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与逍遥——《天下无贼》的政治和哲学评论》白虹

7、光荣与梦想

　　《天下无贼》的名字很有意思，明明讲的是贼的故事，偏要说无贼，最后还真的无贼了。试问天下几多贼？道是无贼却有贼。曲终人散梦未醒，乌托邦里没有贼。
　　乌托邦（Utopia）这个词来自于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莫尔（Thomas Moore）的著作《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虚构了一个整齐划一的幸福岛国。另一个托马斯，大约同时代的意大利人康帕内拉（Thomas Campanel-la）也写了一本《□□》，歌颂了太阳（最高领导人的头衔）领导下的共产共妻的国度。论起乌托邦的源头，还得追溯到柏拉图的《理想国》，设想了一个哲人王统治下的理性王国。其实在孔子眼里，乌托邦根本不需要虚构，中国早在三皇五帝时期就已经实现了，只是从那以后，就一代不如一代，“礼乐崩坏，三纲五常之道绝，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扫地而尽于是矣”（欧阳修语）。
　　傻根大概不知道这么多典故，不过乌托邦却是实实在在的。的确，在傻根眼里，从头到尾什么事也没发生过，天下当真是太平盛世，路不拾遗，大贼小贼纷纷转世投胎了，留下一个清净世界，一个寄寓了美好理想的乌托邦，卢梭设想的“道德共和国”，一个人类有史以来从未放弃的梦想。
　　此外，为满足市场需要，影片还刻意营造了爱情的乌托邦，取悦崇拜爱情的时尚男女；为了应付广电总局的审查，还必须有英明神武的人民警察，守卫法律的乌托邦。有了这三个童话般美好的乌托邦作为背景，“天下无贼”看起来并不遥远。于是有人便深有感慨地说，傻根这样的人太少了，不然“天下无贼”的梦想还真有可能实现。很遗憾的是，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动机很美好，后果很严重。即便每个人都成了傻根，天下也不会缺少贼，至少是傻根式的贼。
　　需要注意的是，“贼”这个词不仅指一种身份，更有强烈的道德贬斥色彩，是摩西十诫的第八诫，长久以来是个骂人的词汇，从“贼婆娘”一直到“独夫民贼”，对任何人都可以找到合适的词汇。在法律中，盗窃并不是严重的罪行，在道德上却一直蒙受巨大的指控。这样，在道德至上的国度下，一个人的轻微过失就可以被轻易地转化成莫须有的罪名，即便这种罪名的罗织完全是出于公心和道德，以人民或道德共同体的名义庄严审判，并且不可上诉。王亚南在《中国官僚制度研究》指出，在古代中国，“一般的社会秩序，不是靠法来维持，而是靠宗法、靠纲常、靠下层对上层的绝对服从来维持；于是，‘人治’与‘礼治’便被宣扬来代替‘法治’。”
　　道德乌托邦本质上就是人治社会。这种道德乌托邦付诸实践，换来的是极为惨痛的血淋淋的教训：法国大革命的雅各宾专政、斯大林时期的大清洗、□□十年的“红色恐怖”以及民柬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在血泊中倒下的不仅是千千万万的傻根，还有他们“天下无贼”的梦想。
　　正因为如此，卢梭的“极权主义民主”一直受到后世自由主义哲学家的猛烈批判，以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和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最为有名。三人批判的角度各不相同：波普尔从批判理性主义出发，清算了历史决定论，把乌托邦称为开放社会的敌人；哈耶克则根据他“自发秩序”和“扩展秩序”的理念，批判计划经济和单一的价值体系，称之为建构理性（constructivist rationalism）“致命的自负”。而阿伦特从共和主义出发，指出极权源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泛滥，公共领域被摧毁就丧失了个人的自由。
　　爱情乌托邦就像是亚当和夏娃的伊甸园，爱情是最高甚至是唯一的价值，信仰的大厦构筑在情感的沙滩上，与道德乌托邦并无二致。我们已经见惯了文学作品和影视艺术对爱情毫无保留的歌颂和赞美，彷佛爱情可以超越一切，拯救人们于水火。有了爱情，人们就可以成为自由的超人，大到抛弃江山，平息战争，拯救地球，抵抗外星人，小到起死回生，浪子回头，发家致富，摸中六合采，一句话，“拥有爱情，别无所求”。
　　听到这句话，哲学家们一定不以为然。海涅说康德连生平都没有，更别提爱情了，一辈子只会在哥尼斯堡的林荫路下散步；叔本华没有婚姻，没有家庭，也没有爱情，一向看不起女人；可怜的尼采为莎乐美神魂颠倒，却惨遭拒绝，在瑞士的山谷里孤独地过完短暂的一生。爱情与哲学缘悭一面，爱情的天堂也就迷失在滚滚红尘中，任由强大的权力、金钱、道德观念来左右爱情的命运。
　　那么似乎只有法律才是可靠。人们常说，“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可魔高一丈的黎叔眼看要逃跑，道德法则失灵了，怎么办？正如人们所期待的，“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法律成了最后一张王牌，法律的乌托邦似乎是可能的。
　　哈耶克在《法律、立法与自由》中，把法律归结为自生自发社会的秩序，是各方力量此消彼长的博弈结果，所以三个强盗组成的社会必有法制。他认为，法律是内部规则（cosmos），只能被发现不能被创生，而立法是外部规则（taxis），是具有确定目的的理性命令。既然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立法便永远是不完善的，对法律的掌握永远是不完整的，要造出“疏而不漏”的天网，就需要极度丰富的知识信息，考虑每一条鱼可能的漏网方式和对策。如果法律成了社会关系的根本准则，试图用法律来规范一切，则法律本身需要非常大的广延（extension）和柔性（flexibility），这样的法律乌托邦也是遥遥无期。
　　以反腐败为例，阿克顿勋爵有句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如果一个人拥有权力且决心腐败，那么即便是再高明的制度和法律也无法杜绝腐败。而如果他像海瑞那样对腐败深恶痛绝，连法律的破网都可以闲置不用了。由此可见，道德和法律必须相辅相成，取长补短，把道德置于法律之下，填补法律的窟窿。道德作为社会的润滑剂可以减小许多法律摩擦，法律作为社会的保护伞可以减小道德消耗的成本。任何单一的价值都不能构建完美的社会。每一种乌托邦都体现了一种光荣的价值，却注定是一个永远实现不了的梦想。
　　爱因斯坦说，这个世界最不可理解的就是它是可以被理解的，正因为有了多样性，世界才值得被理解。尽管这个世界充满矛盾，理性与信仰对立，法律与道德冲突，事实与价值分离，自由与责任两难全，我还是乐观地相信分裂的世界图景会以某种形式获得统一。

　　2005年1月12日
　　于上地竹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