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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点线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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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头站起身来,把书放到墙角的一张条桌上去,他轻轻地叹了口气,自言自语似的说:“长大啦,翅膀也硬了,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谁也管不了喽。”停了一下,他又像突然想起似的问道:
“你们找他究竟有什么事?”
“是这么回事,老人家,”我说,“就在本月初六那天,我们的一位朋友离家出走了,到现在都还没有回来。所有人——包括他的家人都不知道他去哪里了,打他的手机,又无法接通。我们担心他遇到了什么麻烦,正在四处打听他的消息。刚才,我们探听到,你儿子跟他是好朋友,他们的交往非常密切,我们本来打算到这里来了解一些情况的,谁知道……。”
听了我的话后,老头的脸色慢慢地变得有些发白了。他紧紧地盯着我的双眼,关切而又不安地问:
“有这回事?”
我点了点头。这时,我发现在他身后的那张条桌上有一部电话机,于是问老头道:
“你儿子走了以后,有没有给你打过电话什么的?”
“没——有。”老头把头摇得像个波浪鼓似的说。他转过身,拉开条桌的抽屉,从里面拿出一个小本子,他一边翻动着小本子一边抱怨似的说:“现在这些年轻人,一玩起来就跟野骒子似的,他哪里还记得你这些老爹老娘的!”
“你儿子有手机吗?”老乔问。
“有,”老头回答说,“我正在找他的号码。”
话刚说完,他的手便停住了,他盯着本子看了一会儿,说:“找到了。”
老乔走近两步,示意老头把本子递给他。老头把本子举起来拿到老乔眼前,用手指指点着说:“就是这个。”
老乔掏出手机,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按了这个号码,然后把手机贴到耳朵上。我们都屏住了呼吸,静静地等待着。老乔贴着手机听了一会儿,表情慢慢地变得凝重了。他把手机拿下来,看了看我们大家,用十分沉重的语气说:
“恐怕真的出事了!”
“什么!出事了?出什么事了?”老头急切地、带着责备似的口气问。
“现在还不知道,”老乔说,“这只是我的一种预感。”
“怎么啦,打不通?”我和余国强同时问老乔。
“嗯,”老乔轻轻地点了点头,说,“服务台提示,这个号码现在不在服务区。”
大家都沉默了。老头好像不相信老乔的话似的,他自己用电话机拨了一下他儿子的号码,没打通,他又拨了一次,还是没打通。
“怪事!”他说,“怎么会打不通,是不是他的手机弄丢了。”
“你儿子走的时候,是不是早上?”老乔问。
“对,”老头回答说,“那时候,天还没有大亮。”
“他带了些什么东西?”老乔问。
“我不清楚,”老头回答说,“平常,都是他一个人住在这里,我和老太婆住在小南街那边。那天早晨,他把钥匙送到我那儿去的时候,我只看见他背上背着个小包,不知道里面装的什么东西。”
老乔默默地想了一会儿,然后问老头:
“那么,你知不知道,他平时跟哪些人来往?”
“不知道,”老头回答说,“他都那么大的人了,他爱跟谁来往就跟谁来往,我从来不过问这些事。”
刚才,老头把记着他儿子电话号码的那个本子拿给老乔看的时候,老乔一定从上面看到了老头的姓氏。他说:
“石先生,根据我的推测,你儿子和我们正在寻找的那个余小虎是在同一天的同一个时候离家出走的。我们已经了解到,你儿子和余小虎有很深的交情,常来常往。由此我们可以推断,他们不仅是在同一个时候离开的,而且还是一起离开的,现在也还在一起,呆在同一个地方。昨天,余小虎的家人已经向他们所有的亲戚和朋友们都打听过了,没有人知道他去了什么地方。和你儿子一样,余小虎的手机也无法接通。我们都知道,一般地讲,手机只有在信号差或者根本没有信号的情况下,服务台才会提示‘无法接通’或者‘不在服务区’。如果说是手机出了什么毛病,恐怕不会那么巧,他们的手机都同时出了这种毛病吧。所以我推测,他们大概是在一个离这里比较遥远的地方,或者说是在一个非常偏僻、非常闭塞的地方,而且,他们十之八九还遇到了什么麻烦。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尽快地找到他们,帮助他们。”
“那……,我们该怎么办?”石先生忧心忡忡地问。
老乔抚摸着下巴沉思了起来,过了片刻,他说:
“目前,最好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写寻人启事,向社会上所有的人寻求帮助。”他望向石先生,问:“你有没有你儿子的照片?”
