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上海旧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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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
哦，您现在开始拍故事了，很好，希望我有机会看到。
提意见啊……我的意见通常是没有什么人听的，不过您要是想听，我当然可以给您说两句。
这么说吧，如果有人打算拍一部背景在近代百年的电影，那我一定会建议他去拍二三十年代；如果他打算拍二三十年代，我又会说请务必不要错过亚洲；最后，那个人决定要拍二三十年代的亚洲了，我看他当真是虚心求教，才会最后说出这一句实话——你不妨拍一拍上海。
上海是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地方，偶尔也被称呼为「魔都」。
这个称呼最早见于你们那边的一位作家村松梢风先生的小说，此后被广泛应用，可以说是非常贴切的一个形容词。
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公共租界有无数的故事等待发掘，在这里，您不妨听我举一个例子。
当然，我没说让您拍这个故事，只是说来听听，您听过就可以了。
我们的故事就开始于一九三一年的二月二十二日，按照中国的历法来算，那天是在大年初六。
当时福本先生正提着公文包走在上海公共租界的某条街道上。
看名字，我们不难猜到他是一位日本人，现年二十八岁。因为比较老相，他时常被人当是三十有五的中年人，自己也觉得困扰。其实他长得是不难看的，以当时的审美标准来说，算得上相当英俊的一类。就是整个人不大有情绪，缺乏表情的脸给人一种木讷感，如同“能面”一般稳固，少了青年阶段时该有的鲜活感，因而显得像个中年人。
大年初六，从中国传统的角度来讲就是年假放完了该“复市”的日子。
然而并不是所有中国人都对这个规矩。
毕竟少赚两天钱也不会怎样，不妨都对自个宽容些，继续放年假罢！
街上到处都是张灯结彩，就连一些还开着的洋人商铺为了招揽生意也入乡随俗的在门口挂上了红灯笼。
上海的人多，然而一过年该回乡的回乡，该闭门不出的闭门不出，玩乐的人也自有他的去处。偌大的城市里有些地方一下子就成了鬼巷，活动的就只有外国人、‘女招待’、乞丐和一些回不了乡下因而继续忙活生计的人了。
福本先生看见巷子里有个人倒在那，一动不动，大概是已经死了有一段时间。一个路人经过，不小心踩到了尸体的手，吓得一下子跳起来，哆哆嗦嗦的对着他划了个十字，口中念念有词道:“阿弥陀佛，无量天尊！”
这个场景有种说不出的微妙感，福本先生兀自走过去了。
一派喜庆的装饰下禁闭的铺门和空廖廖的街——福本先生对上海这个地方有了一种奇怪的印象。
这其实只是他到上海来的第八天。
福本先生任职于一家报社，名为「朝日新闻」，主要是负责编辑工作，偶尔也会跑跑外场。
半年前，总社打算调一两个职员前往上海分部。
他在上一次总社的权利交替过程中站错了队伍，现在被上头排挤，大抵之后是不会有什么前途可言。现在有新的发展机会，他自然不介意豪赌一把，于是很快就商定好，和同期进新闻社的朋友田崎一起申请了调任。
因为在国内还有些手尾要收拾，他到得比那位朋友晚一些。住了几天酒店后，由较为熟悉上海但现在人在东北的田崎先生联系到了一个还有房子出租的地方，现在正打算过去看看情况。
上海的房子——尤其弄堂里的房子，是十分难窥其全貌的。进了弄堂口，两边就全都是门和窗户，左一栋小楼右一户人家，中间都只隔着极窄的一条缝，拳头宽。
偶尔也会有那么一两条通到隔壁弄堂里或是其他什么地方的巷子，是否通畅要看运气，因为有些住不起房子的人会在那中间支两块布安家。
