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向小舜

160、第 160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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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回中心校考试了。我和爹被叫到他们面前。他们要说的是我上次的考试。说我上次的考试成绩本身还是不错的，完全可以得95分以上，但是，他们虽然批改了我作的题，也即每题都打上了勾或叉，但没有给任一题给分，卷子上也没有给总分。
　　还是“总负责老师”代表他们发话，非常温和、克制、平静，甚至是局外人般地对我说：
　　“你这次考试的成绩本来很不错，但我们没有给你的一题拿分，也没有给你打上总分，只是你的题本身对了我们就打勾，错了就打上叉。这也不是说就给你的试卷打了零分，绝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从零分到满分的任何一个分数我们都不能给你，你本身也都不应该……怎么说呢，说俗了就是你不配得到它们，不配得到任何一个分数。
　　“对你这次考试，我们似乎感到遇到了我们的一种权限问题，而在我们的权限之内，也似乎只能给你的答题打上勾或叉，再多就是我们做不了的了。为此，我把所有老师都找来商议，他们也都感到为难。当然，客观上我们也还是可以给你打一个分数的，一个随便什么低分数，虽然这么做和原则是冲突的。但是，我们考虑到主要还应该帮助你，以治病救人的原则为主，所以大家一致同意不给你打分，并找你来把问题解释清楚。
　　“我们要说的问题就是，通过这次考试来看，你身上过去那种我们以前已对你讲清楚、讲透彻，并给了你最良好有效的建议的你把自己绝对凌驾于全社会之上，你身上具有稳定和一贯的、从来的反社会特性，现在已发展为反社会主义的东西。
　　“这个结局是你不听我们的劝告，不理睬我们对你的一切良好有效建议的必然结果——（说到这里他的语气突然就十分残酷了）！实际上，我们也预期到了，而结果果然言中。而对于一个具有反社会主义特性的学生，给他的试卷打分甚至于批阅，都超过了我们的权限！
　　“而这次找你来，我们想说的仅是我们不希望以后每次在我们这儿考试，我们都无法给你的试卷打分。再说了，我们也不可能无止境地不给你的试卷打分，那也是原则上不允许的。至于到了那个我们再也不能只是不给你的试卷打分的时候，也就是说到了我们再也不能批改你的任何一份试卷的时候，你该怎么办，我们该怎么办，会怎么办，请你下去好好想一想！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对你这样，仍然出于良好的愿望对你讲这些！”
　　在这个世界里面，“反社会”就是可怕的罪名，而从“反社会”到“反社会主义”，就是罪名的升级。
　　其实，我清楚地知道这次考试的结果必然是这样的。
　　对于我来说，世界就是一场电影，所有人都是电影里的人影子，看起来鲜活生动，实则没有意志，没有自由，没有生命，人的一切活动，世界的一切活动，都是既定的，下一步是什么，会怎样，早就已经定好了，完全不可能更改，也完全不可能出于意料之外。
　　我把自己设定为这场电影的观看者。当然，我也是它的参与者。我就好像有两个我，一个始终平静地观看着这场电影，一个则是这场电影里的影子，这个影子的一切喜、怒、哀、乐，虽为我细致入微的体验着，却也都是我观看的纯对象而已，和这个世界上任何对象没有区别，这也是我不管感觉到多么恐惧，我也不会为，至少不一定会为这恐惧支配，还是要干我认为必须得干的事情的原因。
　　我观看着我和中心校的老师们这场电影。我看到的是，我们的这场电影的情节到了这一步，接下来的情节必然是我的“反社会”罪名升级。我甚至于立刻就看到了若升级，那就是升级为“反社会主义”这样的罪名，尽管我其实并不清楚什么才是“反社会”和“反社会主义”，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也不清楚。对于我来说，这个结果是“总负责老师”们改变不了的，也是我改变不了的，它绝对不可能为人的意志所转移。和电影不同的是，电影还可以选择不播放，选择删除一些内容，而对这种电影则什么也不能做，只能看着一切发生。
