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仲宇散文.春雷万岁》鲁仲宇

6、工人生活的体验（2）

　　我因老卫劝我眼前别辞职而彷徨。
　　许久后，我决心继续在铝厂干下去。于是，找车间主任说：“干满了两个月，我才走人。”
　　侧门经常有自然风往车间吹，风能使人不那么觉得胸闷，所以，我一有空就走到侧门的附近坐一坐。但是，第三天，三十多岁的“拉管”的张玲望我发话了：在这儿做事，人要放灵活点儿，要见事做事，不能象磨子一样推一下转一下！“真是泼妇！”我心中说。刘佳曾经对我说“张玲是泼妇”。应该说张玲确确实实具有“泼妇”素质。她是外省人，在这儿举目无亲，却是天不怕，地不怕，不在乎任何人。这还不算，最叫人难以接受然而必须面对的事是：她总是“占强”和“横蛮”。眼前就对我实施“占强”和“横蛮”了。以前在六号机组的时候，我帮别人做事，别人不让帮，说是不关你的事，你就别做。老卫也是说不必帮别人，没事就坐坐。来这四号机，前班的同行就主动嘱咐我莫帮别人，并说搞坏了规矩，会招来埋怨。现在，人家发起了进攻，我不能没有反应，但我不是反进攻，我生成的性格是“宁可人负我”，因而，我满脸堆笑地走到了她的身边。于是，便不得闲：等到你去拉棒了，她就坐下来；等到你将棒拉来了，她就和她的副手一起干起来，也就有你为她帮忙的事儿。但是你去拉棒了，她不象六号机的人那样地为你帮忙而往炉子里喂棒。（她的副手有时帮忙往炉子里喂棒。）有一次等待管棒房钥匙的（这女工吃饭去了），花了一些时间，转来时，炉内承棒链空出三米多远，要不是以前存心研究续棒方法，这棒就续不上去了。
　　张玲有两大“爱好”，一是要人家帮她做事，二是“请客”。她经常请客，不过，只班长能够吃到她的东西。这天，她也为我备了一份吃食，说是让你辛苦了，应该请客了。我不吃她的东西（向来不吃零食），说你不必客气。她就说：“我请客，你不接受，当然可以。但你必须回敬我呀！”“不成问题！”我说。有道是“有了一回，不愁二次”，后来，她三天两头地要你买东西给她吃。你没有钱么，你应当拿餐票去食堂小卖部换取她想要的食品。一次，被刘佳遇上，他问明情况后，说：“别理她！你没来的时候，有一回，她打我的主意，要我买东西给她吃，我将脸一板，问：‘凭么什要我买东西给你吃呢？’此后，她再也不敢要我买东西给她吃。”我想我买东西给人家吃费冤枉钱是小事，帮人家做事也算不了什么，问题是人家是不是将我当个傻子而在侮辱我的人格呢？所以，我再买东西给张玲吃的时候，就留意她的眼神。不知买了多少次，就发现她的眼神不对，于是，说：我是作家，我有别的事情，不久就要离开这儿，“请客”的回数，也就不多了！她朝我盯了一会儿，说：“‘作家’！真看不出你是个很有头脑的人！”我说：我是作家的事，希望你不要对别人说。稍后，她问：我每次叫你请客，你都是毫不犹豫，这是为什么呢？我说：“不为什么，我只是认为‘请客’是个好玩的事儿。”其实，自从知道她已经在这儿干了三年的事之后，我的潜意识里就把她当一个幽魂看待了，我与她在一起的时候，总要自觉不自觉地望望她那红得不正常的脸，总要把她那红得不正常的脸，与她那不正常的脾气联在一起，而勾勒出一个人在临死前疼苦挣扎的图形。所以，买东西给她吃，自己总以为是在向阴界的幽魂化冥钱。我也有时因之犯嘀咕：这张玲一张嘴总是不得闲，也许她前生是饿死的？故此，我的潜意识里，还把她看作了我那于1959年因饥饿而死去的大妹的人世轮回，而眼前则是兄妹相聚。
　　终究抠到发工资的日子了，也就是新的一年的头个月的最后一天。因张玲相约，我和张玲一起去财务部领我上年12月份做三天工的工资。这时，我想：“后头一个月，除去过年的假期，也就只有那么十多天的劳动时间了，并且这时间还要分作‘年内’与‘年外’两部分，‘日子’，应该易于打发； ‘解放’的曙光，当是隐约可见！”因而，异常高兴。
