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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第 89 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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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第六卷、家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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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懂事那天起,人们为了把我“教育转来”、“扳转来”,从家庭到社会,从学校到社会,教育我最多的一条理论就是,我们家是穷的,我们是典型的贫苦农民,物质决定精神,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我不首先改变自己的贫穷面貌,不改变自己农民的身份,成为“国家人口”,大富大贵,就不要谈活得有人的尊严,也谈不上去追求自己的理想,更谈不上有自己个人的观点、自己个人的立场,更不要谈追求公平、公正、正义等等,总之,因为我是一个穷农民的儿子,我就什么都不要有,也没资格和权利有,什么都不要想,也没资格和权利想,埋头练字,练成了他们所说的那种“秘书”后我才这资格和权利,高考恢复了,就是埋头学习,等考上了大学之后我才有这资格和权利,才多少有这资格和权利。
这也难怪爹不择手段也要我练成“秘书”,后来高考恢复了,不择手段也要我考上大学。
既然一切都是贫穷惹的祸,我们在《家庭教育》这卷中就从对于贫困者来说他们第一关心的事情就是“吃饭”说起。
我们家虽然很穷,吃不饱饭,一天只有两顿饭,两顿饭都是“清眼亮眼汤”,我们家喝“清眼亮眼汤”都在沟里喝出名了,但是,就是“清眼亮眼汤”都没有多的,我个人的经验是,一般情况下我喝到第三碗,也就才半饱的时候,妈就要把我碗给我夺了,因为再喝,家里就有人一口也喝不上了。不过,我们家每年在吃的问题却有两件大事,一就是请张书记吃喝,再就是请大队其他所有干部吃喝。那可真的是大吃大喝。
先说请大队除张书记外的所有干部吃喝。张书记是每天都有“过午”和“宵夜”,大队其他领导干部没有这好事,但一年里也会被一沟人除了少数那几家人外轮流正式请吃一回,我观察得出的结论是,这不因别的,就因为他们是领导干部,领导干部对于他们不是凡人,而是神人,领导干部自己也当自己不是凡人而是神人。这事情也已成了我们沟里的一道风景,一项定期举行人人有份的神圣仪式,一个习惯和习俗。
每一年一进入腊月,沟里人就开始轮流请吃这些大队干部了,除了张书记外全都会一个不漏的被请到,还必须赶在大年三十到来之前把他们请吃了。不请张书记是因为张书记是“一把手”,是需要特殊对待、重点对待的。沟里人把请吃的这一顿饭叫做是给这些领导干部的“拜年饭”。这些大队干部的职位分别是大队副书记、大队长、副大队长、民兵连长、妇女主任、治保主任、大队会计、共青团团支部书记,八人一桌,不多不少,刚好坐一桌。这事情在腊月初一就开始了,每天这几位领导干部都不是吃一顿、吃一家人,而是吃好几顿、吃好几家人,不然,就赶不到大年三十到来之前把一沟里除了那少数几家人家家都吃了。大家排着队请吃这些大队干部,往往是在这家人的饭桌上还没有下席,就另有人家的主人到桌前来等着候着了。我还听人们私下在说,不赶在别人前头请吃这些大队干部可不行,因为到了最后几天,他们可能已吃得吃不了多少了,他们就会想这些最后请他们吃的人是不是故意到最后才请他们,在为自己打小算盘。在家里,我就听爹在说,我们家既不要在头两天请他们,也不要落到最后几天,最好是在初七、八左右。
