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斐的碎碎念》北霖有兔

5、走出庙堂的尝试

　　《人民的名义》这部电视剧自开播以来便好评如潮，从剧情，演员表现，题材，几乎方方面面都被舆论一边倒地称赞为业界良心和巨大突破。然而，随着剧情的推进，观众逐渐发现，这部看似“尺度大”的、反映当代政治生态的作品，实际上还是没能逃出中国传统的贤人治国的思想窠臼和讲究忠义，黑白分明的文艺滥腔。
　　故事以一个处级干部的巨额财产被查开始，接着引出另一位官员的潜逃，中间的请示汇报过程看似是官僚主义造成的拖延，实际则是引出重要人物和交代其中利害关系的重要伏笔。两条剧情主线有交叉却不显重叠赘余，人物的看似简单的对白中却很难看出其背后的真实意思和立场。在前半部分剧情中，不断地有支线故事像树叶一样从主干上不露声色地生发，而主干也没有被日渐茂密的枝叶遮住，亦在人物不着痕迹的对白中推进。企业家向检察院反贪局举报银行行长受贿，银行行长被拘留，然而其供述却将本以为已有侦破希望的线索再次打破，踏破铁鞋才找到的在逃贪官再次出逃，案件又一次回到了原点……至此，剧情依然在悬念叠起和转折中进行。但随后的扫黄情节却着实是是个败笔，既对主线情节没有必要的辅助，又过早且又欠缺铺垫地揭示了人物的真实意图。公安厅厅长的数个电话及其随后的汇报几乎揭示了开头辛苦布下的所有迷局——随后（仅限小说中所述）便陷入了毫无意外地内斗、栽赃和清算，一身正气的主角也意料之中地取得了胜利——这似乎与作品最开始的气氛并不太相符。
　　这样说倒并不意味着这部作品一无是处，虽然在对主角侯亮平的塑造上依然沿袭着传统的所谓“伟光正”的标准，难逃脸谱化的窠臼。虽然外表略显痞气，但从本质上说仍是一个传统的公务员，仍然切合公众对于人民公仆的设想。反而倒是另一个戏份不那么重的人物——李达康，其塑造非常成功。在开始时，他的言行很容易就会把观众拉进作者预设好的“陷阱”。性格霸道、专好一意孤行，妻子涉嫌受贿，属下贪污且遗留下严重的社会问题，让人不由得猜测他就是那个放走贪官之人。但随着剧情的推进，观众才会逐步地体会到这个人物的深层次性格，虽然一味追求政绩但从不徇私枉法，虽然对下属苛刻严厉但却对尽力公众负责——总的来说，是一个对权力有着相当大的渴望但却又过于律己的，有血有肉的普通人。观众很难再用单纯的“好”或“坏”去评价他，但却能被他自身的魅力吸引。这在主旋律题材的电视剧中不得不说十分罕见，里面的人物通常都是善恶分明，正邪势不两立。好人必定工作顺利，家庭美满；坏人一定鸡飞蛋打，众叛亲离，然而这部剧却在某种程度上刷新了我们对于公务员和主旋律电视剧的固有观念，让那些庙堂之中的人回归到江湖之远，展现出自身的本质，而不是被大环境所塑造出的千篇一律的呆板无味，从政党中的代表回归为普通的公民，其所展现的方面也从高屋建瓴的上层建筑设计拓展到琐碎的家长里短。虽然有不少声音质疑电视剧中过多的生活化情节有拖沓剧情的嫌疑，但笔者认为这并不是废笔。这些生活情节在一定程度上更为直接地反映了社会问题所在。古语云：“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从普通公民和公务员的日常生活中，种种问题和成就将体现得更为明显，也更容易让缺乏相关知识的公民了解政府的运作过程及其之后带来的结果。
　　诚然，这部剧在人物和剧情设置上仍有着脸谱化和革命小说的遗留，但着力点已明显移向故事本身，你可以认为它是纪实，也可认为它是故事，正是这种题材上的灵活性和内容的不确定，造就了它艺术上的成功。
　　过去与《人民的名义》题材类似的电视剧《国家公诉》、《绝对权力》之所以没能取得与之比肩的成就，除去网络普及力度小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不够贴近现实生活，没能让观众切实感受到反腐这一被政府反复提及的话题与自身利益的切实关系。在过去的同类型作品中，反腐反贪依旧是梁山好汉们的工作，政府依然是包青天和严阁老们办公的场所，有事则击鼓鸣冤，无事则官民两不相扰。政府在公民眼中依旧只扮演着管理者的角色，其内部运作和审查过程依旧不可且不愿为人所知，所以，虽说是以人民的名义提起公诉，但人民却无法切身体会到反腐带来的好处，只气愤于贪官的不劳而获和骄奢淫逸，但对建立廉洁高效的政府和完善的监督机制依然存在着《水浒传》式的幻想和隔膜。
　　鲁迅曾经说过，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就有拼命硬干的人,就有舍身求法的人,就有为民请命的人。然而这些伟大的行为很少是出于公民对于国家的责任感，而多是发自士大夫传统的忧国忧民的情怀。如果没有公民的有效参与与监督，而只寄希望于贤官忠臣的明察秋毫，那么建立为民服务的政府实在太难。而这部电视剧让普通的公民一定程度上切实体会到了反腐与自身的切身利害关系，激发了公民参与政治的热情，让政治走下神坛，不得不说是一个很好的宣传方式。
　　事实上，笔者并不喜欢《人民的名义》这个名字，它太过政治化和概念化但不得不承认它带来一个好的开端。也许，以人民的名义行事，会让越来越多的公民参与到政治生活当中，参与到法治社会的构建与维护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