石料和砖块生成密林，缝隙里混杂着人的气息。哪些路可走，哪些路不可走，一切都有微小的痕迹向他作出指示，福本先生走在其中，无端的想起蚁类。
终于到了，他从公文包里拿出朋友的手写信，伸手按下电铃。
其实这里离主街并不远，就坐落在它的侧支上。门口在弄堂里，但是旁边就有一条巷子，朝里看，能望见过道后上海的繁华一角。
福本先生压下自己的帽檐，静静等待着。
“谁啊？”
门开了。一位头发有些花白的老者带着少许恹恹的神情打开门，如是说道。
福本先生把信递给他，老人把卡在长衫襟上的老花镜架起来，拆开信封眯着眼睛看了一会，随后以仰视的角度斜瞟了他一眼。
“跟我来吧。”
说完，他把信纸揣进了宽大的袖子里，两手拢到一起背在身后向楼道里走，身板挺得很直，有点茶楼掌柜巡视生意的味道。
福本先生摘下了帽子弯腰进门，把它拿在手里，跟上那位老人的脚步。
前几年，西方那边出版了一本关于东洋建筑风格考察的书。他粗略的翻看过一遍，只觉得那位著书人不大严谨。
日式有日式的奥妙，中式有中式的乾坤。
将两者混为一谈的人，想必也是考据不到哪里去的，不过哗众取宠罢。
然而这个房子的结构，即便对他这个东洋人来说也稍微显得有些怪异了。
门口在弄堂里，接在后面的是整栋楼的楼道，临街的那一面并没有门。楼道靠里侧的墙上隔一段距离有一个砖头大的方形孔洞，从里能望见中间特意留出的空地，也就是中式传统里所谓的“天井”位。
给福本先生开门的老人是这栋楼的所有者，自称姓李，今年已经五十多岁。
李老先生背着手走在前头，同他絮絮叨叨的说起了一些事情。
“我这个小地方已经很久不接待外国人了。两年前有个洋人租了我这的一间房子，交押金的时候很爽快，月租却一拖再拖。看在领事馆的面子上，我是忍了，但是到年底我去跟他收总账时候——你猜怎么着？”
年迈的老人停下脚步，站在上首回头看他，老花镜后的眼睛眼角笑纹十分明显。
福本先生摇摇头，李老先生和善的笑起来。
“他掏出一把枪抵在小老儿我头上，气焰挺嚣张的骂了句洋脏话，具体说的什么我是听不懂，早忘了。要不是邻居及时报警，现在这房子归了谁还真不好说，最后人没事，租金收不回来就当破财挡灾了！行么，是我怕了你们外国人，可都别来。”
他继续朝前走着，手终于放到了身前。福本先生听见一阵窸窸窣窣的衣料摩挲声，也许是快到了，在找钥匙。
“我祖上是闯关东的，在关外置了好大一份家业，到我这代么也还富裕，但是这个年头想好好种地还真是不行，东北一乱起来就什么都没了。我从那边往上海这地方逃的时候被你朋友救回一条命，做人讲知恩图报，既然你已经按照规矩绕完一大圈找着来了，那无论怎么说，我承他这份情。您就安心住下吧，死不了！”
说完，李老先生用钥匙开好锁，大力推开了门。
福本先生没说什么。
他对这个类似于“杀威棒”一样的发言多少能理解。因为上海公共租界的乱像人尽皆知，住在这里的人总要做好面对敌国民众或者昔日老仇人的准备。
维持和睦的表象是一种应尽义务——就好像洋行里的俄国出纳跟德国采购员一样。
“这边是客厅，这边是厕所，阳台在那，厨房靠里一点，剩下的你自己看吧，有什么不满意的尽早说。”
“啊。”
他点头，任老人打开任何一扇门给他讲解。
今天天气不错，午后的太阳将窗外照的一片亮堂。
楼下也许是有人在听无线电，收音机里的歌儿蒸发成空气，透过玻璃窗和窗帘漫进屋里，有种梦话似得腔调。
隐隐约约，福本先生还听到了混在里面的另一个声音——不在唱片或无线电里。
他趁手把公文包放在一旁的木沙发上，将客厅里的窗打开。
这间房的前住户也许是个爱侍奉花草的人，窗台上钉好铁栏杆，摆了几盆花细细养着，然而现在，它们早因无人照料而枯萎，只留下一丛丛的枯枝败叶。
他所在的这层是顶楼。午后的阳光越过一道坎，以一个夹角倾泻下来。
顺着这些枯萎的枝条看过去，福本先生看到了站在对面的一个人。
“我这心里一大块，左推右推推不开，怕生病偏偏又把病儿害，无奈何只好请个医生来……”
收音机里的声音一下变的真切起来，似乎放的是中国哪位名伶的歌。
他的窗台对面是另一户的阳台，那个人正站在阳台上略略探出身子，把双手举到阳光投下的那个角度里，合扣着，用手比一只鸟的形状。她扭头看投在墙上的自己的影子，没注意到他的到来。