对我们孩子来说,腊月到了,年就天天在叩我们的心了,我们说不清年是什么,但是,它就是令我们激动、神往,让我们这一年有一个盼头、一个等待、一个憧憬。而腊月一到,大人们也开始天天议论年,关于它的来历、它的传说、“腊八”是个什么日子、“腊二十三”又是一个什么日子、什么日子之前必需给先人亡人上坟、什么日子之后就不能动土了,等等,也把我们的心逗得痒痒的。年少不更事,每年都看到一到腊月大队那些干部就热热闹闹、风风光光、红红火火从这家吃到那家的景观,腊月又来了,又看到大队那一大串人人穿得鲜亮、个个都是人物的干部热热闹闹、风风光光、红红火火从家吃向那家的景观,我们感觉到的只是年快来了的喜庆和红火,要是看不到这道景观,都会感到年就要到来了的气象少了一大半了。
从腊月初一起,不只是我们孩子们,沟里所有院落的外边都站满了人,看那一串干部从这家走向那家,议论着、谈说着,说的都是好听的话,那一串干部听见了都会觉得耳根子舒服的话,那一串大队干部看这么多群众在观看他们、瞻仰他们,还像明星、像从神国仙界下到人间的众神一样向群众们招手致意,个个满面红光,笑得无比灿烂而温暖,就像是东方红、太阳升,他们把他们的温暖慈爱的阳光洒向四方、洒向黎民、泽佑万民。
每一年一到这个时候,我们家里几个小的都在盼着请吃这几位大队干部了。这一是因为有这么多重要的人物一齐到我们家,还要大吃一顿才走,我们会感到家里这一天是多么喜庆、多么光鲜体面、多么充实,这是一年到头都不会有的;二是我们当然是有私心有盼望的,盼望我们也能给捎带上吃一顿好的,都过去一年了,我们可一顿好的都没有吃到。我们还生怕爹妈今年把这事给淡忘了,或打算取消了。爹妈他们呢,可不会淡忘这事,老早就在商量割几斤肉,肉的肥瘦程度该是怎样的,还要买些其他什么配料,等等。这几斤肉也是爹老早就割回来藏好等待那个日子的到来。家里有这样几斤大肉,我们心里就不会没有个盼头,心想再咋的,也不会完全没有我们的,哪怕只是个零头。
那个日子终于到来了,那一大串大队干部来了,非常的整齐、非常的准时。这天一到爹妈就会严令加劝诱,要我和弟弟俩出去耍,天黑前不要回来,只留哥哥一人在家帮妈烧锅,给妈打个下手。但是,我们平时向往的就是出去玩耍,这天却爹妈再怎么弄我们也不出去了,要留在家里,爹妈也不好发作,就只有忍着我们了。再说了,我们也有自己的办法,假装出去,等那些大队干部到了,我们才回家去,这时爹妈就是向我们作个脸色都不敢了。
他们,这些大队干部们可都是值得尊敬和景仰的神一般的爷爷、奶奶啊,他们见到我还总要把我叫到他们跟前,抚摸着我头问我多大了?会数几个数?还说我长得乖,聪明,长大一定是个听话的好孩子等等。我们心里有蜜一般的感觉。
但是我们的心主要还是在灶房里面。灶房里香气四溢了,我们就去撑着灶头看着锅里,盼望妈会赏给我们一口。我们心想妈平时那样疼我们,今天可不会不赏我们吃一口。可是,妈在今天就像换了一个人,理都不理我们,最多把嘴凑到我们的耳朵旁就像在咬我们的耳朵似地说上一句:“要听话呀娃啦,拿出去都不够哪有你们的呀!”那样子还挺凶狠。我们呢,就争取表现,帮妈干这干那,即使帮了倒忙也还是那么勤快,为的啥呢,还是为了妈能赏我们一口。但是妈是那么坚决和绝情,绝对不会赏我们一口,就好像这就是她要坚持到底的人生原则。一年又一年,我们在这一天都没有能让妈赏我们一口,哪怕是只是一个肉筋筋,哪怕只是一口油炒的萝卜丝。看着妈一碗又一碗、一盘又一盘子给他们端出去了,我们指望这指望那,指望奇迹发生,但得到的都是失望,锅里面干净得就是伸着舌头去舔也舔不到什么,我们还在灶头上、砧板上,甚至于地下到处睁大了眼睛去找,找妈遗漏了的、不小心弄掉了的,但是,就是一个萝卜丝的惊喜也没发现。妈做得真的很绝啊!难怪她在沟里有厨房里的贤惠主妇的美名。
