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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车站佳讯 ...


  •   房门刚刚打开,一股说不清是什么东西发出的怪味就扑面而来。老乔叫大家都等在门外,让他一个人先进去。在发现没有什么异样的情况后,他才允许我们进屋去。
      这是一间只有十多平米大小的房间。杨老师说的那两辆摩托车就停放在窗户边。这是两部黑色的得力牌摩托车,半新半旧。吴超说,他有一位同学在交警大队工作,说不定他能够查到这两个人的资料。老乔叫他记下这两个车牌号,立即打电话给他的那位同学,叫他帮忙查一下。吴超照着办了,不一会儿,他同学就回话了,说这两个车牌都是假的,根本查不到这两个人的任何资料。这实在太让人泄气了,老乔气得禁不住骂了句:“他奶奶的!”
      接下来,我们开始察看房间里的情况。
      屋子里有一张简陋的木板床,床上,被子、床单和枕头什么的,一切东西都还在。床底下有一个装垃圾的塑料桶和一大堆破鞋。靠近窗子的那个屋角里,摆放着一个可以叫做桌子的、用木板拼凑起来的架子。架子上放着一个电饭煲和一个煤气灶,煤气罐就放在木架旁边。在木架下面有一个大铁盆,里面堆积着锅碗瓢盘之类的器具,一个灰色的网篮里,盛着半篮已经完全腐烂的豆牙和一块猪肉。原来,我们刚才闻到的那股怪味就是从这里发出来的。在床铺对面的墙壁上,拉着一根细细的尼龙绳,绳子上挂满了衣服。除了这些以外,屋子里就再也没有别的什么了。
      我们仔细地察看了屋子的每一个地方,甚至把床上的被子和床单都一一检查过了,没有找到一点可以探知他们行踪的线索。老乔把那个装垃圾的塑料桶从床底下拉出来,用棍子翻了翻,里面几乎都是抽空了的香烟盒。这些香烟盒品牌很多,各种各样的都有。
      “在你们这个地方,一盒玉溪烟卖多少钱?”老乔问吴超。
      “四十块左右。”吴超回答说。
      “云烟呢?”老乔又问。
      “六七十块吧。”吴超说。
      “红塔山呢?”
      “十七八块。”
      “这种香桥和荷花呢?”
      “香桥五块,荷花大概就两三块吧。”
      老乔不再问下去了,他继续在桶里默默地翻了一会儿,然后直起身来。
      “杨老师,”他问房东太太,“你这间屋子一个月收多少租金?”
      “八十块。”杨老师回答说。
      “你收房租一般是在什么时候?”
      “每个月的头两天。”
      “这个房间九月份的租金给了吗?”
      “九月份?”杨老师用惊讶的口气说,同时疑惑地望着老乔。我们不明白她为什么会吃惊,大家都同样疑惑地看着她。突然,她恍然大悟了,忍不住笑了起来。
      “你是指阳历九月吧,”她说,“不过,我是按农历计算的。”
      “哦,是这样。”老乔也恍然大悟似的说。“那么,他们把八月份的房租给你了吗?”
      “给了,早就给了。”杨老师回答说。
      老乔点上一根烟,默默地吸着。沉思了片刻,他说:
      “杨老师,还有一个问题要问一下,这两个年轻人是不是在去年十月份的时候住到你这儿来的?”
      “这个……,”杨老师想了想,说,“不记得了,大概是吧。——你怎么知道的?”