　　发工资之前，并不是如人事部长当初所说的那样要张榜公布各人的工资情况，发挥大家的监督作用。虽然工资是由各车间主任造的表，但财务部尤其是老板于具体发放工资之前，完全可以暗箱操作，公开的理由就是“审核”，审核的时间就是从上月的月尾到发工资即一个整月。我去领工资之前，满以为可以拿到一百五六十元钱的工资，因为，人事部的副部长于招工时所提供的信息，以及人事部长当初与我们见面时所说的待遇问题，都是一致告知挤压车间的工人一个月试用期的工资为一千六百元以上，可是具体发放工资时，财务部拿出的工资册子上显示为七十多元钱，扣除20元钱的“考勤磁卡”购置费，我实际只领到50多元钱的工资。
　　出门时，我正好遇到车间主任，于是，将钱在他眼底展示，随之，求证道：这工资，是如何计算的呢？他略一愣怔，说：“造册子时，具体为你填写了多少工资，已经记不清楚。不过，后来老板对我说，你在一号机做三天事的工资，只能按八百元钱一个月推算。理由是：那几天正好机子经常发生故障，生产没有计件，而且，天天只做八小时的事。”这可是个尴尬事儿。我说：“一号机是这个厂最原始的机械，早就老掉了牙，它发生故障，实属厂家应当淘汰机械而没淘汰机械所造成的必然后果，不当由工人分担经济责任！”张玲扯了扯我的衣后摆，说：“算了吧，这个道理，他们应该比你更清楚。现在，请客去！第一次领工资要请客，这是老规矩。”我就坡下驴，往小卖部去。
　　这次“请客”，张玲跟了一路走。才走几步，张玲说：说个正事——你没有老伴，我给你找个，要不要？
　　我说我没有对任何人说过我没有老伴的话，是不是这样呢？
　　反正你没有老伴！张玲停了脚步，说。
　　我估计她是从人事部那儿获得的信息，因而，心中就人事部长泄露我个人资料上的信息而顿生恨意。
　　“怎么样？”
　　“你真会开玩笑！再过几天，我就要远离你们了，还介绍什么对象啊！再说，我早就铁了心这后半生不再娶妻，也不惹女人！”我心平气和地说，随之，转换话头，说：“时间宝贵，说说你的事吧！你已经干了三年多，厂里为你办了几险呢？”
　　“一险都不险。”张玲说着，略低了头，移脚前走，其神情，悲悲戚戚。
　　“当初，我来上班的时候，”我说：“人事部长承诺：在这儿干活满了一年的，厂里可以给办养老保险，和其他保险。他对你，是不是也是这样说的呢？”
　　“是的。”
　　“那你早就应该找他要养老保险呀！”
　　“为‘保险’的事，找过他们，回答是：当时只是说‘可以给办养老保险’，没说‘绝对给办养老保险’。从哲学的角度讲，‘可以’与‘不可以’相辅相成。没有‘不可以’，哪来‘可以’呢？而没有‘先进’做比较，何以见得‘落后’呀！你要是不服，可以辞职不再在这儿做事。” 张玲一声叹息，又说：报纸上有了“尘肺”的说法后，我才醒悟到：我们的老板热衷于淘汰旧人换新人，并不是或不只是如一般企业的老板那样地为求企业的“最佳活力”，而是或主要是早就知道让人在这儿做久了会出事。
　　略停，张玲再又说：
　　“按照现在的法律来讲，你在这儿上班，厂里应该与你订《劳动合同》。你拿到《合同》了没有？全厂三百几十个工人，没谁拿到《合同》！试用期满，老板应该为你办养老保险，全厂三百几十个工人，没谁享受到养老保险。国家规定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即使要加班，也有个限定，一般每日不得超过一小时，每月不得超过36小时；每个星期最少休息一天，元旦、春节、国际劳动节、国庆节等等七大节日要另行休假。可是，这里的老板除了春节全年不放一天假。他为了制造‘工资高’的假象，和为了压缩工人数量，从而在未来少上交社会保险费，而长年累月地公公开开地搞‘两班倒’，使工人每周工作84小时，约为法定时间的两倍！种种严重违法事件，为什么能够象没事一样？还不是政府里具体管这些事的贪官被老板拿钱收买了！人家不给办养老保险，你只能认命。曾经有人不服，跑到劳动行政部门告状，有关官员说管不了这么多。工人问：劳动侵权案不是当找劳动行政部门处理吗？当官的回答说：这栋四层楼从一楼到四楼都是劳动行政部门，你可以任意找人！结果事情不了了之。类似事件，报纸上、杂志里，以及小说中，早就写烂了，你应该知道不少。”
