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靛蓝幽幽》田夫

36、蒋文洲再闹农会

　　二十四军的一个连就这么被缴了枪，灰溜溜地逃回县城，让洪兴和大塘的贫苦农民们好不高兴！从场镇到乡间，从老人到小孩，只要有两个人在一起的，都会眉飞色舞地你讲一段我讲一段，直到把那天的事情讲得精彩尽兴为止。没过几天，这故事和故事的主人公也就被添油加醋，传得神乎其神了。
　　二十四军可是气闷了，特别是那个费连长。一百多个人，一百多条枪，被一帮人追得兔子一样的逃，还被人家围了一天一夜粒米未进。别说提了，就是想起来也都无地自容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这样的哑巴气，有几个人能受得了？
　　蒋文洲传回来消息说，营长汪海元大发雷霆，把个费连长骂得地都不生草草，还拔出枪来高矮要枪毙他。要不是许多人苦苦求情，那个费连长肯定活不下来了。不仅如此，另外一个营也炸了窝，从营长到士兵都嚷嚷着要报仇。据可靠消息，旅长徐荣昌正调兵遣将要来报这一箭之仇，我回来就是为了这件事。
　　“哦？一个旅？”蒋元慈显然有些紧张了。一个旅那可是三四千人，站着都把洪兴场大塘铺挤满了，要是一人走一步，草草都会被踩死光。蒲刚现在又不在这儿。当然喽，就算蒲刚那一百多人一百多枪在，又咋抵挡得住一个旅？这可咋办啊？
　　这天晚上，九仙茶馆里的灯亮了一夜。
　　第二天，男人们抓起衬手的工具：锄头大刀沙枪土炮，再没得的也抓了把弯刀在手，眼睛就象出林的夜猫子，绝不放过任何一个那怕是极其细微的响动。整个洪兴场和大塘铺，山水田林路，都处于高度的紧张与警觉之中。那种过了今天就不会再有明天的末日情绪，沉重地笼罩在每一个男人的心头。
　　一天过去了，人们摸摸自己，好象还活着；
　　两天过去了，有人打了打自己的脸，疼；
　　三天五天过去了，那即将出现的可怕的死亡威胁没有来。人们开始松懈下来。
　　蒋元慈也有些迷朦了。咋的呢？
　　“咋的呢？你好想人家拿枪来杀你啊？”他老婆春梅调侃他说。
　　“我疯了啊？我是说，这事肯定发生了啥子变化！”
　　果然，晚上，蒋文洲回来了。他说，本来，徐荣昌从邛崃调过来一个营，加上这边的两个营，准备第二天早上就要踏平洪兴大塘的，可当天晚上接到刘文辉的命令，撤到洪雅去了。
　　“咋回事？”蒋元慈问。
　　“刘湘刘文辉两叔子在新津那边隔河打仗，刘文辉打不赢，撤退了呗。”
　　“哪，现在蒲江……？”
　　“李司令的四川边防军嘛。”
　　“哦，哪，李司令是我们蒲江人，那些苛捐杂税……”
　　“嘿，你就别提了。这话说来笑死人！”蒋文洲说。
　　“咋的？”
　　“那天，李司令回到蒲江，县衙那一大帮人，呼前拥后的，把个李司令弄得好不高兴。县党部的党务指导员汤玉鸣想巴结李司令，就叫人把全城的男女老少都赶到公园坝去，说是开民众大会，请李司令讲话。”
　　“哦。”说到汤玉鸣这人，蒋元慈认识，但从来没有深交，因为他觉得这人深不可测，因此常常敬而远之。
　　“李司令很高兴。他走上台子的时候，下面的巴巴掌拍了好长时间，李司令笑得，那嘴巴都快扯到耳朵下面去了。尤其是他讲了话之后，不仅是巴巴掌，下面的人差不多都跳起来的喊了！”
　　“他讲了啥话，人些那样激动？”蒋元慈问道。
　　“他一上台，向下面敬了个军礼，然后就讲：‘乡亲们！今天我很高兴，我离开家乡快三十年了，未为家乡父老建尺寸之功，而家乡父老对我如此厚爱，真让我感激万分！其相不才，然爱乡爱民之心昭然。我很清楚，全县父老乡亲苦于二十四军苛捐杂税久矣。刘文辉这个大军阀，为一己之私，不顾乡亲们的死活，巧立名目，横征暴敛，竟然将田赋预收到民国六十年！真是伤天害理，死有余辜！为了还乡亲们一个公道，让乡亲们有一个和平安宁的生活，为了使乡亲们生活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我宣布，去年刘文辉所派的一切苛捐杂税，从现在起，一律免收……。’”
　　“哦？真的？”
　　“他是那样说的。当时啊，你没看到，台下的人一个个高兴成那个样子。那笑声，那巴巴掌，还有喊声，就只差没有喊李司令万岁了。”
　　“哦，好，好，还是家乡人好哇！”蒋元慈也从内心里高兴。
　　“只是，第二天，李司令那个自兼县长的团长杨显明就贴出告示，说除了不预收以外，其余捐税照旧……”