      我们都不知道老乔是怎样得出这个结论的,大家都迷惑不解地望着他。
      “在你拿钥匙开门的那会儿,”老乔对杨老师说,“我注意到,在门边的墙壁上,贴着两张纸,纸上记着从去年二月份到今年七月份,这间屋子里的住户每个月所用的电度数和水吨数,还有相应的电费和水费。从这两张纸上就可以看出,在去年十月份以前和以后,这间屋子里住的不是同一个住户。十月以前,每个月的电度数都在四十度以上,用水量几乎都是五吨多;而十月以后,一直到七月,每个月的电度数都只有二十多度,用水量也只有两三吨。尤其是去年十月份,是一个很明显的分界,电度数只有八度,用水还不到一吨。所以,我推测,这两个年轻人大约是在去年十月下旬搬到这儿来的。”
      经老乔这么一说,我们才若有所悟,大家都涌到了门外去。在墙壁上,果然贴着两张纸,一张记着每个月份的电度数和电费,而另一张则记着每个月份的用水量和水费。
      “你是不是在每个月月底的时候把这些数据记在上面的?”老乔问杨老师。
      “不是,”杨老师回答说,“我是在每个月的下个月的头一天早上抄表的。”
      “每个月都在这一天吗,有没有例外?”老乔问。
      “都在这一天。”杨老师肯定地说。
      “哦。”老乔领悟地点了点头。沉默了良久,他说:
      “根据在这里看到的这些情况,我可以得出三个结论。第一,他们是在八月初六那天离开的,而且一定是跟余小虎和石兵一块走的。因为刚才杨老师告诉过我们,这两个人跟余小虎和石兵常有来往。这一点很重要,但只是一个前提,更重要的是,”他用手指点着墙壁上的那两张纸,说,“从这两张纸上我们可以看到,除了去年十月份以外,他们每个月的用电量都在二十一度到二十八度之间。我们取一个中间数——二十四度半来算,每个月按三十天计算,那么,他们一天大概就用0.816度电。杨老师说,她是在每个月的第一天早上抄表的。八月初一,她从电表上抄下来的数字是982,刚才我看了一下电表,现在是986.8,也就是说,八月份他们只用了4.8度电。按这4.8度电来推算,八月份他们在这里呆了将近六天的时间,这和我推测他们是在初六那天早上离开的、只呆了五天有些出入,但是还不到一天的时间。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他们的用水情况。同样,除去去年十月,他们每个月的用水量都是两吨多,或者三吨多。我们现在按每个月三吨来推算,一个月三十天,那么,他们每天就用0.1吨水。八月初一,杨老师从表上抄下来的数字是325,现在是325.51,也就是说,八月份他们用的水是0.51吨,他们只在这里呆五天多一点点的时间,这就和我的推算几乎完全相符了。
      刚才,我们在屋子里看到了一小半篮烂掉的豆牙和一块猪肉,这说明他们的离开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决定的,而且时间相当紧迫。离开的前一天,他们也许都没有打算要走,也不知道他们要走。这是第二个结论。
      第三个结论:杨老师说,这两个人好像是跑摩托车拉客的,而事实可能不是,就算是这样,他们另外也还有一种职业,而且多半还是一种极不正当的职业。这是从刚才我在那个垃圾桶里发现的那些香烟盒来判断的。在这个垃圾桶里,从六七十块钱一包的云烟、四十块左右一包的玉溪烟到五块钱一包的香桥烟和两三块钱一包的荷花烟,几乎各种品牌的都有,这说明他们不会生活,尤其不懂得细水长流,而且他们的收入相当不稳定,起落很大。如果他们是专干摩托车拉客这一行的,就不会出现这么大的反差。我说他们可能干着一种不正当的职业,因为,你们想想,一个干正经事的人抽得起六七十块钱一包的云烟,四十块左右一包的玉溪烟吗?就算抽得起,恐怕都舍不得呢,除非他很有钱,而他们好像并不是很有钱,住在这么个地方,而且摩托车的牌子都是假的,这就更加让我相信他们是不务正业的了。”
      对于老乔的这些推论,我们都认为很有道理。
      “老乔,”吴超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这两个人同住一个房间,而且睡一张床,该不是同性恋吧?”
      此话一出,大家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是不是同性恋并不重要,”老乔说,“重要的是,他们现在在哪里。”顿了一下,他又说,“不过,这倒是个新奇的想法。云飞,把它记下来。”他对我说。
      “刚才,你说这两个人脾气不随和,你和他们发生过什么不愉快的事吗?”老乔对杨老师说。
      “没有没有,”杨老师连连否认说,“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我这么说,是因为有几次,我主动跟他们打招呼,他们都爱理不理的。见了人,他们也老是板着脸,就好像你欠了他好大一笔钱似的。”
      “你知不知道,除了余小虎和石兵,他们还跟哪些人来往?”老乔又问。“你仔细想一想,看有没有谁可能知道这两个人的情况。”
      “根据我了解的情况来看,”杨老师说,“余小虎和石兵恐怕就是他们最好的朋友了。除了他们,另外还有两三个人也和他们有些来往,不过,我都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你问我知不知道有谁了解他们的情况,我哪知道哟!”