“有,”石先生回答说,“不过,我放在老屋子那边的,不在这里。”
“没关系,”老乔说,“明天早上,麻烦你把它送到县公安局去。”
“还有,”老乔对石先生说,“你要尽快去问问你的亲戚和朋友们,看看有没有人知道你儿子的下落,如果有什么消息,马上打电话通知我们。”说着,他从衣兜里掏出纸和笔,把他的手机号码写下来交给了石先生。
据石先生说,他们也是松坪本地人。他共有儿女三个,女儿和大儿子都早已成家立业。这个儿子是最小的一个,名字叫石兵,二十七岁,还未结婚。石兵念书也只念到了初中。初中毕业以后,他去广东打了几年工,一九九六年夏天,他回来租下了这间屋子,开成了游戏室,从此以后就在这里安定了下来。
曾海龙领我们来的时候,本来以为事情多少会有些进展的,没想到越弄越乱了,这大大地出乎了我们的意料。我们从游戏室里出来的时候,发现已经是傍晚时分了。
在松坪县公安局,吴超和王局长特意为我和老乔安排了一间屋子供我们起居和住宿。当天晚上,大家便聚在一起分析了我们已经掌握的这些情况,讨论下一步该如何走,以及怎样搞寻人启事。根据老乔提出的建议,我们决定,除了在松坪县城的大街小巷张贴寻人启事外,还要借助电视台的力量。在我们这些人之中,余国强和吴超最熟悉余小虎的情况,而松坪又是王局长的地盘,这个寻人启事理所当然要由他们全面负责了。吴超到小佳那儿去拿了几张余小虎的照片过来。很快,他们就把寻人启事的稿子拟好了,只等第二天石先生把他儿子的相片送过来,一起打印和送往松坪电视台。
当然,我们搞这个寻人启事存在一个很大的不足,那就是范围太小,因为根据小佳和石先生跟我们讲述的情况来看,余小虎和石兵显然已经没有呆在松坪了。但是,他们到底在什么地方呢?我们不得而知,连一个大致的区域都不能确定。所以,除了松坪县城,我们不知道那些寻人启事还应该往哪儿贴。不过,老乔认为这并没有什么大碍。他说:
“会有结果的,如果余小虎真的像小佳说的那样交游那么广的话,那么,在松坪县城,就不可能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去向。”他说这话的时候,显出一副满有把握的神情。
第二天一大早,石先生就把他儿子的照片送过来了,一共有五六张,不过都是些老旧的照片,没有新近的。石先生说,他已经向他们所有的亲戚、朋友和熟人都打听过了,没有人知道他儿子去了什么地方。他还听石兵的一个同学讲,在四五天以前,他曾经给石兵打过一次电话,那时候服务台就回应“不在服务区”。他不知道“不在服务区”是什么意思,所以就没放在心上。我们叫石先生先回去,继续打听他儿子的消息,一旦有什么情况就马上跟我们联系,我们有什么消息,也会通知他。
寻人启事很快就打印了出来,我们把它复印了三十多份贴在了松坪县城的各条大街小巷上,王局长又派人把余小虎和石兵的资料以及照片送到了松坪电视台。
接下来,我们能够做的全部事情,除了时不时地打电话问一下小佳和石先生有没有什么新的情况外,就是等待有人打电话给我们提供线索了。
受老乔的感染,大家都相信很快就会有人打电话给我们的。然而,时间一小时又一小时地过去了,我们等待了两天两夜,直到第三天早上,仍然没有人给我们打电话,小佳和石先生那边也没有探听出什么消息。中午过后,我们开始讨论是不是应该改变计划了。恰恰就在这时,吴超办公桌上的电话机突然响了起来。吴超赶忙提起话筒来接,我们听不见对方在说什么,吴超对着话筒“嗯嗯哦哦”了一会儿便挂掉了。
“什么情况?”老乔问。大家都同时站了起来。
“不清楚,”吴超说,“电话是一个女人打来的,她说有一个情况要我们过去调查一下,具体是什么事她没说,她只说这件事可能跟我们正在调查的案子有关连。她说她住在白天鹅照相馆左边的那栋红砖房里,叫我们到那儿去找她。”
“好,”老乔说,“我们过去看看!”
