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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三)守 半世纪的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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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10月的台北,雨水不期而至地与这座城市道了声“早安。”于是乎,道路两旁参天的梧桐开始渐渐露出它颓败的态势;盛夏时的嫩叶也倏忽间不由分说地换成了淡黄的衣装;而公园花圃内的各位“嫔妃佳丽”正缓缓脱下夏日招展的外衣与渐渐敛起往昔的婀娜的身姿;这一切的枯黄、萧索与颓败的景色正预示着一个初秋时光的来临。
其实人生如四季,生命成长如初春,生命不断成熟与奋进如盛夏,生命渐渐颓败与凋零如深秋,生命的断裂与消亡如严冬,而不论哪种人生的四季与不论人生的哪种阶段,只要活得踏实与厚重,在年老之时回忆往昔逝去的岁月,能有一份安然之心和无愧之意,那便是不枉此生,也对得起这生如四季般的绽放与绚烂。
在台北北部的□□立师范大学里的教授公寓里,住着一位五十来岁寡居的女人。她是师范大学授课国文的教授,她为人和蔼可亲,对事业认真、执着,对同事、上下级相处良好,将近三十多年来都未遇较大的争执与矛盾,对自己授课的学生除了学业上的诲人不倦外,她虽身已老但常怀不老之心,仍能与学生们做着心灵上深层次的交流,在学生迷茫与混沌之际,她会用她的学识、阅历以及自身的处世哲学为困惑的学生直指一些思想与道路,就是这样一位同事眼中辛勤耕耘的书匠,学生们心中的良师与益友却在这片背井离乡的土地上有着痛彻骨髓的巨大隐痛。
她喜欢在休息的日子里,去台北的街道走走看看,不为别的,因为置身与台北以大陆各个省份、城市命名的街道上,对于一个远离故土的异乡人而言除了有种恍如隔世的惆怅外,更多地是想闻一闻家乡的味道,来慰藉自己心中对故土的思念。她也喜欢回到独居的家中,泡一碗家乡独有的三道茶,靠在紫檀木制的太师椅上,听着电台传来的越剧声,打发着静静流逝的光阴。只是在品茶听戏到深处,她都会一次又一次的止不住地流下泪水。在这夺眶而出湿润的泪水中,有的是对家乡的思慕,有的是对逝去亲人的怀念,也有对少时某一个让她魂牵梦萦的男子的追忆。亲人已逝,再多的困苦与哀痛也无法挽回既成的事实,但对故土和少时男子的思念与感怀却随着时间的推移、阅历的丰富一天天地增长与蔓延开来。她今生的企盼就是在有生之年回一回故土与见见她心中那个阔别半生未见的男子。
睹物思人,触景生情莫不过如此。
她只有一次婚姻,但那不是真情的所依,只是女子年岁增长的压力与亲朋间无休止般催促而产生的一种妥协与媾和。先生是上海人,1948年末就举家迁来台北,公公做着纱厂的生意,而先生自己是在洋行做经理,忙着企业存贷的营生。她迄今为止还记得在洞房那晚,先生对自己所说的话:“我们以前都有过去,既然姻缘让我们今生一起,那么请你和我都把过去忘掉,像古人那样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说完,一只手已紧紧地握住了她的手,在丈夫的情真意切的言说下,在那双手温柔却不失有力的感染下,她也紧紧地抓住双手,感叹地说:“会的,我会放下过去,和你携手,与你携老。”就这样 ,一个看似完整的婚姻就在她和张先生之间缓缓地拉开了帷幕。