　　“嗯？咋这样？这边防军总司令，说话不算话，出尔反尔？”
　　“城里头就闹麻了，就象开了锅一样，到处都在说，到处都在操爹日娘的骂李司令。”
　　“这李司令，还家乡人哪。唉！”蒋元慈无可奈何地叹道。
　　“具体是咋的，不晓得，只是后来听人在悄悄地传，说当天晚上，县党部指导员汤玉鸣请李司令在荣盛和安荣章家烧大烟。那安荣章就是李司令的舅子。大家一边抽烟一边摆些龙门阵。说到总司令今天的讲话，都恭维他说得好。蒲江有总司令，是万民之福。说到刘文辉的苛捐杂税，汤玉鸣故意做出想说又不敢说的样子。李司令看到了，就让他说。汤玉鸣说：‘总司令今天咋个宣布那些捐税不收呢？如果不收，没交的人倒是很高兴啊，可是那些已经交了的人呢？不可能退是不是？这样一来，人们就会说你总司令不公平是不是？还有，没有交的就不收了，反而是苦了听话的，奖励了顽劣刁民，将来又何以惩戒疲顽？’李司令一想，觉得汤玉鸣说的是道理，就把白天说的话收回去了。”
　　“哦。”
　　“有了解内情的人说，汤玉鸣原先在经收局李仙源那里套购了许多的税粮票据。捐税要是不收了，那些税粮票据就成了一堆废纸，他汤玉鸣就损失惨重。所以才巧言哄骗李司令，而李司令不知情，就答应了。”
　　“不管他是哪个，不交就是不交，我看他李司令敢打死哪一个！哎，想去想来，我觉得还是我们袍哥靠实。”
　　“就是，这些天有好多人都在问，他们想入会，问我们行不行。”
　　“行啊，好事嘛。大家裹在一起，也好有个照应。我听说，好些个堂口都开了香堂，我们也可以开嘛。”
　　“其他人我都差不多答应了他们，还有两个人，我不敢随便答应……”
　　“啥子人哦，好不得了，你堂堂黑旗管事都不敢答应？”
　　“这两个人，还真不是一般人。一个是边防军驻大塘炮兵连的连长，一个是调统组别动队的队长……”
　　蒋元慈摸着他那山羊胡子，既象是问蒋文洲，又象是自言自语，“按说他们有人有枪有炮，刚来就要入会，是为啥呢？”
　　“我听说，他们队伍上的军官，最近都是那样的，到哪里驻防，都要去拜码头，入帮会。廖公馆中央金库的那个办事处主任前两天都拜了张总舵爷的码头。”
　　“哦……看起来也不是坏事。只是……你们那边是啥意思？”蒋元慈说。
　　“蒲刚认为这是一件好事。”
　　“哦。”
　　“他们本来马上就要来拜见你的，我说，还是先跟你说一下，大家都有个准备为好。”
　　“这样吧，你通知各大爷，九仙茶馆议一议，看看能不能跟他们开个香堂。”
　　“好，我一准办好。”过了一会儿，蒋文洲面带难色地说，“还有一件事情，上面叫我一定跟你讲清楚……”
　　“哦？上面？啥事啊？”
　　“陈先生已经调别处去了，现在领导我们的是宋其康。”
　　“就是女子小学的那个宋校长？”
　　“就是他。那年他领着学生罢课，抗议县政府教育局残暴对待老师学生，县政府要抓他，他就离开了蒲江。现在是共产党邛大蒲特委书记，抗捐军参谋长。”
　　“哦。”蒋元慈听说是宋校长，便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心里面觉得，他和陈先生一样应该也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
　　“陈先生走的时候，一再跟他说，你是一个可以信赖，可以依靠的开明绅士。一直以来，都怀着强国报民的理想，在保路运动中表现英勇睿智，领导同志军取得许多胜利。对高桥农协会的斗争给予许多的同情和支持，特别是在经费上给予无私的援助；你对现实社会的不公与黑暗不满，对广大劳苦群众水深火热的生活非常同情，常常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特别是在这次抗捐抗税的斗争中，你带领劳苦群众，运用计谋，挫败了反动军阀的武装押收，保护了民众。在广大劳苦群众中，有很高的威望。这些，不仅是他，共产党的上级组织都非常清楚。”
　　“嘿嘿，我也没他说的那么好哈，”蒋元慈露出难得一见的傻呼呼的笑。
　　“宋参谋长的意思是，一方面，我们要尽可能地拉住一些人，特别是象那两个人，拉过来壮大了我们，以便日后不时之需；另一方面，我们要在洪兴大塘秘密地建立农协会，把广大贫苦农民组织起来，更加深入地开展反帝反封建和减租减息的斗争，建立贫苦农民当家作主的政权，让所有的贫苦农民都过上好日子。”
　　“哦。哪，要我干啥？”
