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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无 ...

  •   我对十四岁之前的时光,有无关艰辛的少许记忆。这段时间,虽然生活贫困,虽然中途辍过学。但因为没有任何思辨能力,我尚不懂得所处环境的艰难。那时的我贪玩、学习用功,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在我十五岁的时候,家庭遭到一场大变故。本就一贫如洗的家,变得更加勉力维持了。而这场事端的蔓延,整整持续到我三年高中生活的结束。这么多年来,贫困,准确地说是赤贫从未停止过在我头顶盘旋。
      十七岁那年,我站在县中的操场上,看着教学楼和操场上来来往往的人群。我一个人静静地扶着教学楼楼梯的一侧,不知不觉地流下了眼泪。那时候,我并没有受到任何刺激或是感受到悲伤的情绪。
      念高一的我,在陌生人群里流着或许因为孤独催化而成的眼泪。我是一个从小泡在以教材为首的书堆里的孩子,不喜热闹,偏爱安静。初中时,我有几个好朋友。但到县城读高中后,即使开学已达两个月之久,我还没有要好的同学。
      进入高中以后,我学习上的竞争压力更大了。以前在乡镇中学各科成绩平衡发展、前景骄人的我,高中以后出现严重的偏科现象。尤其是化学、物理一塌糊涂,因此成绩排名拼命往后退。先前我那被诸位老师众星捧月般的虚荣劲、优越感也偷偷地溜走了。
      与此同时,家人的病况还在一步步地往下滑。从那时起,我就清晰地明确了生活压在我身上的分量。我成绩不佳倒也没有什么,关键是家里的经济情况越来越差,我继续念书似乎变得没有可能。第一次,我感到生活的沉重和绝望。
      高中开学的第一个学期。
      “潘老师,家里穷,实在没有那么多钱。可是,不能因为没钱孩子就不读书了。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父亲在前来报名的学生和家长纷纷散去后,站在班主任的身边,双手一个劲地搓着身上那件皱巴巴的旧衬衫的一角。俯下头,一边给潘老师递上一支在来时的路上,他专门买的有别于平时抽的香烟。五元钱一包,比父亲平时抽的贵三倍多点。
      “可是,学校有规定,学杂费怎么可能说少就少呢。这又不是做生意,还讲个讨价还价。你这个老汉不是给我出难题吗?”潘老师接过香烟,顺手放在面前的桌子上,对父亲解释着。
      父亲继续央求道:“我知道要讲规矩,可是规矩不也是人定的吗?我家里还有两个上初中的娃儿。他们要的学杂费可也是吓人呀。前几天,我把所有的三亲六戚全部借了一遍,好不容易凑齐现在这点钱。这不,我不也是被逼得没有办法了吗……”
      我站在父亲的身边。听着他和潘老师踢皮球式的对话,心里很不是滋味。
      看着在家中一贯强势的父亲,却在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小伙子面前,不断地低声下气地哀求,我的鼻子始终酸胀着。
      就这样,父亲软磨了大半天,班主任老潘才开口同意我缓交部分学费。
      开学的第一天,我和父亲一道沉默着,在教学楼的走廊上等了好半天。好在下午时分,我的入学手续还是办完了。
      而父亲病情的加重,恰好在第一个学期的期中。家里除了作为长女的我之外,还有妹妹、弟弟两个一同念初中的孩子。那时,我经常逃课躲在厕所里,望着校外街道的十字路口,一个劲儿地淌眼抹泪。
      眼泪扑簌簌地逸出眼眶,在我因干冷而皮屑翻飞的瘦弱脸庞上,淌出无数条平行的、交叉的路径。等泪痕尚未消失的时候,新的一波眼泪再次哗啦啦地滚落而下。这时的悲伤,有着某种明确的目的性。
      伴随无止尽的眼泪,我开始接二连三地失眠。每个夜晚,即使在学校统一的关灯就寝安排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躺在铺着破旧棉被的小床上,常常以做煎饼的程序式样态翻来覆去,就是无法入睡。
