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v ...
-
论翻译方法
翻译中常面临的两种选择:一是指在翻译过程中尽可能用本民族的方式去表现外来的作品；另一个则认为既然是翻译，就得译出外国的味儿。钱钟书相应地称这两种情形叫“汉化”与“欧化”。然而，从读者的角度看，他们还是希望能读到流畅的译文，希望译家能“汉化”外国的作品。当然，“汉化”的前提是并不是指篡改原作的精神，而且其需要译者能很娴熟的驾驭两种语言；一些译者之所以采用“欧化”的方式，是因为他们自己的语言功夫不足。
同样是Francis Bacon的STUDIES，从王佐良、高新、水天同和何新四位先生的译文中，可以领略到不同的风格。
王佐良先生译《谈读书》走的是“汉化”的道路。仅从篇名看，王先生并没有拘泥于原文。培根的原题是of studies，一般的译家都较为直接地将之译为《论学问》《谈学问》；这当然不错。但王先生更多的是从文章的主要精神出发来翻译的。studies在英文中的意思颇为丰富，兼有“学问”“研究”“读书”等义；但就这篇文章看，培根重点讨论的是读书问题，所以译之为《谈读书》，颇为适切。更主要的是，在行文之间，王先生能用最为地道的汉语来表达，所以读来毫无“隔”的感觉。
1979年，王佐良在“词义文体翻译”一文中说道：“一篇文章的风格只是作者为表达特定的内容而运用语言的个人方式，它与内容是血肉一体的，而不是外加的、美化的成分。在翻译工作里，也必须注意语言与社会场合的关系。译文同样有一个适合社会场合的问题。译者同样必须能根据原文的要求，写出各种不同的语类、文体。”王先生的翻译一切照原作，雅俗如之，深浅如之，口气如之，文体如之。但这并不意味着亦步亦趋，风格不是靠刻意追求出来的，如好的译文，不可能靠追求好的、所谓美的词语，靠发挥几个四字成语，就能达到。
王佐良先生的译文最大特点便是把握住了原作的语言风格，以半文半白的汉语来翻译，生动形象、通俗易懂，所说的道理十分显豁，读起来富于气势，增强说服力和感染力。在阅读王先生的译文时，甚至都有疑惑：我是在赏析培根的《of studies》，还是在研读王先生的作品；对此，我只能理解为，既是培根的，也是王先生的，他的译文，已经在最大程度上再现了培根的of studies的精神。王佐良先生以前的译文，虽各有千秋，但在文字上总觉火候不到；之后的译文，总觉得是对王先生译文的诠释。
不同于王佐良的译文信达雅兼备，水天同的译文更加流畅可读。
水同天先生的译文，删繁就简，如同小学生在用自己的话复述，然而却能将培根“论学”中的卓见一一展现了出来，可谓硕果累累。他的译文既是他为学的体会，也是他为学的指南。水天同先生的译文力求在形式上求得对等，而有点拘泥于原文，对原文韵味的表达上，没有那么强烈。无论是词语的选择，句式的转换还是篇章的组织以及风格手段的传译，水先生的疑问都给我们指明了说理散文的路线，忠实的传达了文章的内容。
水先生并不刻意追求流畅、优美，也不生硬的使用四字成语。对于散文的翻译，传神即是要给读者传递原文的风格和韵味，最好的翻译是在形似的基础上追求最大限度的神似，在这一方面，与何新先生的译文有着很大的相似之处，二者都欲追求最大限度的考虑忠实原文的词句。
何新先生此译本以白话及通晓直白为世人称道，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水天同先生的影响，甚至可以看到很多水天同译文中的影子，何新在水天同先生的经典原译基础上,既保留了原译的风姿,又根据时代需要酌情作了文字的修改。
然而由于翻译时代的不同，读者的水平，以及参考文献、工具书的使用等众多差距，能够看出，当代读者更能接受的应该是何新先生的译文，因为他的可读性、审美性和准确性更符合当代汉语的表达习惯。
而且，在段落的分配上，何新又似乎给人了以诗的美感，可以说是他相比诸位前辈来最大的突破，使读者看起来方便，无论是视觉还是心理，都多了一份享受。可惜何新先生并没有走出水先生的讨论，对原文表达上，远远不及王先生及高新。
