拒绝写的报道而得到了这种拯救，被拯救到了它身边，拯救就是拯救到它身边，而我的写作与这个文化干部这种写作的差距就是我与这种拯救的差距，我到达它身边的差距，这个差距就是罪恶，也只有这样的差距才是一个人的罪恶，这个差距有多大，一个人罪恶就有多大。这个差距无法估量，这个罪恶就无法估量。
　　我就是因为这样一些“东西”，或可称之为无法解决的内心的冲突的“东西”而砸掉自己的饭碗，也是放弃自己的写作进城去给哥哥当一个他只是在当成他的杂役在使唤的店员。
　　不过，在电脑前打这段文字的今天，我却得客观地说，对甲“上帝”和乙“上帝”我从来也没有做到过它们到底谁是谁非的明确的、最后的判断，实际情况也是很难做出这种判断，尽管甲“上帝”当然要我一切都听它的，而乙“上帝”则总是冷酷地让我看到只有它的命令才是最高命令。
　　甲“上帝”一直都在呼喊我放弃写作和看书，卸下“包袱”，忘记一切，一切向钱看，去“汇入到时代的洪流中去，汇入到以哥哥、‘小东哥’、‘吴叔叔’为代表、为榜样的时代的铁与火的洪流和经济大潮中去闯荡和搏杀，不然就只有可耻地灭亡”。我灵魂中一直响着这个呼声，它让我生活焦虑和不安之中。也是这个呼声使我砸了自己的饭碗，到城市里去，去汇入到时代洪流和经济大潮，去接受物质和经济的洪流和生存竞争的铁与火的洗礼，卸下“包袱”，忘记过去，一切等自己在经济大潮和物质洪流里崛起之后再说。进城来给哥哥当店员之前，我甚至差点将我已经写出的东西全部一火烧掉，发誓再不提笔写任何东西了。
　　在电脑前打这段文字的时候，我都快五十岁了，所谓“知天命”的年龄，我想我还是不能肯定到底哪个“上帝”更接近真理，而它们在我身上的战争仍未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