　　所以，在他们所说的这次考试中，那我绝对无法抗拒的宇宙般的黑暗力量使我有意识有目的地在答题中做了那么些事情，特别是在作文中有意识有目的地像我当初刚学写作文那样写了，放开手脚写了一篇虽然很好很美发自内心却于这个世界一定是突出、可怕、邪恶，一定会被定性为“反社会主义”这样的罪名的作文。
　　我不清楚“反社会”和“反社会主义”，但我清楚怎么做就会被他们定性为“反社会”和“反社会主义”。实际上，“总负责老师”们就我的作文中反映出的问题已经找过我谈过几次话了，虽然这些话出自他们之口，与我们沟的人们，如张芝阳、张朝海对我作文所说完全如出一辙，他们在我的作文中发现的问题也和张芝阳、张朝海们所发现的完全一样。全都一模一样。当初，他们就说我的作文“反社会”和“反社会主义”什么的，所以，我知道怎么做会被定性为“反社会”和“反社会主义”。不同的只是，这些个罪名由我们沟的人们加在我头上和由“总负责老师”加在我们头上那就是两回事，可以说前者是在让我流血，而后者则是在要我的命了。
　　我在这次考试中这样做了之后，无限地悔恨，无限地不能原谅自己和饶恕自己，罪孽感又加重了，但是，这不会有作用，不会使我不做那些事情，也不会使我收回已经做的那些事情。因为，我认为自己不属于自己，只属于那更高的超越一切、支配一切的力量。我别无选择。
　　虽然一切都在我的意料之中，但是，当“总负责老师”们真把我定性为“反社会主义”之后，当一切意料之中甚至于可以说期待之中，所做一切就为促成它真变成了现实之后，我之震惊，之无法面对和接受，之绝望，之看到现实的恐怖，只比对这个结果完全没有意料到，也没有有心为达成它而做什么所可能的有过之而不无及。
　　我本来有一个奇怪的、压倒一切的感受，就是任一时间对于我来说都是无限长的，过去和未来我看不到它们和我有任何关联，可能和我有任何关联。但是，这一次，在突然面对这个现实时，就好像一堵高墙被推倒了，我的过去和未来一下子展现在眼前，一下子同属于现在了，我也看到了过去对现在的决定和影响，现在对未来的决定和影响，现在对未来的责任，未来和现在一样重要，甚至于更为重要。然而，我的未来就这样有一个“反社会主义”的罪名了。我觉得我这才是第一次真正看到了我的人生现实的恐怖，这个恐怖是绝大的，无边无际。我觉得我这也是第一次无法面对和承担恐怖，第一次无法面对和承担如此的恐怖竟然是我有心有意识有目的地把它招来的。
　　这个恐怖之绝大和绝对，在程度上也只有我见证过的最壮丽恐怖的上帝的启示可与之一比了。实际上，过后我也把它算成是和神的一种遭遇。这大约也是我纵然总是活在遭遇这种恐怖的生活中，却不去做避免它们再次降临的一个原因。而面对如此的恐怖，我所可能的也只有发抖了。真无法想象要是人不能发抖、不会发抖，人没有一个身体可以发抖，结果会怎样。
　　我僵怵着，端端正正如罪人般站在我身边的爹也僵怵着。僵怵着不是完全凝固不动，而是两人都在发抖。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总负责老师”已经说完了他该说的，在等我们出声。但是，只有沉默和沉默。除了不时从爹那里传来他发抖的、仿佛老鼠那种悄悄活动的悉悉索索的声音外就没有其他声音了，也出不来其他声音。爹传来的这声音混合了他牙齿和牙齿互相敲击的声音，他的衣服因抖动而发出的摩擦声。这些声音都是他极力控制却又绝对无法控制的声音。他比我抖得更厉害。但是，从我这儿也不时如箭一般飞出去一个因发抖而造成的声音，一闪即逝，有时是闪好几下才逝去，就像是连发几箭一般。我发出的这些同样是我在极力控制却根本就无法控制的声音和爹发出的那种声音仿佛在对唱和应合。
　　我们传出的发抖的声音并不高，却在沉寂无声就等我和爹说话的办公室里显得至为清晰和响亮，而且不绝如缕，没完没了。很显然，我听到了爹发抖的声音，爹也听到了我发抖的声音，爹因为听到了我发抖的声音而意识到了他在发抖，爹还听出了我在极尽全力控制我的发抖并且不是完全没有效果，他也意识到了他也应该控制他的发抖，他还本能地按照我控制自己的方式控制他自己，而这样控制的结果是我们俩的发抖越来越相同，一会儿我们俩的发抖就像是同频共振一般，我这里传出一阵剧烈发抖的声音，跟着就完全寂静了，我这里寂静了，他那里就传来一阵同样频率、持续时间也一样的剧烈发抖的声音，跟着就完全寂静了，而他那里寂静了，我这里又传出剧烈发抖的声音，如此几个重复回还之后，我们俩还同时发出了频率完全一样时间持续也完全相同的发抖声，听得那几个陪在场的老师们都有人笑了起来。我和爹除了这发抖外就什么都是一片空白。