对妈和灶房是没有必要再抱幻想了。我们就盼望那些大队干部会把我们几个小的叫去和他们同吃,至少是分一些给我们。我们心想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谁都会这么做,是人就会这么做。我是自尊的,虽然还那么小,但只要到他们入席了,我就决不会到他们吃酒的那屋里露脸了。再说了,爹也严令我们不准去。但是,我却在等待他们叫我,至少也要说:“那几个小的哪去了?叫他们也来一同吃点吧!”只是这会让我大喜过望的话一次也没有听到过,尽管我为听到这样的话把耳朵竖着,竖得都很累了。也许是因为我想就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有几次,就装着不是想和他们同吃的样子大胆地进到那屋里,到他们面前露露脸。但是,不管我在他们面前把脸露多长的时间,他们也全都像看也没看见我,看也看不见我。这就让我惊异和无法理解了。而他们一桌子人吃那一桌子好吃的的情景,则让我震惊了。童年就是经验震惊的童年。可以说,这一次的震惊不亚于我童年任何一次类似的经验。
他们八个人八双筷子不停地、飞快地从碗里盘里夹东西送进嘴里,那样整齐划一、准确无误,就像在由同一个机关操纵。八双筷子几乎同时按下去,在桌子形成一个由筷子模拟出来的“漩涡”,同时挑起,挑起的那一遍东西如一遍旌旗猎猎、彩旗招展,八张大嘴同时张开,就像八个里面通红的大□□,里面的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东西一齐塞进这八个大洞里,一齐狂嚼大咽,接着是八条喉咙同时鼓起一个大包,大包窜下去消失于喉咙之下,接着又是八双筷子同时杀向桌子……我觉得他们不是在吃,而是在抢,在战斗,八双筷子就是他们所向披靡的武器,他们不是八个人,而是八头怪兽。他们八双筷子在碗盘上敲击出的叮叮当当的声,他们的咀嚼声、吞咽声,形成了暴风骤雨般的交响乐。特别是他们一齐张开嘴后我看到的那八个大□□,给我的印象更是不可磨灭,我相信我看到的就是血盆大口,就是无底欲望的深渊,这个印象永远性的破灭了他们在我心中那他们是神人的印象,让我永远性的相信他们不是也不可能是神人,人们搞错了,他们自己也搞错了。
爹站在桌子一角不停地给他们斟酒,谦卑地劝请着“尝尝这个,请各位领导尝尝这个……”他们似乎并没有听见,就像旁边并没有爹这么个人,爹只是专门给他们斟酒的机器,想都不会想是不是应该请爹也上桌和他们同坐,而这在我看来比他们不邀请我去同桌同吃还要不可理喻、不可思议。
他们一同把一碗一盘抢完之后又一齐杀向第二碗第二盘,其间不会有间隙,也不见他们有谦让的客气和礼貌。八双眼睛直直的,盯着碗盘里的东西不放,叫我心里都紧缩地联想到了我心目中动物的动物——狗看人手里的猪骨头的那种眼神。但是,他们个个又都是天下舍我其谁的样子,口中一边吃一边又在讲话,说的尽是崇高之言、崇高之事,是大事、国事、天下事,是普遍必然真理。他们全都同时又是一副他们这样吃可不是别的啥子,他们这就是为天下百姓而吃,他们这就是为救天下百姓于倒悬的战斗,他们这就是圣人、神人所为,就是那比圣人、神人还要高大、完美、全能的他们所说的“革命战士”为了百姓牺牲自我、奉献自我的革命行动。这绝对不是夸大其词,更不是有意识的讽刺,而是他们真的是这个样子。
我就看了几眼就不敢再看下去了,为了我自己的体面,也为了他们的体面。我的心紧缩而疼痛,感觉到他们的每个人咀嚼都是在嚼我的心脏。我只有丁点儿大,但我心里想的就是如何承担这个真相,反思这个真相。
虽然来年腊月到来了,我仍本能地盼望爹请吃这几位大队干部,但是,一年又一年过去,在爹再请吃他们时我的心情就越来越古怪、奇特。他们出现在我们家里了,如往年一样看见我就夸我长高了,还抚摸我的头,这就让我感到羞耻了。我只盼望着他们尽快吃了尽快离去,觉得这是对我好,也是对他们好的事情。我也盼望奇迹发生,盼望他们要么叫我们几个小的上桌同吃,要么请爹上桌同吃,让爹不只是一个给他们斟酒的。而我这种盼望已经不是为了那一口吃了,而是因为我们做人到底该怎么做了。