也许是心情好，她颇有闲情逸致的跟着收音机唱道:“医生与奴看罢脉，说了一句不妨碍，不是病来可也不是灾，不是病来可也不是灾。这就是你的多情人，留给你的相思债——”
“怎么样，你看好了吗？”
是李老先生。
他站在身后问道。
“可以。”
福本先生回过头答他。
“李叔，来客人了？怎么也不提前告诉我！”
是刚刚那个人的声音，应该是朝这边喊的。
不过她现在已经躲在落地窗后面，只在窗帘上留下一个淡淡的侧影。
“这是新房客！以后抬头不见低头见呐！我不告诉你也见得！”
李老先生也许是很喜欢她，站在窗边朝她喊话时脸上带有一种老者看优秀晚辈的欣慰感。
喊完了，他回过头，对福本先生介绍道:“这是严袭文，住在你对面的那户，楼里喊她阿文就行了。先前跟你说的邻居就是她，要是没她可就没我，是小老儿的另一位恩人，你最好别打她什么主意。”
福本先生站在窗边，趁手将它关上。眼角余光督见了她露在窗帘外的旗袍一角。
也许是得益于近年科技的发展，有些女性着装基于“摩登”的理念开始应用一些新奇的设计。例如说他在东京见过的，穿着立体几何图案和服的妇人，还有眼前这位文小姐的薄绿叶纹肌理旗袍——灵感兴许是来源于生物显微镜里的影像。
他收好钥匙，送李老先生出门，之后自己动手把房子简单收拾了一遍。
直接入住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今天只是来看看。
收拾完后，他拎着公文包下了楼。
这次不用再绕路，他轻松许多。福本先生穿过那条小巷后步行到了侧街不远处的一家舞厅门口，三三两两的人力车夫正在那等着客人。
“礼查饭店。”
“好嘞，今天开张，少收您一些！”
“谢谢。”
那个年轻的车夫愣了下，很快回过神来，朝他朴实的笑笑。
“哪儿的话！您坐稳，走着！”
车夫尽可能跑得平稳，然而人力车本身就是免不了颠簸的，福本先生在车里被颠的上上下下。
路上摆摊的小贩偶尔有认识的会朝那车夫打招呼，喊道:“小佟！开张啦！”
“是嘞！好心人！”
车夫姓佟。
这可能就有点意思，因为据他所知，佟氏有两脉——汉族佟氏和满族佟氏。就不知道这个车夫是哪一脉。
“你是旗人？”
“是啊爷——先生，怎么看出来的？”
“有点京城口音。”
“您去过京城啊？”
“没有，我的老师是京城人。”
“哎，那敢情好，咱也算老乡。”
“啊。”
这是实话。
他大学时读得是语言系，中文是跟一个清留学生学的，那个人是京城出身。
车还在跑着，然而因为这一点近乎，车夫跟他唠起了家常。
“这要是皇上还在那会，我肯定到不了这来，宗人府严着呢。不过我阿玛以前在京城拉车他们倒是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我们这些穷旗人不是王公贵族，日子也不好过。因为祖宗礼法又不能出去做生意，只能去绿营当兵，谁稀罕去那！”
他说了一路。福本先生晓得他只是想找个人倒倒苦水，因而并不发言打扰他，只是听着。
等到了地方，他下车打算给钱，那个姓佟的车夫却没接。
“今天开张，我就不收您钱了，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他拍拍那个车夫的肩膀，在那人未察觉时将钱放进他的口袋，转身进门。
世间事瞬息万变，只有天上明月自世界诞生以来便注视着所有。
小楼里，文小姐正坐在窗边的藤椅上修指甲。
她身上披着一条白色的绒线披肩，是前些日子无聊时打发时间的产物。纵横交界处缝上了一点打磨好的碎玻璃，将照在她肩头的光束折射交错，织成一张新的网。
看修的差不多了，她吹了吹指甲剪锉片上的粉末，把它收起来，开始给自己上指甲油。
其实她这样做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讲究，人为了缓解心理压力有时会做很多无意义的事情，例如说在战时口红的销量不减反增这一点。
文小姐今年已经二十五岁，如果放在从前，她肯定会被说是老姑娘，但现在怎么说也是民国了。