　　就这样过了好一阵。那几个老师一直把我们盯着，好奇、快意、幸灾乐祸，这些东西下面就是他们绝不会改变的决心和意志。末了，“总负责老师”似乎只为打破沉静，以旁人无关的口气说：
　　“你们是不是感到有点发冷啊？今天的天气很暖和嘛！”
　　我很想站出来做点什么，打破这种沉寂，仅仅是打破这种沉寂，但就像我当初不吃不喝不动在床上躺七天七夜一样，终究是什么也没做出来，什么也做不出来。我也希望爹能够做点什么，但显然爹也和我一样，什么也做不出来，除了发抖外。
　　就这么又过了一阵子，“总负责老师”轻描淡写地说：
　　“你们现在可以走了。”
　　但是，我们仍然不动。经过控制，我们传出的发抖的声音的次数已经少了，但每一次的频率却高了，听起来更尖锐，更让人心惊。
　　看到我们这样子，“总负责老师”明显高兴起来了，甚至于还有了一点怜悯之色，但是，也更愤激了，更不掩饰他的情绪了，流露出露骨的轻蔑厌恶之色。他不无激动地说：
　　“你们既然要这样，那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我们已经把什么都给你们讲清楚了，还过去一直在讲。我想我们最能对你们说的也就是刚才我所说的。你们想想我们还能不能把它增加或减少一个字。其实我们也本没有说什么，不过是要你们，特别是你张小禹本人，给我们一个最后的态度，我们一切都会也只会依你最后的态度——当然要是非常明确、我们对它各方面都感觉满意的态度——而定。一句话，一切都掌握在你们自己手中而不是我们手中，过去是，现在也是。有一句俗话说得好，既不想要现在，又何必当初。我们真的不知道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爹用手擤了擤鼻子，往前动了动，好像要说什么话了，但是却终究什么话也没说出来了。沉寂，地老天荒的沉寂。一阵颤抖掠过爹和我身上。是的，这一次就是一阵颤抖从爹和我两人身上掠过，我们拥有的是同一个颤抖。
　　“总负责老师”更加情绪化地说：
　　“你张小禹一贯与我们对抗，从开头到现在都是如此，还不说你还在变本加厉！你张小禹在历次考试中搞的那些名堂，不是我们不清楚，而是一清二楚，只比你个人还清楚！你以为你是能够与我们对抗的，有能力与我们对抗的，你最终一定能在对抗中把我们战胜，甚至于打倒！而你们就从来不去想想，你们到底算老几，是不是拿得上手，称得出重量！
　　“我们也不是没有提醒你们这点，我们以前所说的一切，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这个意思，只是这个意思！我们本来早就可以叫你张小禹粉骨碎身，这辈子也别想爬起来了，就是你要做一个最一般、最低下、人人都瞧不起，甚至于连自己都看不起自己的人我们也都可以叫它成为你的幻想！说句不好听的话你就是在我们手心里攥着的，想把你捏成什么样子就捏成什么样子！
　　“我们没有这样做，还一直在给你机会，那不是在向你示弱，更不是因为我们就对你有什么天然的什么不能这么做，至多不过是我们在可怜你罢了。
　　“有一句话你们不是不知道，枪打出头鸟。你张小禹就是那只出头鸟，还更要去当那只出头鸟！而一只出头鸟算得了什么，无数的枪口都在把它描着！你要出头是你个人的选择，你挨枪打那也是你的命运，这怪不了谁怪不了别人！
　　“我要说我们根本就谈不上对你采取了什么行动，根本就还没有真正对你做过什么！它们远不是我们做不出来，我们没有条件没有权力做，而是太容易太方便了，在我们的权力范围内，也在我们的条件范围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完全可以叫你死无葬身之地！你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我们手中的玩物而已！你张小禹的错误说白了就仅仅是没有给自己定位，不过是个玩物却没有玩物的样子！”