每一年都是他们在我们家刚开始吃的时候就有人来等着了,等到他们吃完把他们请去继续吃。我发现了他们从来也没有邀请过这些人上桌和他们同吃,爹也从来没有邀请过这些人上桌同吃,最多给他们抬个板凳让他们坐在一旁等,对有的人连板凳都不会给他们抬一个。这同样是让我震惊,让我心里失去安宁,动荡不已。我设身处地地想,觉得换了我,无论如何我也不应该让自己是坐在一旁等着的,受不到任何邀请,甚至于受不到尊重的人,也不应该让自己是只顾自己狂吃大嚼毫不考虑他人甚至于毫不尊重他人的人,不应该让自己是……人是什么?人到底该是什么?什么才是真正的人?我满脑子就是人、人、人,而且让我那样纠结,那样沉重。
不过,我和他们一样,到底首先是一种动物、一种生命。所以,就是我有了这种奇特和古怪的心情后,他们吃完了,走了,我也会和两兄弟一样扑向桌子,到处找他们吃剩下的、遗漏的、不小心弄掉了的。可是,一年又一年,我们都什么也没找到过,真的是连一根萝卜丝都没有找到过。一年又一年,连一根萝卜丝都没有找到过,不是当事人不会知道这是一件多么令人痛苦的事情,叫人都对整个生活、整个世界、整个人生失望极了。他们唯一给我们剩下的就是几口空碗盘。几口空碗盘被我们称之为“油碗”,最终成了我们三兄弟抢夺的对象。“油碗”,顾名思义,就是碗壁上沾有油的碗,这些碗虽然他们连葱花都没有给我们剩下一片,但碗壁上都是沾有油的,由于所盛的东西的不同,有的沾的多、有的沾的少,出于人自私的本能,都想抢到那油沾多的碗,所以,它们成了我们三兄弟抢夺的对象。我们一年到头除了大年三十初一,是连油星也沾不到的。“油碗”抢到了,就当宝贝一样守着,等到吃饭的时候,也就是吃那“清眼亮眼汤”的时候用来盛饭,使饭有油香味。这是每年一次隆重地请吃这些大队干部我们几个小的所唯一能够得到的。不过,就是这唯一能够得到的后来也不保了。妈会抢在我们前头把油沾得特别多的碗藏起来,让一家人共同享用它而不是哪一个人独享它。这样一来,能够吃到的油香味就大打折扣了。
在一定意义上完全可以说,我们三兄弟就是在抢夺这些请吃大队干部后留下的“油碗”中慢慢长大,也在长大中再因抢这些“油碗”而几兄弟大打出手时就听到爹在气狠狠地说:
“这三个狗日的,对他们进行道德品质教育的时候到了!”
我没把爹这样说放在心上,而随着一年又一年过去,我两个兄弟虽差不多还是那样,我身上就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了。到请吃大队干部的这一天,我会沉默并始终沉默,盯着“虚无”。我所谓盯着“虚无”就全身心地看着,看着一切,但又什么也没有看,什么也没有看在眼里,就是爹后来所说的我“目空一切”。我不仅这样,还让自己是石头,始终是石头。我发现自己已经在下决心就要成为沉默,无止境的、绝对的、永远的沉默,直到成为光芒万丈的沉默。我再也不在灶头上、他们走后的饭桌上找那些所谓好吃的东西了。他们留下的“油碗”我也再不去抢了,看也不看它们一眼。妈把这些“油碗”小心翼翼地涮进饭里所做出来我们称之为“油油饭”的饭,我决不吃一口。爹是粗心大意的,没发现我这一顿没有吃饭。妈逮着了一个机会对我小声咬着我的耳朵说:
“你狗日的,叫你爹晓得了,看他会把你咋个办!”
不过,妈可能还是错误地理解我了。过了一年,又到请吃那些大队干部的时候了,她把她炒出来的全部端上桌去了,干部们狂饮大嚼,妈去站在他们的桌前,用最老实温顺的百姓对如神明般高高在上的领导的那种最乖巧最美好的声调问道:
“各位领导干部,我向你们问个事可以不?”
领导干部们纷纷慷慨热情地说:
“可以可以,当然可以。我们就是随时准备回答群众的一切提问的。问什么都可以,问什么我们都会给出令群众满意的回答。”
妈仍然那样谦卑地说:
“领导干部别多心呀,你们也晓得我是个老实人,有啥就问啥。但我也没有别的啥问题,就是想问问今年过年三十还得给群众分肉不?”