      在Y省十一二月份的夜晚,我能够敏锐无误地感觉到自己的手脚冰凉,怎么睡都捂不暖的事实。因为四肢特别凉,我觉得整个人都特别冷,常常瑟缩成一团。
      除了冷,我在失眠之际,经常感受到左胸剧烈的疼痛。那种痛仿佛来自于心脏里的魔怪。成群结队的它们在里面胡乱地冲撞,瞬间将我的心脏组织一层一层撕裂。这疼痛一次次重复。它是我关于疼痛的最初体验。
      刚开始失眠的时候,迫于学习压力的我,轻轻地从集体宿舍溜出来,抱着各种教科书、习题集到宿舍走廊尽头的路灯下学习。整幢楼,甚至整个校园内,除了宿舍楼底下的食堂中舀水、切菜的声响不断,没有一丝异响。在同学们香甜的睡梦时刻,我静静地、慢吞吞地努力着。
      用功学习的时候,我彻底忘记了失眠,也忘记了其他女同学漂亮的衣服、好吃的糖果,以及各种花花绿绿的书籍。同时,我那时的用功似乎没有什么目的。这是一种深入骨髓的自觉。准确地说,我只有靠一个劲儿往时间深处去挤去钻,才有自己放下踮着的双脚的空间。那个时候,我潜意识中已经出现了摆脱逆境所特有的迫切。
      失眠的情况仍在递延。每一场黑夜,都令我万分恐惧,我不仅怕冷,更怕黑。后来,我变得更加不爱说话。上课开始无心听讲,课后作业也不再按时完成,整个人如僵死的老树一般。
      坐在我左手边的同桌,是一位极瘦弱的女孩。她酷爱学习,成绩很好。同桌很不理解我怎么会变化这么大。看我在自习课上呆坐,对任课老师布置的作业无动于衷之时,她还反复催促我快做习题。对于她的善意提醒,我完全当作没听见。
      其实,经过两个月的煎熬,我懂了自己的情绪为何这样糟糕。学习上的吃力、家庭境况的进一步恶化,让我不得不清楚地看到:我看不到未来,那些自小父亲灌输在我脑中的诸如大学那些充满希望的词汇,一个接一个相继隐退了。
      我的泪水、失眠反映出内心深沉的痛苦,绝望不留死角地浸透了我的意志。于是,在一个我故意不完成化学作业而被罚打扫教室卫生一周的当天下午,我背着装有几件旧衣服和一堆教材的大包回到家里——我毅然决定不念书了。
      我所读的学校是一所寄宿制中学。大多数同学住校,只有周末放假才回家。因为我家离县城较远,为节省路费,我很少回家。在人去楼空的节假日,我用不回家而省下来的六元钱车费买几包八毛钱的方便面,再加上一瓶一毛钱的白开水,就可以支撑两天的饮食。
      面对我的突然回家,父母并没有特别惊讶。回到家,我骗他们说学校放假了。就像他们一贯的那样,父亲和母亲无条件地相信了我这个女儿。
      几天过去了。我心里一直在打鼓。我觉得撒谎并不能解决问题,关键是我感到良心上正遭受深深的谴责。我都无法忍受自己的谎言了。
      那天,我坐在灶前的小木凳上烧火煮猪食,母亲恰好在灶堂附近拌猪食。
      我逮住机会,轻轻地蠕动了几下喉结,艰难地开口道:“妈,我不想念书了。”
      我咬着牙冠,尽量字字清晰地对母亲说,声音却很低。
      “怎么不念了?”母亲侧过脸,认真地看着我,声音还是往常那般温柔。
      “家里太困难,我自己不想念了。”
      母亲爽快地回答道:“不念了啊。也行。”
      我抑制着自己的感伤,尽量不表露在语气上。说出这个我思考两个月之久的决定后,内心还在隐隐作痛。我的鼻子微微发酸。
      精明的母亲比我更有洞察力,一定更加全面地评估了家里的现状。是啊,爸爸生病后家里少了一个主要劳动力,妈妈不仅要照顾病人,还要干完家里所有的家务和地里的活。三个子女都还年幼,都在上中学,学杂费高得令人咋舌。以后大家上学的费用从哪里来呢?
      所以,当我忍痛与母亲商量我辍学的决定的时候,一向支持我学业的母亲基本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惊讶,更没有任何劝阻或者挽留。
      “这样的话,等明年开春,你就和梅表姐一道去浙江打工。我等几天就去你姨妈家给梅梅说一声。”母亲接着我的决定,继续为我以后的生计谋划着。
      我一声不吭,继续往灶堂里塞着干草和木棍等。我的脸被越烧越旺的火光照亮了,整个身体笔直地挺在小凳上,目光里混着坚定和怨恨。等我扭头看见邻灶的冷清,还有柴灶底下那些沉积已久、被水浸泡过的柴灰。我在想,自己的处境,不正和它们一样吗?