婚后的生活总是那么波澜不惊,平淡中有着乏味、无趣的感觉在日子中间蔓延、开花甚至结果,远不及恋爱时光的那样刺激与新鲜。张先生依旧做着洋行的经理,虽然工作上要应酬四方,周旋于企业主、掮客间,但张先生是一个对生活、对婚姻较为看重的人,每个周末他们小两口还像热恋时的情侣那样去吃饭、看电影、散步、购物。虽然张先生是一个能看透她内心的人,从洞房时说的那些话就可以看得出,虽然两人现在已经结婚,过去似乎成了一种奢侈且痛苦的记忆,但她还是在内心的深处为往事、为以前的那个他筑起一个小小的窠臼。
日子如行云流水般那样静静从岁月中划过,从人心中流淌,从世俗喧嚣中渐渐湮灭。就这样,她和先生的日子已经过了半年之久,虽说是平淡,但好在两人性情直爽,不会因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斤斤计较而心生不快,徒然地给平静的生活增添了些许的真性情。可命运的艰难似乎很青睐眼前的这位女子,继上次远离故土的艰难之后,人生的又一大考验即将来临。
1951年夏末,张先生随同单位一起南下考察,在行驶至台南的道路上,偶遇山体泥石流滑坡,轿车内的一行人通通遇难。而远隔几百里的台北的家中,她吃完晚饭,端坐在电话机旁的座椅上,安静又迫切地等待着丈夫的回电。可是等了许久,依然还未等来丈夫的电话,不知不觉挂在墙上的时钟已走到了晚八点的位置。此时,窗外渐渐下起大雨,风汹涌地从窗外猛烈地刮来,雷声也识趣地加入了夏天的点缀,黑压压的天空,瓢泼的大雨以及那轰鸣的雷声,仿佛预示着某些事的发生。就这样,伴着窗外风雷雨电的和鸣,她一直等到了晚上10点,可电话依旧未能来临。“可能,他有事情给耽搁了吧。”她心里默念道……
翌日的清晨,一阵急促的电话声把她从睡梦中吵醒,“喂,你是哪位啊?”她睡眼惺忪有气无力地问道。“你好,请问你是张太太吗,我们这是兴民洋行驻台南的办事处,你先生昨天傍晚遭遇泥石流已经身亡,请你到兴民洋行总部随车前往台南办理善后事宜。”“什么 ,我先生怎么会这样,为什么,为什么 ?’’随即,一阵撕裂肺的哭声从卧室弥漫到整个屋子……
台南医院的太平间里,她和张先生的父母见到了他。他的脸已被坠下的石块砸的血肉模糊,胸前的衣服混杂着血迹和雨水变得混浊且肮脏,唯一可以辨认他身份的是他手臂上的一块胎记和手腕上所带的手表。她看着丈夫的遗体,泪水止不住地顺着脸颊往下流,手一边摸着她买给他的手表,边哭边说:“怎么会这样,你说好你要等我的,你怎么会一个人就这样走了?”你留我一个人我该怎么办,我能怎么办啊?”她竭尽着自己全身的力气在那哭喊,希望他能听到、看到,但这一切终归是一种徒劳,一种心理安慰。在旁的公婆看到儿媳这样的痛彻心扉,这样对自己儿子依恋的留露,也忍不住地哭了起来,于是三人纷纷抱头痛哭,嘴里说着一些含混不清的话语。不知是哭了多久,还是把身心已干涸,眼泪已用尽或是嘴巴哑声 ,抑或是医院工作人员的劝阻后的离开,这场白发人送黑发人,丈夫告别妻子的痛苦,在那个冰冷的太平间算是划上了个句号。