　　“也不是要你具体干啥，只是跟手下的袍哥弟兄打个招呼就是了。”
　　“哦，这个啊，你是黑旗，你说了就是了。”
　　“还有……”蒋文洲面带有些难色。
　　“啥？你说啊。”
　　“在我们家做事的人，如果协会有啥活动，请你放他们去。”
　　“这个好说。”
　　“还有……”
　　“啥？你这人咋的，有啥你就一起说完嘛。”
　　“我……我……”
　　“说噻，你这人咋变得这样！”
　　“可能有点对不住你……减租减息，要请你带个头……”
　　“这事啊，”蒋元慈沉思了片刻说，“好嘛，这个你们就放心。我说文洲啊，我那些田地，那染坊，那靛池是咋来的，我这个人平常对大家如何，你是最清楚的呀。我也不是个见利忘义之人，你说对不对？”
　　“他让我当洪兴大塘农会主任……”
　　“嗬嗬，我们文洲也当官了，”蒋元慈也高兴起来。
　　“宋书记还说，蒲刚的一大队就在附近，有啥事他会很快赶来的。”
　　“哪，铺子那边呢？你咋安排？”
　　“我想，弟弟妹妹和成龙在那里读书，就叫陈氏在那里管理他们。铺子上的事，如果交给游木全，我不大放心。我想还是把他带在身边为好。铺子上的事，想去想来，还得你亲自出马。”
　　“那也只有这样了。”
　　“我想请三娘干妇女会……”
　　“她可以吗？”
　　“只要你不反对，她就可以。”

　　农会设在天王寺里。
　　春梅天天去农会，四老奶奶却有不少的话说。蒋元慈对他母亲说，现在闹男女平等，妇女解放，就让她去吧，不然，我们就是封建了。
　　“她还有把枪！老娘都没有……”
　　“要不，我也跟您弄一把？”
　　“我才摸都不敢摸呢！”说着，他母亲自己笑了起来。
　　而他老爹蒋维铭，也就念叨那句：“变天了，变天了……”然后就是抽他的烟。
　　蒋元慈呢？他心情很复杂。虽然，他也认为现时社会上不合理不公平的东西太多，也认为少数人随意地欺侮压榨剥削多数人的现状应该改变，所有的人都应该在一个和平安定的社会里自由自在地生活，种田，耕地，办实业，娶妻，生子，享受天伦之乐。但如何才能这样呢？穷人和富人能平等吗？无产者和有产者能坐到一条板凳上去吗？无产者能自己说了算的话，有产者会是个什么样子？
　　他也不得不承认，一个贫苦的人，要想获得平等自由，那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一群贫苦的人呢？所有贫苦的人呢？就有可能吗？想来是可以的。但人的一生中，很多事情是想起有路，走起无路啊。就象保路，全四川的农民都起来了，可结果呢？还不是一文钱也没拿回来；陈先生他们，也算是闹得大了，可势力还是小了呀；唯有这次抗捐，现在看来，还起了一些作用。但是，我们那些锄头棒棒硬得过军阀们的枪炮么？
　　陈先生说，过去的那些做法，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没有一个统一的目标，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大家应该团结起来，心中装着劳苦大众，所有的人都为劳苦大众的解放，为建立劳苦大众自己当家作主的政权而斗争，甚至牺牲生命，那就一定能取得胜利。《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或许是改变目前现状的唯一的办法。因为没有人会自动放弃自己手中的权利和利益的。
　　打倒军阀，推翻政府，建立贫苦农民自己当家作主的政权，实现平等自由的社会，那似乎太遥远。而眼前的苛捐杂税，却是切身利益。一想到衙门军阀抽筋剥皮一样的搜刮，不仅那些租户佃户贫苦户受不了，就是他蒋元慈也难以承受。他们实在逼得太过分了，不给人一点活路！他作为洪兴大塘德义堂的龙头大爷，眼看着这种情况，就算不为自己着想，也不能不为手下袍哥弟兄着想啊！否则，他还有何颜面坐在舵把子的交椅上？
　　他越来越觉得蒋文洲和他的上级没让他沾染农会的事情，是在为他着想。他想，既然人家都有情，我蒋元慈也不能无义。咋办呢？在内心里把农会的事当成自己的事就是了。
　　他让文宗早晚跟着春梅，怕她有闪失。
　　从此以后他便每天坐上滑杆，被袁洪轩刘家明两个抬着，带着蒋文松早出晚归，穿梭于双石桥和县城之间，扎扎实实地经营他的蓝靛生意。减租减息的事情，自然就由郑春梅去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