他们这一代人生得并不是什么好时候。文小姐出生那会，朝廷正闹着立宪，各色角儿你方唱罢我登场，最终谁也没落着好处。
后来她六岁那年，朝廷倒了。
父亲早先斥责那群人扰乱纲常，又过了两三年生意反而比以前好做之后又追着新潮夸了起来，时不时也捐点钱。
因为赶社会的风潮，从前念着“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严老先生也大方点头让膝下几个女儿去上学。他觉得这样好嫁人，况且那个年头，能进正规新式学校的学生都有点家底，他不用担心女儿看走了眼，跟个歪瓜裂枣。
知识分子都倡导什么自由恋爱，严老先生在他可控制的前提下是不介意做个开明父亲的。
常言道，女儿是赔钱货，是家累，然而美丽的女儿不在此列。
文小姐不太巧就是这个美丽的女儿，所以她是家里的财产，待价而沽。
一九二八年皇姑屯那档子事之后，张学良少帅接了老帅的班子，同时开始出任东北大学的校长，极力倡导男女同校。
顺着这个风潮，文小姐考上了该校的英文学系，成为了当时东北大学第一期女学生中的一员，令严老先生倍感欣慰——这说明现在可以出手了，做生意要看准时机。
第二年，他就给女儿物色到了一门好亲事，是她的同学，买办家族出身，比她要小一岁。
这时候严老先生就想不起还有什么“自由恋爱”，他对女儿教训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古以来！”
原就是这样，朝廷才倒了几年啊？你民国大总统一上台就想要天下百姓都新派？嗨，还不是那句话——自古以来！
严袭文被锁在家里，有了一种预感。
盲婚哑嫁近似于□□，能好的始终只有极少数。她现在正站在一个队伍里，各式各样的女人向前走着，走到一个断头台前。
大多数人咔嚓一下被砍了头，身子还立着，把自己的头拾起来，提在手里，无头的身子继续朝前走，不知道去了哪里。
队伍里的女人都看得见，然而还是笑着，觉得自己有可能是极少数绕过了断头台的人。
这个认知令严袭文在三伏天里出了一身冷汗。
她是从来不相信运气的，也不信命，没日没夜闹了起来，闹到最后跟家里断绝关系，逃到上海。
两年前她刚来，人生地不熟的。好在同学里有一个是上海人，托亲戚把她介绍去了洋行当个打字员，这才勉强算在上海站稳脚跟了。
后来严老先生大抵还是后悔了，然而拉不下脸叫她回去，只是让她母亲定期给她汇一笔钱，好叫这不孝女什么时候知道感恩了会回去见见她七老八十的父亲。
严老先生是个犟脾气，女儿大多不像他，却只有这一点很像。
自此，严袭文小姐便总让人称呼她为“阿文”，若是有人喊“严小姐”那就免不了被她甩脸色。
然而不太巧，福本先生乔迁后头日去拜访同一楼的邻居们时就犯了这个错，因而吃了她一遭闭门羹。
楼道里看热闹的街坊们都笑，朝还站在门口无言的福本先生喊道:“后生，你可别说她姓严！你不叫她阿文她就敢甩脸子，脾气大着呢！”
说完，又笑起来。
然而直呼其名……这对于福本先生而言是太过亲密的做法，初次见面就这样做实在是不大礼貌，但无论如何这个招呼也是要打的。因而又敲了敲她的门，稍稍筹措后才又开口问道:
“文小姐在吗？”
他听到门后的人也跟着外面的响动笑了一声，然后门板被拉开细细的一条缝，她在缝隙里只露出一只眼睛，愉快地说道:“嗯，在呢，有事吗？”
他照常例跟她客套了几句，一盒点心很符合东方式惯例的被推着来来回回。
上海弄堂里的住户，说是邻居，其实很多时候都像一家人，有着奇异的连带感和对他人生活的窥探欲。
福本先生知道他们并没有恶意，但这不代表他不反感街坊邻居打听他个人信息的行为，因而他在家里总是尽可能的安静，力求不引起他们的注意力。
但过去这一户里住的是个美国人。邻居们习惯了那个人的聒噪，看现在福本先生安静的过头总是不太放心，隔三差五的就会来敲敲门，或是在天井道里喊一声，纵是他脾气再好也该感到烦了。
而在这些住户里，只有那位文小姐是比较例外的。
福本先生和她的确是抬头不见低头见，但文小姐见他往往话不多——也许还是记他的仇。