反观高新先生的译文，可以说是符合严复提出的信雅达标准，他忠实了原文内容的意旨和风格效果，而不是原文的语言表达形态。
因此，这里就需要提出一个问题：翻译究竟是“外国化的中文”还是“用中国字写的外国话”。叶圣陶称自己“不通一种外国语，常常看些翻译东西”，在《谈谈翻译》一文中坦言“正因为不通外国语，我才要读译本呢”，揭示出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别人不懂外文，所以要请教你译；如果大家懂得，就不必劳驾了。”正是凭着“不通一种外国语”的“外行”眼光，叶圣陶才看到并指出了问题的实质。叶圣陶的核心思想是反对“死翻”。“死翻”，一言以蔽之，就是“用中国字写的外国话”。“各种语言的语言习惯都是相当稳定的”，“既然是两种语言，语法方面，修辞方面，选词造句方面，不同之处当然很多”，“同样一个意思，运用甲种语言该怎么样表达，运用乙种语言该怎么样表达”，不能“死翻”，即便“接受外来影响”，也“要以跟中国的语言习惯合得来为条件”。据叶圣陶想，“翻译家是精通两种语言的人，也就是能运用两种语言来思维，来表达的人”，反观之，“能运用两种语言来思维，来表达的人”才算是“精通两种语言的人”，“精通两种语言的人”才能成为“翻译家”。叶圣陶的意思是：“死翻”者自然成不了“翻译家”，之所以成不了“翻译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不精通两种语言，不能运用两种语言来思维、表达，而不精通两种语言，不能运用两种语言来思维、表达，最终结果就只能是“死翻” — “用中国字写的外国话”。
而高新先生的译文，则是将外国的文化氛围完全融入了中文之中，每门语言都有其不同的语体，而不同的语体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一个“论”字，表达着一种学术精神，高先生认为应该严谨对待，于是选择了这么一种文言方式将其呈现给广大读者。然而，由于当代语境的不同，很多人认为高先生的译文比翻译前还要难懂，因此，在四篇译文中，属此影响最小。当然，由于其的“雅”译，吸引了一批操“雅言”的学者。
马建忠先生曾经提到过一种境界“善译”——— 自如驾驭“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的能力，而且指明了“善译”的过程 — “一书到手，经营反复，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对原文能够达到“心悟神解”的程度，翻译起来就自然能够“振笔而书”，“译成之文”就自然能够成为“善译”了 — “无毫发出入于其间，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 无论是奈达的“等效”，还是傅雷的“神似”，抑或钱钟书的“化境”，均未跳出“善译”的圈子。
有人偏重“精心的再创造”，视翻译为艺术；有人偏重“一定的客观规律”，视翻译为科学。但是，不管视为艺术，还是视为科学，翻译的根本任务即在于“传真”，大到一部作品，小到一个句子的翻译都会兼有直译与意译。一件好的译作总是即有直译，又有意译，直译与决译相结合。我认为，如果采用直译能准确传达原文多种意义的，就直译，如果不能译出原文多种意义，特别是不能准确译出隐含意义的就采用意译。
作为翻译，语言只是一个重要地前提，而博学则可以为翻译工作提供坚实的知识理论的保证。在进行翻译工作的过程中，一定会接触到各个领域，如果不去进行查找学习，那么在翻译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只翻出了表面，而没有把其中真正的内涵传达到。有时更有甚者，会闹出一些不应该有的笑话。所以在平时多涉猎一些其他方面的知识是对翻译工作的一种知识储备。因此可以说，一个好的译员应该是一个博学的人。
作者有话说
第3章 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