　　我说：我有两条具体意见。一是享受养老保险，是我国法律赋予职工的权利，不是老板 “可以”与“不可以” 给职工办理的事情。二是目前有些事情，不能怨劳动行政部门。譬如说，未订合同的，老板必须付出双份工资。现在大多数企业没有与职工签合同，工人大都在打“黑工”，法定权利普遍被侵犯。作为劳动行政部门，这个“签合同”，如何落实？“付出双份工资”，又如何落实？据说他们做出仲裁文书，没哪个老板予理睬，法院也不能够拿出人力来为这搞“执行”。就是说，只靠那么几个人，是解决不了这个具普遍性的社会问题的。也就是说，工人们必须团结一致地发挥自己的维权作用。一旦大家都行动起来，而直面于老板了，老板会有所顾忌。因为，当真事态发展到“全体罢工”那一步，最终吃“损失”之苦头的，是老板。不过，劳动行政部门不能够支持更不能够鼓励工人们搞“罢工”斗争。当前的社会主题是“□□”之下的“维权”，“维权”要与“□□”相“和谐”。所以说，你和工友们依法要求老板补办养老保险时，还是应该尽量心平气和地来，一次谈不成，谈二次、三次，有道是 “猴子不上树，多打几下锣”。
　　张玲说：“算了，我不要求老板补办养老保险。年后，再干个多月走人。这个月的工资是全年最高的，也只一千七百多块钱，还包括实实在在地干了31天而拿到的‘全勤奖’。平常也是月月满勤，只拿得到一千五六。按国家规定的每星期工作44小时折算，平均月工资，不足八百块钱！这么辛苦，工资却这么低，实在划不来。我干脆去找个明摆着只几百块钱一个月的轻爽事做算了。”略停，又说：八百块钱，不及社区居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的月收入的一半！我妹在居委会工作。她的工作那么卫生，那么舒服，每星期工作时间绝对不足40小时，月工资一千二，外加享受到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以及其他保险和烤火费、降温费、六大节日慰问费等等，总收入不会少于一千七，此外，他们一年12个月拿到13个月的工资，平均每个月摊增百块钱，合共月收入一千八。这还是最小最小的“官”，大官的劳动受益，更是不得了。自己富有了、舒服了，便以为天底下人都富有了、舒服了，这儿的官员，有几人深入基层生活而感知百姓的痛苦啊！
　　略微沉静后，我说你张玲还不错啊，这么会算账，至少有个初中毕业的文化吧？
　　张玲说当年参加高考，距录取线只那么几分了，因家贫未“复读”也就与“入大学深造”无缘。进入社会后，一直不顺，现在是混得人不人、鬼不鬼的，甚至有可能已经结怨于“尘肺”——！
　　张玲说到“尘肺”，声音里有了“哭”，我不能够再接腔。好在即将到达目的地。
　　几天后，厂门口贴出了报名值年班的通告。我想我应该借机体验工人的值年班的具体生活，也就报了名。
　　工厂的食堂，被老板的亲朋好友承包着在。平时的午餐和晚餐，食堂只办少量的大盆菜应景，先去吃饭的，可以凭餐票打到大盆菜，——半斤装的小碗一平碗；后去吃饭的，也就是大多数人，必须掏钱即加钱“炒菜”。“炒菜”最便宜的是白菜、芹菜、豆腐干，得加一元钱。我就常吃豆腐干。豆腐干批发价两元二角钱一斤，一斤可以炒四碟。就是说，炒一份加一元钱的菜食堂大约只付出一元钱的成本。那么，你给他们的面值三元钱的餐票就是纯净地消费饭，而煮饭的大米是批发价为一元二角钱一斤的早稻或中稻糙米，谁能吃得完一元钱的糙米饭呢？这一餐，食堂至少赚了我两元钱，即“对半赚”。半夜那一餐，食堂承包者凭一个鸡蛋二两面条（面条批发价一元五角一斤煮五碗，有时用面坊送来的湿面）和小撮青菜收取职工三元钱餐票或干脆收三元钱。平时刻薄，过年亦然。每班（24时）每人25元钱的生活费，十多人合共三百多元钱，即便是大年初一的午餐，食堂没好好地烧碗肉给大家吃；大家闹着“喝酒”，也就一瓶五六元钱一瓶的斤装的玩意儿。大年夜的晚餐，食堂只炖了最便宜的肉品即□□元钱一块的“半边鸭”做主菜。半夜那一餐，只能吃老板另外提供的“方便面”（限量，每人一袋）；早餐呢，我们自己煮粥吃（米是食堂头天拿出来的），另外，批发价为4角钱一个的小面包每人两个和见人一小袋进价为2角5分钱的榨菜。
　　老板初一与我们见了一面，给每人的慰问品就是一支几毛钱一支的卷烟。我历来不吸烟，就没享受这烟。