那个人过一段日子便会洗手帕。嫩黄、薄绿，或者是月白色的各式蕾丝花纱质地布片一张张贴在窗格上，像拉了纱帘。
若是不忙，她在下班回来后便会坐在窗边看书，多是《良友画报》那一类，或者某种陌生语言的书籍。
文小姐坐在玻璃后，未贴满的缝隙和蕾丝缕空的孔洞里便透出一个人的投影，隐隐约约。
他早上洗漱完去阳台晾毛巾，如果刚好碰上她在那贴手帕，便知道今天是星期二。
每回贴剩最后一个格子，文小姐看见他了，总在玻璃后朝他笑笑。等看到他示意性地点头，她才会拈起最后一条手帕拍到窗格上，随手将它拓平。
他们一直都不大熟，也没有多生分，就好像是刻意保持了一种距离，在天井道中悬起无言的默契。
福本先生在新闻社的工作渐渐上了正轨，跟同事也相处融洽。
那些最早来到上海的人对这座城市的熟悉度比他高很多，同时也染上了这个地方的种种恶习。
九月月中，待在东北的关东军突然发作占领了奉天，其后中国政界和该军队的各种动作直接让东北乱成了一锅粥。
日本在华报社最普遍的作用之一是粉饰太平，他彻底忙碌了起来。
上海这个地方成为租界已经有些年头，具有一些殖民地色彩，因而它的民众对这件事的反应程度参差不齐。
有些看着报纸就能破口大骂，有些还能漠不关心的喝茶，看明星的花边新闻。更激烈一点的，是由一些人发起的抵制日货运动。
这对福本先生的生活不可能不造成影响，至少邻居们看他的眼光更冷淡了些。
现在在上海的日本侨民安全性不太有保障。为了不至于走在路上被哪个激进分子一刀捅死，他去裁缝铺里做了两套长衫——还好，他中文比较流利，京城口音。
到该去取衣服的那天，他在裁缝铺意外碰到了一个人。
文小姐看到他出现也有些讶异，但是在看到老裁缝把两套长衫拿出来的时候便顿时了然，扯着嘴角朝他点了点头。
那是一种很微妙的神情，似乎是对他被同胞连累这件事感到怜悯，同时又有一种幸灾乐祸的快意。
试衣间有人占了，不过男人试衣服从来没有女人来得麻烦。他站在布料架前背过身脱西服外套，顺手摘下领带搭在架子上。
文小姐摇着她那把竹骨雕花扇在看，似乎是不知道什么叫矜持。
摘完领带，他理了理立领衬衫的领口，这才把长衫抖开披在身上，平整的穿好，一颗颗去扣扣子。
“文小姐是熟客吧。”
“是啊，这是我的熟裁缝，做旗袍的手艺在整个上海也排得上号。”
正在熨一件衣服的老裁缝听到这话抬起头来朝他们俩笑了笑。
“既然是阿文的朋友，那我给您打打折。”
“不必了。”
“要的要的。”
正说着，原先在用试衣间的人出来了。
看着年纪不大，应该是个女学生，正穿着新制的袄子站在店里的镜子前比对。
“张叔，这里再收一点吧？”
“好，晓得嘞。”
老裁缝把熨斗立起来，走过和那女学生商议。
腋下位的扣子最难系，他的右手拗成了一个奇怪的角度，然而使不上力，扣不了，单有左手也不太好扣，因而很是为难。
文小姐想他快点走，便问他需不需要帮忙。
福本先生终于对小小的扣子败下阵来，朝她点头。
她走过去帮他纽最后一个扣子，他站在木架前平抬着手，仿佛成为了另一个木架。
新制的长衫都有点味道，混杂着她身上的香水味令人感到无所适从。
扣子扣完了，她招招手，示意他弯腰，帮他理好领子。
“行了。”
“多谢。”
不远处的女学生似乎是正在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发表意见，老裁缝只是喏喏的应着，并不赞同她。
那孩子有些不服气，一回头看见他们便有点得意的笑起来，说道:“喏，人家也是自由恋爱的，我看也能过个百八十年，不比那什么父母之命差！”
文小姐其实只是想让他快点走罢了，突然被人当作了自由恋爱的楷模有点不好意思，连忙退开，把之前收起来卡在旗袍前襟处的扇子又拿在手里摇，掩饰自己的心虚。
老裁缝自持过来人，不满的瞪了那女学生一眼，悄声说道:“就你话多，看不出那两人还没成吗？这要是黄了都得怪你。”
女学生脸红起来，歉意的朝文小姐笑了笑。
严袭文只觉得更不好意思了。
后面在唱一出戏，不知道自己也在戏里的福本先生正对着店里的另一面镜子检查。
老裁缝的手艺自不必说。藏青色长衫浆得挺括，上身很有姿态。