每年三十集体都会出钱买头猪,杀了,给各家各户分点肉,虽然不多,但这也算是让一村绝大多数一年到头都没有尝到过油星的群众尝到了油星,更是体现了我们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无比的优越性,过了一个幸福快乐的大年。
“嘿,那没的说的……”他们纷纷抢着回答,还大庄重地、如在宣讲豪言壮语似的说:
“今年公社开团年会,和往年的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只让我们吃了些瓜子、花生。王书记在会上下了死命令,要求各大队党支部书记、副书记、大队长、副大队长、民兵连长、妇女主任以自己的职位担保,一定要让我们的群众在年三十的团年饭上家家、户户桌子上都有肉,如果哪一个大队没作到,轻则大会作检讨,重是受处分。他讲这是我们全体大队干部年前压倒一切的工作。我们一开会回来,就在张书记的亲自带领下作了周密的布置和分工,全体干部也立刻就开始了工作,别的啥也没顾。请你放心,目前我们各方面的工作都已就绪到位,保证年三十家家户户都能把肉高高兴兴地提回家,家家户户过一个快快乐乐的大年!”
妈把那问题一说出来我感到就像是锥子在扎我的心一样。妈是真误解我了,她不知道,我已经注定一辈子都不可能像她那样向他们提那样的问题了。
他们就像是在隆重的群众大会上而不是在他们不吃这一顿就家家户户过年都有肉吃用不着他们费那心的酒桌上回答了妈的提问,接下来就你一言我一语地盛赞公社一把手王书记如何有魄力,如何一心想着群众,如何是党和群众的好干部好领导,边说边手未停,筷子也未停。
公社一把手王书记,在我们一公社的群众中威望之高、口碑之好,在小小的我听来,一公社别的干部不是神,他也是一个神了。他死于食道癌。患病期间,他的病痛牵动着一公社人的心。死之前他突然大量进食了,一顿饭就吃了三个馒头,所有的人都欢呼雀跃。但是,第三天就传来了他逝世的噩耗,我们沟里的多数人都哭了,妇女是全都哭了,妈哭得最伤心。我没有感到什么悲伤,但是,我为这么多人为他哭了而震惊。这件事和后来的“苗书记”的传说一样,给我的是有它比没有它要大得多的震惊和恐惧。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妈向大队干部们提上面那个后来会被我暗中形容为“可爱的小宝宝的问题”的时候,王书记就已经在病中了。这些大队干部们说,他们说王书记为了一公社人的贫苦生活吃不下饭,还时常流泪。这些大队干部们说:
“王书记每次开会都在会上说,我们公社的人民群众的生活比前些年是好了好多好多了,各方面的形势一遍大好,可以说是日新月异,一年不同于一年,天天都有好的变化,我们在下边作大队一级领导工作的干部是努了力的、尽了职的、吃了苦的,也是干出了成绩的。可是,我们还没有完全作到家,我们的工作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比方说个别大队还有极个别的群众缺吃少穿,甚至于还没有地方住。王书记要我们来年的工作更加努力,更加发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把我们工作中还存在的问题全都解决好,来年的团年会上他向我们敬双杯酒,他要把今年团年会没敬的这杯酒放到明年的团年会上敬……”
他们就这个话题扯开去了,让我听到他们七嘴八舌地说:
“你们说我们一公社啥子最重要?啥子第一重要?当然是王书记的身体最重要,他老人家没病没痛,能吃能睡。为啥呢?因为他是我们公社第一把手啊!一把手就是首脑。就好比我们公社是一个人,王书记就是这个人的大脑,全公社普通社员,就是这个人的手呀、脚呀、头发呀。并不是一个普通社员就是一只脚,而是要很多很多个普通社员加起来才算得上一只脚。而王书记一个人就是这个人的大脑。一个人啥子都可以没有,没有手脚都可以,就是不能没有大脑,一分钟、一秒钟都不能没有!”
“王书记这两年身体不好,全公社的社员群众都那样关心,每个人都只想用自己的一条命来换王书记一天的健康。我认为这种现象是好的、对的、正确的,应该更深入、普遍地发扬。这也是教育一公社社员群众的一个好机会,最好树立几个典型,正面的要多树几个,但反面的也要树立。”
“我现在提个问题,你们说说王书记身体好不好抵得上多少个普通、一般社员的生命?”
“这难算,但再少也不会才几个十个。我认为再保守的估计也该是十几个。不过,普通、一般的社员要是没职没权的,也就是纯粹没有担任任何职务的那种普通、一般的社员。”
“当然是没职没权的,没有担任生产队以上职务的普通、一般社员。但你说十几个也太少了。正确的应该是多少个普通、一般社员的生命也抵不上王书记的身体的健康。要是真能拿普通、一般社员的生命换到王书记几年的身体健康该有多好啊!死几个十个或更多的普通社员算得上啥呢?它不会对我们一公社人民群众的共同利益造成损失,也许可以说损失了一点劳力,可劳力多的是,我们损失得起,可以说损失多少也算不上损失。但王书记少一天的身体健康,就会影响他一天的工作,这就会造成我们一公社人民共同利益的损失,如果这样持续下去几个月,甚至半年一年,那损失可就是无法估量的了,就算用再多的普通、一般社员的生命也换不回来了!”
