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走私》珈子布

2、啊

　　翻译中常面临的两种选择:一是指在翻译过程中尽可能用本民族的方式去表现外来的作品；另一个则认为既然是翻译，就得译出外国的味儿。钱钟书相应地称这两种情形叫“汉化”与“欧化”。然而，从读者的角度看，他们还是希望能读到流畅的译文，希望译家能“汉化”外国的作品。当然，“汉化”的前提是并不是指篡改原作的精神，而且其需要译者能很娴熟的驾驭两种语言；一些译者之所以采用“欧化”的方式，是因为他们自己的语言功夫不足。王佐良先生译《谈读书》走的是“汉化”的道路。仅从篇名看，王先生并没有拘泥于原文。培根的原题是of studies，一般的译家都较为直接地将之译为《论学问》《谈学问》；这当然不错。但王先生更多的是从文章的主要精神出发来翻译的。studies在英文中的意思颇为丰富，兼有“学问”“研究”“读书”等义；但就这篇文章看，培根重点讨论的是读书问题，所以译之为《谈读书》，颇为适切。更主要的是，在行文之间，王先生能用最为地道的汉语来表达，所以读来毫无“隔”的感觉。

　　1979年，王佐良在“词义文体翻译”一文中说道：“一篇文章的风格只是作者为表达特定的内容而运用语言的个人方式，它与内容是血肉一体的，而不是外加的、美化的成分。在翻译工作里，也必须注意语言与社会场合的关系。译文同样有一个适合社会场合的问题。译者同样必须能根据原文的要求，写出各种不同的语类、文体。”王先生的翻译一切照原作，雅俗如之，深浅如之，口气如之，文体如之。但这并不意味着亦步亦趋，风格不是靠刻意追求出来的，如好的译文，不可能靠追求好的、所谓美的词语，靠发挥几个四字成语，就能达到。

　　王佐良先生的译文最大特点便是把握住了原作的语言风格，以半文半白的汉语来翻译，生动形象、通俗易懂，所说的道理十分显豁，读起来富于气势，增强说服力和感染力。在阅读王先生的译文时，甚至都有疑惑：我是在赏析培根的《of studies》，还是在研读王先生的作品；对此，我只能理解为，既是培根的，也是王先生的，他的译文，已经在最大程度上再现了培根的of studies的精神。王佐良先生以前的译文，虽各有千秋，但在文字上总觉火候不到；之后的译文，总觉得是对王先生译文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