不过他本来就高，现在视觉上再给他拨一大截，他站在人群里就像到了小人国的格列佛。
“您还满意吗？”
“可以。”
他爽快的付账了。
临走前，老裁缝终于熨好了他一直在熨的那件旗袍，把它拿起来给文小姐看。
“阿文你看看，这可是我做得最好的。”
“好极了！”
他出了门口听见这一声下意识的回头，看见她捏着一件衣服正和那女学生说着什么。然后那个人把旗袍从台上拎了起来，一只手把它的领口按在胸前，另一只手抬起，虚虚搭了一个并不正确的交谊舞架势，在原地转了个圈。
女学生看着她笑起来，她又改而像个绅士似得朝那孩子鞠了一躬。
一出精妙的短剧。
这个角度，他正对着方才女学生照得镜子。福本先生看见了自己映在玻璃上的表情略感意外，压低帽子走远了。
福本先生自然没看清那件让他的邻居如此高兴的衣服长什么样子，但没想到的是，他很快就看见了——在舞厅里。
同事忙了这一阵决定集体去找找消遣，地点就定在离他家不远的那个舞厅。
他不大想去。因为老朋友田崎在东北生死难料，福本先生实在没有这个心情。
然而这个消遣最后还带上了上海分部的总编，这就不去也得去了。
经过舞厅门口时有一个人力车夫抬头看了他一眼，似乎是想说什么。福本先生倒也还记得他是——刚到上海来时那个姓佟的车夫——但是现在不大方便谈话，因而目不斜视的走过去了。
看得出，近来舞厅的生意格外好——因为北方的战争。
人在精神压力大时会更需要娱乐和寻求安稳，内地资产家近期也开始将投资计划放到上海或者香港。随着局势进一步混乱，整个上海畸形的繁荣。
酒场消遣无非还是惯例那几样，福本先生端着酒杯听同事们吹牛或调侃时事。
这里到底是中国人的地盘，他们说话还是比较谨慎的，福本先生不用担心遭他们连累，被惹恼的人打伤，殃及池鱼。
不过是一份工作罢了，谁会想为这个赔上性命呢？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去，我在乡下的母亲和老婆最近托人发了电报给我，说是正男已经会写自己的名字了。”
同事浦原先生向他诉苦道。
“把他们接过来也可以嘛。”
川崎先生说道。
“我是疯了才把他们接过来。现在这边乱得要死，上海也不见得安全，还是待在乡下比较好。”
“也是。”
正说着，福本先生感觉好像看到了一个人。
是文小姐，大抵也是今天有空，就跑出来找地方跳舞了。
“浮云散——明月照人来，团圆美满，今朝最——”
台上的歌女正慢慢悠悠唱着曲子，踩拍子跳舞的人也慢悠悠的晃着。
这次他总算能看清那件衣服长什么样子。
半透的黑纱料，银色缠枝花纹样从她的旗袍角爬到她的领口，爬进红衬裙里。
也许这一件还是做小了，边侧腰迹上裂开了一寸来长的口，一路用黑色缎带络起来，跃动的缝隙里漏出红色块的碎片。
福本先生呷了一口酒，想起同事以前跟他笑过的一件事。
有个女人因为还在制的旗袍过几天就不时髦了，所以不等它做好，直接让裁缝把没做好的部分用浆糊粘好就穿着出门。
毫无疑问，她现在也在做差不多的事情——时髦过头的时髦精。
“看什么呢？”
也许是因为他分神的太久，川崎先生对这个少见的情况感到了好奇。
“没什么。”
顺着他刚才的方向看过去，川崎先生自以为了然于心的笑起来。
“她啊？哎那是这里的常客，没什么，比她更疯的多得是，现在的女人赶时髦都快赶出病来。”
“你常来？”
“对，时常都看见她。”
听到这里，浦原先生带着一种揶揄的语气的开口道:“哦，我们部的铜墙铁壁终于打算在上海犯错误了？”
他保持沉默。
“好好好，那我问问你对美人有什么看法总行吧？”
这个就没人有意见，他们在那起哄。
福本先生转过头，刚好一首曲子完了，文小姐同服务生拿杯酒水喝着。她气还没平就又有人来邀请，便只好把酒水放桌子上，一扭头，恰好看见他，于是朝他礼貌的笑笑，搭着那个人的手走远。
福本先生早先在想，关于文小姐，他无甚褒贬可言的，然而这会不知为何却又肯定起来。
“她笑得太多。”
“这算什么话嘛！”
大家都笑。
虽然他们是想闹到半夜，但明天总还要上班的，不能太疯，只好早早回去了。