　　年初八开张。主要是全体员工报到和为火炉点火，其次是老板给大家发“压岁钱”。开张要于大门口及火炉旁边燃放鞭炮，事先备了八十件万响鞭炮，可是于厂门口摆鞭炮时，除几个门卫外，大都袖手旁观，我便约了近旁的老卫上去帮忙。老板的小车驶入厂门之时，也就是鞭炮骤响之际。老板充大，并不给工人们拜年或致新年祝辞，而是一头擂进了办公楼，进楼后，不再露面。一会儿，大家去财务部领“压岁钱”，也就自然而然地站成了老长的队。又是“每人20元”。可是，这个“每人20元”，又没我的份，说是已经写过辞职报告的人，不再是这个厂里的职工。老板在先不吭声，使一些人冤枉站了队。便有人不服，对人事部长说我们还在这里做事，怎能说不是这里的职工了呢？再说，我们工人平时都是凭“计件”领工资，今天上班，无件可计，这“压岁钱”，实际是工人们今天应得的“工资”。总之，我们今天按你们的要求来了，你们总得有个表示；我们新年打工开张，不能白跑了这趟路，是不是？人事部长不理睬这个。老板深居办公楼，有“保安部长”护着，不让工人接近，工人再怎么提意见，也不能够乱了他的视听。谁都有个把月的工资在他那儿扣压着，他才不怕你赌气走人呢！
　　因为二号机和三号机都有好多人没有再来上班，正式上班这天，车间主任将我调到二号机组劳动，而将一名新入伙的年轻人安排到四号机学技术，相应地，将“副手”安排“拉棒”了。实际是这位年轻人和“副手”合伙“拉棒”，或轮流“拉棒”，并且，张玲也被介入“轮流”。几天后，这个“副手”也写出了辞职报告，充其量只干一个月就不干了。
　　干了四个多月的三十多岁的刘佳，比我先写辞职报告。按说，除熔铸车间，氧化车间的工人最辛苦。挤压车间生产出来的管子，需要他们一根一根地固定到氧化架子上。大概每人每天要为捡管子弓腰一千八百多次，为固定管子缠绕九千多道铝线。反正，除了吃饭上厕所，十多个小时不得闲，比挤压车间的“锯管工”还要忙。他们都是年轻人，并且绝大多数是妇女，这种事只年轻人、只年轻妇女做得来。但是，他们的工资并不高，历来只占到挤压车间工人工资的中等水平。既辛苦又劳动报酬低，为此，刘佳早就窝了一肚子火。开年后，刘佳没再来上班。我父子初次进厂时采访的第一人，就是刘佳。之所以采访刘佳，是因为人事部长打算安排我的儿子进氧化车间做工，当时氧化车间只有三个男工，可以肯定我父子采访男工比采访女工更易于接近或走进现实，而刘佳便是距入口最近的男工。由于刘佳将劳动情况如实相告了，我的儿子才没进该厂打工。故此，我对刘佳有很好的印象，有感情。
　　一日中午吃饭，我望见刘佳出厂门，于是喊住，上前说话。他是来领工资的。因为上个月的工资老板于放过年假时大约支付了一半，剩下的，要和二月的一起等到三月最后一天发放，所以，他白跑了一趟路。好在他是这附近的农民，只白费了时间但没有损失路费钱。我问他打算今后凭什么度日生，他说他家分有几亩田地，他可以种菜卖。并且，他说：“虽然种菜收入要比‘当工人’少一些，但是人的生存环境好，我可以多活几年。这个‘几年’，是将钱难买的！”
　　依理，我也该走人了，可是，车间主任说还得干两天。我知道这个新的月份的“两天”是拿不到工资的，但我必须服从，要不，主任绝对不会算给以前应得的工资。其实，车间主任这时已经写出辞职报告，也是要走的人了。因为，三月底老卫打电话叫我去领工资时，顺便告诉我“车间主任已经离开这儿”。
　　老卫来电话叫我去领工资时，我还在医院的病床上仰着。[我于三月初离厂而回家后，歇过几天便又跑到医院再次做了手术。这次手术根源于前次手术（割痔疮）休息过后劳动过度。]我是四月下旬去领的工资。四月中旬，老卫也离开这个“铝业有限公司” 了 。他之所以一直对我非常关心，我估计与我曾在六号机组做事时关心过他的病痛有关。当时，我因为他说入冬以来脚掌几乎天天痛，教他求他老伴给做三四双棉布鞋垫，以便每天换几次鞋垫，使脚掌始终处于干爽的环境中。并且教他每隔十天半月，往脚板心贴三五天伤湿止痛膏。他们按我说的做了，脚掌痛，明显好转。
　　具体领工资时，我不能够如初次进厂那样地去与工人们相见，而是只能老老实实地呆在门卫室里，由保安部里的一名保安员凭了我的有效证件，去厂内财务部代领工资。（“证件”并非已被扣去20元工钱的考勤磁卡。磁卡早在我离厂时，被无偿收去。）这种类似于软禁的处境，令我心灵深处，生发出无限悲苦，以致之后许多日子里，心内老是不舒服。