      沉思了好一会儿,老乔对杨老师说:
      “那么,麻烦你给我们描述一下这两个人的模样吧。”
      “这两个年轻人, ”杨老师说,“年纪大概都在二十五六岁左右,个子都比较高,跟他差不多。(她指着吴超)一个四方脸,一个长条脸。四方脸的那个胖一些,眉毛浓浓的,嘴角上有很大的一颗黑痣;长条脸的那个瘦瘦的,塌鼻梁,尖下巴,长着一双三角眼。……”
      老乔叫我把杨老师的这些描述详细地记在了备忘本上。
      该调查的都调查过了,能够了解的也都了解了,我们知道再折腾下去也不会弄出什么结果来,所以就打道回府了。
      余国强是红远市公安局的第二把手,事务繁忙,就在这天下午,他便回红远了。他把寻找他弟弟下落的事完全交给了老乔、吴超和我。
      回到松坪公安局以后,我们根据杨老师描述的那两个年轻人的模样,另外又写了一则寻人启事。启事的大意是,有这么两个人,多大年纪,他们长的什么模样,住在什么地方,现在失踪了,不知去向,希望他们的亲人和朋友们、或者对他们有所了解的人向我们提供他们的其它一些情况和线索,让我们尽快找到他们。
      农历八月二十二,也就是我们到杨老师那儿去作调查的第二天,我们接到了一位年轻妇女打来的电话。她说她叫肖玲玲,是松坪汽车站的一名售票员,她认识余小虎,他们是初中时候的同学。她说在十多天以前,余小虎和另外几个她不认识的人一起在她那儿买了几张去源城的车票。
      听到这个消息,老乔、吴超和我马上赶到了汽车站。我们很容易就找到了那个叫做肖玲玲的售票员。她大约二十七八岁,长得十分清秀漂亮,一头乌黑浓密的头发用一个红白相间的发圈盘在脑后。第一眼看到她,就给人一种亲切温和的感觉。当询问处的工作人员把我们带到她身边去的时候,她正在忙碌。看到我们,她微笑着站起身来,叫来一个年纪跟她相仿的年轻妇女接了她的岗,然后把我们领进了一个小房间里。
      “我也是松坪本地人,”她介绍说,“我家就住在西门菜市场附近。上初中一年级的时候,我和余小虎是同班同学,所以认识。”
      我正打算问话,她却说了开去。
      “整天都在忙这个忙那个的,没有时间和心思去关心别人的事。你们贴在车站大门外的那张寻人启事,其实我早就该看到的,因为我每天上下班都要从那里经过。只是,每次从那里走过的时候,我都没有留意,直到刚才,我走到那儿,碰巧听到有人在大声地念那张寻人启事。我听到他说到余小虎的名字,才不由得停下来仔细地看了一遍上面的内容。我发现你们要找的那个余小虎,不仅名字和我的那位同学相同,而且长得也很相像,还有,他们的生平和其它一切情况也都差不多。所以我断定,你们要找的余小虎就是我的那位同学。”
      “当时,他们就是在你那儿买的车票?”我问。
      “嗯。”肖玲玲点着头回答说。
      “你还记不记得,他们是在哪一天买的票,当时是什么时候?”我又问。
      “那时候是早上,”肖玲玲回答说, “他们来得挺早的,我们上班还没多久,大概是八点半钟。他们买的就是九点半钟那趟车的票。不过,我不记得那是哪天了,也许就是你们说的他从家里离开的那天,九月十二吧。(农历八月初六)”
      “你说他们一共买了四张车票,都是去源城的吗?”老乔问。
      “都是去源城的。”肖玲玲回答说。
      “你有没有问他们去源城干什么?”老乔问。
      “我问余小虎了,他说他跟几个朋友一起去玩。”
      “除了说去玩以外,他还跟你说了什么吗?”
      “除了说去玩以外,他没再跟我说什么。”
      “你和余小虎平时有没有来往?”
      “没有,我和他虽然是同班同学,但那时候大家就不怎么说话,离开学校以后就更不用说了。”
      “你说他们一起有四个人,你都看到了?”
      “都看到了。当时,余小虎到窗口来买票,另外那三个人就在他旁边等着,我看到他们每个人的背上都背着一个小包。”
      老乔把我们从杨老师那儿了解到的那两个年轻人的模样向肖玲玲描述了一番,问她在另外的那三个人之中,是不是有两个是这个模样。
      “当时我根本就没有留意他们长的什么模样, ”肖玲玲摇着头说,“又隔了这么多天,所以完全没什么印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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