　　我热爱的是真相，我要逼出的就只是真相，对于我真相就是一切，见证了真相，不管那真相是什么，这对于我就是一切的一切。“总负责老师”这么叫喊之后，我感觉到又有某种真相被我逼出来了。也许“总负责老师”这么叫喊之后感觉到无比的快意，但是，因逼出了某种真相，我也感觉到某种快意，而且这是一种高级的快意。但是，我和爹仍然在发抖，什么话也说出不来，什么也做不了。
　　爹又做了一下想要做点什么说点什么的尝试，但还是什么也没有做出来和说出来。接下来他们让沉寂拖的时间更长，没有叫我们离开，也没有叫我们离开的意思，就那样僵持着，他享受着他们能够享受到的，而我和爹则不时地抖一下。
　　在我的感觉中是不知多么漫长痛苦的时间过去了，“总负责老师”调整了一下自己的姿势，坐正了一点，回过头去看着别的老师，以努力克制着对我们的厌恶和鄙视，要暂时给我们一个怜悯和施舍，也可以说是再给我们一次机会的那种样子和语调说：
　　“你们看是不是叫他们留下来，我们把他这次考试的卷子提出来当着他们的面改？看一下他今天考试的情况怎么样？”
　　几位老师仿佛是在对“原则”那样的东西深思熟虑地沉吟。最后唯唯诺诺地说：“这个办法可以……再给他们……算是给他们一次机会吧……不过还是要由你来决定……因为，因为，这毕竟还是有点超出原则和惯例……”
　　于是做出了把我今天考试的试卷提出来当着我们的面批改的决定，也这样做了。在整个过程中，我仍然动也没动，也仍然不时抖一下。而爹，我侧眼看了他一下，发现他已经而无人色，满脸虚汗。
　　改完之后，“总负责老师”指着我各题都给了分，也给了总分的卷子说：
　　“你看，就是你这次考试也仍然处处都全面地体现出了你身上所具有的我们对你说的所有那些特性，特别是那些主要的特性，也包括我今天找你们来一开始就告诉你们了的那种特性。
　　“这份卷子你们带回去，分数我们也给你记录下来，算是承认了你今天的考试，即使这是有违原则的。上次这份我们没有也无法给你打分的卷子你也一同带回去。本来这几次考试，也包括这两次考试，因为我们赋予它们有特殊的意义，学校规定是不能把试卷发下去的，要留着存档。你们面临毕业，按规定我们要给每个学习生建立档案，而且这种档案也已经建立起来了。
　　“你们也知道，对一个学生建档，那是极其重要的，是学校和社会对一个学生的监督、管理所必需的，档案中记录的是学生身体状况、政治面貌、人格风貌、道德水准、学习成绩等等，它直接关系到这个学生能不能继续求学，有没有继续读书和升上我们高一级学校的资格和权利，还可不可以是一个学生。在我们社会里面，一个学生能不能继续求学，有没有继续读书和升上我们高一级学校的资格和权利，还可不可以是一个学生，首先就要看我们在他的档案中的记录，他的学习成绩那还在其次。
　　“今天能够叫你们把这两份试卷带回去，是因为我们虽然已经给我们公社，包括村小和中心校你们这个年级的学生们都建立了档案，但还没有给你张小禹建立档案。就只是没有给你张小禹建立档案。如果已经给你张小禹建立了档案，我们就没有权利做出叫你们今天把这两份卷子带走的决定了，就得把你们这两份卷子情况如实地写进你的档案里了。我们给其他学生都建立了档案，还没有给你张小禹建立档案，是因为我们正在考虑要不要给你建立一份档案，这个档案又如何建立。”
　　最后，他说：
　　“好了，今天就到此为止吧！”
　　爹接过两份卷子，机械地在那儿叠着。在这个时候，他终于出声了。那的确是他的声音。他的声音无力、苍老、虚弱得就像从很远的地方飘来地说：
　　“我啥子没有对他说过，哪一天没有打他，还平均每天是好几次，一打起来那也是真的在往死里打。他的勾子都打烂了，脱了裤子叫人看都不敢看。老师们一调查就可以调查到，我专门用来打他的黄荆棒就有好几捆。在学校我还每天要他跪三脚凳，一上去就叭地摔个狗吃屎，又跪上去，又摔个狗吃屎，如此反复不止。有人说该吊起来打，我这也都用上了，还不是一次两次，打一下荡个秋千，打一下荡个秋千。可是，我也不晓得是为啥子，总是不起作用。到底是咋回事。不晓得他到底是啥子。也许他真的是烂透了，无可药救了。”
　　老师们对他所说仿佛都亲眼见过似的，并没有表现出多大的兴趣，只是更可怜和鄙视地看着我。“总负责老师”又说了几句话，大意是：你这样做是好的，你的成绩应该肯定，不过，光打也不行，虽然打是必要的，还应当采取别的法子，从多方面着手，慢慢来，要让他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云云，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