那个车夫还在门外侯着，福本先生猜他有话想说，便跟同事们挥别，径直朝他走过去。
“有什么事吗？”
“先生，您上回的钱。”
他并不接，那个车夫也不急，就一直伸着手，同福本先生在那僵持着。
舞厅里的曲子还在响，不知响到何日。
最终，福本先生还是接过了钱。
那姓佟的车夫高兴起来。
“生意人最讲诚信，您也真是折煞我了。”
“抱歉。”
“哪的话……要火柴吗？”
他看福本先生翻出烟盒，急忙问道。
“好，一盒。”
“哎，谢谢您照顾，小本生意不容易嘞。”
火柴燃烧起来，将纸卷烟点燃。
福本先生抬手看了看表，觉得也是时候该回去了。
“今天几号？”
“三号了先生。”
烟雾飘散在空气中，同人呼吸时飘出的白雾混杂交织。
一月里的天气已经足够冷，他算了算，自己到上海已经快一年了。
“你之后帮我送一个人回去，可以吗？”
“那敢情好！”
他们讲定，然后那笔钱转了一圈又回到车夫的手里，他看看比他高许多的福本先生又看看手里的钱，终于忍不住笑起来。
“看来这钱跟我还真是有缘分，行，您交代的事我一定办妥。”
福本先生点点头，兀自走远。
冬日里的夜晚自然是冷的，文小姐一出舞厅门口就有点哆嗦，正打算走回去，一个车夫拉着车拦住了她。
“小姐，有人让我送您回去，已经付过钱了。”
这个场景令她有些恍惚。
从前她在外边玩得疯起来也是这样没日没夜，但那时无论去哪，等要回家了，门口总有人等着要送她回去——是父亲雇的人。
后来没人管她了，她反而开始管自己，别喝得太多走不回去。
车跑起来，在胡同里响着车轱辘声。
“谁雇的你啊？”
“不认识，但他应该跟您认识，长得很高的先生。”
“……你帮我跟他说谢谢吧。”
“哎，您最好自己说。”
到了。
她在漆黑的楼道里摸索着前进，因为有些醉，人不大清醒，摸出钥匙在门口倒腾了有一会，却怎么都开不了。
“有什么事吗？”
门自己开了，她清醒了些，终于发觉自己是走错地方，然而别人门都开了，她不说点什么会显得太失礼。
“呃……谢谢，”说到一半，她觉得这样说太莫名其妙了，又补充道:“我明天把雇车的钱还你。”
“不用，没吓着您吧？”
“没……没有，我父亲以前……”
酒劲又上来了，她有些站不稳，摇摇晃晃的几乎要往后倒，下意识的抓住了眼前人的手，腰弯下来，把脸埋在他的衣服褶子里。
“怎么了？”
“您别管……我想我爸爸。”
她岔声岔气的说着，十分羞愧起来，万幸因为酒精作用脸本来也是红的。
“中国也快过年了，您回去看看？”
“我不回去！”
福本先生揉了揉她的头发，把她扶起来。
“要手帕吗？”
“不用，我自己有。”
她从大衣口袋摸出月白色的手帕胡乱的擦了一把脸，混乱的意识里记起日本的新年应该就是这几天，把另一条绣着橘子的手帕摸出来递给他。
“您新年快乐。”
“……”
说完，她摇摇晃晃的走远。
福本先生把那条手帕泡了水，贴在窗格上。
她的格子从此永远少一个，坐在窗边看书，从格子里透出人的一部分，也许是手，也许是脖子。
有一回，楼里电线坏了，他下班回来看见她坐在门口看报纸。
她坐在藤椅上，身子俯得很低，一只手向上勉力提着一盏煤油灯。
昏黄的光亮在漆黑的过道里，照见她的侧脸和身上的黑白格子旗袍，像单色照片。忽而好似有了一种距离感，如同烟画片上的美人图，不大真。
“哎，先生回来啦？”
“啊。”
“您之后有事要忙吗？不忙的话帮我掌会灯吧，还有一点点我就看完了。”
她没管他答不答应，直接把煤油灯的灯把塞他手里，急匆匆的看起来。
现在走开也许不大好。于是福本先生妥协了，一手提着公文包一手提着灯，站在那里等她看完。
文小姐看的是一部在报纸上连载的小说，他百无聊赖的跟着看了会。故事内容大概是说一个被送去敌营使美人计的女细作，然后和任务对象相爱并为此死去了，剧情并无太多惊艳之处，但是胜在文笔绝佳。
严袭文对此悲剧收场是无意见的，但显然有人不这么想，写了很长一篇阅评登报来批评作者，看得她直冷笑。
“先生，您对结局怎么看？”
“合情合理。”
