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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自由与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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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影片从头到尾讲的就是理性与信仰、道德与法律、事实与价值的内在紧张和冲突,那么对人物进行受力分析是很有必要的。而力和自由是对应的,不受力和力平衡就意味着自由状态,因此,受力分析也就是自由度分析,所以,转换成哲学层面的术语也就是自由与责任的关系。
在力学中,空间的物体有六个自由度,包括三个平动自由度和三个转动自由度。在我看来自由包括4个维度,生存自由(人身自由和发展权利)、经济自由、政治自由、思想自由,前三者类似于平动自由度,可以用线形尺度(横向和纵向的指标)来衡量,后者的定位依赖于前三者,以前三者坐标改变的灵活程度来衡量。当然,哲学家们给出的定义要精致得多,可给定的自由维度很不一样。法国的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最早区分了两种自由概念: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伯林(Isaiah Berlin)进一步阐述这两种自由的实质,即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前者是指人在“主动”意义上的自由,即作为主体的人做的决定和选择,均基于自身的主动意志而非任何外部力量,后者是“被动”意义上的自由,即免于强制的自由。一般来说,欧陆理性主义的哲学家更倾向于积极自由,而英美经验主义的哲学家偏爱消极自由。古典自由主义的集大成者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在著名的《论自由》(严复译《群己权界论》)中给出自由的几种形式,包括思想自由(含言论和信仰自由)、个性自由、结社自由、经济自由等。他的一个杰出贡献是划定了自由和民主的范围,即“群界”和“己界”。自由属于己界(私域),而民主属于群界(公域),理想状态的社会中,两者有合理的边界线,互不侵犯,和谐共处。
和以前的自由主义启蒙思想家片面强调自由不同,穆勒已经注意到了自由和责任的关系,认为只要不涉及他人利益,个人享有绝对自由和独立性,可一旦为祸他人,必须承担责任,接受惩罚。格林(Thomas HillGreen)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思想,从权力和义务的关系推导出新自由主义,主张国家干预下的自由,以此保障多数人的自由。他认为,人的自由本质上是道德自由,道德赋予人自由意志,致力于实现社会的善。这种自由已经接近于积极自由。
不管哲学家们如何定义自由,现实中自由和责任是一一对应的,正如力学中力和自由的关系一样,不受力的物体是不存在的,有的只是力平衡。自由意味着责任,不仅是捍卫自己自由的责任,也是捍卫他人自由的责任。现代心理学家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指出,现代社会的竞争所造成的紧张生存状况使普通群众难以随自由与责任之重,人们宁愿享有有保障的生活而自愿放弃自由的选择。这是法西斯主义兴起的重要根源。哈耶克认为,自由起源于无知状态,“保障自由的所有制度都是适应无知这一事实的产物”(《自由宪章》)。但是,对风险与不确定性的恐惧也使人逃避自由,“你恐惧,因为你不知道下一步踏向何地”,这就是人类在自由条件下的真实处境。
不论在哪个哲学家的定义里,傻根都是从内而外自由的。他的心思简单,和谐,未曾感受到任何外力强制和价值冲突,一举一动只受内心“绝对律令”的支配。他拿出5千块钱给王薄,为献血而晕倒,都是责任的驱使,而责任来源于道德自由。虽然他的道德自由很大程度上起源于无知,可“无知者无畏”,正由于缺少经济利益和社会知识的考量,傻根才得以拥有别人无法企及的自由。
需要指出的是,傻根的自由是极为脆弱的,这种道义上的自由是有国家暴力作为后盾的。即便有警察罩着,他经济自由的象征——钱包还是几经转手,差点把他盖房子娶媳妇的生存自由都弄丢了。很难想象他丢了六万块血汗钱,还能保持道德上的自由,一味天真地傻下去。
如果没有警察,那么黎叔也是自由的。他需要考虑组织、纪律、人才、权术、道上的规矩乃至和小叶的私生活,可他有足够的知识和智慧来解决群界和己界的棘手问题。他可以伤害任何人而不需要负任何责任,按照吴思的说法,血酬是对暴力的酬报,这种对他人自由的伤害权正是他得以自由的依据。可唯一值得他认真对付的是比他的团队组织得更严密、有“合法伤害权”的制度化暴力。虽然在影片中,他侥幸被公安捉住了,然而出了电影院,他的运气总是要好得多。我去年国庆钱包就被偷了,连贼的模样都没见着,谁知道是不是他干的呢?黎叔在银幕上失去了自由,可他的肉身还在逍遥法外呢!
所以说好人和坏贼都是挺自由的,最是好贼不自由。王氏夫妇亦正亦邪,在黑白两道之间无所适从,左边是海水,右边是火焰,自由是脚下丛生的荆棘。王丽本来有不帮助傻根的自由,没有保护他的责任,可是赎罪意识和良知的鞭策使得责任压倒了自由。王薄本来有盗窃任何钱包的自由(侵犯他人的自由也意味着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但对他而言,承担责任的风险很小),可为了老婆的一句话,他放弃了自由,而承担了保护六万块钱的责任。他清楚地知道这责任的分量难以承受,他甚至不能指望带给自己任何好处。他死了。
影片最后的镜头意味深长。当王丽听到丈夫的死讯,只是强忍着泪拼命吃烤鸭的卷饼。王薄用自己的命换来警察的宽恕,警察给了王丽自由,而王丽则把自由变成了另一种责任——母亲的责任,责任之下孕育了一个新的希望,两个自由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