“确实是啥子都没有一公社人民的共同利益重要,普通、一般的社员,没有担任生产队以上职务的社员的全部生命、财产加起来也不能比这个共同利益,简直就是不能相比!在性质上都完全是两回事。为啥呢?因为我们一公社人民的共同利益关系到我们一县人民的共同利益,我们一县人民的共同同利益又关系到我们一省人民的共同利益,我们一省人民的共同利益又关系到全国人民的共同利益。这样算下来,把你一公社普通、一般社员的生命和财产算个啥?把看你多少普通、一般社员的生命和财产算个啥?当然,担任有职务的那有所不同,因为他们担任的也是为了人民共同利益的职务。王书记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就是我们公社群众群龙无首了,正像一个人不仅没有了大脑,还没有了心脏。那我们一公社万多人民群众往何处去?该怎么办?他们的共同利益怎么办?还有啥意义?王书记的身体不是自己的,他吃也不是为自己吃,睡也不是为自己睡,他一切都不是自己,他一切都和我们一公社人民的共同利益相关。他身体不好就是我们一公社人民群众所有人身体不好,他生了点小病就是我们一公社人民群众个个生了大病。要是能让他身体好,能像从前那样工作,没职没权的,没有担任生产队以上职务的普通社员、一般社员死几十个几百个,死多少个也是值得的,人人都会拥护和赞同啊!”
“是啊……”
他们滔滔不绝地发挥下去,最后符合逻辑地得出了一个无职无权的普通、一般社员作为个人的价值只有一根头发的价值的结论。有个人还懂细胞的理论,说一个普通社员作为个人只抵得上一个细胞的价值,而王书记则是这同一个人身上的大脑和心脏。他们还论证说一个无职无权的普通、一般社员作为一个细胞还不真的就是说明了他有价值,因为细胞也有坏细胞、不良的细胞,如果是这样的细胞就该消灭、清除,口气是我已经那样熟习的那种独断、残酷、绝对、真理在握的口气。
我听见爹听他们说这些时只发出了一声干笑,而妈呢,听着听着竟哭起来:
“王书记真是我们的大恩人、大救星呀!他生了病都还记得我们这些人……要是他身体好得起来,我都愿意替他去那个!”
妈忌讳说“死”字,她说她都愿意替他去那个,意思就是她愿意替王书记去死。
我对大队干部们说的这些我并不吃惊。我虽还小,但已经活的有这么几年了,也算见不了少听了不少了。根据那天天在会上、广播、喇叭里讲的,根据天天得见的一切和一切,得出这些大队干部们得出的结论实在是太自然了。
妈敢斗胆向大队干部提那个“可爱的小宝宝”的问题,就是因为发生在我身上的变化引起了她的注意和不安。这一年,我身上的变化也引起了兄弟们的注意,而且他们显然比妈更懂得我这是为了什么。大队干部们走后,再没有谁去这里那里找他吃剩下的、遗漏的、不小心弄掉了的,更没有谁去抢那些“油碗”了,几兄弟还故意活动在桌子边,但就是装着看也看不见那些“油碗”。爹这时候其实也什么都知道了,他瞪着我,就瞪着我,咬牙切齿地说:
“现在事实已充分证明,你们三个狗日的道德品质已经发展到了非常严重、非常危险的地步了!它们随着你们年龄的增长没有减少而是天天都在增加!我现在已经把你们的啥子都摸透了!我是个摸透了才动手的人!从现在起,也就是从今天起,我今后的主要任务就是对你们几个的道德品质进行彻底的改造!否则,你们几个将来没哪个配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活人!”
妈听了,像是听见了多么碜人的话似的叫道:
“那个茂林哪!啥子改造不改造!他们是坏人?他们才多大?想吃肉有啥子过啥子错?你年年都割肉请客咋个就没给他们也割一回肉?”
爹仍然只瞪着我断然决然地吼道:
“肉二天再说!但我说要对他们的道德品质进行改造就是要进行改造!他们只有被彻底改造一条路!而且再不改造就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