“对，我也这么觉得。这篇阅评的主人会问出「为什么她不能永远瞒下去跟他达成幸福的结局」这种问题简直就是愚蠢。并且直接说明了他不够懂女人。像她这样的职业细作且不说职业道德的问题，光凭她自己清楚的知道从前，以后，现在也只能靠这个吃饭的话，在领悟到自己真的爱上了那个男人的第一时间，会想到的绝对是——”
“杀了他。”
“对，完全正确。所以这个故事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大团圆结局根本不存在。”
说完，她满意的点了点头，又翻过了一页报纸去看时事新闻。
“哼，男人果然都是木杆子，”意识到旁边的人也是男性，她停了一下，仰头看他的表情。看见他根本没表情之后笑了起来，继续看报纸，揶揄的说道:“嗯，您不一样，您是灯杆子。”
福本先生晃了晃手里的灯。
“别啊！您是好人！大好人！”
她叫唤起来。
上来找她的李老先生瞪了他一眼。
“阿文，快过年了，今年也自己办年货吗？要不要爷爷帮忙？”
“不用了，您歇着吧，先生您过几天有空吗？”
“啊。”
“那就说好啦。”
李老先生下楼前回头看着他，像只护崽的老鹅。
福本先生闭上眼睛，提着灯朝他挥了挥——权当自己是瞎的。
快过年了，到哪都一派欢喜。
然而这个年他们终究没过成。
随着一月二十八号的一声枪响开始，上海成为了战区——这是谁也没有想过的事情。
逃避危险是人的本能，一时之间，楼里有能力出逃的人家全都逃了个精光。
李老爷子不太走运，在拿船票回来的路上被劫匪害死了。
严袭文听准备要逃跑的邻居说了这事就想冲出去给他收尸，但最后也还是没这个胆子，只好把自己锁在屋里，对外头的响动充耳不闻。
不过几天的功夫，这栋房子就变成了死气沉沉的鬼楼。连原先为了过年新贴上的春联都显得阴森可怖。
她害怕起来。除夕夜去敲他的门请他一起守岁。
之前一同制备的年货成了战时储备，文小姐点着蜡烛，只觉得这世间的事当真是讽刺。
没有电，他们也看不了电视，只好这样相对无言的坐着。
福本先生木然的神情跟半阖着的眼睛给人一种歉疚感，使她不忍心把这个人当作泄怒的对象。
“今天……过年呀，先生会跳舞吗？”
他点头。
她勉强的笑起来，齐心协力把厅里的桌椅搬到一旁，腾出位置。
“那歌我自己唱，您可不许嫌难听。”
“嗯。”
福本先生个子高，她踮着脚才勉强让架势好看了些，但还是有点跟不上，断断续续。
“浮云散——明月照人来，团圆美满，今朝最——”
“别唱了。”
“您说不嫌的。”
他的手顺着肩胛骨的线条把她搂住，脸按在了怀里。
福本先生在她不反抗之后揉了揉她的头发，任她头上锋利的钗夹划破自己的手。
“你凭什么啊！你们凭什么啊！”
他在那站着，任她发疯的开始往外倒一大堆他听不懂的方言。
“我看不见，你不算投降。”他闭上眼，终于听到了微弱的啜泣声。
天穹底下无新事，彷彷徨徨乱世人。
除夕夜随着钟声一响也过去了，就当是做了个梦。
出了正月，这场战事也宣告结束，仿佛是一场盛大的祭典，而祭典过后的舞台满目疮痍。
上海已经待不下去了，严袭文的父亲得知她还活着终于拉下了这张脸，发电报给她求她跟全家一起到香港来，让人准备好了船票。
福本先生托人搞到了前往东京的船票，比她的班次早一些。
他回去收拾行李，恰好跟她在楼道里相遇，一个上楼一个下楼。
“您要走了吗？”
“啊。”
“那……一路顺风。”
她贴墙站着，给他留过路的位置。
大衣的衣摆下露了旗袍一角，福本先生发觉她今天穿的是那件叶纹肌理旗袍。
那是一种难堪的相对，她一直低着头，给他一个接近的机会，他没有接近，她在那个人走过之后掉转身，走了。
躺在大衣口袋里的两张船票没有它的出演机会。
我们的故事就到这里结束。
如果您打算拍这个故事，不妨在电影最后加上这样一段话:“那些消逝了的岁月，仿佛隔着一块积着灰尘的玻璃，看得到，抓不着。在脑海中每一次回忆它都是在将窗上的灰尘擦拭，同时将窥探的影像美化。可是没有人能打开窗再看见它的真实，因为过去的就已经过去了。”
我的意见就这些，您满意了吗？
好。
那您该回去了，再见。
“……啊。”
作者有话说
第19章 上海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