      在我仓促向母亲交底之后的那段时间里,我明显地觉察出家里的气氛有种史无前例的凝重。于是,我变得更加小心,本来就寡言少语的我更少出声了。我自以为做出这样一个富于自我牺牲又自暴自弃的决定,会给自己和我的家庭带来一份小小的轻松。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就我个人而言,我再清楚不过——如果我停止学业,我将丧失念大学的近期利益。对于一个生在80年代末的农村女孩来讲,不上大学就意味着,自己整个一生都会留在农村务农或者进城打工。我知道这个决定的严重后果,它会波及我以后的生活,但我顾不了那么多。当下那么难,先解决眼下再说,哪管什么后来呢?
      母亲背着我,对父亲讲了我决心停学的事。虽然这是我的推测,但我发现整日卧病在床的父亲比以往更加沉默了,甚至发展到接连几天也不吱声。我大概猜出了父亲的心思和难处。
      父亲少年即丧父,早早当家维持起一家老小的生计。农村生活的劳累、经济条件的重担一起向年少的父亲袭来,不到四十岁的他终于倒在了这坎坷的生活的道路上,虽然倒得不怎么光彩。
      我父亲性格固执、倔强。二十岁出头,接连生养了三个小孩的他,并不想屈服于农村的贫穷和落后。他曾千方百计谋取一种技能或者一份职业,但因为学历和能力的关系,加上他个性耿直、善良的倔脾气,他终究未能得偿所愿。
      十多年过去了,父亲当年进城谋职时专门置办的那套劣质西服,总是在我眼前晃荡。直到现在,我对父亲在一面小镜子前整理领带的场景仍旧记忆犹新。我还能嗅到这一丝不苟中的认真、谨慎。
      长期不分季节、日复一日的农耕生活,令父亲的脸上皱纹横生、面色黑黄。加上病重,他那愁苦的脸五官之间的距离大大缩减了,瘦得如一小块巴掌大小。
      他单薄的身体披一件十分破旧的黑色大衣,上面布满了好几个大大小小的洞口,好像是被老鼠咬坏的,洞口处能够看见黑糊糊的棉絮。父亲走起路来轻飘飘的,整个上半身在宽大的大衣里慢悠悠地晃荡。这时的父亲更像一颗干枯的老树,脆弱得让人心疼。
      终于,我家的沉默局面开始破冰。一个晚上,大家刚吃了晚饭,父亲从床上慢慢挪到我和母亲的睡床边,拉过地上的一只小凳坐在母亲身边。
      “陈雪不念书也没什么,再等等,我们给她找一个好的婆家。只要对方经济条件好点,也不是什么问题……”当着我的面,在黑暗中,父亲和母亲商量着。
      “道理是这样。可是现在还早,先让她跟着她梅表姐去外省打几年工,挣点钱供弟弟和妹妹。”母亲赞同道。
      ……
      我躺在床上,清清楚楚地听着爸爸妈妈的每一句对话。我仿佛变成了一个旁观者听着一对夫妇谈论着一个尚未满十八岁的女孩的未来。或者说,他们在给一位尚没有毕业的高中女学生安顿她接下来的人生。但我觉得这些和自己关系不大。
      可有那么一刻,我突然意识到父母是在商讨对我的处置。我以后不再是学生了,伤感再次掠过我的头脑。我即将过上打工妹的生活。我不知道那将是怎样一副图景。
      但我知道,我一切一切的希望,都如大海巨涛中的浪花,瞬间化为泡沫。自从做出辍学决定那时起,我就明白,这个决定一旦做出,我与这个尚还陌生的班集体的其他同学的生活轨迹便会天壤之别。至于差别的具体情形,对一个因为上学才第一次走进县城的乡下女孩来说,是难以预测的。
      在生活的洪流当中,我就像一棵娇嫩的小树苗,哪里懂得反抗或迎头痛击呢?于我,只有妥协和屈就。我毫不抵抗,坐等最终结果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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