吴超掏出手机,从电话机上记下了那个女人的电话号码,我们便动身去找她。
吴超带着我们一直往县城的东门走去,来到城东小学后面的那个“Y”字形街口的时候,他告诉我们,白天鹅照相馆就在右边的那条街道上。说是一条街,其实只是一条狭长的小巷。从小巷两边的房屋就可以看得出,那是一个穷人聚居的地方,这里的房子大多都是砖木结构的瓦房,古老而破旧。这里的地面也很潮湿,连空气都有一股霉烂的味道。我们往巷子里走了没多远就看见了一座洁白的楼房,楼房的正墙上挂满了五颜六色的彩灯,门头上有一块巨大的牌匾——白天鹅照相馆。再往前,紧挨着照相馆,果然有一座两层楼高的、用红砖砌成的房屋。在房屋前面的空地上,有几只鸡在寻食,一个肥胖的妇女蹲在地上用一个大木盆正在刷洗衣服。看见来了警察,她停下手里的活,愣愣地看着我们。看来,她对有人打电话叫我们到这里来作调查这件事毫不知情。此时,这座房屋的所有门都是紧闭着的,我们不知道往哪儿去,吴超只好打电话给那个女人。很快,一楼最右边的那扇木门被慢慢地拉开了,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太太从屋子里走了出来。
这是一位面目慈善的老太太,她个子不高,身体微微有些发福,说话温和而客气。她告诉我们,她就是这所房屋的主人,她原来是教师,就在城东小学上课,现在已经退休好几年了。她老伴以前在县林业部里工作,去年生病去世了。她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他们都在外地工作,所以,家里现在就只剩她一个人了。
老太太把我们请进了屋里,招呼我们坐下后,她便说了起来。
“一个人住这么大的一座房子,太浪费了,再说,空空荡荡的,有时候也感到很害怕。”她说,“所以,我把那些空着的屋子都出租给别人去住了。这些人大多都是从乡下来城里做买卖的小商贩,他们起早贪黑的,天不亮就出门,很晚了才回来,大家整天都在各忙各的,所以很少碰面。只有两个年轻人,他们好像是跑摩托车拉客的,差不多每天都要看到一两回。当然,我讲的是以前的情况,最近有好些天,我一直都没有看到他们,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以前,他们总是把摩托车停在楼梯下面的那个小巷里,现在,摩托车也不在那儿了。那天,我经过他们的窗前,朝里面瞟了一眼,发现他们把摩托车推到屋子里去了。我正感到这事有些奇怪,没想到刚才在街上看到了你们贴的寻人启事,我这才想到,这两个人会不会也失踪了?我这样想,是有根据的,因为你们寻人启事上要找的那两个人我也有些眼熟,他们跟住在我这儿的那两个年轻人有交往,以前,我经常看到他们到这里来玩。——就因为这样,我才打电话给你们的。”
这位老太太姓杨,我们就叫她杨老师。
“杨老师,”我问,“你知不知道这两个年轻人的老家在什么地方?”
“不知道,”杨老师回答说,“我这人向来不喜欢打听别人的底细,再说,这两个人脾气又不随和,我们虽然一天见几次面,但是很少搭话。不要说他们老家在什么地方,就连他们叫什么名字我都不知道。”
“他们住哪个房间?”吴超问。
“就是最左边的那一间,”杨老师说,“他们两个是住在一起的。”
“麻烦你把门打开一下,让我们进去看看。”吴超说。
“这……,不太好吧。”杨老师微微一笑,有些为难地说。
“不要紧的,”吴超说,“一切后果由我们承担。”
杨老师还是迟疑着,她好像拿不定主意要不要这样做。想了一会儿,她终于做出了决定,她到橱柜里找来钥匙,去把房门给我们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