张先生出殡那天,她一袭黑衣,肩披黑纱,在堂姐妹地搀扶下,来到殡仪馆,送他最后一程。她看着他被推进火化房,看着他从一堆骨架变为一堆白色的粉末,她觉得她以不会再有爱情来光顾她了。她的爱情有死过两次,一个已葬在一个叫适园的地方,另一个则已枯死在台北这个伤心地。在下葬的过程中,她轻轻地打开骨灰盒把那块她买给他的瑞士金壳手表给放了进去,“啪”的一声骨灰盒轻轻地合拢了。这一合,似乎是完结了,可内心的思念与依恋依旧在回忆中慢慢煎熬与焦灼,没有归期。看着夫君的骨灰盒被放置在墓地的里面,四周垒起新土,最后在矗立起墓碑,一个前些日子还和她嬉笑愉悦的生命就这样消逝于无形,一段还不到一年的婚姻就这样被天灾所泯灭,这样的人与事都不是她想要的,无奈的是命运的藩篱总是禁锢着她的好运与精彩,不断放出路途的艰险与多舛来拷问她那颗柔弱且坚强的心灵。安置墓碑的仪式过后,亲朋们逐渐散去,只留她一人在碑前静默。她静静地跪在墓前,眼前则不断闪过她与他交往的点点滴滴,从相识到恋爱,在从恋爱到结婚,这中间的每一个细节她都慢慢回忆,并带着满腔的痛楚与泪水。
那一天,天气好像是入秋了,西下的落日的余辉照在她那娇小柔弱的身上,地面的斑驳正好印射着她悬挂在脸上的泪珠,啪的一声,一颗泪珠落在了地上,她浑然不觉,依旧沉湎于自己的沉思当中,直至夜意渐浓,秋风渐起。
接下来的事,就回到了故事开头的那一幕。张先生死后,她与公婆同住,工作由当初的高中□□被调入国立师范大学当了一名讲师,后来公婆及父母相继去世,余下的房子由哥哥嫂嫂及小舅子继承,自己至此从未结婚,孑然一身。只不过当初那个青葱的女子已成为了一个学识渊博、谈吐优雅的国文教授了。
1992年台湾的政局比以前开明了许多,大批1949年来台的大陆籍人士掀起了一场回乡探亲祭祖的浪潮,深刻地震动了当时整个台湾社会。
10月20日的那天,在办公室里正备案教学的她接到了大学关于组织陆籍人士组团去大陆探亲的通知时,她简直激动地要跳了起来,原以为自己要老死在这异乡客土,却没想到自己能在快耳顺之年能再回到故土去看看、去走走,那是多么让人激动且兴奋的事啊。她记得那天,她走路时都是三步并作两步走的,这样的心情,这样的姿态,仿佛自己回到了少女情窦初开的时光。
没过多久,她回乡探亲的申请已获得相关部门批准,并与下月初与随团的江浙籍教授一同前往。拿到台湾有关部门批准的通行证时,她热泪盈眶,泪珠汹涌地夺眶而出,这一刻她等了许久许久,几十年的风雨等待和人生煎熬仿佛在这一刹那有了最为重要的意义,这种意义大概是她来台之后最为重要的精神支柱—回家以及见他一面。对了,这次我能回家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家乡还好吧,你!还好吧?是不是还是以前那个玩劣的毛头小子,伯父伯母还好吧 ……在内心这样的反反复复的问号中,她一遍一遍地回忆起自己在家乡的点点滴滴,她的成长、她的求学以及她的初恋,那一晚她带着微笑走入睡梦,睡得是那样深沉与安详。在睡梦中,她重演了一次在荻花港码头的诀别,那最后的拥抱是那么地有力且深沉……
翌日,醒来,枕边的泪痕抚摸了她的脸颊。
为了提前告知自己要随团来大陆探亲,她将写给亲友的信先寄往了香港的表姑家,再嘱咐表姑把信寄往江浙的适园,在这些信件有寄给二姑的,也有寄给二舅的,当然也有寄给那个他的(她不知道他是否搬迁,凭着少时的记忆写下了他的地址),她这样曲线救国似的寄信,不为别的,只为了信件能快点寄到她的亲戚手里,因为这一刻 ,她等了太久太久了。
就这样一封封盖着香港邮戳的信件几经转辗寄到了适园,其中有一封信寄到了陈宏斌的祖宅的地址。
她就是苏梓映,民国三十八年与陈宏斌分别与荻花港码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